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降低贫困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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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理论阐述金融发展降低贫困作用路径的基础上,以重庆为例对金融发展降低贫困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进一步利用重庆农商行的数据和案例进行了补充证明。研究显示,重庆金融发展能显著降低贫困。最后,提出了重庆金融发展降低贫困的一些政策建议。
  关键词:金融发展;贫困;效应
  一、引言
  贫困,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经济现象,一直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注。特别是小额信贷在全世界反贫困中取得显著成效后,利用金融反贫困越发受到重视。目前有不少文献从金融视角来研究贫困问题,但金融支持到底是否能降低贫困?通过什么途径减少贫困?尤其对于处于西部的直辖市、具有典型城乡二元结构的重庆市来说,重庆金融体系是否在发展过程中对贫困的减少起到了积极作用呢?对重庆金融发展降低贫困有哪些政策建议?等等。本文试图带着这些问题以重庆为样本进行实证探讨。
  二、金融发展降低贫困的作用路径
  (一)金融发展与降低贫困
  从金融发展的视角探讨贫困问题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对于金融发展是否能降低贫困,Jalilian and Kirkpatrick( 2001)、Honoban( 2004)的研究显示金融部门的扩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并有效的消除贫困,认为金融发展能够减小一国的贫困比例。张立军、湛泳(2006)1基于中国1994—2004年小额信贷对金融发展降低贫困的理论和实证做了分析,认为小额信贷通过反锁定效应机制具有显著的降低贫困效应,即金融发展能显著降低贫困程度。康继军、陈喆男、王翠(2010)2指出深化金融市场化改革和推进各地区金融市场化进程对提高我国各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并减少贫困具有重大意义。伍莉、胡林龙(2011)3利用1994-2008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村金融规模扩张和金融效率提高能导致农村基尼系数下降,缩小农户收入差距。王鸾凤、朱小梅、吴秋实(2012)4也认为金融资源在扶贫工作中的作用不可或缺。不过,温涛、冉光和、熊德平(2005)认为中国金融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农村金融抑制和城市金融深化同时存在于我国金融发展过程中,由于农村金融发展造成了农村资金的大量转移和流失,金融发展不仅抑制了农民收入增长,还促进了城市居民收入提高,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张中锦(2011)的研究进一步表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以负效应阻碍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却以正效应促进了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从而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从这些研究文献看,多数对金融发展降低贫困持肯定态度,但受城乡二元结构影响,金融发展也有可能对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反而产生抑制作用,不能降低贫困。所以,对于金融发展到底能否降低贫困状况,还需要结合各地区实际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二)金融发展降低贫困的作用路径
  金融发展与贫困降低具有某种内在的必然联系。研究表明,金融发展降低贫困的作用途径主要有直接和间接两种:
  1.金融发展降低贫困的直接作用路径
  金融发展直接减少贫困主要体现在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工具、产品和服务可以让穷人能参与更多的金融活动,使得他们有充足的资金进行各种生产性活动的投资,使穷人的未来预期收入提高,达到直接减少贫困的目的。Burgess 和 Pande运用印度从 1977 年到 1990 年在农村地区的银行部门数据,检验穷人直接参与金融活动对农村贫困产生的影响,发现银行机构在农村设立的数量每增加 1%将降低农村贫困率 0.34%,同时通过推动农业多样化发展可增加总产出的 0.55%。Geda等人的研究也表明穷人对金融产品的使用能显著的降低绝对贫困。
  2.金融发展降低贫困的间接作用路径
  金融发展减少贫困的间接路径是指金融发展以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金融服务渠道等为中介间接的降低和减少贫困。事实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有着正相关关系,但经济增长是怎样影响贫困的呢?根据滴漏效应理论,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会自发从富人向穷人流动,尽管得到的好处总是少于富人,但是穷人或多或少也从中受益,贫困发生率会因此降低。一方面,经济增长会活跃经济活动,增多就业机会,提高人们收入,从而减少贫困减少。一方面,经济增长会提高财政收入,然后政府会通过转移支付和收入再分配,使穷人收入提高,从而减少贫困。当然,经济增长不能够从本质上改变相对贫困,事实上不公平的收入分配还会减少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进一步拉大社会贫富差距。值得一提的是,丁志国、谭伶俐、赵晶(2011)运用2000—2008 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减少农民贫困的作用,他们的研究表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减少农民贫困的作用,既存在直接效应也存在间接效应,但间接效应的作用明显高于直接效应。
  综上所述,金融发展能够降低贫困,但降低的效果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金融体系的自身发展程度。如金融机构对穷人提供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情况等。二是金融发展通过经济增长引起的收入分配变化。金融发展虽然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如果经济收入分配没有向贫困地区和穷人倾斜,则很可能降低减贫的效果。
  三、金融发展降低贫困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重庆金融发展及贫困现状
  1.金融业保持较快增长。主要表现在:一是金融机构门类齐全。2012年末,重庆市分行和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总数达到79家,营业网点数5176个,乡镇覆盖率达99.4%。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7家,覆盖了我市2/3以上的涉农区县,并在乡镇设立了12家支行。同时,保险公司分支机构达41家,证券、基金和期货公司总部6 家。二是存贷款保持快速增长。截至2013年末,重庆市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18006亿元,同比增长15.5%,较全国水平高1.6个百分点。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22789亿元,同比增长17.3%,较全国水平高3.8个百分点。三是金融生态环境进一步向好。不良贷款率处于0.5%以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四是支柱产业效应显著。2013年重庆金融业实现增加值1068亿元,占比达到8.4%。   2.贫困状况进一步改善。主要体现在:一是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2013年,重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216元,增长9.8%。其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332元,增长12.8%,特别是重点贫困区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自2000年的1397元增加到2013年的6930元,年均增长达13.11%。二是贫困人口数量稳步下降。全市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直辖之初的366万已下降到2009年的45万人,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以万州区为中心的渝东北地区和以黔江区为中心的渝东南民族地区。但同时,扶贫任务仍然艰巨。2010年末,全市农村贫困人口还有145.3万,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有177.7万人(城市60.8万人,农村116.9万人),是北京的9倍、天津的8倍、上海的16倍。贫富差距方面,重庆基尼系数为0.43,而合理范围为0.3-0.4。城乡收入差距方面,合理范围是2:1,而重庆从1997年的3.1:1已扩大到2010年的3.4:1。区域差距方面,在全市38个区县中,目前还有14个国家重点贫困区县、4个市级重点区县、1000多个贫困村。
  (二)重庆金融发展对消除贫困的影响效应
  1.数据及指标选取
  为验证金融发展与贫困减少之间的内在关系,本文选取1997-2010年重庆金融发展和贫困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重庆市统计年鉴、统计局。指标在综合现有文献研究基础上,结合重庆基础数据可得性,采用贷款规模与GDP的比值(PC)代表重庆金融发展水平,人均GDP增长率(GDP)作为衡量重庆经济增长的指标,进出口总额与GDP 占比(OPEN)作为开放型经济发展指标,用绝对贫困发生率(HA)以及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EN)代表重庆贫困状况。实证分析的原始数据见表1,趋势图见图1。
  2.相关统计检验和结果分析
  (1)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本文用EViews软件分别对上述各变量进行ADF检验,以确定各变量的平稳性,Ln 和 D 分别表示对相应变量取对数和一阶差分(参见表2),发现原序列除绝对贫困发生率为平稳外,其他各变量均为一阶单整I(1),符合协整检验条件。
  (2)协整检验
  用Johanse检验对时间序列做协整检验,并对残差进行相关性LM检验和单位根检验,发现不存在相关性且残差是平稳的I(0),表明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通过协整回归可以得出如下的协整方程(表3、表4)。从R2和DW值看,方程拟合较好。
  表3说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显著负相关,而且金融发展对绝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开放经济发展和人均GDP。换句话说,在不考虑其他情况下,从长期来看,重庆金融发展明显有利于绝对贫困发生率下降的,且直接作用大于间接作用。表4进一步说明重庆金融发展能降低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即金融发展能提高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减少贫困。值得一提的是,从公式系数看,金融发展及经济增长可能更利于增加城镇家庭收入,即在降低贫困的同时也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
  (3)Granger因果检验
  考虑到贫困发生率是最常用的测量贫困的指标,因此本文重点关注金融发展对绝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利用EViews软件对重庆金融发展(PC)、人均GDP增长(GDP)、经济开放程度(OPEN)和绝对贫困发生率(HA)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表5表明,金融发展、人均GDP增长和经济开放都是绝对贫困发生率的Granger原因。同时金融发展是人均GDP增长的Granger原因。另外,贫困的降低对人均GDP增长和经济开放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金融发展降低贫困效应的一个补充实证:来自重庆农商行的数据与案例
  金融发展能降低贫困,不仅从重庆宏观层面得到了证明,事实上还可以从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微观角度得以佐证。在此,我们示以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的一些调查数据和案例。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是重庆本土最大的涉农贷款机构,近年来积极探索城乡二元结构突出情况下的农村金融改革与创新,不断在体制、机制、服务和产品上下功夫,大力引导资本要素通过金融渠道流入农村。至2013年9月末,涉农贷款余额870亿元,占全市涉农贷款总额的27%,其中农户贷款余额412亿元,在全市占比近70%,在有效满足农村居民融资需求的同时,也帮助广大农民实现了增收致富目标。表6列出了50户在重庆农商行贷款的农民客户在贷款前后的户均资产及收支变化情况。50户农民户均资产、收入和支出在信贷支持下分别增长了25.26%、21.64%和18.1%,变化比较明显。说明信贷资金的获得对农村居民家庭资产和收入的增长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而且还能带动消费增长,间接扩大了内需。
  案例方面:重庆农商行创新推出的“三权”抵押贷款赋予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房、林权抵押担保的功能,对满足农户生产经营需求、增收致富发挥了积极作用。如石柱县农民马某,以租用的55.16亩的土地承包权作抵押,在农商行贷款20万元,建成一个土鸡养殖场,年养殖土鸡1万只和小鸡苗20万只,年收益达20万元,并已带动周边1100多户农民相继发展养殖业,产生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五、政策建议
  从上面的实证分析和案例可以看出,重庆金融发展对绝对贫困发生率的降低、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具有显著作用,且能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途径明显降低贫困状况,这与前述理论假设相一致。一是金融发展扩大了信贷覆盖面,穷人能享受普惠化的金融服务,从而直接降低贫困。二是金融发展通过作用于经济包括开放型经济的增长,从而间接减少贫困。为进一步降低贫困,结合实证分析,提出如下对策和相关政策建议:
  (一)构建多元化金融服务体系。政府应鼓励引导政策性金融机构加快布局农村地区,弥补商业性金融在农村金融市场的空白与不足。继续深化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充分发挥以农商行为首的地方金融机构的支农主力军作用。积极发展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设立地只能在村镇,资金也只能用于当地村镇。规范发展民间借贷市场,可将其纳入农商行、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农村金融机构体系管理,加强对农村地区的金融供给。利用扶贫资金建立农户资金互助社,积极探索扶贫资金的金融化运用。同时,不断培育和完善资本市场、股票市场等多元化的体系,拓宽城乡居民投融资渠道。   (二)成立城乡统筹发展基金或者扶贫基金。基金可来源于金融机构所缴纳营业税中的一部分(如2%),或者全部返还当年新增的营业税,也可以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或者其它资金划拨。基金主要用于信贷支持“三农”发展的风险补偿、农村居民的贷款贴息等,提升金融机构对“三农”经济发展的金融服务能力和信心。
  (三)推进普惠化的金融服务。小额信贷已被证明是最有效的扶贫方式之一,它可以有效满足贫困人群的基本金融需求。因此,政府应鼓励各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发展小额信贷,在税收、货币、财政等政策上对发放小额信贷的金融机构给予特殊待遇,比如实行营业税减免并按照比例给以一定的财政补贴,放宽贷款规模和贷款期限限制等。同时,在服务模式、服务渠道、产品创新等方面也应加大对相关金融机构的扶持力度,并鼓励竞争,利用竞争压力来督促金融机构不断降低成本和提高服务质量,为贫困地区提供更加有效的金融服务。
  (四)加快惠及穷人的经济增长。一是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包括内外贸易、内外资利用等)时应将减少贫困纳入考虑,既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也要有技术、信息、人才等方面的支持。二是实施有助于贫困人口受益的财政税收政策,要扩大社保覆盖面,努力增加扶贫济困资金的投入,但资金的投入不应是简单的转移支付,应通过生产补贴、劳动补贴等形式进行支付。三是实行有助于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区域政策,如提高贫困县特别是“两翼”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能力、进一步深化发达区县对口帮扶贫困区县等。
  (五)加大配套体系的建设力度。一是建立农村资产评估体系。支持和鼓励各区县利用主管部门下属的专业机构进行评估,解决评估机构少、评估费高的问题。二是完善农村资产流转体系。以土地交易所、农村土地流转服务机构、林权交易平台等为中心,加快完善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体系,加速农村资产自由流转。三是完善农村担保和保险体系。加快建立多层次涉农担保公司,鼓励政策性和商业性保险机构大力发展农业保险业务,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保障农业发展和农村信贷资金安全。
  (六)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主要是加速完善个人和企业信用的信息征集、评估、发布与服务体系,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建立守信受益、失信受惩的正向激励机制和逆向惩戒机制,减少或杜绝失信行为。由此打造健康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促进金融机构降低信贷门槛,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助推地方经济发展,带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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