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我收到了当时还叫广播电影电视部发出的一个通知：《关于恢复张元同志导演资格的决定》。
　　在那以前。我的拍片处境已经非常艰难。因为《东宫西宫》《北京杂种》这几部电影的影响，广播电影电视部几次通知各个影视单位和发行公司，不能与我合作。我过去所拍摄的所有片子也都无法在国内上映，只能通过录像带、盗版DVD在国内观众中流传。这时候我面临着两个情况，一方面我计划拍摄一部新片《过年回家》，很多场景都要放在监狱里拍摄，没有上面的解禁令根本无法完成。另一方面我过去拍了那么多部电影，却没有一部能正式的和国内观众见面，只能在各个国际电影节漫游，我的内心的确也有一种莫名的失落和痛苦，因为不清楚自己拍的电影究竟给谁看。出于这两个考虑，我通过很多途径去找电影局希望能够解除禁令。电影局当时的局长是我上大学的班主任，原本应该很容易找到，但他成了局长，我又是一个犯过错误的人，以前亲切的师生关系变得非常隔阂，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为了恢复导演资格，我不得不将片子交到电影局，交了两万块钱罚款，还写了检讨书，然后他们研究了一番。最后终于下达了这份通知。这对于我来说当然是一件大事儿，但是细想起来，从来也没有人任命过我为导演，也不知道是谁剥夺了我这个资格，我是在懵懵懂懂的混沌状态之中，接受了这个结果。
　　《过年回家》拍完后，依旧在审查上遇到问题。有一场戏是李冰冰演的警察陪刘琳演的犯人，在家的过程中，发现那块地已经拆迁了。只留下一个厕所。那场戏是李冰冰要去上厕所，刘琳站在外面等她。实际上这场戏非常重要，因为它呈现的是一个犯人在警察上厕所时所表现出的状态。戏里李冰冰在厕所里还有一搭没一搭地跟刘琳说话，因为刘琳是在监狱里呆过17年的犯人，即使没有警察看着，她也是特别恭恭敬敬地回答。这样的细节恰恰是能够丰满人性的，是影片中最出彩的地方。但是电影局认为一看到厕所，仿佛就能闻到臭味，让我必须剪掉。我当时根本没有别的素材可以代替，只好哐当一剪刀直接剪掉了。
　　到了《看上去很美》，现在大家看到的结局是方枪枪睡在大石头上，大家寻找方枪枪。我原来的结局其实是方枪枪最后看到一支戴着大红花游行队伍，他—下子失禁了。这个失禁和他前面一场戏：被老师罚站，脱不下衣服来，最后当着所有老师和孩子的面失禁是一个呼应的关系。用这样一个情节作为结尾，就像在电影最后画一个感叹号。迫不得已被改掉也是一件挺可惜的事儿。但是吊诡或“悲催”的一点在于，电影里有一个关键情节被保留了下来。就是小孩骂老师“操你妈”，当时我心里有一种被“宠幸”的温暖，因此就想既然你们说要改结尾就改吧。
　　事实上。如果要用这种审查观念来限制电影，中国电影肯定会死掉。拿韩国电影举例，我在1996年去釜山电影节担任评委，那时韩国刚建立分级制，大量资金涌入电影业。出现了像李沧东、金基德这样一大批年轻导演。还出现了像《老男孩》《亲切的金子》这样非常残酷暴力的影片。这些电影对韩国的法制和社会秩序有影响吗?并没有。我打过一个比方：看一部电影就像你从桑拿室走到冰水里，是一种“出汗收缩”的个人体验，自始至终它都是在电影范畴之内的。的确，天底下没有剪不成的电影，但往往一个精彩的故事，只要你剪掉那么一点点，可能就变了味道。就像一个特别伟岸的男人，哐当剪掉一点，就变成了一个太监。有一次余华在做讲座的时候，有人间到中国的地沟油、毒食品用什么办法可以解决。余华说解决的方式就是让中国的质检局像审查电影那样去审查食品。人命关天的大事不用严格的方式处理，反倒是在电影这种对人毫无伤害的事儿上大动干戈，我也不明白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归根结底，中国电影应该分级，因为不分级实际上是在伤害观众。有的电影是不适合给孩子看的，我自己的孩子很喜欢看电影，但他在电影院看很多电影都要蒙上眼睛。我甚至见过电影院里有家长劝别的家长能不能把孩子带出去。让一个三十岁的成人和一个儿童共同接受一种东西这是不可能的，对于成人来说，各种体验已经完成，价值观和对于美丑的评判已经建立，他的视觉感受和心理感受与儿童肯定不一样。
　　电影分级制度是文明社会的一个标志，只有等中国真正有了健全的分级制度，中国电影才有可能与国际电影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