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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长征中打仗是男战士的主要任务，他们经常流血牺牲。女战士只有遇上特殊危急情况，才要参加战斗。但她们的其他任务更多，一点都不比男战士轻松，同样会碰到险情。即使身怀有孕，也不例外。
身为政治战士的红军女战士，她们的主要工作是“走前走后”。对于挺着大肚子走长征的个别女战士，这项工作也得照常去做。头天晚上了解部队次日的宿营地，早起提前出发，赶在部队前面到达目的地，筹集到粮食，请好民夫，这就是“走前”。有时候到达目的地，群众躲进山里去了，粮食藏起来了，见不到一个人影，找不到一粒粮食。她们虽然完成了行军任务，却没有完成工作任务。她们丢下背包，来不及吃饭、洗脚，连夜跑好几座山去寻觅躲藏的群众，好不容易寻到几个老乡，费尽口舌宣传一番，说服他们为红军当民夫。待她们筋疲力尽地领着民夫回到宿营地时，天已大亮，队伍早出发了，又得拖着没有得到休息的双脚去追赶队伍。这就是“走后”。这一“走前走后”，每天就要多走出一二十里路，一年365天加起来，她们多走的路程就相当可观了。她们还不可避免地要走许多弯路、回头路、冤枉路，难怪了解她们艰辛的红军战士都称她们是“走了三万五千里的人”。
女战士们除了一路上“护红”，雇请民工、民夫，跟随担架外，还要做经济工作包括打土豪和筹粮筹款等。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污蔑、土豪劣绅的反动本质，加上土匪横行，使得筹粮筹款并不比行军打仗容易，也要冒着掉脑袋的风险。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筹粮筹款更为艰险，语言不通以及习俗差异，增加了工作难度。
长征中，女战士最头痛的是例假，它折磨着每一个红军女战士。无论是面对饥饿寒冷、风霜雨雪，还是敌人的追堵，她们都得不停地赶路；即使脸色苍白、腹部绞痛、两腿发抖、捂着肚子也得一步一步往前挪。不少人因此被各种疼痛难忍的妇科疾病肆虐终生。
长征过程中，红军女战士如果在不该生孩子的时间和地点生了孩子，那将更危险。因为孩子的哭声会暴露目标，所以只能将刚降生的亲骨肉用一件破衣服或是毛巾包着，连同休养连党总支书记董必武写的条子和几块光洋留给当地老乡。做妈妈的似锥子刺心，被姐妹们硬架着离开上路。如果遇上过河，产后未满月脚不能浸冷水的禁忌也完全顾不上了。走着走着晕倒了，苏醒过来什么吃的也没有……饥、寒、湿给女战士带来的恶果是生理失调，还得不声不响地咬紧牙关赶队伍。一旦被发现有病，就可能得到那不想得到的“八块钱”——被寄放在老百姓家里，那可就不是难受的问题，而往往意味着生命的终结。
这支人数不多的娘子军随着大部队跋涉在漫漫征途中，不懈前进，永不言败，从不掉队。她们给自己提出的行军口号朴素而简单：“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
二
中央红军共有30位女战士参加了长征。途中，有5位女战士生了孩子：贺子珍和陈慧清是在二渡赤水前后，廖似光是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曾玉是在从湖南进入贵州刚过老山界时，刘群英是在康西阿坝地区。革命胜利后，几位大姐见了长征时担任干部休养连连长的侯政，就询问他她们的孩子在哪个地方生的，要去找，可最终一个也没有找到。
周子昆的妻子曾玉是第一个遭受这种不幸的人。这位在1928年参加了湘南暴动之后走上井冈山的女共产党员，在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前已经怀孕好几个月了。她不在参加“转移”的名单上，红军西征以后，她便一直偷偷地跟着队伍走。后来，干部休养连留下了她。由于不在编，所以在分配口粮时，常常没有曾玉的份儿，蔡畅、邓颖超、贺子珍、肖月华、李坚真这些姐妹们经常把自己的一份匀出来一些送给她：没有被子，大家就挤在一起睡。就这样，在战友们的帮助下，她挺着大肚子，坚持着一步一步地翻过了老山界。
一天中午，她感到腹内一阵剧痛，捂住肚子蹲在地上站不起来。额头上渗出一层冷汗。同行的钱希均看见了，忙扶住她问：“是不是要生了?”
脸色蜡黄的曾玉吃力地点点头：“怕是……到了宿营地，烦你替我找点草纸……真不是时候……”
这时候，休养连连长侯政赶来了，叫了一副担架，把曾玉放上去。
抬着曾玉走了没多远，忽然遇到敌人袭击，抬担架的民夫把担架一扔跑掉了，休养连的同志们只好赶快又把她扶上马背。这时，胎内羊水已破，血染红了垫在马鞍上的被子。曾玉疼得骑不住马，姐妹们又把她扶下马来。
在激烈的枪声中，曾玉捂着肚子，呻吟着一步步往前挪动着。忽然，她觉着下身撕裂般的疼痛，赶忙捂住肚子蹲下去，只觉着一股血冒出来，原来是婴儿的头已经出来了。情况异常紧急，董必武赶忙招呼了三个女同志，两个抬着已经昏死过去的曾玉，一个抬着婴儿的头，朝临近的一个小村子走去，血顺着曾玉的裤管流下来，一滴一滴洒在山路上。
到了宿营地，曾玉躺在一堆干草上，生下了一个儿子。
寂静的夜深沉得掉根针都听得见。曾玉紧紧地搂着婴儿，明天凌晨就要出发，她清楚，自己只能做一夜母亲。
出发的号声响了，曾玉从熟睡中的婴儿身旁爬起来，董必武把一张写好的字条压在孩子的身下，拉着一步一回头的曾玉，走出了那间屋子……
1935年2月11日，中央红军兵分三路由扎西掉头东进，准备东渡赤水。
就在这个时候，随干部休养连行动的贺子珍将要经历她人生中的第四次分娩。
据侯政回忆，贺子珍生孩子是在遵义会议后到红军二占遵义期间，是过了赤水河，在贵州白苗地区。“那天下着小雨，天灰蒙蒙的，她喊肚子疼的时候，敌人正在后面追来，枪声很紧”。“眼看孩子要出世了，得赶紧找个地方呀!说起来也真够运气，路上两头都没有房子，唯独中间有一间孤零零的小草屋。我们赶紧把贺子珍抬进草屋，屋里没有人，吊着的铜壶还在冒热气”。
当时是休养连的医生李治负责接生的，钱希均在一旁做助手，董必武和侯政在门外等候。“生下来的孩子是男是女我记不得了，后来邓颖超大姐告诉我，说贺子珍生的是一个女孩。陈慧清生的也是一个女孩，邓大姐给取了一个名字。叫‘双凤’”。陈慧清是邓发的夫人。贺子珍生下孩子，只看了孩子一眼，便被担架抬着上路了。
侯政回忆说：当时，“孩子洗干净后，我们用白布将孩子包好。我同董老商量，董老写了张条子，我们放了30块大洋，还有两碗鸦片烟土。两碗有多大?就是平时吃饭的粗碗，上下一扣，扣了两碗。炯土、条子一起放在孩子包里。董老写的条子大意是讲，现在我们要出发打王家烈去，为干人报仇。行军不能带孩子，这个刚生下来的孩子寄养在你家里，送给你做孙女吧，她长大了还能帮你干点活”。 险情丛生的长征路上，凯丰的妻子廖似光也有过一次痛苦的分娩。这位从30年代初就与凯丰以“假夫妻”身份在广东、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的女共产党人，在中央红军翻过马鞍山以后经历了做母亲的阵痛。那时，警卫部队刚与敌人交上火，激烈的枪炮声淹没了婴儿坠地时的啼哭。
廖似光长征时已经怀孕四五个月了，组织上将她编入干部休养连。
休养连和另外两个连成立党总支和3个党支部，董必武任总支书记，邓颖超任总支委员，廖似光任休养连支部委员。廖似光主要负责后勤工作，她经常与连指导员一起“打前站”，分住房和向群众了解驻地周围情况，以保证首长夫人和连队同志的安全。
因为部队是在遭到敌人空袭、堵截中迂回前进的，特别是通过敌人封锁线时，不仅要疾速行进，有时还要反击敌人，所以休养连并不能真正得到“休养”。这对孕妇廖似光来说，困难就更大了。但是，廖似光和其他红军战士一样，毫不畏惧，以顽强的毅力与大家一起前进。她知道大家都非常辛苦，她不仅尽量减少战友对自己的照顾，还和其他同志一样，一到驻地，便深入到群众家中访贫问苦，宣传党的政策和红军纪律。
红军每天至少要行军几十里，有时达到100多里。廖似光挺着大肚子行军，连日过度颠簸疲劳，又缺少食物，更谈不上营养。部队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时，怀孕仅7个月的廖似光早产生下一个男婴。为不拖累红军长征，她忍着悲痛，用毛巾将婴儿包好，并在上面写明他是红军的孩子和孩子的出生时间，连同身上仅有的几块钱一起送给了当地的老百姓。而对寄养的人家几乎来不及选择，常常是她们碰上的第一间有人的房子……自己则拖着虚弱的身体，强忍着失去亲生骨肉的悲痛，含着泪水，跟着队伍继续前进。
既无任何营养补充，又得不到起码的休息，廖似光的身体非常虚弱。但这位倔强的女战士产后不到一个月，就离开干部休养连，到供给部工作。在供给部，廖似光除了分房子、找粮食之外，还肩负宣传鼓动工作，没有一点怨言。
部队进入一望无际的草地，人一不小心就会陷进沼泽再也上不来。沼泽地里到处是腐烂腥臭的气味，水根本不能喝。天气变化无常，一阵风一阵雨。战士们身上是湿一阵干一阵。廖似光拖着虚弱的身体随部队前进，每到宿营地，就忙着烧水，找野菜，大家都夸她是红军队伍中的女强人。
邓发的妻子陈慧清也在不该生孩子的时候生了一个孩子。
中央红军长征时，邓发先后担任军委直属纵队副政委、政委。在长征途中，他既负责指挥部队行军打仗，又要严防敌人的破坏和袭击。连陈慧清也好几个月难得见上他一面。
26岁的陈慧清曾参加过省港大罢工，是广东有名的女工领袖。红军开始长征时，由于怀孕被分到了干部休养连休养，同时她还分到了一匹马。但在休养连同志们的印象里，她几乎没有骑过马，马背上常常坐着生病或负伤的战友。
一天早晨，正在行军中的陈慧清突然临盆，而当时殿后的红五军团正在全力阻击蜂拥而来的国民党军队，敌机低空从头顶飞过。
董必武等人只好让抬着陈慧清的担架从疾进的队列里出来，在路边找了一问破屋，等待分娩。她的分娩过程痛苦而漫长，疼痛致使陈慧清在屋里地上直打滚。给她接生的医生孙仪之也急得满头大汗，孩子就是生不出来。等了两个多小时，婴儿才姗姗降到人间。为了保证孩子顺利出生，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命令第三十七团团长吴克华带领全团指战员全力阻击尾追的敌人，不得使敌前进一步，使部队牺牲了一些同志。
董必武命令民夫把昏迷不醒的陈慧清用担架抬走后，让医生找块破布把孩子包好，又写了一张条子，连同十块银元，一起裹在破布里，然后走出了这间破房子……
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曾日三的妻子吴仲廉，在长征途中怀孕，并挺着逐渐隆起的肚子走完长征路。1937年1月初，她在抚彝县河沟张家庄生了个男孩，起名叫王继曾。因为当时战争残酷，孩子带着的确不方便，在野外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里还会被冻死。万般无奈，夫妻俩商量后决定把刚出生40天的孩子寄养到沙河堡花园村的民团大队长王学文家中。
12年后，在高台驻军的协助下，王继曾才回到了生母身边。
三
张琴秋和陈琮英等也是在长征中遭遇怀孕或分娩痛苦的女性。
1936年春，张琴秋与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结婚了，不久便有了身孕。在漫漫长征途中，她同样遭受了挺着大肚子跋涉千山万水的痛苦。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后在敌军的“围剿”下，损失惨重。时任西路军组织部部长的张琴秋拖着沉重的身子随军突围。
次年1月21日，西路军从抚彝向倪家营子突围过程中，张琴秋肚子疼得直呻吟，大汗淋漓。
张琴秋让总部军医黄志亭搀着，强忍着阵痛，指挥被冲散的部队轻装突围。刚冲过第一道防线时，一个男婴就降生在冰天雪地的戈壁滩上了。婴儿用哭声向世界宣告他来到了人世间。而戈壁滩的暴风雪却是杀人的刀子，转眼功夫就扼杀了他那嫩芽般的生命。母亲张琴秋还没来得及给他喂上一口奶，便忍痛弃下他小小的尸体，翻身上马，挥泪出征，鲜血染红了马鞍。
比起长征中其他女同志生孩子的遭遇来，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要幸运一些。
1936年7月中旬，红军总部抵达川西北高原的阿坝，就近筹集粮食和牛羊肉，准备第三次穿越草地。一天，傅连啤急急忙忙地找到卫生所的医生周起义，迫不及待地说：“小周，赶快收拾好药包，有紧急任务!”
周起义不禁问道：“哪个首长病了?”
“任胡子(指任弼时)的老婆出事了，听说是从楼梯上跌了下来……”
原来，朱德、康克清和任弼时、陈琮英，当时同住一所藏民院落，土木结构的两层平顶楼房，楼上几间房子宽敞舒适，光线充足，通风也好，正是夏日居住之所；楼下则是冬季居住的地窝子，与牲口棚圈紧挨在一起，蚊蝇也多。一根长长的独木梯子，就是唯一上下的交通工具。陈琮英因在行军路上趟过几道河，受了点风寒，感到十分疲倦。当她扶着独木梯子上楼时，刚上了几个台阶，一步没有踩稳当，就从梯子上摔了下来。刹那之间，腹部也阵痛起来，想站都站不起来了。
陈琮英就被扶到楼下的土屋里面。等待分娩。幸好傅连暲等及时赶到，几乎没费多大周折，孩子就平平安安降生了。任弼时就给他们这个女儿取名“远征”。
孩子出生后，就面临着穿越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陈琮英是被担架抬着、被马驮着穿越草地的；那尚未满月的婴孩，也在周起义等人轮流背动的篓子里面，或轮流挑起的筐子里面，一路上颠来颠去。摇动不止。身负重任的任弼时，偶尔也将孩子抱着或背上一程，以尽做父亲的责任。而陈琮英这个“月婆子”，是在担架上、马背上，迎着暴风骤雨“坐月子”的。8月间，红军兵临岷州城下时，婴孩方才“满月”，“月婆子”也就“出月”了。
陈琮英和她的女儿能够走出茫茫草地，越过天险腊子口，顺利抵达陇南、陇东以至陕北，可以说是各路红军长征队伍中的一个奇迹。这个新生儿称得上是盛开在长征途中的幸运之花。
长征中打仗是男战士的主要任务，他们经常流血牺牲。女战士只有遇上特殊危急情况，才要参加战斗。但她们的其他任务更多，一点都不比男战士轻松，同样会碰到险情。即使身怀有孕，也不例外。
身为政治战士的红军女战士，她们的主要工作是“走前走后”。对于挺着大肚子走长征的个别女战士，这项工作也得照常去做。头天晚上了解部队次日的宿营地，早起提前出发，赶在部队前面到达目的地，筹集到粮食，请好民夫，这就是“走前”。有时候到达目的地，群众躲进山里去了，粮食藏起来了，见不到一个人影，找不到一粒粮食。她们虽然完成了行军任务，却没有完成工作任务。她们丢下背包，来不及吃饭、洗脚，连夜跑好几座山去寻觅躲藏的群众，好不容易寻到几个老乡，费尽口舌宣传一番，说服他们为红军当民夫。待她们筋疲力尽地领着民夫回到宿营地时，天已大亮，队伍早出发了，又得拖着没有得到休息的双脚去追赶队伍。这就是“走后”。这一“走前走后”，每天就要多走出一二十里路，一年365天加起来，她们多走的路程就相当可观了。她们还不可避免地要走许多弯路、回头路、冤枉路，难怪了解她们艰辛的红军战士都称她们是“走了三万五千里的人”。
女战士们除了一路上“护红”，雇请民工、民夫，跟随担架外，还要做经济工作包括打土豪和筹粮筹款等。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污蔑、土豪劣绅的反动本质，加上土匪横行，使得筹粮筹款并不比行军打仗容易，也要冒着掉脑袋的风险。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筹粮筹款更为艰险，语言不通以及习俗差异，增加了工作难度。
长征中，女战士最头痛的是例假，它折磨着每一个红军女战士。无论是面对饥饿寒冷、风霜雨雪，还是敌人的追堵，她们都得不停地赶路；即使脸色苍白、腹部绞痛、两腿发抖、捂着肚子也得一步一步往前挪。不少人因此被各种疼痛难忍的妇科疾病肆虐终生。
长征过程中，红军女战士如果在不该生孩子的时间和地点生了孩子，那将更危险。因为孩子的哭声会暴露目标，所以只能将刚降生的亲骨肉用一件破衣服或是毛巾包着，连同休养连党总支书记董必武写的条子和几块光洋留给当地老乡。做妈妈的似锥子刺心，被姐妹们硬架着离开上路。如果遇上过河，产后未满月脚不能浸冷水的禁忌也完全顾不上了。走着走着晕倒了，苏醒过来什么吃的也没有……饥、寒、湿给女战士带来的恶果是生理失调，还得不声不响地咬紧牙关赶队伍。一旦被发现有病，就可能得到那不想得到的“八块钱”——被寄放在老百姓家里，那可就不是难受的问题，而往往意味着生命的终结。
这支人数不多的娘子军随着大部队跋涉在漫漫征途中，不懈前进，永不言败，从不掉队。她们给自己提出的行军口号朴素而简单：“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
二
中央红军共有30位女战士参加了长征。途中，有5位女战士生了孩子：贺子珍和陈慧清是在二渡赤水前后，廖似光是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曾玉是在从湖南进入贵州刚过老山界时，刘群英是在康西阿坝地区。革命胜利后，几位大姐见了长征时担任干部休养连连长的侯政，就询问他她们的孩子在哪个地方生的，要去找，可最终一个也没有找到。
周子昆的妻子曾玉是第一个遭受这种不幸的人。这位在1928年参加了湘南暴动之后走上井冈山的女共产党员，在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前已经怀孕好几个月了。她不在参加“转移”的名单上，红军西征以后，她便一直偷偷地跟着队伍走。后来，干部休养连留下了她。由于不在编，所以在分配口粮时，常常没有曾玉的份儿，蔡畅、邓颖超、贺子珍、肖月华、李坚真这些姐妹们经常把自己的一份匀出来一些送给她：没有被子，大家就挤在一起睡。就这样，在战友们的帮助下，她挺着大肚子，坚持着一步一步地翻过了老山界。
一天中午，她感到腹内一阵剧痛，捂住肚子蹲在地上站不起来。额头上渗出一层冷汗。同行的钱希均看见了，忙扶住她问：“是不是要生了?”
脸色蜡黄的曾玉吃力地点点头：“怕是……到了宿营地，烦你替我找点草纸……真不是时候……”
这时候，休养连连长侯政赶来了，叫了一副担架，把曾玉放上去。
抬着曾玉走了没多远，忽然遇到敌人袭击，抬担架的民夫把担架一扔跑掉了，休养连的同志们只好赶快又把她扶上马背。这时，胎内羊水已破，血染红了垫在马鞍上的被子。曾玉疼得骑不住马，姐妹们又把她扶下马来。
在激烈的枪声中，曾玉捂着肚子，呻吟着一步步往前挪动着。忽然，她觉着下身撕裂般的疼痛，赶忙捂住肚子蹲下去，只觉着一股血冒出来，原来是婴儿的头已经出来了。情况异常紧急，董必武赶忙招呼了三个女同志，两个抬着已经昏死过去的曾玉，一个抬着婴儿的头，朝临近的一个小村子走去，血顺着曾玉的裤管流下来，一滴一滴洒在山路上。
到了宿营地，曾玉躺在一堆干草上，生下了一个儿子。
寂静的夜深沉得掉根针都听得见。曾玉紧紧地搂着婴儿，明天凌晨就要出发，她清楚，自己只能做一夜母亲。
出发的号声响了，曾玉从熟睡中的婴儿身旁爬起来，董必武把一张写好的字条压在孩子的身下，拉着一步一回头的曾玉，走出了那间屋子……
1935年2月11日，中央红军兵分三路由扎西掉头东进，准备东渡赤水。
就在这个时候，随干部休养连行动的贺子珍将要经历她人生中的第四次分娩。
据侯政回忆，贺子珍生孩子是在遵义会议后到红军二占遵义期间，是过了赤水河，在贵州白苗地区。“那天下着小雨，天灰蒙蒙的，她喊肚子疼的时候，敌人正在后面追来，枪声很紧”。“眼看孩子要出世了，得赶紧找个地方呀!说起来也真够运气，路上两头都没有房子，唯独中间有一间孤零零的小草屋。我们赶紧把贺子珍抬进草屋，屋里没有人，吊着的铜壶还在冒热气”。
当时是休养连的医生李治负责接生的，钱希均在一旁做助手，董必武和侯政在门外等候。“生下来的孩子是男是女我记不得了，后来邓颖超大姐告诉我，说贺子珍生的是一个女孩。陈慧清生的也是一个女孩，邓大姐给取了一个名字。叫‘双凤’”。陈慧清是邓发的夫人。贺子珍生下孩子，只看了孩子一眼，便被担架抬着上路了。
侯政回忆说：当时，“孩子洗干净后，我们用白布将孩子包好。我同董老商量，董老写了张条子，我们放了30块大洋，还有两碗鸦片烟土。两碗有多大?就是平时吃饭的粗碗，上下一扣，扣了两碗。炯土、条子一起放在孩子包里。董老写的条子大意是讲，现在我们要出发打王家烈去，为干人报仇。行军不能带孩子，这个刚生下来的孩子寄养在你家里，送给你做孙女吧，她长大了还能帮你干点活”。 险情丛生的长征路上，凯丰的妻子廖似光也有过一次痛苦的分娩。这位从30年代初就与凯丰以“假夫妻”身份在广东、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的女共产党人，在中央红军翻过马鞍山以后经历了做母亲的阵痛。那时，警卫部队刚与敌人交上火，激烈的枪炮声淹没了婴儿坠地时的啼哭。
廖似光长征时已经怀孕四五个月了，组织上将她编入干部休养连。
休养连和另外两个连成立党总支和3个党支部，董必武任总支书记，邓颖超任总支委员，廖似光任休养连支部委员。廖似光主要负责后勤工作，她经常与连指导员一起“打前站”，分住房和向群众了解驻地周围情况，以保证首长夫人和连队同志的安全。
因为部队是在遭到敌人空袭、堵截中迂回前进的，特别是通过敌人封锁线时，不仅要疾速行进，有时还要反击敌人，所以休养连并不能真正得到“休养”。这对孕妇廖似光来说，困难就更大了。但是，廖似光和其他红军战士一样，毫不畏惧，以顽强的毅力与大家一起前进。她知道大家都非常辛苦，她不仅尽量减少战友对自己的照顾，还和其他同志一样，一到驻地，便深入到群众家中访贫问苦，宣传党的政策和红军纪律。
红军每天至少要行军几十里，有时达到100多里。廖似光挺着大肚子行军，连日过度颠簸疲劳，又缺少食物，更谈不上营养。部队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时，怀孕仅7个月的廖似光早产生下一个男婴。为不拖累红军长征，她忍着悲痛，用毛巾将婴儿包好，并在上面写明他是红军的孩子和孩子的出生时间，连同身上仅有的几块钱一起送给了当地的老百姓。而对寄养的人家几乎来不及选择，常常是她们碰上的第一间有人的房子……自己则拖着虚弱的身体，强忍着失去亲生骨肉的悲痛，含着泪水，跟着队伍继续前进。
既无任何营养补充，又得不到起码的休息，廖似光的身体非常虚弱。但这位倔强的女战士产后不到一个月，就离开干部休养连，到供给部工作。在供给部，廖似光除了分房子、找粮食之外，还肩负宣传鼓动工作，没有一点怨言。
部队进入一望无际的草地，人一不小心就会陷进沼泽再也上不来。沼泽地里到处是腐烂腥臭的气味，水根本不能喝。天气变化无常，一阵风一阵雨。战士们身上是湿一阵干一阵。廖似光拖着虚弱的身体随部队前进，每到宿营地，就忙着烧水，找野菜，大家都夸她是红军队伍中的女强人。
邓发的妻子陈慧清也在不该生孩子的时候生了一个孩子。
中央红军长征时，邓发先后担任军委直属纵队副政委、政委。在长征途中，他既负责指挥部队行军打仗，又要严防敌人的破坏和袭击。连陈慧清也好几个月难得见上他一面。
26岁的陈慧清曾参加过省港大罢工，是广东有名的女工领袖。红军开始长征时，由于怀孕被分到了干部休养连休养，同时她还分到了一匹马。但在休养连同志们的印象里，她几乎没有骑过马，马背上常常坐着生病或负伤的战友。
一天早晨，正在行军中的陈慧清突然临盆，而当时殿后的红五军团正在全力阻击蜂拥而来的国民党军队，敌机低空从头顶飞过。
董必武等人只好让抬着陈慧清的担架从疾进的队列里出来，在路边找了一问破屋，等待分娩。她的分娩过程痛苦而漫长，疼痛致使陈慧清在屋里地上直打滚。给她接生的医生孙仪之也急得满头大汗，孩子就是生不出来。等了两个多小时，婴儿才姗姗降到人间。为了保证孩子顺利出生，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命令第三十七团团长吴克华带领全团指战员全力阻击尾追的敌人，不得使敌前进一步，使部队牺牲了一些同志。
董必武命令民夫把昏迷不醒的陈慧清用担架抬走后，让医生找块破布把孩子包好，又写了一张条子，连同十块银元，一起裹在破布里，然后走出了这间破房子……
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曾日三的妻子吴仲廉，在长征途中怀孕，并挺着逐渐隆起的肚子走完长征路。1937年1月初，她在抚彝县河沟张家庄生了个男孩，起名叫王继曾。因为当时战争残酷，孩子带着的确不方便，在野外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里还会被冻死。万般无奈，夫妻俩商量后决定把刚出生40天的孩子寄养到沙河堡花园村的民团大队长王学文家中。
12年后，在高台驻军的协助下，王继曾才回到了生母身边。
三
张琴秋和陈琮英等也是在长征中遭遇怀孕或分娩痛苦的女性。
1936年春，张琴秋与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结婚了，不久便有了身孕。在漫漫长征途中，她同样遭受了挺着大肚子跋涉千山万水的痛苦。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后在敌军的“围剿”下，损失惨重。时任西路军组织部部长的张琴秋拖着沉重的身子随军突围。
次年1月21日，西路军从抚彝向倪家营子突围过程中，张琴秋肚子疼得直呻吟，大汗淋漓。
张琴秋让总部军医黄志亭搀着，强忍着阵痛，指挥被冲散的部队轻装突围。刚冲过第一道防线时，一个男婴就降生在冰天雪地的戈壁滩上了。婴儿用哭声向世界宣告他来到了人世间。而戈壁滩的暴风雪却是杀人的刀子，转眼功夫就扼杀了他那嫩芽般的生命。母亲张琴秋还没来得及给他喂上一口奶，便忍痛弃下他小小的尸体，翻身上马，挥泪出征，鲜血染红了马鞍。
比起长征中其他女同志生孩子的遭遇来，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要幸运一些。
1936年7月中旬，红军总部抵达川西北高原的阿坝，就近筹集粮食和牛羊肉，准备第三次穿越草地。一天，傅连啤急急忙忙地找到卫生所的医生周起义，迫不及待地说：“小周，赶快收拾好药包，有紧急任务!”
周起义不禁问道：“哪个首长病了?”
“任胡子(指任弼时)的老婆出事了，听说是从楼梯上跌了下来……”
原来，朱德、康克清和任弼时、陈琮英，当时同住一所藏民院落，土木结构的两层平顶楼房，楼上几间房子宽敞舒适，光线充足，通风也好，正是夏日居住之所；楼下则是冬季居住的地窝子，与牲口棚圈紧挨在一起，蚊蝇也多。一根长长的独木梯子，就是唯一上下的交通工具。陈琮英因在行军路上趟过几道河，受了点风寒，感到十分疲倦。当她扶着独木梯子上楼时，刚上了几个台阶，一步没有踩稳当，就从梯子上摔了下来。刹那之间，腹部也阵痛起来，想站都站不起来了。
陈琮英就被扶到楼下的土屋里面。等待分娩。幸好傅连暲等及时赶到，几乎没费多大周折，孩子就平平安安降生了。任弼时就给他们这个女儿取名“远征”。
孩子出生后，就面临着穿越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陈琮英是被担架抬着、被马驮着穿越草地的；那尚未满月的婴孩，也在周起义等人轮流背动的篓子里面，或轮流挑起的筐子里面，一路上颠来颠去。摇动不止。身负重任的任弼时，偶尔也将孩子抱着或背上一程，以尽做父亲的责任。而陈琮英这个“月婆子”，是在担架上、马背上，迎着暴风骤雨“坐月子”的。8月间，红军兵临岷州城下时，婴孩方才“满月”，“月婆子”也就“出月”了。
陈琮英和她的女儿能够走出茫茫草地，越过天险腊子口，顺利抵达陇南、陇东以至陕北，可以说是各路红军长征队伍中的一个奇迹。这个新生儿称得上是盛开在长征途中的幸运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