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孩子已经被家庭给抛弃了，你要再让他觉得自己被这个国家抛弃，那么他/她会产生不解，甚至一种仇恨。”起码得让这些孩子知道，自己来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而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是值得记住和自豪的。
仲辉和聂立立夫妇是“国际中华儿童服务中心”（CCAI）的创始人。这是全球范围内最大的对华涉外收养机构，从事跨国孤儿收养已经23年了。在此期间，11800个中国孤儿顺利找到了“美国父母”。
艰难开启的收养之旅
1986秋天，仲辉成为1949年以来，大陆第一个被官方批准前往美国进修神学的留学生。之后，他和妻子聂立立一同前往美国。
聂立立是中国改革开放、恢复律师制度后的第一批持证律师，来美后她一直密切关注国内所有与法律相关的信息。1992年，中国颁布的《收养法》允许外国人到中国领养孤残儿童，仲辉和妻子决定帮中国孤儿找一个美国家庭。
当时的中国与今天全然不同，不少福利院婴满为患、人手不足、资金极其短缺。在长沙市儿童福利院里，仲辉看到这里除了一栋还算像样的办公楼，其余都是简陋的砖瓦小平房。“每间房20平米左右，每个房间怎么也得有三四十个孩子，有的哇哇大哭，但大部分一动不动。房间里看不到阿姨，也没有热水、医药和玩具。”
几个月后，仲辉和立立拿到了美国联邦税务总署颁发的非赢利慈善机构证书，成立了CCAI。
1993年1月18日，柏灵夫妇成为CCAI第一个申请的收养家庭。到3月份，由6个家庭组成的Group1（第一批）即将成型。然而，直到1993年年底，新的《收养法》出台，一切才有了开始。
1994年3月27号，Group 1终于获准飞向中国，来到长沙。第一次收养，政府部门间难免会有些信息沟通不畅。在多次沟通之后，6个家庭终于来到湘潭福利院。
1994年，总共有20个中国孩子从此不再是孤儿。
这个消息在美国炸开了锅，媒体蜂拥而至，这些中国小姑娘登上了数家刊物的封面，文章里称她们为“ChinaDolls（中国娃娃）”。
到1998年，CCAI已经成为了全美最大的对华涉外收养机构。
当“孤儿”、“涉外”和“中美关系”这些关键词一起出现时，仲辉夫妇的一举一动，难免要被拿到显微镜下一一审视。
经过漫长的磨合，这对夫妇和“相关单位”已经达成某种默契，或许他们的底气来自CCAI所有服务从来都属于慈善非营利性质。
一个家庭领养一个弃婴全部费用大概是3万美元，包括申请、材料整理、家庭调查、指纹鉴定、移民审批、中国政府审批、收养前培训、收养后跟踪服务、夫妻二人的往返机票和所有在中国的吃住行花费，以及给福利院的3万人民币的儿童养育费。
这其中的不到四分之一属于机构收入，作为将近两百名员工的薪水以及机构的基本开销。对此，领养家庭都感叹地说这个收费在美国，已经是合理得不可思议，他们知道很多涉外领养机构的费用都要在4万甚至5万美元。
完整与不完整
2015年3月14日傍晚，从郑州来的Group2173（CCAI的第2173个涉外收养团）飞往广州办理孩子的签证手续。
这些刚被撕去“孤儿”标签的孩子们，有的双腿戴着矫正器、有的前额绑着术后绷带、有的唇颚裂……
托马斯一家来了6口人，这次，他们收养了一男一女——小洁患有先天性脑室增大（脑萎缩）;而唇腭裂的小风，则是HIV携带者。这个家庭并不富裕，为了此次的中国之行，他们已经省吃俭用了一年。当被问到为什么愿意收养这样的两个孩子时，他们一家回答：“我们一看到他们的照片，”托马斯抬起手来擦了一下眼睛，“不知为什么一下子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孩子……”
照片上的男孩，单眼皮、唇腭裂、肤色显出不健康的蜡黄;而女孩则神情呆滞，唯独眼睛里透出深不见底的恐怯。
在2014年，像这样患有重大疾病的儿童，占CCAI成功收养95%以上比例。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些可被涉外收养儿童的状况已经从性质上发生了某种转变：从几乎清一色女孩到男女不一;从绝大多数一周岁左右到年龄各异;从基本健康无碍到基本生来残疾。
这相当于在原有的“非亲生”底色上添加“大龄”或“不健全”（甚至两者并存），其涉外领养难度系数，猛然激增。
“真正困难之处其实是除经济之外，父母在情感上、精神上所需要承担的压力。那才是最折磨人的。”仲辉说。
在丹尼尔和卡罗琳与婷婷相处的几天里，这个喜怒无常的小姑娘除了大哭大闹以外，遍地打滚、拳打脚踢、撒泼耍赖都是随时可能出现的。有一次她甚至因为要跑出宾馆“找（福利院的）阿姨”被制止而小声咒骂妈妈是“臭女人”。为此这对年轻的夫妇伤透了脑筋。
平日他们习惯了被忽视，虽然绝大多数都不至于过分反叛，却都称不上阳光。很难想象这一个个家庭要耗费多少时间、精力和真心，才能夠帮助他们长成快乐而灿烂的模样。
“福利院现在98%都是残疾孩子，而且年龄普遍偏大，在国内是基本没有被收养的可能的。他们怎么办？每个孩子都应该属于家庭、充满爱的家庭，你不能说因为他生来有缺陷，就不配拥有这个天赐的权利。”聂立立说。
似乎总有紧迫感从这些收养家庭的内心深处溢出来，其中还夹杂着某种悲天悯人，他们总是不自觉地认为：我不救，这个孩子该怎么办？
让他们找得到“国家”
除此之外，仲辉与聂立立还有一个理念：不仅要替这些没有家的孩子找到“家”，并且还要在他们长大成人的漫漫道路上，让他们也找得到“国家”。
仲辉和聂立立一直觉得，对于一个被抛弃的人来说，故乡是极重要的，这是没有被抛弃过的人所难以理解的。“因为孩子已经被一个小单位——家庭给抛弃了，你要再让他觉得自己被这个国家抛弃，被这个民族抛弃，那么是会容易扭曲的。他/她会产生不解，甚至一种仇恨。”聂立立说。 他们始终坚持的是，起码得让这些孩子知道，自己来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而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是值得记住和自豪的。
只是其中也存在些许无奈。“这么多年来，人们总会不自觉地把涉外收养定义为某种‘施舍’甚至‘侵略’。一提到美国人收养中国孩子，就会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伤了民族自尊心，就会说中国自己的孩子为什么要让外国人来养呢？可是对于我们来说，事情远远没有那么复杂，这些孩子丧失了亲生父母、没了家，我们每个有良知的人都应尽全力来给他们找个家，把属于他们的生存、成长、成功和享受幸福的权利还给他们，就这么简单。”
“我们中国人都喜欢讲‘血浓于水’，但在西方文化里，家庭的概念就要宽泛得多。并不是说谁好谁坏，而只是文化差异而已。但我们一直在努力帮助这些孩子，在他们美国公民身份形成的过程中，去寻找一种归属感。毕竟我们自己是中国人，中国人做中国事。”聂立立说。
埃德和帕蒂一家是“寻根之旅”中的一份子，他们前后收养了江浙的两名弃婴：塞瑞与艾茉莉。平日在家里，这对夫妻也在尽可能地营造某种浓郁的中国气氛。他们的客廳墙上悬挂着两幅装帧精良的国画，分别是烟雨蒙蒙的江南和乡村牧童吹着笛子自娱自乐，此外，不管是中国的春节、元宵节、中秋节，无一遗漏。
同时为了让塞瑞和艾茉莉保持自己原有的文化传统、能更好地学习母语，帕蒂每天下班后都带着她们去CCAI的中文语言班学习，希望孩子能“从接触中国文化而热爱中国”。
随着女儿日渐长大，她们对几千公里外的从未踏足过的故乡，产生了复杂而强烈的感情。于是埃德夫妇决定带着两个女孩回中国“寻根”。他们先后到了北京、成都、塞瑞和艾茉莉被收养的两所福利院，沿京杭运河游苏杭，再到广西看了看“山水甲天下”的桂林，最后从香港飞回美国。
看见福利院里那一个个孩子时，她们心中涌现的感伤，“多希望她们都能像我和艾茉莉一样找到爸爸妈妈呀”，塞瑞说着红了眼眶。
“而且我从来没想过中国竟然有这么多的人，虽然看着周围都是跟自己长得差不多的脸，那种感觉挺幸福的，但实在是太挤了……”塞瑞说，而且她也不喜欢四处都是叼着烟的人，一路上她经常被熏得咳嗽。虽然心底有着不知出处的乡愁，但其实骨子里，她们都已经是彻头彻尾的美国少女了。
（《南方人物周刊》15年第22期陈又礼/文）
仲辉和聂立立夫妇是“国际中华儿童服务中心”（CCAI）的创始人。这是全球范围内最大的对华涉外收养机构，从事跨国孤儿收养已经23年了。在此期间，11800个中国孤儿顺利找到了“美国父母”。
艰难开启的收养之旅
1986秋天，仲辉成为1949年以来，大陆第一个被官方批准前往美国进修神学的留学生。之后，他和妻子聂立立一同前往美国。
聂立立是中国改革开放、恢复律师制度后的第一批持证律师，来美后她一直密切关注国内所有与法律相关的信息。1992年，中国颁布的《收养法》允许外国人到中国领养孤残儿童，仲辉和妻子决定帮中国孤儿找一个美国家庭。
当时的中国与今天全然不同，不少福利院婴满为患、人手不足、资金极其短缺。在长沙市儿童福利院里，仲辉看到这里除了一栋还算像样的办公楼，其余都是简陋的砖瓦小平房。“每间房20平米左右，每个房间怎么也得有三四十个孩子，有的哇哇大哭，但大部分一动不动。房间里看不到阿姨，也没有热水、医药和玩具。”
几个月后，仲辉和立立拿到了美国联邦税务总署颁发的非赢利慈善机构证书，成立了CCAI。
1993年1月18日，柏灵夫妇成为CCAI第一个申请的收养家庭。到3月份，由6个家庭组成的Group1（第一批）即将成型。然而，直到1993年年底，新的《收养法》出台，一切才有了开始。
1994年3月27号，Group 1终于获准飞向中国，来到长沙。第一次收养，政府部门间难免会有些信息沟通不畅。在多次沟通之后，6个家庭终于来到湘潭福利院。
1994年，总共有20个中国孩子从此不再是孤儿。
这个消息在美国炸开了锅，媒体蜂拥而至，这些中国小姑娘登上了数家刊物的封面，文章里称她们为“ChinaDolls（中国娃娃）”。
到1998年，CCAI已经成为了全美最大的对华涉外收养机构。
当“孤儿”、“涉外”和“中美关系”这些关键词一起出现时，仲辉夫妇的一举一动，难免要被拿到显微镜下一一审视。
经过漫长的磨合，这对夫妇和“相关单位”已经达成某种默契，或许他们的底气来自CCAI所有服务从来都属于慈善非营利性质。
一个家庭领养一个弃婴全部费用大概是3万美元，包括申请、材料整理、家庭调查、指纹鉴定、移民审批、中国政府审批、收养前培训、收养后跟踪服务、夫妻二人的往返机票和所有在中国的吃住行花费，以及给福利院的3万人民币的儿童养育费。
这其中的不到四分之一属于机构收入，作为将近两百名员工的薪水以及机构的基本开销。对此，领养家庭都感叹地说这个收费在美国，已经是合理得不可思议，他们知道很多涉外领养机构的费用都要在4万甚至5万美元。
完整与不完整
2015年3月14日傍晚，从郑州来的Group2173（CCAI的第2173个涉外收养团）飞往广州办理孩子的签证手续。
这些刚被撕去“孤儿”标签的孩子们，有的双腿戴着矫正器、有的前额绑着术后绷带、有的唇颚裂……
托马斯一家来了6口人，这次，他们收养了一男一女——小洁患有先天性脑室增大（脑萎缩）;而唇腭裂的小风，则是HIV携带者。这个家庭并不富裕，为了此次的中国之行，他们已经省吃俭用了一年。当被问到为什么愿意收养这样的两个孩子时，他们一家回答：“我们一看到他们的照片，”托马斯抬起手来擦了一下眼睛，“不知为什么一下子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孩子……”
照片上的男孩，单眼皮、唇腭裂、肤色显出不健康的蜡黄;而女孩则神情呆滞，唯独眼睛里透出深不见底的恐怯。
在2014年，像这样患有重大疾病的儿童，占CCAI成功收养95%以上比例。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些可被涉外收养儿童的状况已经从性质上发生了某种转变：从几乎清一色女孩到男女不一;从绝大多数一周岁左右到年龄各异;从基本健康无碍到基本生来残疾。
这相当于在原有的“非亲生”底色上添加“大龄”或“不健全”（甚至两者并存），其涉外领养难度系数，猛然激增。
“真正困难之处其实是除经济之外，父母在情感上、精神上所需要承担的压力。那才是最折磨人的。”仲辉说。
在丹尼尔和卡罗琳与婷婷相处的几天里，这个喜怒无常的小姑娘除了大哭大闹以外，遍地打滚、拳打脚踢、撒泼耍赖都是随时可能出现的。有一次她甚至因为要跑出宾馆“找（福利院的）阿姨”被制止而小声咒骂妈妈是“臭女人”。为此这对年轻的夫妇伤透了脑筋。
平日他们习惯了被忽视，虽然绝大多数都不至于过分反叛，却都称不上阳光。很难想象这一个个家庭要耗费多少时间、精力和真心，才能夠帮助他们长成快乐而灿烂的模样。
“福利院现在98%都是残疾孩子，而且年龄普遍偏大，在国内是基本没有被收养的可能的。他们怎么办？每个孩子都应该属于家庭、充满爱的家庭，你不能说因为他生来有缺陷，就不配拥有这个天赐的权利。”聂立立说。
似乎总有紧迫感从这些收养家庭的内心深处溢出来，其中还夹杂着某种悲天悯人，他们总是不自觉地认为：我不救，这个孩子该怎么办？
让他们找得到“国家”
除此之外，仲辉与聂立立还有一个理念：不仅要替这些没有家的孩子找到“家”，并且还要在他们长大成人的漫漫道路上，让他们也找得到“国家”。
仲辉和聂立立一直觉得，对于一个被抛弃的人来说，故乡是极重要的，这是没有被抛弃过的人所难以理解的。“因为孩子已经被一个小单位——家庭给抛弃了，你要再让他觉得自己被这个国家抛弃，被这个民族抛弃，那么是会容易扭曲的。他/她会产生不解，甚至一种仇恨。”聂立立说。 他们始终坚持的是，起码得让这些孩子知道，自己来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而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是值得记住和自豪的。
只是其中也存在些许无奈。“这么多年来，人们总会不自觉地把涉外收养定义为某种‘施舍’甚至‘侵略’。一提到美国人收养中国孩子，就会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伤了民族自尊心，就会说中国自己的孩子为什么要让外国人来养呢？可是对于我们来说，事情远远没有那么复杂，这些孩子丧失了亲生父母、没了家，我们每个有良知的人都应尽全力来给他们找个家，把属于他们的生存、成长、成功和享受幸福的权利还给他们，就这么简单。”
“我们中国人都喜欢讲‘血浓于水’，但在西方文化里，家庭的概念就要宽泛得多。并不是说谁好谁坏，而只是文化差异而已。但我们一直在努力帮助这些孩子，在他们美国公民身份形成的过程中，去寻找一种归属感。毕竟我们自己是中国人，中国人做中国事。”聂立立说。
埃德和帕蒂一家是“寻根之旅”中的一份子，他们前后收养了江浙的两名弃婴：塞瑞与艾茉莉。平日在家里，这对夫妻也在尽可能地营造某种浓郁的中国气氛。他们的客廳墙上悬挂着两幅装帧精良的国画，分别是烟雨蒙蒙的江南和乡村牧童吹着笛子自娱自乐，此外，不管是中国的春节、元宵节、中秋节，无一遗漏。
同时为了让塞瑞和艾茉莉保持自己原有的文化传统、能更好地学习母语，帕蒂每天下班后都带着她们去CCAI的中文语言班学习，希望孩子能“从接触中国文化而热爱中国”。
随着女儿日渐长大，她们对几千公里外的从未踏足过的故乡，产生了复杂而强烈的感情。于是埃德夫妇决定带着两个女孩回中国“寻根”。他们先后到了北京、成都、塞瑞和艾茉莉被收养的两所福利院，沿京杭运河游苏杭，再到广西看了看“山水甲天下”的桂林，最后从香港飞回美国。
看见福利院里那一个个孩子时，她们心中涌现的感伤，“多希望她们都能像我和艾茉莉一样找到爸爸妈妈呀”，塞瑞说着红了眼眶。
“而且我从来没想过中国竟然有这么多的人，虽然看着周围都是跟自己长得差不多的脸，那种感觉挺幸福的，但实在是太挤了……”塞瑞说，而且她也不喜欢四处都是叼着烟的人，一路上她经常被熏得咳嗽。虽然心底有着不知出处的乡愁，但其实骨子里，她们都已经是彻头彻尾的美国少女了。
（《南方人物周刊》15年第22期陈又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