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问，可能很多人脑海会自动浮现出“事业女性”的模样。相对于旧时代，这前所未见的族群一直是妇女最容易辨认的新理想；如今女性在职场工作已很平常，但大众心底里还是爱对不让须眉的巾帼另眼相看。有赖电视、杂志、广告各种媒体的循循善诱，妇解先驱的艰苦铸就的革命光环慢慢幻化为都会女性俯拾即是的时尚品味。如果这多少总算提升了女性建构独立身份的普及程度，那也不过是让女人从只能被动地回应男人的欲望，进而学会自给自足地享受投放于自身的幻想。
　　在此我必须提一下林奕华先生的一篇文章(《情人节过后写给单身女性的一封信》，香港《苹果日报》，2011年2月20日)，有关“现代女性”这袭华丽外衣何以反而局限了女人的自主性，文中已有剔透分析，当中有一句提问，且容我搬字过纸：
　　“女人”真只能在若非“男人的欲望投射物”，就是“将幻想投射在自己身上的‘欲望投射物’”中二选一吗？
　　既然所谓事业女性也不过是由消费打造，那么当有人宣告以“公主”为理想，我们只能像本书作者那样保持沉默，却无从否定。横竖怎样都是消费，所不同者，牌子款色而已，凭什么断定这一种追求优胜过另一种憧憬？说不定我行我素的公主们会比一个随波逐流的事业女性自我意识更强。
　　来到“自我感觉”压倒一切的年代，“女性身份”应该从何谈起呢？至少在东亚社会，资讯已发达，教育已普及，女性的处境不能再靠搬弄“父权”、“压迫”、“欲望客体”等字眼简单交待，反正就连生育这个看起来很自然的天性，你大可理直气壮地说这是女性天生的责任，但转念一想，将所谓“母性”加诸女人身上是否完全不容置疑？我当然知道人不是活在一堆理论主张里，但正因大环境看上去如此理所当然，讨论“女性身份”才变得好像只能纯粹作为学术探寻，如果它还具备什么现实意义，似乎就不免要被约化成一系列悉随专便的姿态。
　　话虽如此，毕竟不是每个人都会欣然接受以“公主”作为榜样，这话题换了缺乏身份自觉的人去写，没办法不写出一份诊断报告，满纸通篇公主们的病症或罪状。这类“痛陈社会问题”的文字通常很惹共鸣，因为它们一方面质疑了这种赤裸地消费幻想的取向，另一方面其实不过迎合着大众对女性固有的期许，很多时不外乎是“淑德”或“贤良”。这即使说不上重新划出女人的禁区，却绝难为女性开拓新的边疆。
　　本书以立志成为公主的学生作引子，身为老师的作者尽管不无疑问，却不急于为女生设计自强配方，只是鼓励她们(以及读者)充分发挥想象。这里的想象不同幻想，不是依靠符号、陶醉物欲的空虚寄托，而是取材自生活，探寻于内心的无限创作。作为开篇受访的一位，离开职场自耕自足的子山无疑是对自主独立和想象力甚为具体彻底的点题示范，然而想象力也同时意味着不要轻易将人格价值和生活方式套入方便阅读的陈套角色，遍览全书，不难发现其中始终贯彻着一份避免浪漫化、理想化的自觉。子山种田、阿火跳舞只因这样最舒适最爽；Maggie本身教书，家园受威胁不想坐以待毙而权充业余街坊保长；埋首理论的苏湘经历实践，变得不再偏颇；芳子与美玲与古巴再稔熟，也明白最好抽离一点欣赏。
　　不刻意营造“故事”，作者更关注的是处境，是动作。形式上是访问与受访，关系不见得是写与被写那样单向，几篇读下去有时轻巧得犹如擦身于道上，这些女性间的约会、或可称为不期而遇，恰如书名一样诗意，都拒绝被炮制成报纸杂志那一道速食人物专访，是以子山不用担当放弃高薪厚职的隐逸者，芳子与美玲也无需扮演漂泊无定的浪游女郎，人的行为自我本来就不应局限于几种平面解读，目录上送给众女子“她在田”，“她在跳”，“她乐活”，“她内走”等等每位一句，希望不是我诠释过度，但的确是这些当下即是的注脚，令她们没有定格为欠缺神采的僵硬塑像。
　　本色无相，思考“女性身份”，不在于要推翻什么、建立什么榜样，其过程更像是不断地否定因循。妇权运动通过质询旧社会开展出女性生活上的新可能，如今消费主义已取代父权娴熟地定义着每个人，同样是女人率先带着疑问找寻商品以外的人生。繁花千相，引人岂在于品种名目的多寡，入胜乃灵魂形相之无穷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