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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延安整风的历史经验启迪我们：加强党的建设要摒弃只有斗争才能解决矛盾的“斗争哲学”，但增强党的团结不是一团和气，不能放弃正确的党内斗争；群众运动不适合执政条件下的党内生活，但在不搞群众运动的情况下要注重提高党内监督和制度建设的质量，探索发挥党员主体作用的新途径；加强党员教育需要一定的形式，但更重要的是发扬整风精神，解决实际问题，防止新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党八股”。
关键词：延安整风；党内斗争；整风精神；思想教育；制度建设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8-0028-04
今年是延安整风70周年。70年前，亦即1942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推进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党的建设史上的伟大创举。对于延安整风，邓小平同志作过高度评价。他说：“从延安整风以后，无论前方后方的人，真是生气勃勃，生动活泼，心情舒畅，团结一致。……没有这样的党的风气，我们能够战胜比我们强得多的敌人吗？我们能够在建国以后，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吗？”[1]此后，建国初期的历次整风、改革开放初期的整党、后来开展的“三讲”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和当前的创优争优活动，都是对延安整风的继承和发展，都强调以整风精神搞好教育实践活动。特别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再次重申了延安时期形成的三大作风，指出：“必须在全党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始终谦虚谨慎、艰苦奋斗。”[2]30的确，历史是过去与现在的对话。70年过去了，回顾延安整风的宝贵经验，借鉴历史智慧，居安思危，谦虚谨慎，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加强党的建设要摒弃只有斗争才能解决矛盾的“斗争哲学”，但增强党的团结不是一团和气，不能放弃正确的党内斗争
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必要的党内斗争。延安整风就是我们党总体上正确开展党内斗争、成功解决党内矛盾的光辉典范。1942年，中共中央为了统一全党思想，以延安为中心，以高中级干部为重点，以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为切入点，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当时我们党同各种“左”倾、右倾错误和偏离党的组织原则的不良倾向进行了坚决的健康的党内斗争，同时也对极少数带对抗性质的党内矛盾进行了恰当处理。毛泽东明确讲：“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团结全党，但同时必须进行斗争，斗争是为了团结。”[3]历史证明，延安整风通过对大量非对抗性矛盾和少数对抗性矛盾开展严肃、正确的斗争，增强了党的纯洁性，增强了党的团结统一。正如《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4]955这种从严治党、正确处理党内矛盾，以适当斗争增强党的团结的有效方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今天党的历史方位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四大严峻考验，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既要求改革创新、增强活力，又要求团结统一、促进和谐。但是，党的团结不是一团和气，而是在坚持共同政治目标、价值追求与组织原则基础上的思想统一和行动一致。党不是无所事事的清谈馆和可以自由出入的俱乐部，而是先进分子为实现共同理想而组成的战斗部队，坚持共同的理想信仰、行为规范和组织纪律，是党的团结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基础。增强党的团结，一方面要摒弃简单化、绝对化的“斗争哲学”，转变只有斗争才能解决矛盾、达到团结与和谐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对党内存在的一些不良倾向、不正之风要开展必要的斗争，对不同类别、不同领域、不同性质的党内矛盾，要具体分析其复杂性和特殊性，采取不同的办法加以解决。
一是不能忽视新时期的反对错误倾向斗争。延安整风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开展党内反对错误倾向斗争。“一九四二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和党史学习，更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倾以及右倾的错误。”[4]970这启示我们，反倾向斗争是党内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政党不能忽视必要的反倾向斗争。十七大修改通过的《党章》在总纲中明确指出：“必须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全面落实党的基本路线，全面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十七大党章还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整个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2009年召开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还强调：“要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影响，始终保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2]13为什么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仍然提出关于反对“左”与右的论断？这是有着特定意义的，这不是一般性的提法，也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方针和重要的政治提醒。
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要警惕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右的倾向，尤其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要警惕宣扬照搬西方的“多党制”、“三权分立”和轮流坐庄的错误倾向。另一方面，主要的思想障碍仍然是“左”的教条主义和僵化思想，因此要防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回潮。对于严重或明显违反党的基本路线的错误倾向要进行斗争，及时纠正、绝不姑息。开展反倾向斗争，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正确处理党内的错误倾向问题。在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尤其要警惕和防止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开放的思潮，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为这种思潮恰恰是从“左”的思想那里找到“理论依据”的。在日常生活中，既要防止新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又要谨慎使用“左”倾、右倾的提法。对于一般思想认识问题和工作实践中的不同意见以至偏差，不能随意说成是政治倾向上的“左”和右，更不能重复过去机械过火的路线斗争。 二是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思想建党是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党内矛盾大量表现为思想认识上的矛盾，比如理想信念的局部动摇、党员道德滑坡、各种意见分歧、封建主义残余、落后守旧观念不同程度存在。对这些矛盾既不能用对付敌我矛盾的办法处理，也不能姑息迁就。对于思想认识、工作方法上的差异，不适用斗争的方法，更不能用上纲上线、残酷斗争的办法，而应当求同存异、增同减异、求大同存小异，或者交换意见、互相启发；或者调查研究，逐步形成共识；或者搁置分歧，等待实践检验，慎下结论。对党员干部社会交往、休闲娱乐、生活作风方面的不良现象，要及时提醒、批评、制止。对作风飘浮、敷衍塞责引发重大事件或造成重大损失的，要坚持批评教育与问责相结合。对弄虚作假、虚报浮夸的，必须严肃追究责任。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改革开放方向正确，但是由于体制机制的不完善以及少数干部的自律不严，党内确实滋长了自由主义、好人主义、息事宁人、姑息迁就等庸俗作风，极少数人把行帮习气带到党内，在党内不称同志称兄弟，攀亲结贵甚至拉帮结派。对此，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增强党内生活原则性和实效性，坚决反对上下级和干部之间逢迎讨好、相互吹捧，坚决反对党内生活庸俗化。领导班子要开展严肃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2]33从这个意义上看，延安整风期间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必须大力弘扬。对党内生活庸俗化的现象，必须进行坚决斗争。如果不对这些不良风气开展斗争，而是容忍这种风气的存在，就等于助长这种风气，这无异于打击了大多数公道正派的共产党员，并削弱党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三是对经济利益上的矛盾要区分性质，开展恰当的斗争。这些年来，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使得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影响到党内，党内矛盾在利益问题上出现多元复杂的局面。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先富带动后富的过程中，党内确实出现了少数党员干部嫌贫爱富，甚至出现地方保护主义、维护既得利益进而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对立的情况。为此，党组织对困难党员要加大关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对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摩擦，可以进行协调和整合；对铺张浪费、奢靡享乐、挥霍公款的，必须严肃处理。不能把市场经济的交易法则带入党内生活，对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买官卖官的行为，必须严厉惩处。少数腐败分子与党的矛盾已经带有对抗的性质，要进行严肃的组织处理，乃至绳之以法，绝不手软。
二、群众运动不适合执政条件下的党内生活，但在不搞群众运动的情况下要注重提高党内监督和制度建设的质量，探索发挥党员主体作用的新途径
延安整风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发扬民主，开展了群众运动，党员参与的程度高、监督的力量强，调动了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历史表明，革命战争时期群众运动总体上发挥了领导群众、组织群众和服务群众的作用，是特定时期党内自我纠错的一种途径，也是民主革命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常用形式，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然而，群众运动毕竟属于革命党思维，到了党在全国范围执政的时候，弊端就比较明显了，特别是突击式的群众运动容易引起气氛紧张，出现过火斗争，乃至发展成“大民主”，导致党内生活混乱，社会失序。建国后党多次发动群众运动的深刻教训表明，群众运动不适合执政条件下的党内生活，也不利于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新时期我们不能通过群众运动来发挥党员的主体作用，而要通过制度建设和创新监督机制来调动党员的积极性，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这既有利于扩大党员的有序参与，又能保证党内生活正常化和社会的繁荣稳定。
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建设的力度之大、出台的制度之多，表明全党充分认识到“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思考制度建设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可以得出一个新认识：把党内民主建设推向新阶段，不能满足于已有的制度，或者简单地再制定一些新制度，而是要从整体上提高民主建设的制度化水平，并形成一整套党内监督机制以配合制度的落实，提高制度运行的质量。机制与制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机制是以制度为依托建立的有明确目标、实施方法和保证措施的程序系统。所以，机制是执行制度的中介方式。有了科学合理的程序性、规范性机制，制度才能真正运行，并持续产生效果。
当前，完善党内基本制度和监督机制，一个重要方面在于进一步提高党员对党内事务的参与度。这需要设计程序性机制保证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得到落实。比如，推进党务公开，健全党内情况通报制度，及时公布党内信息，畅通党内信息上下互通渠道；拓宽党员意见表达渠道，建立健全党内事务听证咨询、党员定期评议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等制度；建立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的机制，制定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具体程序性机制，营造党内民主讨论、民主监督环境；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党内选举制度，党内民主决策机制；推广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由党员和群众公开推荐与上级党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党的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妨碍选举人依照规定自主行使选举权，等等。当然，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也要加强民主集中制教育，提高党员民主素质，引导党员正确行使权利、认真履行义务。而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加强党性修养，提高运用民主方法形成共识、开展工作的本领，注意听取不同意见，防止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同样十分重要。
实践证明，加强党的建设要把思想教育摆在首位，但教育不是万能的，党内教育要通过制度执行来保证，通过加强监督来持续。作为一个有着七千多万党员的大党，党内本身就像一个复杂的社会，迫切需要激发党员的潜能，让党内生活既严肃又活泼。在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监督党员的主体作用是否充分得到发挥，保证党员在党内当家作主的制度设计是否科学并得到贯彻，特别是监督制度是否得到落实，显得尤为重要。制度的执行力关系到制度的公信力。如果制度执行与不执行一个样，执行好坏一个样，党员和干部对制度就容易趋于麻木。如果长期违反制度不仅逃脱惩罚而且还能从中受益，那么会打破党员心理的平衡，使另一些人违反其他制度以谋求补偿，并对新的制度产生排斥。其后果是正常的党内秩序被破坏，党的威信和社会基础秩序遭到削弱。所以，加强党的建设，保障党员的主体地位，不仅需要创新制度和完善制度，更需要通过程序性机制提高基本制度的执行力。 三、加强党员教育需要一定的形式，但更重要的是发扬整风精神，解决实际问题，防止新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党八股”
延安整风是党的建设史上一种崭新的思想教育形式。我们党结合战争年代的具体条件和实际情况，主要通过批评教育的形式，清除党内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把学习理论、总结历史经验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达到自我纠错和自我完善的目的，开拓了思想建党的新途径。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延安整风之所以能形成一种风气、“一河大水”，较好地冲刷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很重要的一点，靠各部门、各单位联系实际学习理论，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改进本职工作，这些涓涓细流形成了整风“河水”。比如，各单位从实际情况出发，在整风的部署安排上有先有后，内容上各有侧重，方法上有所区别，有的先开展党风整顿，有的先整顿学风、文风。根据地的整风与国统区的整风有区别，军队系统与党政机关的整风也不完全一样。而且在学习过程中，大家不是抽象地谈论理论和党史，而是联系具体的事件、战斗战役和地方工作中的具体问题乃至白区工作的教训来研究整风文件，并且分析错误产生的原因。比如，在讨论会上，一些党员干部联系许多经历过的事实，说得入情入理，有声有色。他们深深体会到：“从前糊里糊涂，不知道犯错误的原因，现在才晓得是犯了主观主义。”“原来是没有调查研究瞎冲冲，失败啦！”有一位同志说：“一九三五年东征以后，党提出争取×军的口号，我们很奇怪，人家武装那样好，还争取得来？他们是反对土地革命的，争取他们干啥？现在才知道，争取×军做建立统一战线的桥梁。那时就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也没研究×军的情况，就分析不出正确的结论；对执行决议，也没信心，也很勉强。”[5]正是这种联系实际、解决问题的整风方法，促进了优良作风的形成。
反过来，同时期的国民党恰恰不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不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必然不得人心。比如，抗战时期国民党对我们党开展的延安整风一直密切关注。1947年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还专门印发了共产党的几个整风文件——《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 《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蒋介石对此还特别作了说明：“这次四中全会印发给你们的共产党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三个文件，是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大家要特别注意研究，看看他们是如何增强党性，加强全党的统一，如何调查敌情，研究敌情，如何教育干部，改造学习的风气。他们党的纪律、党的组织、党的调查、党的学习，是这样认真这样严密，而我们则松懈散漫，毫无教育毫无计划。”[6]尽管国民党很重视中共的延安整风，但由于国民党的阶级本质和唯心史观的作用，使得蒋介石和国民党不可能学到延安整风的精神实质。1940年11月，谭平山提出：“救国必先救党”，“必须清理党的成分。”[7]“国民党的党员大都是地主资本家小资产阶级，与三民主义的精神正相反，何能望其执行三民主义之政策。”[8]国民党曾经开展过的“整肃”、“革新”运动，因为形同虚设、徒有虚名，而终至昙花一现。这是国民党败退台湾岛的一个重要原因。延安时期共产党的成功和国民党的失败启示我们，开展党员教育固然需要一定的形式和物质条件，但更要务求实效、解决自身的突出问题和群众的实际问题。今天，我们加强党的建设无疑需要一定的形式，也需要创造和运用新的形式，但更要进一步发扬整风精神，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改进党的作风，赢得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由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由偏僻封闭的小环境到改革开放的大舞台，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掌握的资源更多，视野更开阔，同时担负的责任更重，面临的环境更复杂，诱惑也更多。我们党的最大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一个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面对更加复杂的环境，需要大力发扬整风精神搞好党内思想教育活动，防止新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党八股”，不断增强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防止新的教条主义，关键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深刻把握中国的实际包括改革发展的实际。我们固然要学习和借鉴世界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更要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不能照搬照抄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脱离当前实际；不能鼓吹和照搬民主社会主义，教条地、断章取义地曲解马克思主义，更不能以加强权力制衡和民主监督为借口，套用西方所谓的“三权分立”制和多党制。很多做法，在国外也许是“点睛之笔”，到了中国就可能成为“败笔”，很多制度在国外不是问题，但移植到中国来，就可能“水土不服”，出现问题。所以，抓中国老鼠要靠中国猫。改进党的建设必须从当前党内实际和基本国情出发，既坚持改革创新，防止思想僵化，又避免把改革变成“改向”。我们要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形成组织优势、政治优势和作风优势的强大合力，增强政治上的核心竞争力和党的生机活力。
防止新的形式主义，关键要求真务实，解决实际问题。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坚决制止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沽名钓誉的“政绩工程”。又说：“机关工作要重心下移，基层干部要坚守一线，领导干部要定期深入基层特别是经济落后、问题较多的地方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帮助解决困难。领导干部下基层要轻车简从，不扰民，不搞层层陪同，不组织群众迎送。”[5]31实践表明，形式主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与整风精神相违背，与党的宗旨相违背。只有解决服务群众的问题，才能谈得上依靠群众的问题，群众才会让你“靠”。这方面，苏共亡党的教训是深刻的，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教训也是深刻的。对此，必须警钟长鸣。
防止新的“党八股”，关键要切实改进学风、文风、会风。毛泽东同志指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人们从文风状况中可以判断党的作风，评价党的形象，进而观察党的宗旨的贯彻落实情况。所以，文风会风不是小问题。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从领导机关做起，大力整治文风会风，提倡开短会、讲短话、讲管用的话，力戒空话套话。这要求我们在工作和学习生活中，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务虚”与“务实”相结合，形成通俗简短、务实管用、符合实际的文风会风，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的力量。”改进学风、文风、会风，最终还是为了惠民利民，使党的方针政策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为群众所理解，为群众所支持。正如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告诫全党的一样：“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4]812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4—45.
[2]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285.
[4]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延安整风运动编写组编.延安整风运动纪事[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181.
[6]蒋介石.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C]. 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253.
[7]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C].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295.
[8]公安部档案馆.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M]. 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173.
[责任编辑：黎 峰]
关键词：延安整风；党内斗争；整风精神；思想教育；制度建设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8-0028-04
今年是延安整风70周年。70年前，亦即1942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推进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党的建设史上的伟大创举。对于延安整风，邓小平同志作过高度评价。他说：“从延安整风以后，无论前方后方的人，真是生气勃勃，生动活泼，心情舒畅，团结一致。……没有这样的党的风气，我们能够战胜比我们强得多的敌人吗？我们能够在建国以后，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吗？”[1]此后，建国初期的历次整风、改革开放初期的整党、后来开展的“三讲”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和当前的创优争优活动，都是对延安整风的继承和发展，都强调以整风精神搞好教育实践活动。特别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再次重申了延安时期形成的三大作风，指出：“必须在全党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始终谦虚谨慎、艰苦奋斗。”[2]30的确，历史是过去与现在的对话。70年过去了，回顾延安整风的宝贵经验，借鉴历史智慧，居安思危，谦虚谨慎，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加强党的建设要摒弃只有斗争才能解决矛盾的“斗争哲学”，但增强党的团结不是一团和气，不能放弃正确的党内斗争
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必要的党内斗争。延安整风就是我们党总体上正确开展党内斗争、成功解决党内矛盾的光辉典范。1942年，中共中央为了统一全党思想，以延安为中心，以高中级干部为重点，以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为切入点，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当时我们党同各种“左”倾、右倾错误和偏离党的组织原则的不良倾向进行了坚决的健康的党内斗争，同时也对极少数带对抗性质的党内矛盾进行了恰当处理。毛泽东明确讲：“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团结全党，但同时必须进行斗争，斗争是为了团结。”[3]历史证明，延安整风通过对大量非对抗性矛盾和少数对抗性矛盾开展严肃、正确的斗争，增强了党的纯洁性，增强了党的团结统一。正如《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4]955这种从严治党、正确处理党内矛盾，以适当斗争增强党的团结的有效方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今天党的历史方位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四大严峻考验，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既要求改革创新、增强活力，又要求团结统一、促进和谐。但是，党的团结不是一团和气，而是在坚持共同政治目标、价值追求与组织原则基础上的思想统一和行动一致。党不是无所事事的清谈馆和可以自由出入的俱乐部，而是先进分子为实现共同理想而组成的战斗部队，坚持共同的理想信仰、行为规范和组织纪律，是党的团结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基础。增强党的团结，一方面要摒弃简单化、绝对化的“斗争哲学”，转变只有斗争才能解决矛盾、达到团结与和谐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对党内存在的一些不良倾向、不正之风要开展必要的斗争，对不同类别、不同领域、不同性质的党内矛盾，要具体分析其复杂性和特殊性，采取不同的办法加以解决。
一是不能忽视新时期的反对错误倾向斗争。延安整风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开展党内反对错误倾向斗争。“一九四二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和党史学习，更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倾以及右倾的错误。”[4]970这启示我们，反倾向斗争是党内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政党不能忽视必要的反倾向斗争。十七大修改通过的《党章》在总纲中明确指出：“必须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全面落实党的基本路线，全面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十七大党章还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整个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2009年召开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还强调：“要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影响，始终保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2]13为什么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仍然提出关于反对“左”与右的论断？这是有着特定意义的，这不是一般性的提法，也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方针和重要的政治提醒。
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要警惕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右的倾向，尤其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要警惕宣扬照搬西方的“多党制”、“三权分立”和轮流坐庄的错误倾向。另一方面，主要的思想障碍仍然是“左”的教条主义和僵化思想，因此要防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回潮。对于严重或明显违反党的基本路线的错误倾向要进行斗争，及时纠正、绝不姑息。开展反倾向斗争，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正确处理党内的错误倾向问题。在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尤其要警惕和防止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开放的思潮，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为这种思潮恰恰是从“左”的思想那里找到“理论依据”的。在日常生活中，既要防止新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又要谨慎使用“左”倾、右倾的提法。对于一般思想认识问题和工作实践中的不同意见以至偏差，不能随意说成是政治倾向上的“左”和右，更不能重复过去机械过火的路线斗争。 二是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思想建党是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党内矛盾大量表现为思想认识上的矛盾，比如理想信念的局部动摇、党员道德滑坡、各种意见分歧、封建主义残余、落后守旧观念不同程度存在。对这些矛盾既不能用对付敌我矛盾的办法处理，也不能姑息迁就。对于思想认识、工作方法上的差异，不适用斗争的方法，更不能用上纲上线、残酷斗争的办法，而应当求同存异、增同减异、求大同存小异，或者交换意见、互相启发；或者调查研究，逐步形成共识；或者搁置分歧，等待实践检验，慎下结论。对党员干部社会交往、休闲娱乐、生活作风方面的不良现象，要及时提醒、批评、制止。对作风飘浮、敷衍塞责引发重大事件或造成重大损失的，要坚持批评教育与问责相结合。对弄虚作假、虚报浮夸的，必须严肃追究责任。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改革开放方向正确，但是由于体制机制的不完善以及少数干部的自律不严，党内确实滋长了自由主义、好人主义、息事宁人、姑息迁就等庸俗作风，极少数人把行帮习气带到党内，在党内不称同志称兄弟，攀亲结贵甚至拉帮结派。对此，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增强党内生活原则性和实效性，坚决反对上下级和干部之间逢迎讨好、相互吹捧，坚决反对党内生活庸俗化。领导班子要开展严肃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2]33从这个意义上看，延安整风期间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必须大力弘扬。对党内生活庸俗化的现象，必须进行坚决斗争。如果不对这些不良风气开展斗争，而是容忍这种风气的存在，就等于助长这种风气，这无异于打击了大多数公道正派的共产党员，并削弱党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三是对经济利益上的矛盾要区分性质，开展恰当的斗争。这些年来，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使得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影响到党内，党内矛盾在利益问题上出现多元复杂的局面。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先富带动后富的过程中，党内确实出现了少数党员干部嫌贫爱富，甚至出现地方保护主义、维护既得利益进而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对立的情况。为此，党组织对困难党员要加大关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对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摩擦，可以进行协调和整合；对铺张浪费、奢靡享乐、挥霍公款的，必须严肃处理。不能把市场经济的交易法则带入党内生活，对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买官卖官的行为，必须严厉惩处。少数腐败分子与党的矛盾已经带有对抗的性质，要进行严肃的组织处理，乃至绳之以法，绝不手软。
二、群众运动不适合执政条件下的党内生活，但在不搞群众运动的情况下要注重提高党内监督和制度建设的质量，探索发挥党员主体作用的新途径
延安整风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发扬民主，开展了群众运动，党员参与的程度高、监督的力量强，调动了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历史表明，革命战争时期群众运动总体上发挥了领导群众、组织群众和服务群众的作用，是特定时期党内自我纠错的一种途径，也是民主革命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常用形式，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然而，群众运动毕竟属于革命党思维，到了党在全国范围执政的时候，弊端就比较明显了，特别是突击式的群众运动容易引起气氛紧张，出现过火斗争，乃至发展成“大民主”，导致党内生活混乱，社会失序。建国后党多次发动群众运动的深刻教训表明，群众运动不适合执政条件下的党内生活，也不利于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新时期我们不能通过群众运动来发挥党员的主体作用，而要通过制度建设和创新监督机制来调动党员的积极性，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这既有利于扩大党员的有序参与，又能保证党内生活正常化和社会的繁荣稳定。
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建设的力度之大、出台的制度之多，表明全党充分认识到“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思考制度建设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可以得出一个新认识：把党内民主建设推向新阶段，不能满足于已有的制度，或者简单地再制定一些新制度，而是要从整体上提高民主建设的制度化水平，并形成一整套党内监督机制以配合制度的落实，提高制度运行的质量。机制与制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机制是以制度为依托建立的有明确目标、实施方法和保证措施的程序系统。所以，机制是执行制度的中介方式。有了科学合理的程序性、规范性机制，制度才能真正运行，并持续产生效果。
当前，完善党内基本制度和监督机制，一个重要方面在于进一步提高党员对党内事务的参与度。这需要设计程序性机制保证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得到落实。比如，推进党务公开，健全党内情况通报制度，及时公布党内信息，畅通党内信息上下互通渠道；拓宽党员意见表达渠道，建立健全党内事务听证咨询、党员定期评议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等制度；建立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的机制，制定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具体程序性机制，营造党内民主讨论、民主监督环境；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党内选举制度，党内民主决策机制；推广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由党员和群众公开推荐与上级党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党的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妨碍选举人依照规定自主行使选举权，等等。当然，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也要加强民主集中制教育，提高党员民主素质，引导党员正确行使权利、认真履行义务。而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加强党性修养，提高运用民主方法形成共识、开展工作的本领，注意听取不同意见，防止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同样十分重要。
实践证明，加强党的建设要把思想教育摆在首位，但教育不是万能的，党内教育要通过制度执行来保证，通过加强监督来持续。作为一个有着七千多万党员的大党，党内本身就像一个复杂的社会，迫切需要激发党员的潜能，让党内生活既严肃又活泼。在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监督党员的主体作用是否充分得到发挥，保证党员在党内当家作主的制度设计是否科学并得到贯彻，特别是监督制度是否得到落实，显得尤为重要。制度的执行力关系到制度的公信力。如果制度执行与不执行一个样，执行好坏一个样，党员和干部对制度就容易趋于麻木。如果长期违反制度不仅逃脱惩罚而且还能从中受益，那么会打破党员心理的平衡，使另一些人违反其他制度以谋求补偿，并对新的制度产生排斥。其后果是正常的党内秩序被破坏，党的威信和社会基础秩序遭到削弱。所以，加强党的建设，保障党员的主体地位，不仅需要创新制度和完善制度，更需要通过程序性机制提高基本制度的执行力。 三、加强党员教育需要一定的形式，但更重要的是发扬整风精神，解决实际问题，防止新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党八股”
延安整风是党的建设史上一种崭新的思想教育形式。我们党结合战争年代的具体条件和实际情况，主要通过批评教育的形式，清除党内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把学习理论、总结历史经验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达到自我纠错和自我完善的目的，开拓了思想建党的新途径。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延安整风之所以能形成一种风气、“一河大水”，较好地冲刷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很重要的一点，靠各部门、各单位联系实际学习理论，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改进本职工作，这些涓涓细流形成了整风“河水”。比如，各单位从实际情况出发，在整风的部署安排上有先有后，内容上各有侧重，方法上有所区别，有的先开展党风整顿，有的先整顿学风、文风。根据地的整风与国统区的整风有区别，军队系统与党政机关的整风也不完全一样。而且在学习过程中，大家不是抽象地谈论理论和党史，而是联系具体的事件、战斗战役和地方工作中的具体问题乃至白区工作的教训来研究整风文件，并且分析错误产生的原因。比如，在讨论会上，一些党员干部联系许多经历过的事实，说得入情入理，有声有色。他们深深体会到：“从前糊里糊涂，不知道犯错误的原因，现在才晓得是犯了主观主义。”“原来是没有调查研究瞎冲冲，失败啦！”有一位同志说：“一九三五年东征以后，党提出争取×军的口号，我们很奇怪，人家武装那样好，还争取得来？他们是反对土地革命的，争取他们干啥？现在才知道，争取×军做建立统一战线的桥梁。那时就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也没研究×军的情况，就分析不出正确的结论；对执行决议，也没信心，也很勉强。”[5]正是这种联系实际、解决问题的整风方法，促进了优良作风的形成。
反过来，同时期的国民党恰恰不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不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必然不得人心。比如，抗战时期国民党对我们党开展的延安整风一直密切关注。1947年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还专门印发了共产党的几个整风文件——《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 《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蒋介石对此还特别作了说明：“这次四中全会印发给你们的共产党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三个文件，是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大家要特别注意研究，看看他们是如何增强党性，加强全党的统一，如何调查敌情，研究敌情，如何教育干部，改造学习的风气。他们党的纪律、党的组织、党的调查、党的学习，是这样认真这样严密，而我们则松懈散漫，毫无教育毫无计划。”[6]尽管国民党很重视中共的延安整风，但由于国民党的阶级本质和唯心史观的作用，使得蒋介石和国民党不可能学到延安整风的精神实质。1940年11月，谭平山提出：“救国必先救党”，“必须清理党的成分。”[7]“国民党的党员大都是地主资本家小资产阶级，与三民主义的精神正相反，何能望其执行三民主义之政策。”[8]国民党曾经开展过的“整肃”、“革新”运动，因为形同虚设、徒有虚名，而终至昙花一现。这是国民党败退台湾岛的一个重要原因。延安时期共产党的成功和国民党的失败启示我们，开展党员教育固然需要一定的形式和物质条件，但更要务求实效、解决自身的突出问题和群众的实际问题。今天，我们加强党的建设无疑需要一定的形式，也需要创造和运用新的形式，但更要进一步发扬整风精神，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改进党的作风，赢得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由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由偏僻封闭的小环境到改革开放的大舞台，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掌握的资源更多，视野更开阔，同时担负的责任更重，面临的环境更复杂，诱惑也更多。我们党的最大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一个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面对更加复杂的环境，需要大力发扬整风精神搞好党内思想教育活动，防止新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党八股”，不断增强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防止新的教条主义，关键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深刻把握中国的实际包括改革发展的实际。我们固然要学习和借鉴世界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更要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不能照搬照抄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脱离当前实际；不能鼓吹和照搬民主社会主义，教条地、断章取义地曲解马克思主义，更不能以加强权力制衡和民主监督为借口，套用西方所谓的“三权分立”制和多党制。很多做法，在国外也许是“点睛之笔”，到了中国就可能成为“败笔”，很多制度在国外不是问题，但移植到中国来，就可能“水土不服”，出现问题。所以，抓中国老鼠要靠中国猫。改进党的建设必须从当前党内实际和基本国情出发，既坚持改革创新，防止思想僵化，又避免把改革变成“改向”。我们要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形成组织优势、政治优势和作风优势的强大合力，增强政治上的核心竞争力和党的生机活力。
防止新的形式主义，关键要求真务实，解决实际问题。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坚决制止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沽名钓誉的“政绩工程”。又说：“机关工作要重心下移，基层干部要坚守一线，领导干部要定期深入基层特别是经济落后、问题较多的地方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帮助解决困难。领导干部下基层要轻车简从，不扰民，不搞层层陪同，不组织群众迎送。”[5]31实践表明，形式主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与整风精神相违背，与党的宗旨相违背。只有解决服务群众的问题，才能谈得上依靠群众的问题，群众才会让你“靠”。这方面，苏共亡党的教训是深刻的，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教训也是深刻的。对此，必须警钟长鸣。
防止新的“党八股”，关键要切实改进学风、文风、会风。毛泽东同志指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人们从文风状况中可以判断党的作风，评价党的形象，进而观察党的宗旨的贯彻落实情况。所以，文风会风不是小问题。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从领导机关做起，大力整治文风会风，提倡开短会、讲短话、讲管用的话，力戒空话套话。这要求我们在工作和学习生活中，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务虚”与“务实”相结合，形成通俗简短、务实管用、符合实际的文风会风，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的力量。”改进学风、文风、会风，最终还是为了惠民利民，使党的方针政策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为群众所理解，为群众所支持。正如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告诫全党的一样：“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4]812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4—45.
[2]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285.
[4]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延安整风运动编写组编.延安整风运动纪事[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181.
[6]蒋介石.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C]. 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253.
[7]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C].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295.
[8]公安部档案馆.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M]. 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173.
[责任编辑：黎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