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晚上，埋头趴在电脑前查找资料，突然屏幕上弹出一个新闻窗。瞟一眼，不相信，点开来看，是真的：杨绛先生走了，105岁高龄。
　　不知怎么，我的眼睛湿润了。
　　虽然很小就看过《堂吉诃德》，可我对杨绛先生的了解仅限于她是钱锺书的夫人，而钱锺书是我最爱的两位中国作家之一，另一位是老舍。是在钱锺书去世后，她写的《我们仨》，让我了解她、心疼她、尊重她。在18年之后，他们仨团圆了。我感慨，中国少了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科室小医生知道我好读书，问我借《我们仨》。我很惊奇，他是从来不读闲书的。问为什么？他说朋友圈都被刷爆了，全是杨绛先生的各种文字。他想知道真实的她是什么样子。


　　二
　　上专家门诊，来了个老太太开防治心脏病的药，讲到注意事项时，我怕老人忌讳“心跳骤停”“死”之类的词，便说得很委婉。老人倒痛快：“我不怕，我已经到红十字会填写了遗体捐献表，人死了，还能派上点用处，多好。器官老了不能用，皮肤总可以用吧，或者，做科学实验用，再不济，给医学院做解剖也行，骨头做成骷髅架子，我看你们骨科都挂着的。我儿子不同意，我问了，只要我态度坚决，表达意愿，能行。我相信，我儿子最终会理解我。我不愿在临死前还要遭各种罪，我是不愿被抢救的。人总有一死，你说是吧医生？”我被老太太乐观豁达的态度感动了，握着她的手说：“我为您保驾护航，先好好活着，享受生活，再平平静静地百年。”
　　三
　　下班路上，恰逢暴雨，我隨着缓慢的车流朝家的方向行进。交叉路口，横七竖八的车堵在一起，谁也过不了，我前面两辆大越野车互不相让，挤在一条车道，都想着有机会先过。我索性拉了手刹，捡起副驾座位上备着的书，做好长时间等待的准备。
　　隐隐约约的警笛声，透过雨声穿进车窗。凭医生的直觉：是救护车。这样的雨，这么多车，怎么走？我抬头环顾，在我的前面，隔着那两辆大越野车，忽闪着警灯的，果然是救护车，实在挤不进正向的车道，进了我们这条逆行道。可是两条道都是车，没有避让车道，怎么让？大约是没有希望过去，救护车灭了警灯。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挂上挡，打了右转灯，放下右侧车窗，缓慢向右侧挤去，冲瞄着我的隔壁车道车上的司机指指前面，又指指他的方向，示意我想给救护车让路，要挤进他的车道。其实，我心里没底，他会让我吗？我一辆车过去了，有用吗？我后面那么多车，会有人像我一样，让一条生命之路吗？前面还有那两辆大越野车堵着。
　　隔壁车道的车慢慢往后退，让我过去。我冲司机挥手，小心翼翼摆过去。看后视镜，突然心头一热，我后面的车都打着右转向灯，准备挪动到隔壁车道。大家车挤车，可秩序井然。前面两辆大越野车休战了，一辆车慢慢后退，另一辆也打起了右转向灯。
　　说起来漫长，其实过程大约只有1分钟。我左侧的车道空了，救护车明显迟疑了一下，才重新拉响警报，呼啸过去。我不知道它能畅通地走多远，希望它有足够的时间到医院。
　　在剩下的回家的路上，我心情激动，为我、为素不相识却有缘同行的司机们点赞。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
　　（若 子摘自《北京晨报》2016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