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穆加贝下台的消息传来，我给温巴伊小姐发去问候信。她发来几张前段时间在巴厘岛的近照并回复“我们一切都很好！”经历政变后，这个国家令人惊叹的自然和文化景点正在吸引渴望利用这一兴趣的外国游客和投资者的注意力……这勾起了我几年前的夏日在津巴布韦农场盘桓数日的记忆。
塞姆拉农场
“早上好啊！”
“早上好。”
“睡得好吗？”
“你睡得好，我就睡得好。”
时隔多年，我依然记得农场看门人门萨用传统的马绍纳人问候方式问我早安。一身蓝色工装的他也是这里兢兢业业的打更人，负责门口树上挂着的一个大铁片钟。
从门口进来，往左拐走到头，就是一个二十多米进深的长方形泳池。蔚蓝色的水面上漂浮着紫薇树的花瓣，清澈见底。野草从铺设甬道的黄色瓷砖缝里钻出来，足足蹿到一尺多高。紫色花瓣下面是一片红色的倒影，来白一栋俄式建筑风格的三层红色别墅。花园、果园、禽舍，绕着主屋依次修建，外面还有一圈地通了电的铁丝网栏杆。从这个居住区往外才是农场所在。怎么说呢？塞姆拉农场离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不到二百公里，面积约为七百公顷，延绵在一片宽度为2.55公里的长方形梯田上，上面种了麦子、玉米、土豆、向日葵，还养了200多头牛羊。当然，还有绿油油的烟草。在那几年争议颇多的土地改革中，经营这个农场的白人被赶走了，接手的是新主人温巴伊的父亲卡杰西（Kajese）先生，一位曾经与穆加贝在雨林中一起冲锋陷阵的好友。忙于政府事物和农场的经营，新主人还没来得及享受这栋别墅。但津巴布韦人好客，他们请我住到本该属于他们的房子里，估计心细的卡杰西夫人还叮嘱佣人给泳池換了水。
听到门萨的钟声，女佣人会头顶着一个藤制的食盒，把厨师为我做好的饭菜送来。津巴布韦女人的头部好像藏着一块巨大的吸铁石，能吸住任何东西。刚来那天，她们把我昂贵、沉重的相机包扔到头顶，两只手也不闲着，一直走到别墅，让跟在后面的我一路心惊胆战。
菜式花样并不繁多，但都用一套舒适的英式花瓷盘盛放，并盖上保温盖子。因为是农场，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自给自足。卡杰西夫人会特别叮嘱厨师，为我做棕色的Sadza。那是全手工磨出来的玉米面，选用的是棕色玉米，最关键的是，它是在露天的火炉上用森林里的柴火熬制而成的。农场保留了很多英国人留下的东西，或许不是刻意要保留的，这里的生活本来就这样。在这个国家，你又怎么能摆脱英国人的影响？农场本来就是白人在罗德西亚时代带来的生产模式，他们的管理模式和团队都沿袭下来，英语是母语之一，还有英式的生活方式。无论农场的学校，逐是哈拉雷大街，到处都是穿着英式制服的学生。哪怕是家徒四壁的家庭，再节衣缩食，也要给上学的女孩子置办雪白的童子军袜和黑色、精致的小牛皮鞋。
卡杰西先生背着德制猎枪，带我在农场里开车兜风。此时，正是收获的季节，金色的麦浪在风中翻滚。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津巴布韦一直是非洲的粮仓和白人殖民者度假的后花园。眼前的丰收景象使人无法将它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联系在一起。然而，视线一旦从远方收回，落在普通农民身上破落的补丁、襁褓里的孩子以及简朴的农具上，残酷的现实感还是扑面而来。在农K时节，卡杰西可以接济周围村子上百个农民的生活。他也很珍惜中津友谊，正在把农场改建成旅游观光点。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有中国游客除了去国家野生动物公园和维多利亚瀑布，也能像我这样来农场观光。
夜幕降临后，农场里一片宁静。我和卡杰西夫妇坐在电视前通过卫星收看女儿主播的CCTV 9新闻。我本无意去碰触那个惹人争议的话题——几年前的那场土地革命，但卡杰西先生自己滔滔不绝地说起来了。他说他是彻底的民族主义者，黑人有当之无愧的权利重新获得世代居住的土地。我小心翼翼地提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和她所写的《四访津巴布韦》，茌此地出生、长大的她在书里面谴责了穆加贝。“哦，是的，但是她真的不了解我们。你应该和我们的总统先生聊聊。”卡杰西先生魁梧的身躯陷在农场会客厅厚厚的沙发里，眼神里流露出不屑。动物的天堂
津巴布韦不再是欧洲人的面包，但依然是动物的天堂。
在郊区住宿，为阻止猴子的来访，你得把窗户关严了。开车要小心，不小心就会撞倒一只麋鹿。就连农场里孩子们的英文作业本，政府也不会放过宣传机会：他们在中间印上一只不大不小的犀牛，绕着图案一圈，分别用绍纳语和英语注明了这种动物的名称、身高、重量等。
在哈拉雷的维多利亚博物馆里，除了众多的动物标本，还躺着从大津巴布韦遗址中找到的四块中国明代成化年间的青瓷碎片。在中国的明代，彼时的津巴布韦正处于莫诺莫塔帕黄金国的时代。郑和的船队来过这里吗？除了用瓷器换走黄金，他们有没有把象牙带回中国？
在万基国家野生动物公园（ Wankie National Park），一大清早，刚参加完游猎回来，我就被睡懒觉没去成的朋友截住了。
“快说说，都看到了什么？”
“狮子、犀牛、大象、野牛、斑马、鳄鱼，我还看到了一只巨大的蝴蝶，它都飞不进我家的卫生间。对了，还有非洲大羚羊！”
在津巴布韦，能看到大象和犀牛都不算稀奇，因为它们动作相对缓慢。但能看到狮子和羚羊，确实是侥幸，而且我把后者归结为自己耍的一个小花招。当我们的吉普车在雨林里缓慢行驶到羚羊可能出没的地段时，我尝试了一种新的观察方式：把自己的眼睛闭上，只用耳朵聆听周围的动静。时间一秒秒地过去，奇迹出现了。“kudu（大羚羊）！”紧随着向导压低了的提醒声，是众人错过它的叹息声。我发现，我成了现场的唯一收获者。应该没多少人听到了那几声“沙沙”的声音，那是羚羊的身体摩擦树叶的声音。在我的镜头里，那只从小路右边树林里窜出的斑纹大羚羊在半空被我逮个正着。
《走出非洲》里，主人公Isak Dinesen曾在日记里写下这么一段话：没有家禽可以像野生动物一样学会安静。文明人已经失去了静的能力，必须从他们身上重新学习静处。唯有如此，有朝一日才能被它们所接受。缓慢移动的艺术绝非暴身攫物，对那些猎人是第一要义，而对我们这些拿相机的“猎人”呢，是不是更得自省了？ 黄昏时分，残阳如血，窗口树干上挪腾跳跃的狒狒们不请自来进入卧室。我循着金色的光线在露天游泳池里潜泳，身着白色礼服的服务生托着盘子从池边轻轻走过。当我从水中探出脑袋时，在我的右侧，一群寻找水源的野象正在住店的水塘边嬉戏;而在我的左侧，主人架起了烤肉的熊熊篝火，一瓶Amamla大象果酒已经被打开。文明和野性，如何才能相安无事？对那些作为朋友国度假背景酌大象和长颈鹿朋友，人类有没有可能给予更好的生存方式？
几个世纪之前，非洲动物还是真正意义上的非洲动物。肯尼亚的大象可以跑到津巴布韦来，迁徙是自由的。如今，它们不再像祖辈们那么幸运了。在宽阔的非洲草原上跑啊跑，就能碰触到篱笆。听说现在有人在尝试拆除篱笆，还尝试让有钱人来猎杀野象，并用飞机运回家去。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保护区里的动物需要保持在一定的数量，这真是一个两难的道德问题。
神奇能力
在一个周末的午后，我陪同卡杰西夫人的车从农场返回哈拉雷购物。在路上，我们碰到两个使徒白衣教（ Vapostori）教士，它们正在去一个教堂主持仪式的路上。快到播种的季节了，路边黄色的荒草地被烧成了黑色，连那颗巨大的穆萨萨树也成了黑影，一红一白的袍子，特别醒目。这倒也好，本来使徒白衣教就认大自然为他们的教堂，不读《圣经》，从大自然里找天肩，并与民间巫术和动物图腾结合。在津巴布韦各地，经常能看到他们在露天举行宗教仪式。如果不搭我们的车，他们也许要走一天的时间呢，但他们并不介意。
津巴布韦人曾是非洲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车让行人对他们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他们和土地贴得那么近，在城里也能嗅到气息。这不，一个郊区农民抱着一大袋绿色的玉米种子，走进了一家Beijing Takeaway超市，他在那里买走了播种季即将使用的喷雾器;在Moyo大街，一个印度富人从建于1915年的梅克丽酒店里开出一辆自己的丰田越野车，车上挂着一个海上摩托艇，还有两个黑人佣人。在临近Mbare的露天交易市场，一个身着格子西服、头戴鸭舌帽的隼轻人一边看护自己的摊位，一边正聚精会神地看一本叫《费雯丽传奇》的旧书。他的目标是卖掉五本书后回家。这座由英国殖民者建于1890年的城市是不折不扣的建筑标本，保留了从20世纪初到现在一百多年的建筑风格。
我偷偷瞄了一眼卡杰西夫人手里的购物清单，ChibukLl赫然在目。它是一种用高梁加入酒曲发酵的土啤酒，味道比较重，因为淀粉胚芽沉淀，饮用前需要摇一摇，是津巴布韦人每天必喝的国民饮料。ChibLiku在绍纳语里是“书”的意思，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这款啤酒的发明者很真诚，也很有文化，初创时期把酒客所有的意见和工艺的改进都记录在一本书上了。
酒精在这里是一种灵媒，在东南部靠近Masvingo的一个村子里，我遇到过一个当地的巫师，七十多岁的他腰上裹着豹皮，手拿一根枘木拐杖，腿上绑着葫芦铃铛，手舞足蹈地给乡亲驱魔。他说自己在九岁的时候被美人鱼带走，杳无音信。他的父亲知道他爱喝酒，就在河边酿ChibLikLl。多年后，他奇迹般地再出现在村子里。对自己去了哪里，他一无所知，但村子里的人发现他拥有了神奇的预测能力，于是拜他为巫师。在超市里买到的只能是利乐装的ChibLikLl，如果你想买一种叫SCLid酌包装，你得到乡下去。它模仿了当年著名的伊拉克飞毛腿导弹，棕褐色、粗大壮实、暴力性感，可退瓶。
一美元
非洲给人的印象总是烤焦了的褐色，但哈拉雷大街是白蓝白蓝的天幕下浓得化不开的绿，随处可见的红三角梅和紫薇树点缀其间。南半球的十月很热，在来往车辆的帮助下，街上那些废弃的饮料瓶盖被镶嵌到晒化了的柏油沥青里，它们在第二年会成为坚硬的可口可乐或者怡泉的免费广告。有些聪明的艺术家想出妙招，他们发挥非洲人丰富的想象力，用油彩在这些可乐瓶盖上画出各种劳作中的津巴布韦人，惟妙惟肖，底部粘上一片磁片，摇身一变，成了售价一美元的冰箱贴。
津巴布韦币已经发行到了壹万亿元一张，但还是像落叶一样在人行道上被风吹卷着无人理睬。城市里几乎所有的东西都用美元交易，有很多一美元的东西：叠了四层的西红柿一美元，一大捆蔬菜一美元，一瓶可乐一美元。有一次，我正坐在一辆颠簸的巴士从乡下回哈拉雷，后面有人拍我肩膀。转过去，见到一张诚恳、年轻的笑脸，递上来一捆纸钞。他希望我帮忙递给前面的司机，这么一打钱，每张面额都是壹万亿元，却只够支付那趟旅行的车票——一美元，我支付的费用。
曾弪有英国大学做幸福指数排名，津巴布韦排名很靠后，穆加贝不干了，他干脆站出来宣布津巴布韦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这事如果轮到我去评论，我也会替他们抱屈的。津巴布韦人真的是穷开心，白天去银行排队挤兑，晚上去酒吧参加派对。临走时，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通知要被穆加贝接见。那时，我想起了卡杰西跟我说过的话，“和总统先生聊聊，兴许可以和他探讨幸福问题”。在宴会现场，穆加贝谈笑风生，不断地用风趣的语言和各路朋友开各种玩笑。但后来得知，除了握手，我们并没有争取到采访的机会。当我不怀好意地想从包里拿出莱辛的书找他签名时，我被保安推到了一边。他们一定误以为我要干什么傻事了吧。
不知道被赶下台的老总统是否安好，但我比較确定的是，卡杰西先生依然钟情于在他的农场接待更多的中国人。所有的津巴布韦人都把希望寄托在新总统身上。目前的局势还不容乐观，但相信会越来越好。随着经济的好转，津巴布韦旅游业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会不会遭到空前的破坏呢？
“我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啦！只要新总统睡得好，我们就睡得好啊。至于老总统，我们知道如何对待他，我们津巴布韦社会电有尊老的传统，会让他的晚年过得很体面。”温巴伊在回信中说。
塞姆拉农场
“早上好啊！”
“早上好。”
“睡得好吗？”
“你睡得好，我就睡得好。”
时隔多年，我依然记得农场看门人门萨用传统的马绍纳人问候方式问我早安。一身蓝色工装的他也是这里兢兢业业的打更人，负责门口树上挂着的一个大铁片钟。
从门口进来，往左拐走到头，就是一个二十多米进深的长方形泳池。蔚蓝色的水面上漂浮着紫薇树的花瓣，清澈见底。野草从铺设甬道的黄色瓷砖缝里钻出来，足足蹿到一尺多高。紫色花瓣下面是一片红色的倒影，来白一栋俄式建筑风格的三层红色别墅。花园、果园、禽舍，绕着主屋依次修建，外面还有一圈地通了电的铁丝网栏杆。从这个居住区往外才是农场所在。怎么说呢？塞姆拉农场离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不到二百公里，面积约为七百公顷，延绵在一片宽度为2.55公里的长方形梯田上，上面种了麦子、玉米、土豆、向日葵，还养了200多头牛羊。当然，还有绿油油的烟草。在那几年争议颇多的土地改革中，经营这个农场的白人被赶走了，接手的是新主人温巴伊的父亲卡杰西（Kajese）先生，一位曾经与穆加贝在雨林中一起冲锋陷阵的好友。忙于政府事物和农场的经营，新主人还没来得及享受这栋别墅。但津巴布韦人好客，他们请我住到本该属于他们的房子里，估计心细的卡杰西夫人还叮嘱佣人给泳池換了水。
听到门萨的钟声，女佣人会头顶着一个藤制的食盒，把厨师为我做好的饭菜送来。津巴布韦女人的头部好像藏着一块巨大的吸铁石，能吸住任何东西。刚来那天，她们把我昂贵、沉重的相机包扔到头顶，两只手也不闲着，一直走到别墅，让跟在后面的我一路心惊胆战。
菜式花样并不繁多，但都用一套舒适的英式花瓷盘盛放，并盖上保温盖子。因为是农场，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自给自足。卡杰西夫人会特别叮嘱厨师，为我做棕色的Sadza。那是全手工磨出来的玉米面，选用的是棕色玉米，最关键的是，它是在露天的火炉上用森林里的柴火熬制而成的。农场保留了很多英国人留下的东西，或许不是刻意要保留的，这里的生活本来就这样。在这个国家，你又怎么能摆脱英国人的影响？农场本来就是白人在罗德西亚时代带来的生产模式，他们的管理模式和团队都沿袭下来，英语是母语之一，还有英式的生活方式。无论农场的学校，逐是哈拉雷大街，到处都是穿着英式制服的学生。哪怕是家徒四壁的家庭，再节衣缩食，也要给上学的女孩子置办雪白的童子军袜和黑色、精致的小牛皮鞋。
卡杰西先生背着德制猎枪，带我在农场里开车兜风。此时，正是收获的季节，金色的麦浪在风中翻滚。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津巴布韦一直是非洲的粮仓和白人殖民者度假的后花园。眼前的丰收景象使人无法将它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联系在一起。然而，视线一旦从远方收回，落在普通农民身上破落的补丁、襁褓里的孩子以及简朴的农具上，残酷的现实感还是扑面而来。在农K时节，卡杰西可以接济周围村子上百个农民的生活。他也很珍惜中津友谊，正在把农场改建成旅游观光点。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有中国游客除了去国家野生动物公园和维多利亚瀑布，也能像我这样来农场观光。
夜幕降临后，农场里一片宁静。我和卡杰西夫妇坐在电视前通过卫星收看女儿主播的CCTV 9新闻。我本无意去碰触那个惹人争议的话题——几年前的那场土地革命，但卡杰西先生自己滔滔不绝地说起来了。他说他是彻底的民族主义者，黑人有当之无愧的权利重新获得世代居住的土地。我小心翼翼地提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和她所写的《四访津巴布韦》，茌此地出生、长大的她在书里面谴责了穆加贝。“哦，是的，但是她真的不了解我们。你应该和我们的总统先生聊聊。”卡杰西先生魁梧的身躯陷在农场会客厅厚厚的沙发里，眼神里流露出不屑。动物的天堂
津巴布韦不再是欧洲人的面包，但依然是动物的天堂。
在郊区住宿，为阻止猴子的来访，你得把窗户关严了。开车要小心，不小心就会撞倒一只麋鹿。就连农场里孩子们的英文作业本，政府也不会放过宣传机会：他们在中间印上一只不大不小的犀牛，绕着图案一圈，分别用绍纳语和英语注明了这种动物的名称、身高、重量等。
在哈拉雷的维多利亚博物馆里，除了众多的动物标本，还躺着从大津巴布韦遗址中找到的四块中国明代成化年间的青瓷碎片。在中国的明代，彼时的津巴布韦正处于莫诺莫塔帕黄金国的时代。郑和的船队来过这里吗？除了用瓷器换走黄金，他们有没有把象牙带回中国？
在万基国家野生动物公园（ Wankie National Park），一大清早，刚参加完游猎回来，我就被睡懒觉没去成的朋友截住了。
“快说说，都看到了什么？”
“狮子、犀牛、大象、野牛、斑马、鳄鱼，我还看到了一只巨大的蝴蝶，它都飞不进我家的卫生间。对了，还有非洲大羚羊！”
在津巴布韦，能看到大象和犀牛都不算稀奇，因为它们动作相对缓慢。但能看到狮子和羚羊，确实是侥幸，而且我把后者归结为自己耍的一个小花招。当我们的吉普车在雨林里缓慢行驶到羚羊可能出没的地段时，我尝试了一种新的观察方式：把自己的眼睛闭上，只用耳朵聆听周围的动静。时间一秒秒地过去，奇迹出现了。“kudu（大羚羊）！”紧随着向导压低了的提醒声，是众人错过它的叹息声。我发现，我成了现场的唯一收获者。应该没多少人听到了那几声“沙沙”的声音，那是羚羊的身体摩擦树叶的声音。在我的镜头里，那只从小路右边树林里窜出的斑纹大羚羊在半空被我逮个正着。
《走出非洲》里，主人公Isak Dinesen曾在日记里写下这么一段话：没有家禽可以像野生动物一样学会安静。文明人已经失去了静的能力，必须从他们身上重新学习静处。唯有如此，有朝一日才能被它们所接受。缓慢移动的艺术绝非暴身攫物，对那些猎人是第一要义，而对我们这些拿相机的“猎人”呢，是不是更得自省了？ 黄昏时分，残阳如血，窗口树干上挪腾跳跃的狒狒们不请自来进入卧室。我循着金色的光线在露天游泳池里潜泳，身着白色礼服的服务生托着盘子从池边轻轻走过。当我从水中探出脑袋时，在我的右侧，一群寻找水源的野象正在住店的水塘边嬉戏;而在我的左侧，主人架起了烤肉的熊熊篝火，一瓶Amamla大象果酒已经被打开。文明和野性，如何才能相安无事？对那些作为朋友国度假背景酌大象和长颈鹿朋友，人类有没有可能给予更好的生存方式？
几个世纪之前，非洲动物还是真正意义上的非洲动物。肯尼亚的大象可以跑到津巴布韦来，迁徙是自由的。如今，它们不再像祖辈们那么幸运了。在宽阔的非洲草原上跑啊跑，就能碰触到篱笆。听说现在有人在尝试拆除篱笆，还尝试让有钱人来猎杀野象，并用飞机运回家去。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保护区里的动物需要保持在一定的数量，这真是一个两难的道德问题。
神奇能力
在一个周末的午后，我陪同卡杰西夫人的车从农场返回哈拉雷购物。在路上，我们碰到两个使徒白衣教（ Vapostori）教士，它们正在去一个教堂主持仪式的路上。快到播种的季节了，路边黄色的荒草地被烧成了黑色，连那颗巨大的穆萨萨树也成了黑影，一红一白的袍子，特别醒目。这倒也好，本来使徒白衣教就认大自然为他们的教堂，不读《圣经》，从大自然里找天肩，并与民间巫术和动物图腾结合。在津巴布韦各地，经常能看到他们在露天举行宗教仪式。如果不搭我们的车，他们也许要走一天的时间呢，但他们并不介意。
津巴布韦人曾是非洲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车让行人对他们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他们和土地贴得那么近，在城里也能嗅到气息。这不，一个郊区农民抱着一大袋绿色的玉米种子，走进了一家Beijing Takeaway超市，他在那里买走了播种季即将使用的喷雾器;在Moyo大街，一个印度富人从建于1915年的梅克丽酒店里开出一辆自己的丰田越野车，车上挂着一个海上摩托艇，还有两个黑人佣人。在临近Mbare的露天交易市场，一个身着格子西服、头戴鸭舌帽的隼轻人一边看护自己的摊位，一边正聚精会神地看一本叫《费雯丽传奇》的旧书。他的目标是卖掉五本书后回家。这座由英国殖民者建于1890年的城市是不折不扣的建筑标本，保留了从20世纪初到现在一百多年的建筑风格。
我偷偷瞄了一眼卡杰西夫人手里的购物清单，ChibukLl赫然在目。它是一种用高梁加入酒曲发酵的土啤酒，味道比较重，因为淀粉胚芽沉淀，饮用前需要摇一摇，是津巴布韦人每天必喝的国民饮料。ChibLiku在绍纳语里是“书”的意思，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这款啤酒的发明者很真诚，也很有文化，初创时期把酒客所有的意见和工艺的改进都记录在一本书上了。
酒精在这里是一种灵媒，在东南部靠近Masvingo的一个村子里，我遇到过一个当地的巫师，七十多岁的他腰上裹着豹皮，手拿一根枘木拐杖，腿上绑着葫芦铃铛，手舞足蹈地给乡亲驱魔。他说自己在九岁的时候被美人鱼带走，杳无音信。他的父亲知道他爱喝酒，就在河边酿ChibLikLl。多年后，他奇迹般地再出现在村子里。对自己去了哪里，他一无所知，但村子里的人发现他拥有了神奇的预测能力，于是拜他为巫师。在超市里买到的只能是利乐装的ChibLikLl，如果你想买一种叫SCLid酌包装，你得到乡下去。它模仿了当年著名的伊拉克飞毛腿导弹，棕褐色、粗大壮实、暴力性感，可退瓶。
一美元
非洲给人的印象总是烤焦了的褐色，但哈拉雷大街是白蓝白蓝的天幕下浓得化不开的绿，随处可见的红三角梅和紫薇树点缀其间。南半球的十月很热，在来往车辆的帮助下，街上那些废弃的饮料瓶盖被镶嵌到晒化了的柏油沥青里，它们在第二年会成为坚硬的可口可乐或者怡泉的免费广告。有些聪明的艺术家想出妙招，他们发挥非洲人丰富的想象力，用油彩在这些可乐瓶盖上画出各种劳作中的津巴布韦人，惟妙惟肖，底部粘上一片磁片，摇身一变，成了售价一美元的冰箱贴。
津巴布韦币已经发行到了壹万亿元一张，但还是像落叶一样在人行道上被风吹卷着无人理睬。城市里几乎所有的东西都用美元交易，有很多一美元的东西：叠了四层的西红柿一美元，一大捆蔬菜一美元，一瓶可乐一美元。有一次，我正坐在一辆颠簸的巴士从乡下回哈拉雷，后面有人拍我肩膀。转过去，见到一张诚恳、年轻的笑脸，递上来一捆纸钞。他希望我帮忙递给前面的司机，这么一打钱，每张面额都是壹万亿元，却只够支付那趟旅行的车票——一美元，我支付的费用。
曾弪有英国大学做幸福指数排名，津巴布韦排名很靠后，穆加贝不干了，他干脆站出来宣布津巴布韦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这事如果轮到我去评论，我也会替他们抱屈的。津巴布韦人真的是穷开心，白天去银行排队挤兑，晚上去酒吧参加派对。临走时，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通知要被穆加贝接见。那时，我想起了卡杰西跟我说过的话，“和总统先生聊聊，兴许可以和他探讨幸福问题”。在宴会现场，穆加贝谈笑风生，不断地用风趣的语言和各路朋友开各种玩笑。但后来得知，除了握手，我们并没有争取到采访的机会。当我不怀好意地想从包里拿出莱辛的书找他签名时，我被保安推到了一边。他们一定误以为我要干什么傻事了吧。
不知道被赶下台的老总统是否安好，但我比較确定的是，卡杰西先生依然钟情于在他的农场接待更多的中国人。所有的津巴布韦人都把希望寄托在新总统身上。目前的局势还不容乐观，但相信会越来越好。随着经济的好转，津巴布韦旅游业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会不会遭到空前的破坏呢？
“我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啦！只要新总统睡得好，我们就睡得好啊。至于老总统，我们知道如何对待他，我们津巴布韦社会电有尊老的传统，会让他的晚年过得很体面。”温巴伊在回信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