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人士对进步运动的作用毋庸置疑，但不容忽视的是，“没有斗争就没有进步”。在进步时代，如果没有女性、新移民与黑人等“另一半人”坚持不懈地抗争，美国人就没法走进希望的春天。
　　“另一半人”普遍面临政治权利匮乏、工作环境恶劣、生活保障阙如等问题，但他们没有被动地接受命运安排，反而发出了最早的改革呼声。相比于精英人士，“另一半人”对进步运动的推动力源于自身生存的现实需求，这种斗争来得更真切、更实在，因而更有力、更持久。简言之，来自社会底层的呼声和行动构成了进步运动的原动力。

“真女性”到“新女性”

　　内战前，美国社会用以评判妇女行为的标准是“四德”，即虔诚、纯洁、顺从、持家，并把拥有这些德性的妇女称为“真女性”。“男人管政治，女人管孩子”，是绝大多数女性的座右铭。
　　莎拉·黑尔，是一位深受广大女性喜爱的女作家，为了宣传和维护女性权利，她毅然作别四名未成年的子女，前往波士顿担任《淑女杂志和文学公报》的编辑，并在担任《戈迪淑女杂志》主编后，致力于让女性能够接受与男性同样的教育。即便如此，黑尔始终坚守“真女性”的信念，强调“妇女的责任是私下的、家庭的和人际上的”，并在杂志上一遍遍赞美女性的这些特质。
　　内战后，随着科技与工业化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门，走向社会。生活与工作环境的变更，催生了一批批告别其母辈生活方式的“新女性”。为了寻求更高层次的生活意义，她们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并以其对社会问题的独特视角，在诸如儿童权益、劳工待遇、公众健康等领域作出了贡献，由此成为进步时代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与男性关注宏大的政治命题相比，女性作为母亲和抚养者，更关注微观的家庭生活。在“新女性”看来，女性、儿童和家庭的权益，是民主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对于弱势的女性群体来说，“有组织的抗争”是她们争取自身权益的不二法门。她们建立了许多组织来维权。芝加哥女性城市俱乐部致力于改进公民状况、帮助唤起对家庭保护的社会责任感；劳工妇女组织迫切希望市政当局提供最起码的卫生设备；母亲联盟则对清洁的牛奶和扩大幼儿园很感兴趣；自有产業的妇女也组织起来，因为她们在反对征税中无能为力；此外，南部乡下的非裔女性组建了“黑人合作推广服务”家庭展示部门，通过培植家庭花园来促进家庭、社区、公众的健康和卫生。
　　女性天性，使她们更关注如何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1889年，年轻的简·亚当斯在芝加哥一个贫民窟创建“赫尔之家”，为贫困大众特别是新移民提供慈善服务，以期改善社区居民生活环境，促进邻里和睦相处。到第二个十年的时候，赫尔之家不仅拥有了整整一个街区的建筑物，更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安置运动，该运动被誉为“呼吁一个新美国的第一个有组织的宣言”。
　　作为有教养的知识女性，“新女性”认识到，要巩固社会改良的成果，最终取决于政治上的话语权。早在1848年美国第一届女权大会召开之际，女权领袖史丹顿仿照《独立宣言》写成《苦情宣言》，声称“为自己争取参加选举的权利，是这个国家妇女的责任”。
　　为争取选举权，“新女性”们在一切可能的场所奔走呼号，并以绝食、入狱、示威等形式，毫不妥协地抗争。1913年，威尔逊总统就职的前一天，妇女组织发动了5000多名妇女参加游行示威。这一举动被认定为叛国之举，众多游行者被判监禁并遭虐待。但女性不平等的苦情，激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1920年8月，关于妇女选举权的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正式生效，为美国适龄女性的平等选举权提供了宪法保障。

新移民：美国欢迎你？

　　艾送喜，是一个怀持“人人平等、不知忧愁”美国迷梦的中国人，他于19世纪末漂洋过海来美洲大陆寻找幸福。他刚到达港口，就遭到警察毫无原由的痛打，随之历经一系列不平等的痛苦折磨，直至最后惨遭牢狱之灾。虽然艾送喜只是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笔下的虚构人物，但其从“美国梦寻”到“美国梦破”的痛苦经历，却是进步时代近2000万新移民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
　　美国是移民国家，但从没有哪个时期比进步时代的移民潮来得更汹涌。1880年，美国人口总数略超5000万，到1920年，人口总数已过亿，较1880年翻了一番。新增人口中，移民差不多贡献近五分之一的数量。与此前相比，这一时期移民的来源发生了巨大变化，绝大多数移民不是来自西北欧国家，而是来自东南欧国家。他们生活穷困，文化程度低，很少有新教徒，说着美国人根本没听过的语言，因而被称为“新移民”。
　　新移民的大量涌入激发了本土派的排斥情绪。多数本土人士相信，外来移民是美国贫困、犯罪和政治腐化等问题的总根源，尽管事实并不尽然。一些激进人士甚至宣称：大量的地中海和巴尔干地区智商低下的劣等民族新移民的涌入，将会导致一个伟大民族的消失。
　　民间的排外情绪促使美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歧视性移民政策：1875年，国会对外来移民第一次实施控制，宣布禁止妓女和罪犯入境；1882年，禁入范围扩至精神病患者、痴呆和可能成为社会负担的人；1907年，禁止日本劳工入境；1917年，通过文化测验法案，以限制东南欧各国移民入境。1882年“排华法案”的实施，更使排外浪潮达到高峰。
　　在排外情绪的冲击下，面临经济保障与文化自主权双重陷落的新移民，沦为“从各国悲惨民众中抽选出来的”代表，没有工作、没有身份、没有归属感，有的甚至挣扎在死亡线上。他们不得不采取自己的方式来抗争。
　　最常见也是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组织起来”。各族群都创办了互助社团，对那些因病不能工作的成员给予资金援助。这些社团也起着社交俱乐部的作用，它们为新移民提供了与本民族相似的氛围，通过本民族特有的方式，使新移民能够迅速融入新大陆。他们还自发地组成一些教育团体，如“希伯来人免费学校联合会”等，在教育、引导新移民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各级选举中，他们合力推举本族群或关心本族群疾苦的候选人，试图利用政治权利来提高本民族的社会地位。 　　排外浪潮达到峰值时，亚当斯为代表的本土进步人士，在纽约等大城市发起了旨在同化外来移民的美国化运动。在他们的倡导下，社会志愿者、私人团体等，纷纷加入运动。他们要求政府建立保障移民权益制度，希望通过社会个人的帮助，使移民尽早融入美国社会。社会志愿者还开展各种形式的集会、游行，发行特殊的报刊杂志、传单、小册子，用以宣传美国人的家庭观念、民主自由以及价值观念。这场社会性美国化运动的扩展，为日后美国政府强行同化政策的实行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黑人的“美国梦”

　　在进步时代，大多数黑人没有政治权利，也没有什么土地、资本和技术。黑人农民债台高筑，流离失所；黑人工人遭受白人工人的仇视和排斥。在学校、旅馆、剧院、车站等各种公共场所，黑白隔离分明。许多黑人没有任何人身安全保障，常常遭遇白人的肆意攻击和私刑。1890年至1910年是美国史上私刑事件发生最多的时期，其中1894年的私刑次数最多，高达134次。
　　黑人不甘被奴役，一有机会就会为梦想而抗争。抗争的手段不外乎两种：非正式的反抗；依靠正式组织抗争。
　　草根黑人通常采用自发的非正式抗争。黑人工人的消极怠工与频繁更换工作，令资本家头疼不已。1911年，一场私人聚会吸引了很多黑人工人前往，他们所在的矿井几乎因此停工。黑人女佣也加入到非正式抗争的队伍中，她们或消极放慢工作进度，或不事先通知雇主就随时辞职，甚或联合起来，集体抵制态度恶劣的雇主。抵制南方种族主义的另一种非正式抗争方式是大迁徙。黑人认为迁徙北方能为自身提供更好的经济保障。1916年至1929年，近150万黑人离开南部，极大地改变了黑人在全国的区域分布状况。
　　最激烈的非正式抗争当属黑人对白人的暴力反抗，一些黑人激进分子甚至宣称：“黑人准备自卫的时候已经到了”。1906年，亚特兰大的黑人对白人暴徒实施相当惨烈的暴力报复。事件的起因是一起黑人轮奸白人女性的传闻，上万名白人因此在市中心袭击他们能找到的每一个黑人。当白人暴徒冲到黑人居住区时，黑人设置了狙击点，用枪弹捍卫家园，闻迅赶来的白人警察也被黑人伏击。这起耸人听闻的种族主义暴乱令黑白两族都感震惊，也为黑人的民权斗争赢得了来自白人进步人士的同情。
　　与草根黑人不同，黑人活动家和知识分子更愿意通过有组织的集体行动争取权益。跟新移民一样，黑人们创建学校、教堂等机构，也组建各种互助与社交组织。这些组织能给孤立的个人以一定的经济保障，更能促进黑人自力更生，增强群体的自主性。
　　为追求共同的经济利益，黑白两族的工人们跨越种族界限，组建联合工会，协调集体行动。1907年，1万余名黑白工人联合举行了20天的罢工。资本家试图分裂他们，拒绝和黑人工会成员会談，但白人工会成员坚决不同意在没有黑人同伴的情形下和谈。联合起来的力量是巨大的，资本家最后不得不同意工人们的所有要求。
　　黑人不屈不挠的顽强抗争引起了政府的重视。老罗斯福提出了“公平施政”的口号，声称不会以肤色作为禁止担任公职的理由。他就职不久，便邀请黑人领袖布克·华盛顿到白宫会谈并共进晚餐。两年后，他批准杰出黑人威廉·克鲁姆为南卡罗来纳州的收税员，《美国有色人种杂志》兴奋地宣称这是黑人“20年来目睹的最大的政治胜利”。当邮电部拒绝密西西比州一位黑人妇女因当地白人压力的辞呈时，黑人称赞老罗斯福是“我们的总统”。
　　虽然老罗斯福、威尔逊等白人政治精英对黑人的承诺更多是象征性的，但他们还是为黑人地位的改善做出了贡献。1910年至1917年间，最高法院分别利用第十三、第十四和第十五条修正案有关条文宣布债务劳工法、“祖父条款”和居住区种族隔离法违反宪法。这些改善的举措最终为20世纪中期黑人的民权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为暨南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