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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奥多·范·柯克(Theodore Van Kirk),生前曾是一位美国B-29轰炸机的机组成员。这位“二战”老兵的去世,未能引起国际媒体广泛关注,但人们不应忘记,他是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的机组中,最后一位离世的成员。
1945年8月6日,柯克所在的“埃诺拉盖伊”号B-29轰炸机机组成员12人,驾机从马里亚纳群岛的提尼安基地升空,执行“13号特别轰炸任务”——对日本实施首次原子弹突袭。飞机由大队长蒂贝茨上校亲自驾驶,柯克担任蒂贝茨的领航员。
当天早上8时12分,“埃诺拉盖伊”号飞抵离目标约24公里预定投弹识别点,随后顺利锁定广岛市中心的“T”字形大桥。柯克向机组确认了飞机已抵达投弹点,绰号“小男孩”的原子弹随即被投下,并于53秒后爆炸。伴随蘑菇云升起,广岛陷入火海。几分钟后,“埃诺拉盖伊”号返航。
此次原子弹突袭,给广岛造成了巨大伤亡与损失。广岛市区80%的建筑化为灰烬,6.4万人丧生,7.2万人受伤,伤亡总人数占全市总人口的53%。8月15日,在长崎也遭受原子弹轰炸的第六天,日本才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落下帷幕。
核武器的横空出现,不仅加速了“二战”结束的进程,也把人类带入了一个“核暗”的时代。且不论这次核武器使用的伦理争辩,作为参与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核武器使用的最后当事人,柯克始终坚守着一种军人的英雄情怀和信念,未对这次行动产生任何怀疑和动摇。
在他看来,今人批评使用原子弹,是因为他们已淡忘或根本就不明白,当年美军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敌人:他们从不投降;从不接受失败。柯克不屑于将道德与战争放在一起谈论,认为这几近迂腐。因为,身处战争中心,一个国家必须有勇气做一些不得不做的事情,以便用最小的伤亡代价结束战争。
然而,战争结束了,柯克心中向往的和平却远未到来。当他参与投下原子弹的那一刻,核武的出现及其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的面貌以及秩序。“二战”后,美苏之间展开的核竞赛以及核威慑,成为冷战的背后技术支持。
这种全球冷战又与地区低烈度冲突相伴。在东亚、非洲和中东等热点地区,美苏各自扶植代理人,划分势力范围,形成各种潜在的默契,进行了数场地区战争。冷战结束,苏联消失,美国成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此后,核武器的扩散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的重大困扰。
遭受原子弹轰炸的日本,承受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的同时,也从此走上了由美国设计的民主改造之道,开始了向正常国家回归的路途。但日本对战争的反思似乎还远远不够。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国内关于突破和平宪法的各种势力和声音此起彼伏,让东亚邻国甚为担忧。
西奥多·范·柯克,1921年2月27日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的诺森伯兰,入读大学仅一年,便于1941年加入美国空军,成为一名后备军官。后来与他共同执行轰炸广岛任务的蒂贝茨上校,将柯克征召进自己的队伍,参与海外战斗。他们驾驶B-17战机,出色完成第97轰炸机大队的各种任务,并曾于1942年11月,护送艾森豪威尔前往直布罗陀,以备战盟军在北非的战役。
翱翔在欧洲和北非天空的几年中,柯克共完成58次战斗飞行任务。此后,他暂时结束战斗生涯,回到美国,专以培训领航员为业。
柯克原以为战争对他来说已结束。但在1944年秋,第509混合大队于犹他州组建。由1800名空军人员组成的这支部队,使命就在于投放原子弹。而该部队指挥官正是柯克的老上级,蒂贝茨上校。蒂贝茨再次将柯克召入麾下。
多年后,柯克曾經回忆,目睹蘑菇云在广岛上空腾起,他并未感到吃惊或愧疚,而是真切感受到如释重负——战争将要结束,更多的生命得以挽救。而此时,除了直接的参与者,整个世界尚不明白,在广岛到底发生了什么。
原子弹爆炸的情景,柯克终生都没有忘记。轰炸广岛50周年之际,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仍能清楚回忆起当时的景象:“整个城市被火光、烟雾和灰尘覆盖,看上去就像一团黑色的焦油在燃烧。”
1946年,柯克正式退役,获得银星勋章和杰出飞行十字勋章。结束军旅生涯的柯克,回到大学校园受教育,并在巴克内尔大学获得化学工程硕士学位,后成为杜邦公司的一名雇员,直至退休。
当年柯克等人执行的任务,在美国国内被视为结束了战争的英雄行为。但随着时光流逝,出于对核武器的恐惧,以及广岛、长崎等地遭受核打击后许多悲惨细节的逐步披露,对美军使用原子弹的质疑不绝于耳。
柯克对此事的态度一生未变,晚年时依然如故。他时常主持一些讲座,也会接受采访,一次次地回忆那一刻发生的一切。他表示,自己做这些事情,并不是为了个人荣耀,而是旨在告诫后人,和平来之不易。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