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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打着“同文同种”“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的招牌，不择手段地对中国沦陷区百姓进行欺骗劝诱、恫吓威胁。手无寸铁的中国民众面对日军阴森森的刺刀，大都迫不得已地表示服从。
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着攻陷中国大片国土，日本为了将占领区变成“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牢固基地，开始实施武装侵略和文化侵略齐头并进的策略，宣抚班大规模投入侵华战场，直接隶属日本各驻华派遣军总部。日军的《宣抚工作指南》明确：确保日军交通和通信线路安全完备;收抚民心，培养建设“新政权”之基础;尤其要“使民众由敬畏趋向融合，进而形成合作，以收到反共灭党之实效。”
“德政”和奴化
宣抚班实施奴化统治的方式是“以华制华”。宣抚班有专门编制，正副班长均由日军官兵充任，班内成员则统称为宣抚官。宣抚官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技能，有的能写会画，有的巧言善辩，有的则懂得医疗治病。至于从汉奸群体中挑选中国人充当宣抚官，日军的条件则更为苛刻。他们希望网罗“德高望重”的中国人为自己服务。一旦经过宣抚班筛选后能为日本人效劳，即可出任各种伪职，捞到不少油水。日本作家小岛利八郎在其作品《宣抚官》中描写了一个“宣抚演讲”的场面：诸位，我们是日本军……请看，你们的皮肤和我们的皮肤有什么不一样吗？你们的眼睛和我们的眼睛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吗？诸位和我们日本人都是兄弟民族。你们和日本人流着相同的血液。我们日本人希望和你们中国手拉起手来。但是蒋介石一派却抵抗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才拿起武器惩罚他们……诸位现在必须和日本军队合作，这是你们的义务，也是你们的幸福……如果有人暗通敌军，日本军队会毫不犹豫地把铁锤砸在你们头上。怎么样？都听明白了吗？明白了就赶快行动吧！
这个日军宣抚官的演讲就是一份最生動的“自供状”，他们打着“同文同种”“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的招牌，不择手段地对中国沦陷区百姓进行欺骗劝诱、恫吓威胁。手无寸铁的中国民众面对日军阴森森的刺刀，大都迫不得已地表示服从。而宣抚班就借此机会大做表面功夫，竭力宣扬日伪政权的“德政”，向他们灌输安分守己做“新民”的奴隶意识，利用沦陷区物质极端困难的情况向他们施以一点小恩小惠：比如给老人一支香烟，给妇女一盒火柴，给小孩一块牛奶糖……
宣抚班拉拢人心的奴化手段很多，除了贴标语、宣传画，发表演讲等方式外，他们还利用沦陷区民众极少看到电影这种“新鲜事物”，走村入寨巡回放映以“宣抚”为目的的所谓“慰安电影”，这些电影以宣传日军“威武神勇”、日本国力强大为主题。日本宣抚官川夜濑不逢在《宣抚行》中就得意地记载：“我们拼命地费尽口舌，其效果也不及如此。”
日军深知，“塑造顺民”应该从青少年的奴化教育抓起。1939年初，华北日寇开始“治安肃正建设”，强调“不要满足于一时的宣抚，重点在于永远获得民众”。为此，日伪政权挑选“合格”的教师，选择“合适”的知识，培养反共亲日的一代“新人”。小岛利八郎在《宣抚官》中记述，宣抚班在江苏宿迁县成立了“宿迁县复兴小学校”，那是一所“日语学校”，由“宣抚官”任教，还培养中国教师作日语教师。小岛写道：“要真正地把日本的伟大精神植根于中国儿童心中，就必须首先牢牢把握与儿童接触最多的（中国）教师的心。”
教科书作为文化控制的重要载体，也遭到日军的全面删改，沦陷后的东北所用课本都以日文为主体。在中小学校，教科书全部由“满洲国文教部”审定，内容全是“皇恩浩荡、王道精神”一类亡国教育。
各地宣抚班大力开办日本控制的学校，对中国青少年进行强力“洗脑”。驻深圳日军的宣抚班不但设立日语学校，还以每人每周发三两米作诱饵，逼迫学生入学。当时许多人家饥寒交迫，只得把孩子送进了日语学校。河北省曲阳县的宣抚班则把一批饥饿的顽童少年组织起来，用日军吃剩的饭菜加以引诱，让他们为日军跑腿做事，称之为“少年吃饭队”，成员达到30多人。对于普通的劳苦大众，宣抚班则伙同“临时政府”和新民会等汉奸机构，发放一些农耕种子、提供粮食救济、实施医疗巡诊等方式笼络人心。
但是，反抗无处不在。宣抚班经常临时雇用一些地痞、吸毒者充当密探，到各处刺探情报。这也给他们提供了假公济私、敲诈勒索的大好机会。他们到处搜捕反满抗日志士，随随便便就能把无辜百姓送入宪兵队。战后，据在山东担任过宣抚官的汉奸张成德回忆，日本人经常抓捕一些无辜百姓，以借口私通“八路”的罪名威逼其“进贡”，交不上来的格杀勿论。
中日宣传拉锯战
当时，八路军的四处游击，使得日军随时心惊肉跳。宣抚班最初的任务以攻击国民党为主，后来转成污蔑八路军，破坏抗日根据地建设。
抗战初期，八路军的对敌宣传一度滞后于形势的发展。对此，朱德率先使用“宣传战”这一概念，并明确提出必须“在文化运动和宣传战中战胜日本”。针对日寇总是“尽量利用艺术”并“特别注意用中国形式”的艺术进行宣传，朱德认为，既然敌人能“利用它作工具”，那么我们也“应当使它成为我们手中的武器。”调整宣传策略后的八路军开始占据上风，而“水土不服”的日军为此头痛不已。
双方为此进行了长期的“宣传拉锯战”。日军宣抚班的任务之一就是到街头收集八路军的抗日宣传材料，并依此制定反宣传的策略。每占领了一个地方，他们就把八路军的标语和宣传画涂掉，或者撕下来，换上日军的宣传标语和宣传画，但张贴标语这件事，日本人也输给了八路军。小池秋羊在《北支宣抚行》中描写道，日军宣抚班的传单很大，不便携带，张贴起来也特别费劲。由于纸张质量太好，无论抹多少糨糊，在砖墙上也不易粘合。糨糊一干，就被八路军轻而易举地揭下来扔掉。而八路军因为财政困难，使用的几乎都是粗劣的纸张，反而非常适合张贴。此外，八路军的宣传标语浅显易懂，还多配以生动的漫画，易于百姓接受。
同样的，八路军宣传部门也在不断研究日军的战场心理。他们通过查看日军的信件、日记，与日军俘虏进行交流，发现大部分日军出身贫苦，来华作战多是受了欺骗或是被强制性驱使，天长日久逐渐产生了厌战、怠战情绪，情感也极其脆弱。八路军就会给他们送去樱花图片，上写“远海那边的故乡，樱花正盛开。家中亲人盼你生还，而不是挂着勋章的骨灰盒”的宣传词，日军许多士兵看后伤心落泪，思念家乡的情愫无法自抑。
艺术家徐灵的木刻《日兵之家》则刻画了一位侵华日军士兵的母亲，望着家中的儿媳和孙儿默默祈祷。这是当时日本许多家庭的真实写照——母亲牵挂儿子、妻子思念丈夫，家中一片凄凉。八路军把《日兵之家》制成许多明信片，装入“慰问袋”中，通过各种渠道向日军广泛散发。结果，日本士兵不仅暗中传看，而且有些人还将其偷偷邮寄回国。
油印宣传画也是八路军的一种宣传方式。其中的一幅油印画对日军的震撼很大：画中一轮明月，月亮中是一位日本妇女，月亮下是一座孤零零的碉堡。碉堡上有一个日本士兵在站岗，旁边写着一行日文：“你从月亮中可以望见心爱的娇妻，她也能从月亮中看到你。”这张宣传漫画令不少日本士兵喟然长叹。有一名日军中佐曾作诗一首，流露了明显的厌战情绪：“百万健儿驱壮马，野战攻城尸作履。愧我何颜见父老，回思未有几人还。”
随着八路军“心理战”的加强，日军逃亡、自杀、投诚事件日益增多。1942年，日军向八路军自动投诚者占7%，到1943年已经上升到48%。日军高层对此十分恐慌，他们禁止日军士兵接触中国共产党散发的宣传画，但是收效甚微。在日军榆次师团司令部副官会议上，一位高级将领也承认：“因为华军的反战宣传，总觉得士兵的思想似乎在动摇，实在难以指挥。”
可以说，日军宣抚班在侵华战场上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作为日军“笔部队”重要成员的作家杉山平助无奈地说，“中国人的自尊心强大到令人惊叹的地步，在被打得七零八落的时候，从老妈子到下人仆从，尽管表面上恭顺，内心里谁也瞧不起日本人，即使等到黄河水变清的时候，指望支那人从内心里向日本人屈服，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水云间荐自《看历史》2015年8月号）
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着攻陷中国大片国土，日本为了将占领区变成“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牢固基地，开始实施武装侵略和文化侵略齐头并进的策略，宣抚班大规模投入侵华战场，直接隶属日本各驻华派遣军总部。日军的《宣抚工作指南》明确：确保日军交通和通信线路安全完备;收抚民心，培养建设“新政权”之基础;尤其要“使民众由敬畏趋向融合，进而形成合作，以收到反共灭党之实效。”
“德政”和奴化
宣抚班实施奴化统治的方式是“以华制华”。宣抚班有专门编制，正副班长均由日军官兵充任，班内成员则统称为宣抚官。宣抚官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技能，有的能写会画，有的巧言善辩，有的则懂得医疗治病。至于从汉奸群体中挑选中国人充当宣抚官，日军的条件则更为苛刻。他们希望网罗“德高望重”的中国人为自己服务。一旦经过宣抚班筛选后能为日本人效劳，即可出任各种伪职，捞到不少油水。日本作家小岛利八郎在其作品《宣抚官》中描写了一个“宣抚演讲”的场面：诸位，我们是日本军……请看，你们的皮肤和我们的皮肤有什么不一样吗？你们的眼睛和我们的眼睛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吗？诸位和我们日本人都是兄弟民族。你们和日本人流着相同的血液。我们日本人希望和你们中国手拉起手来。但是蒋介石一派却抵抗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才拿起武器惩罚他们……诸位现在必须和日本军队合作，这是你们的义务，也是你们的幸福……如果有人暗通敌军，日本军队会毫不犹豫地把铁锤砸在你们头上。怎么样？都听明白了吗？明白了就赶快行动吧！
这个日军宣抚官的演讲就是一份最生動的“自供状”，他们打着“同文同种”“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的招牌，不择手段地对中国沦陷区百姓进行欺骗劝诱、恫吓威胁。手无寸铁的中国民众面对日军阴森森的刺刀，大都迫不得已地表示服从。而宣抚班就借此机会大做表面功夫，竭力宣扬日伪政权的“德政”，向他们灌输安分守己做“新民”的奴隶意识，利用沦陷区物质极端困难的情况向他们施以一点小恩小惠：比如给老人一支香烟，给妇女一盒火柴，给小孩一块牛奶糖……
宣抚班拉拢人心的奴化手段很多，除了贴标语、宣传画，发表演讲等方式外，他们还利用沦陷区民众极少看到电影这种“新鲜事物”，走村入寨巡回放映以“宣抚”为目的的所谓“慰安电影”，这些电影以宣传日军“威武神勇”、日本国力强大为主题。日本宣抚官川夜濑不逢在《宣抚行》中就得意地记载：“我们拼命地费尽口舌，其效果也不及如此。”
日军深知，“塑造顺民”应该从青少年的奴化教育抓起。1939年初，华北日寇开始“治安肃正建设”，强调“不要满足于一时的宣抚，重点在于永远获得民众”。为此，日伪政权挑选“合格”的教师，选择“合适”的知识，培养反共亲日的一代“新人”。小岛利八郎在《宣抚官》中记述，宣抚班在江苏宿迁县成立了“宿迁县复兴小学校”，那是一所“日语学校”，由“宣抚官”任教，还培养中国教师作日语教师。小岛写道：“要真正地把日本的伟大精神植根于中国儿童心中，就必须首先牢牢把握与儿童接触最多的（中国）教师的心。”
教科书作为文化控制的重要载体，也遭到日军的全面删改，沦陷后的东北所用课本都以日文为主体。在中小学校，教科书全部由“满洲国文教部”审定，内容全是“皇恩浩荡、王道精神”一类亡国教育。
各地宣抚班大力开办日本控制的学校，对中国青少年进行强力“洗脑”。驻深圳日军的宣抚班不但设立日语学校，还以每人每周发三两米作诱饵，逼迫学生入学。当时许多人家饥寒交迫，只得把孩子送进了日语学校。河北省曲阳县的宣抚班则把一批饥饿的顽童少年组织起来，用日军吃剩的饭菜加以引诱，让他们为日军跑腿做事，称之为“少年吃饭队”，成员达到30多人。对于普通的劳苦大众，宣抚班则伙同“临时政府”和新民会等汉奸机构，发放一些农耕种子、提供粮食救济、实施医疗巡诊等方式笼络人心。
但是，反抗无处不在。宣抚班经常临时雇用一些地痞、吸毒者充当密探，到各处刺探情报。这也给他们提供了假公济私、敲诈勒索的大好机会。他们到处搜捕反满抗日志士，随随便便就能把无辜百姓送入宪兵队。战后，据在山东担任过宣抚官的汉奸张成德回忆，日本人经常抓捕一些无辜百姓，以借口私通“八路”的罪名威逼其“进贡”，交不上来的格杀勿论。
中日宣传拉锯战
当时，八路军的四处游击，使得日军随时心惊肉跳。宣抚班最初的任务以攻击国民党为主，后来转成污蔑八路军，破坏抗日根据地建设。
抗战初期，八路军的对敌宣传一度滞后于形势的发展。对此，朱德率先使用“宣传战”这一概念，并明确提出必须“在文化运动和宣传战中战胜日本”。针对日寇总是“尽量利用艺术”并“特别注意用中国形式”的艺术进行宣传，朱德认为，既然敌人能“利用它作工具”，那么我们也“应当使它成为我们手中的武器。”调整宣传策略后的八路军开始占据上风，而“水土不服”的日军为此头痛不已。
双方为此进行了长期的“宣传拉锯战”。日军宣抚班的任务之一就是到街头收集八路军的抗日宣传材料，并依此制定反宣传的策略。每占领了一个地方，他们就把八路军的标语和宣传画涂掉，或者撕下来，换上日军的宣传标语和宣传画，但张贴标语这件事，日本人也输给了八路军。小池秋羊在《北支宣抚行》中描写道，日军宣抚班的传单很大，不便携带，张贴起来也特别费劲。由于纸张质量太好，无论抹多少糨糊，在砖墙上也不易粘合。糨糊一干，就被八路军轻而易举地揭下来扔掉。而八路军因为财政困难，使用的几乎都是粗劣的纸张，反而非常适合张贴。此外，八路军的宣传标语浅显易懂，还多配以生动的漫画，易于百姓接受。
同样的，八路军宣传部门也在不断研究日军的战场心理。他们通过查看日军的信件、日记，与日军俘虏进行交流，发现大部分日军出身贫苦，来华作战多是受了欺骗或是被强制性驱使，天长日久逐渐产生了厌战、怠战情绪，情感也极其脆弱。八路军就会给他们送去樱花图片，上写“远海那边的故乡，樱花正盛开。家中亲人盼你生还，而不是挂着勋章的骨灰盒”的宣传词，日军许多士兵看后伤心落泪，思念家乡的情愫无法自抑。
艺术家徐灵的木刻《日兵之家》则刻画了一位侵华日军士兵的母亲，望着家中的儿媳和孙儿默默祈祷。这是当时日本许多家庭的真实写照——母亲牵挂儿子、妻子思念丈夫，家中一片凄凉。八路军把《日兵之家》制成许多明信片，装入“慰问袋”中，通过各种渠道向日军广泛散发。结果，日本士兵不仅暗中传看，而且有些人还将其偷偷邮寄回国。
油印宣传画也是八路军的一种宣传方式。其中的一幅油印画对日军的震撼很大：画中一轮明月，月亮中是一位日本妇女，月亮下是一座孤零零的碉堡。碉堡上有一个日本士兵在站岗，旁边写着一行日文：“你从月亮中可以望见心爱的娇妻，她也能从月亮中看到你。”这张宣传漫画令不少日本士兵喟然长叹。有一名日军中佐曾作诗一首，流露了明显的厌战情绪：“百万健儿驱壮马，野战攻城尸作履。愧我何颜见父老，回思未有几人还。”
随着八路军“心理战”的加强，日军逃亡、自杀、投诚事件日益增多。1942年，日军向八路军自动投诚者占7%，到1943年已经上升到48%。日军高层对此十分恐慌，他们禁止日军士兵接触中国共产党散发的宣传画，但是收效甚微。在日军榆次师团司令部副官会议上，一位高级将领也承认：“因为华军的反战宣传，总觉得士兵的思想似乎在动摇，实在难以指挥。”
可以说，日军宣抚班在侵华战场上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作为日军“笔部队”重要成员的作家杉山平助无奈地说，“中国人的自尊心强大到令人惊叹的地步，在被打得七零八落的时候，从老妈子到下人仆从，尽管表面上恭顺，内心里谁也瞧不起日本人，即使等到黄河水变清的时候，指望支那人从内心里向日本人屈服，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水云间荐自《看历史》2015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