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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对自己是如此苛求
我的母亲才貌双全。她做得一手好小米干饭，擀一手好面条，包一手好饺子，她织的花边在全村一直是第一名，不管多难织的花边，到我母亲手里都是小菜一碟。母亲白天下地，晚上点着煤油灯“哗啦哗啦”地织花边，有时为按期交货，母亲一直织到天明，白天又去下地。母亲用她勤劳的双手维持了我们家庭三十几年的生计，一直到她66岁。
我和爱人结婚六年也没戴上手表。1975年，我给爱人狠心买了一块上海表，是母亲用织花边的钱帮我付的。母亲帮我看着孩子，料理着家务，还整天不停地织着花边，一个月下来，少则二十几元，多则三四十元，当时我在县委当副书记，月工资34.5元，爱人的月工资30.48元，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母亲勤劳的双手，我的这个家庭很难支撑下去。
母亲有一副天生丽质的白皮肤脸庞，一头乌黑的头发，1.66米的个子，在当时我们那个三百多户的大村里堪称一流人才。
解放初期，村里的单身汉很多，但没有一个敢去巴结母亲的。有一次，街东一个单身汉托人向母亲说媒，母亲不仅当场回绝，而且后来在街上碰到那个求婚的人还当面奚落了他一顿。
父亲去世后，母亲紧紧护卫着她那纯洁的尊严。她脑中固然有封建社会“三从四德”意识的束缚，也是为了孩子们。
父亲去世时，《婚姻法》已经颁布了。这是解放中国妇女的一部大法，它标志着套在中国妇女头上的几千年来的沉重枷锁从此被砸烂了。我省郎咸芬同志主演的反封建压迫的吕剧《李二嫂改嫁》响遍齐鲁大地，我的家乡也演了起来。全社会的人都同情李二嫂，但母亲始终没有被“李二嫂”的行为所影响，丝毫没有再嫁的想法。
当时和随后的几年里，姥姥家、姨家一些了解母亲情况的人，都先后找过母亲，劝说母亲再走一步，但都被母亲拒绝了。母亲对他们说：“我走一步容易，太差的人家我也不会去。但我走了有两个对不起，一对不起孩子他爹，二对不起孩子，孩子有了后爹，那孩子的将来就不再全是我说了算了，以后再有个三大两小的，关系我不好处理，后爹不好处理，孩子之间的关系也不好处理，这是何苦呢？”提媒的人连连点头。
当时我们村丈夫早逝的中年妇女何其多，光我当时知道的就有十几个，大多都再嫁了。唯独在我母亲这里行不通，她表现得那么坚定，那么真诚，那么反常。她决不是封建伦理的捍卫者，对于那些嫁人而走的妇女，母亲也给予了她应有的同情，唯有对己，母亲坚持自己的道德理念，坚决不再嫁。
当时也有人说：“你指望孩子，可孩子长大能给你什么？”母亲坚定地说：“我家没有生分的根代（根代，胶东方言，意为基因、家族特质），我相信孩子长大不会生分。我也不指望孩子长大做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当个庄稼汉能下力有饭吃就行了。”
1957年，我11岁，那年我考上了公办完小。当时完小有公办、民办两个班。考上公办不仅一年的学费便宜，教学方面配备得也高。那是一个晴朗月夜，母亲从妹妹口里知道我考上了公办，全村40多个毕业生只考上了7个，母亲流泪了。她坐在我身边，摸着我的头爱怜地说：“没有你爹，下地干活你旷了课，还能考上公办，有出息，没白费了我的心……”
含辛茹苦供我读书
是的，在父亲去世后的几年里，家里缺劳力，我经常请假下地帮着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有一次，我赶着毛驴从山里往家里驮柴禾，在学校外我听到老师在给全班同学念我写的作文《春天》。想到那么多有爹的孩子，无忧无虑地坐在课堂里上课，而我却赶着毛驴一上午要走二十多里路，心里一酸就掉下了眼泪。回到家后，母亲看我好像哭过，问我怎么了，我说汗水流到眼里，我绝不能去触动母亲那颗已被刺痛的心。我是老大，当时家里的情况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都不允许我再读书了，但母亲硬是不准我退学，我知道母亲含辛茹苦供我读书的良苦用心。
当初，我考上初中时，不想再去了，母亲批评了我，我只好继续上学。1962年，该考高中了，家庭的现实让我不得不背着母亲开始做假了。我必须以考不上为理由来说服母亲。
在毕业前的一个多月，班主任老师发现我不那么认真学习了，把我叫到办公室批评了好长时间。我当时毕竟是班干部，要带头啊！
到了栖霞一中的考场上，我的心跳得厉害，我清楚地知道手下这支笔对母亲报恩的重量，我不能再上学了，我已经长大了，应该给母亲给家庭分忧了。正好文科考试题目是《记一个人》，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母亲”这个命题，我真实地记载着她那令我难忘的恩德。
把作文做完后，其他的考题对我来说忽然变得那样苍白，虽然那些数学题和化学题我都能答得上来，但我把卷子违心地推到一边，在想：我这样做对得起辛辛苦苦供我上学的母亲吗？对得起培养我三年的母校吗？对得起对我寄予重望的校长和班主任吗？这时，一种激烈的意识坚强地站了起来：对得起，你已经16岁了，难道你的良心被你學到的知识无情地吞掉了吗？难道非要上高中、大学才能报国吗？这些题坚决不要答了，故意答错我又怎么对得起用心良苦教我的老师？监考老师两次走到我跟前看看卷子，再看看我的脸，看我坐着一动不动地痴思，奇怪地走开了。
考试结束后，我的心平静极了。回到家，母亲问我考得怎样，我不敢说考得不好。母亲很高兴，特意为我做了一顿面条，这顿面条虽然吃得很内疚，但我心里却也暗喜。
不久消息出来，我落榜了。母亲看着我，没有说什么，但我从她的表情里好像察觉到什么。那几天，我开心地到生产队干了几天活，又抽空开了一片荒地种上了荞麦，把自留地锄得干干净净。可是没几天，母校的王子敬（又名王肃）老师来到我家，说有几个考上高中但身体不合格的同学不上了，按照考分延伸，我在应上学的范围，学校通知我马上准备到一中去上学。
这时，我只能向老师、母亲讲实话了：我感谢母校对我的培养，但我坚决不上学了。我向老师表示，回家当一个好的知识青年。母亲把热气腾腾的鸡蛋端到王老师面前，坚定地对我说：“不行，你妹妹完小毕业了，家里有帮手，你要听老师的话，一定上学去，我织花边供你上学。”
不知是对母亲亲情的天平失去了平衡，还是良心的责备起到了决定性的催化作用，我再也抑制不住长期压抑在心里的感情，哭了，母亲也禁不住用衣襟擦着眼睛，王老师的眼圈也红了。老师看到我家的现实，终于同意了我的选择。我送老师到村西头，回家后带着激昂而又十分复杂的感情，写了一首650字的《五言诗》。
实践证明，我确实没有食言，两年的农村生活，我毫不保留地把学到的知识送给了农村，我办的夜校两年在全公社评比获第一名，我两次到母校给应届毕业校友做回乡劳动的体会报告。
1964年，我18岁，被上级团组织推荐选拔送到团校去学习深造。临别时刻，在一个深夜两三点钟的秋天，面对毅然抛掉自己幸福而为我甘心吃苦的母亲，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走在夜色茫茫的西去县城东站的路上，我深切地感到，正是母亲的力量催促着我快步地正式踏上这革命生涯的征途。
母亲是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
母亲和千千万万的中国妇女一样有着传统的淳厚朴实、勤劳善良的品质，与此同时，她还脱离了低级趣味，用博大的胸怀、大方的手笔构筑了人群的和谐。
父亲刚去世的时候，不知是父亲当干部时得罪了人，还是因为妒忌，有两户邻居经常寻衅谩骂母亲。她们经常冷嘲热讽我母亲是寡妇，母亲下地回来累得浑身是汗，她们却在院子里开始唱小调，尤其房后那个堂婶，一边给堂叔扇扇子，一边对我母亲说：“你看俺有个女婿，你伤天理把男人妨死了。”
这个堂婶长得很凶，骂起人来特别起劲，父亲在的时候经常批评她。这一下她找到了报复的机会，几乎隔几天就骂一次。我还记得，漫漫长夜里母亲抱着弟弟，我和妹妹围在母亲身旁，默默地听她臭骂几个小时。有时母亲实在忍不住了，就回她几句，结果她骂得更凶。
她家的厕所原先在西屋窗前，我父亲去世后她马上搬到了我家屋后。母亲养的大白兔长到十几斤，腊月跑进了她家，她就用红颜料把兔子染一染，说是她养的。母亲是真正体验到了女人失去丈夫的社会处境，这些都记在了我心里。
善良的街坊邻居对这种恶行十分痛恨，对母亲都好言劝慰。母亲有时实在忍不下去，或者说是更思念我去世的父亲，于是自己去父亲坟上大哭一场。她哭得是那样的悲伤，一边哭一边诉说自己的苦难。我常常到父亲坟前去拉我母亲，陪着母亲掉泪。我恨透了那两个恶妇。我猜想，这一辈子母亲不会再理她们了。我发誓长大了要狠狠揍她们一顿给母亲出气。
后来，似乎上天有意给我上了一堂难忘的课。
在栖霞工作15年、牟平工作10年的岁月里，我先后在三十几个村子驻过点，还真遇到过农村寡妇受欺负的情况。每每此时，我都主动过问主动解决。
1968年7月，我下乡驻点在任留村，遇到一家弟兄三个和一个寡妇吵架，眼看到了要动手打人的程度，我主动向围观的群众了解了一下，挺身而出制止了他们。弟兄三人气呼呼地冲着我吼叫，我大义凛然地批评了他们，围观的群众都替我助威，那个妇女搂着她小女儿哭了。我一下想到我的童年。第二天，我把腰包里仅有的两元钱托人送给了那个妇女。
2000年，我在济南任市长时，有一天在槐荫广场看完粮食局陈列的放心馒头刚要上车，一个妇女领着一个小女孩突然跪到我眼前。我还没反应过来，她们就被广场保安人员给架开了。我严肃地批评了保安人员，走到那个妇女跟前问她，为什么给我下跪。她告诉我，她没有丈夫了，大女儿在中专读书，小女儿在四年级读书，家里没有钱供孩子上学。我问她没领低保金吗？她说居委会不给她。我当即给陈学科副秘书长下了调查任务，弄清事情真相后，批评了居委会负责人，给她解决了低保，让民政给她发了两万元的补助。
我在济南任了整整十年市长，如今我最大的欣慰是济南人民给了我一个“爱民市长”的荣称。每逢我在大街上行走或带着小孙子逛商店，市民碰见我时都热情地叫我市长，很少叫我省长和主席的。我能得到这样的殊荣，一是感谢党组织对我多年的培养，这是最根本也是第一位的，二是要感谢母亲对我的教诲，再确切一点说，从母亲亲身经历的苦难中，我懂得了怎样爱民的道理。
之所以说母亲脱离了低级趣味，是因为她对待当年那般欺负她的两个邻居，是宽容的。
时隔几年，有一天，大门外面站了一帮人，其中有两个男的高声大骂那个堂婶。堂婶吓得不敢出来，外面的叫骂声长时间不断，母亲在家织花边听得实在忍不下去，走到门口严肃质问并批评了那几个叫骂的男人。在场的几十个人都暗暗吃惊，在他们看来母亲过去被她骂得太惨了，现在听到这个骂声应该感到高兴，没想到反被母亲训斥了一顿。许多人背后说，世上没碰着母亲这样的人。堂婶骂母亲全村出了名，母亲给堂婶解围更是出了名。
我在县里当了副书记以后，两家与母亲的关系又和父亲在世时那样好了起来。母亲不记前仇，和她们和睦相处。
我从粮所特意买了一些大米回家，有时还给母亲买点刀鱼。记得有一次做好饭后，母亲专门给当时已经重病在身的堂婶送去一大碗大米干饭，上面放了三块香喷喷的刀鱼。堂婶哆嗦着双手接过米饭，看着站在一边的我，羞愧地低下了头。母亲的心胸太广阔了，比我宽大十倍。
堂婶四十多岁就死了。两个女儿先后出嫁，家里只剩下堂叔和在灾荒年从讨饭人手里要来的儿子。母亲非常可怜他们，经常去接济他们。孩子长大后，很难在当地找上对象，我在牟平当县长的时候，母亲让我把他爷俩安排在一个靠海边的农村落了户，娶了亲，一直到现在。
宽容，是母亲一生中全部美德的源泉。她用这崇高的美德赢得了全村群众对她的钦佩。几十年来，她那饱含宽容的目光令我多次感受到我作为她儿子的恭敬和驕傲。 母亲从不占别人的便宜
母亲和鲁迅先生在《故乡》一文中描写的那个细脚伶丁的豆腐西施正好相反，从来不向别人索取。
母亲做得一手好饭，村东村西的红白喜事或盖房子总要我母亲去做主炊。别人去帮炊的，到了中午和晚上都把孩子叫去在帮主家吃饭，走的时候还拿着好吃的回家。在那个生活十分困苦的年代，能饱饱地吃一顿好饭真是一个很大的享受。但从我记事起，母亲没有一次让我们兄妹三人到帮主家吃过饭，即使给我两个伯伯家主炊盖房，除我在那里干活吃饭外，妹妹弟弟也不让去吃饭。给人家做完饭，母亲总是空手回家，本来我们指望母亲能带点好饭回来，但是从来没有。有几次都是帮主听说我们三人晚上吃的冷饭之后派人送来了饭菜，母亲没法推辞才收下的。这一点对我一生影响极深极深。
正月里，姑舅姊妹结伙到我奶奶家探亲，当时两个伯伯都在外工作，叔叔也是村里的二把手，中午的时候母亲常常把这些客人留在家里吃饭，把自己舍不得吃的大饽饽给他们吃。这些姑舅姊妹弟兄有的知道我家穷，有的不知道，他们只觉得我母亲热情、好客，在我们家能吃得饱，吃得开心。按一般的道理，我家最不具备接待的条件，但母亲从不与伯母和叔婶计较，接待了一年又一年，从无怨言，和那些为了一顿饭妯娌们打得不可开交的人比起来，母亲脱离低级趣味脱得是那么的潇洒。
1958年8月，农村开始大办食堂。有一天，我发现全班同学带的午饭全部换成了馒头或油饼，唯独我是玉米面和地瓜面掺合做的饼子。我打听同学才知道，村里办食堂之后所有的面都要交到食堂去，班上所有同学的母亲都留出了一些白面。看到同学们拿着香喷喷的大面饼、白白的馒头，我吃不下去了。一个姓范的同学把自己一块馒头分给我，我也没要。
晚上回去问母亲，母亲说：“上级号召吃食堂，家家都把面留下，食堂吃什么？咱家两缸子面我全都交出去了。你爹当初动员咱村大参军，如果都和共产党斗心眼，不去参军，老百姓能有今天吗？”
第二天晚上放学回家时，我发现大小柜和箱子上的铁件，母亲出嫁时的锡壶，她心爱的大铜盆、两口锅，父亲在世时的那件心爱的大长矛，母亲全部捐到村里去炼钢铁了。过了几年，母亲听说这是“刮五风”，大炼钢铁是错误的，脸上也露出对那些器件的可惜之色，但她从来不后悔，从来没对党说半句不满的话。
吃食堂的时候，母亲对我们要求很严，和在家里一样，吃地瓜不准剥皮、吃饭不准掉饭粒、饭吃饱就行了、不准多吃。有一次，食堂吃茳豆面条，一个妇女由于吃得太多，一出门就呕了一大滩。母亲走过去一边扶着她一边说：“侄媳妇少吃点不行吗？别认为这是大家伙儿的饭吃了不心疼，如果都这样，咱这个食堂不就早倒了吗？”
1959年春天，村里安排母亲给食堂推磨。别的推磨人都往家里偷玉米面，唯有母亲不干。我上学拿的饼子，是用食堂统一发放的玉米面，母亲再到山里的杨树上采一些鲜嫩嫩的杨穗掺合着做成的。食堂里的人知道母亲从不偷面，有一次用袋子装了一些面让母亲带回家，母亲坚决不收。
有一天晚上，母亲对我说：“偷社里的东西回家吃，这不是让孩子从小学着偷吗？如果孩子偷了东西，你大人怎么管孩子？”这些浅显的语言现在听起来有了很深奥的哲理。母亲肯定没有读过四书之一《大学》，但是她懂得修身齐家的道理，有这样一位母亲怎能教养不出治国平天下的人才呢？
1961年，由于“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和严重的自然灾害，家乡人民的生活到了十分困苦的境地。中学被迫放4个月的长假。原本上中学时已转出的非农业户口被迫转回农村，社会风气十分糟糕，偷窃风几乎覆盖了千家万户。村干部没有办法，秋天就在入村的大小路口设了关卡，所有下地干活带的篓子必须经过翻查，有几次我的篓子也不例外。但是散工后和母亲一起回家，发现母亲带的篓子却从来都是免检通过，我感到非常自豪。
开学时，学校规定每个学生要帶十斤花生米回学校度荒。我记得很清楚，返校的前一天，母亲坐在门槛上把我要带回校的干花生米拣了又拣。我问母亲拣什么，她说：“这里面有一些坏的、小的，我拣出来。”这是她领着妹妹双腿跪着从地里复收而得来的花生米（因母亲是小脚，不能在地里长蹲，只能跪在地上）。我心酸地说：“用不着拣，到学校归大堆，谁还检查质量。”母亲说：“不能这样想，学校培养你也不容易，好比我拉弄你成人一样，如果你对我不好，我伤不伤心？过去交公粮的时候，咱家的公粮在全村都是第一，一粒沙子也检不出来。”
母亲费了好长时间把花生拣完，又称了称，母亲给称了十二斤。开学时，我把十二斤花生米往大堆上倒的时候，看到一粒粒肥大的花生米确实比其他同学的都大都好，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16岁中学毕业后，我回村当了小队会计。由于有团支部和夜校的工作，小队会计的许多账我得利用晚上母亲织花边的灯光认真进行清理，母亲很赞成我认真的态度。
到了初夏，小队保管员把队里粮库的底子清理了一下，剩了一些花生米、玉米、绿豆、地瓜干，按队委会5个人，每个人能分40多斤，平均两角钱一斤，价格十分便宜。在那粮食紧张的年代，40多斤粮食对一个家庭来讲非常宝贵。我回家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正在门口织花边的母亲，母亲一听说小队干部去分这些东西非常不高兴。她织着花边头也没抬地说：“老百姓最讨厌干部私分东西，你们能捂住人家的眼，但堵不住人家的嘴，让人家说长道短，东西吃下去也不舒坦。”她坚定地说：“咱不要，谁愿要就给谁。你年轻，刚刚走上社会，千万要管住自己。”
“要管住自己”这五个字出自母亲之口，这和党组织要求我们首先“要管住自己”多么相似，生身母亲和政治母亲的教育同出一辙。
记得我10岁那年秋天，和几个堂兄到山里割草。一个堂兄到人家地里拔了两个萝卜，回来分给了我一块，被人家到地里摘茄子的姑娘发现了。她不到我大伯母、二伯母家里告状，专门到我家找我母亲说我偷吃了她家的萝卜。傍晚回来，母亲严厉责问我。我把堂兄拔萝卜的事说了，母亲问：“你吃了没有？”我只得说吃了。母亲说：“吃了就是偷吃的。”结果被母亲训了一顿，还罚我站了一个多钟头。 有一件小事对我教育很深，1976年8月我回家，院子里两个盛尿的泥罐子满了，我拿起担杖要把尿挑到自留地里，正在做饭的母亲探出身来对我说：“把这担尿送到村东头四队的玉米地里。”我一下子悟醒了：是啊，我是县委副书记，把尿送到集体地里和送到自留地里的政治意义是多么的不同啊！我挑着尿往村东走，一路上看见我的人都吃惊，“他家的自留地在村北……”但他们都很快就明白了为什么。
母亲的教诲音犹在耳
说母亲是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因为她对孩子的教养总是从高处着眼，从细处着手，不放过孩子成长过程中任何一个细微环节。多少年过去了，母亲的教诲还是音犹在耳。
她常对我们兄妹三个说：“从小偷根针，长大敢偷金；从小偷根线，长大敢偷钱。”
她给那些由于教子不严而使孩子在社会上坑蒙拐骗的母亲以无情的鞭挞：“一辈没好妻，几辈没好子。”
她坚信做一个好人的理念：“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她对解放初期我村几个南下干部与家中妻子离婚的现象十分痛恨，说：“宁靠要饭的娘，不要做官的爹。”
她对我们勤俭节约的教诲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一顿省一口，一年省一斗”。
她勉励我们种地要勤奋的口诀是：“春天捅一棍，秋天吃一顿。”
她教育我和妹妹小时候抬着筐子去拾牛粪时说：“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种地没有粪，等于瞎胡混”。
她引导我们怎样精打细算过日子时总是说：“吃不穷，穿不穷，打算不好一辈子窮。”
她教育我们怎样为官做人：“先做人，后做官。”
她讲到忠孝的利弊关系时说：“臣不忠，主有凶，子不孝，家无道。”
她引导我们在仕途上遇到挫折应把握处理的哲理时，常用“知足心常乐，能忍心则安”来劝慰和鼓励我们。
她教育我们在处理双方纠纷时，说：“不怕不知内情，就怕断事不公。”
她对我们从小要求严厉，她疼爱我们，但不溺爱我们，她的教子原则是：“惯子如杀子”。
母亲的这些话，对我一生做事做人、为官执政产生了莫大的影响，这些言语一直音犹在耳。甚至连她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说的这些话，我几乎都记忆犹新，念念不忘。
当然，母亲还有许多至理名言，我现在一时难以记起。她不识字，也没读过书，她的教诲有时也难免夹着一些“忠孝节义”的封建礼教，但是取其精华用在我为党为民执政的理念上，又是那样的得体，那样的恰如其分。
（未完待续）
我的母亲才貌双全。她做得一手好小米干饭，擀一手好面条，包一手好饺子，她织的花边在全村一直是第一名，不管多难织的花边，到我母亲手里都是小菜一碟。母亲白天下地，晚上点着煤油灯“哗啦哗啦”地织花边，有时为按期交货，母亲一直织到天明，白天又去下地。母亲用她勤劳的双手维持了我们家庭三十几年的生计，一直到她66岁。
我和爱人结婚六年也没戴上手表。1975年，我给爱人狠心买了一块上海表，是母亲用织花边的钱帮我付的。母亲帮我看着孩子，料理着家务，还整天不停地织着花边，一个月下来，少则二十几元，多则三四十元，当时我在县委当副书记，月工资34.5元，爱人的月工资30.48元，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母亲勤劳的双手，我的这个家庭很难支撑下去。
母亲有一副天生丽质的白皮肤脸庞，一头乌黑的头发，1.66米的个子，在当时我们那个三百多户的大村里堪称一流人才。
解放初期，村里的单身汉很多，但没有一个敢去巴结母亲的。有一次，街东一个单身汉托人向母亲说媒，母亲不仅当场回绝，而且后来在街上碰到那个求婚的人还当面奚落了他一顿。
父亲去世后，母亲紧紧护卫着她那纯洁的尊严。她脑中固然有封建社会“三从四德”意识的束缚，也是为了孩子们。
父亲去世时，《婚姻法》已经颁布了。这是解放中国妇女的一部大法，它标志着套在中国妇女头上的几千年来的沉重枷锁从此被砸烂了。我省郎咸芬同志主演的反封建压迫的吕剧《李二嫂改嫁》响遍齐鲁大地，我的家乡也演了起来。全社会的人都同情李二嫂，但母亲始终没有被“李二嫂”的行为所影响，丝毫没有再嫁的想法。
当时和随后的几年里，姥姥家、姨家一些了解母亲情况的人，都先后找过母亲，劝说母亲再走一步，但都被母亲拒绝了。母亲对他们说：“我走一步容易，太差的人家我也不会去。但我走了有两个对不起，一对不起孩子他爹，二对不起孩子，孩子有了后爹，那孩子的将来就不再全是我说了算了，以后再有个三大两小的，关系我不好处理，后爹不好处理，孩子之间的关系也不好处理，这是何苦呢？”提媒的人连连点头。
当时我们村丈夫早逝的中年妇女何其多，光我当时知道的就有十几个，大多都再嫁了。唯独在我母亲这里行不通，她表现得那么坚定，那么真诚，那么反常。她决不是封建伦理的捍卫者，对于那些嫁人而走的妇女，母亲也给予了她应有的同情，唯有对己，母亲坚持自己的道德理念，坚决不再嫁。
当时也有人说：“你指望孩子，可孩子长大能给你什么？”母亲坚定地说：“我家没有生分的根代（根代，胶东方言，意为基因、家族特质），我相信孩子长大不会生分。我也不指望孩子长大做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当个庄稼汉能下力有饭吃就行了。”
1957年，我11岁，那年我考上了公办完小。当时完小有公办、民办两个班。考上公办不仅一年的学费便宜，教学方面配备得也高。那是一个晴朗月夜，母亲从妹妹口里知道我考上了公办，全村40多个毕业生只考上了7个，母亲流泪了。她坐在我身边，摸着我的头爱怜地说：“没有你爹，下地干活你旷了课，还能考上公办，有出息，没白费了我的心……”
含辛茹苦供我读书
是的，在父亲去世后的几年里，家里缺劳力，我经常请假下地帮着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有一次，我赶着毛驴从山里往家里驮柴禾，在学校外我听到老师在给全班同学念我写的作文《春天》。想到那么多有爹的孩子，无忧无虑地坐在课堂里上课，而我却赶着毛驴一上午要走二十多里路，心里一酸就掉下了眼泪。回到家后，母亲看我好像哭过，问我怎么了，我说汗水流到眼里，我绝不能去触动母亲那颗已被刺痛的心。我是老大，当时家里的情况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都不允许我再读书了，但母亲硬是不准我退学，我知道母亲含辛茹苦供我读书的良苦用心。
当初，我考上初中时，不想再去了，母亲批评了我，我只好继续上学。1962年，该考高中了，家庭的现实让我不得不背着母亲开始做假了。我必须以考不上为理由来说服母亲。
在毕业前的一个多月，班主任老师发现我不那么认真学习了，把我叫到办公室批评了好长时间。我当时毕竟是班干部，要带头啊！
到了栖霞一中的考场上，我的心跳得厉害，我清楚地知道手下这支笔对母亲报恩的重量，我不能再上学了，我已经长大了，应该给母亲给家庭分忧了。正好文科考试题目是《记一个人》，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母亲”这个命题，我真实地记载着她那令我难忘的恩德。
把作文做完后，其他的考题对我来说忽然变得那样苍白，虽然那些数学题和化学题我都能答得上来，但我把卷子违心地推到一边，在想：我这样做对得起辛辛苦苦供我上学的母亲吗？对得起培养我三年的母校吗？对得起对我寄予重望的校长和班主任吗？这时，一种激烈的意识坚强地站了起来：对得起，你已经16岁了，难道你的良心被你學到的知识无情地吞掉了吗？难道非要上高中、大学才能报国吗？这些题坚决不要答了，故意答错我又怎么对得起用心良苦教我的老师？监考老师两次走到我跟前看看卷子，再看看我的脸，看我坐着一动不动地痴思，奇怪地走开了。
考试结束后，我的心平静极了。回到家，母亲问我考得怎样，我不敢说考得不好。母亲很高兴，特意为我做了一顿面条，这顿面条虽然吃得很内疚，但我心里却也暗喜。
不久消息出来，我落榜了。母亲看着我，没有说什么，但我从她的表情里好像察觉到什么。那几天，我开心地到生产队干了几天活，又抽空开了一片荒地种上了荞麦，把自留地锄得干干净净。可是没几天，母校的王子敬（又名王肃）老师来到我家，说有几个考上高中但身体不合格的同学不上了，按照考分延伸，我在应上学的范围，学校通知我马上准备到一中去上学。
这时，我只能向老师、母亲讲实话了：我感谢母校对我的培养，但我坚决不上学了。我向老师表示，回家当一个好的知识青年。母亲把热气腾腾的鸡蛋端到王老师面前，坚定地对我说：“不行，你妹妹完小毕业了，家里有帮手，你要听老师的话，一定上学去，我织花边供你上学。”
不知是对母亲亲情的天平失去了平衡，还是良心的责备起到了决定性的催化作用，我再也抑制不住长期压抑在心里的感情，哭了，母亲也禁不住用衣襟擦着眼睛，王老师的眼圈也红了。老师看到我家的现实，终于同意了我的选择。我送老师到村西头，回家后带着激昂而又十分复杂的感情，写了一首650字的《五言诗》。
实践证明，我确实没有食言，两年的农村生活，我毫不保留地把学到的知识送给了农村，我办的夜校两年在全公社评比获第一名，我两次到母校给应届毕业校友做回乡劳动的体会报告。
1964年，我18岁，被上级团组织推荐选拔送到团校去学习深造。临别时刻，在一个深夜两三点钟的秋天，面对毅然抛掉自己幸福而为我甘心吃苦的母亲，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走在夜色茫茫的西去县城东站的路上，我深切地感到，正是母亲的力量催促着我快步地正式踏上这革命生涯的征途。
母亲是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
母亲和千千万万的中国妇女一样有着传统的淳厚朴实、勤劳善良的品质，与此同时，她还脱离了低级趣味，用博大的胸怀、大方的手笔构筑了人群的和谐。
父亲刚去世的时候，不知是父亲当干部时得罪了人，还是因为妒忌，有两户邻居经常寻衅谩骂母亲。她们经常冷嘲热讽我母亲是寡妇，母亲下地回来累得浑身是汗，她们却在院子里开始唱小调，尤其房后那个堂婶，一边给堂叔扇扇子，一边对我母亲说：“你看俺有个女婿，你伤天理把男人妨死了。”
这个堂婶长得很凶，骂起人来特别起劲，父亲在的时候经常批评她。这一下她找到了报复的机会，几乎隔几天就骂一次。我还记得，漫漫长夜里母亲抱着弟弟，我和妹妹围在母亲身旁，默默地听她臭骂几个小时。有时母亲实在忍不住了，就回她几句，结果她骂得更凶。
她家的厕所原先在西屋窗前，我父亲去世后她马上搬到了我家屋后。母亲养的大白兔长到十几斤，腊月跑进了她家，她就用红颜料把兔子染一染，说是她养的。母亲是真正体验到了女人失去丈夫的社会处境，这些都记在了我心里。
善良的街坊邻居对这种恶行十分痛恨，对母亲都好言劝慰。母亲有时实在忍不下去，或者说是更思念我去世的父亲，于是自己去父亲坟上大哭一场。她哭得是那样的悲伤，一边哭一边诉说自己的苦难。我常常到父亲坟前去拉我母亲，陪着母亲掉泪。我恨透了那两个恶妇。我猜想，这一辈子母亲不会再理她们了。我发誓长大了要狠狠揍她们一顿给母亲出气。
后来，似乎上天有意给我上了一堂难忘的课。
在栖霞工作15年、牟平工作10年的岁月里，我先后在三十几个村子驻过点，还真遇到过农村寡妇受欺负的情况。每每此时，我都主动过问主动解决。
1968年7月，我下乡驻点在任留村，遇到一家弟兄三个和一个寡妇吵架，眼看到了要动手打人的程度，我主动向围观的群众了解了一下，挺身而出制止了他们。弟兄三人气呼呼地冲着我吼叫，我大义凛然地批评了他们，围观的群众都替我助威，那个妇女搂着她小女儿哭了。我一下想到我的童年。第二天，我把腰包里仅有的两元钱托人送给了那个妇女。
2000年，我在济南任市长时，有一天在槐荫广场看完粮食局陈列的放心馒头刚要上车，一个妇女领着一个小女孩突然跪到我眼前。我还没反应过来，她们就被广场保安人员给架开了。我严肃地批评了保安人员，走到那个妇女跟前问她，为什么给我下跪。她告诉我，她没有丈夫了，大女儿在中专读书，小女儿在四年级读书，家里没有钱供孩子上学。我问她没领低保金吗？她说居委会不给她。我当即给陈学科副秘书长下了调查任务，弄清事情真相后，批评了居委会负责人，给她解决了低保，让民政给她发了两万元的补助。
我在济南任了整整十年市长，如今我最大的欣慰是济南人民给了我一个“爱民市长”的荣称。每逢我在大街上行走或带着小孙子逛商店，市民碰见我时都热情地叫我市长，很少叫我省长和主席的。我能得到这样的殊荣，一是感谢党组织对我多年的培养，这是最根本也是第一位的，二是要感谢母亲对我的教诲，再确切一点说，从母亲亲身经历的苦难中，我懂得了怎样爱民的道理。
之所以说母亲脱离了低级趣味，是因为她对待当年那般欺负她的两个邻居，是宽容的。
时隔几年，有一天，大门外面站了一帮人，其中有两个男的高声大骂那个堂婶。堂婶吓得不敢出来，外面的叫骂声长时间不断，母亲在家织花边听得实在忍不下去，走到门口严肃质问并批评了那几个叫骂的男人。在场的几十个人都暗暗吃惊，在他们看来母亲过去被她骂得太惨了，现在听到这个骂声应该感到高兴，没想到反被母亲训斥了一顿。许多人背后说，世上没碰着母亲这样的人。堂婶骂母亲全村出了名，母亲给堂婶解围更是出了名。
我在县里当了副书记以后，两家与母亲的关系又和父亲在世时那样好了起来。母亲不记前仇，和她们和睦相处。
我从粮所特意买了一些大米回家，有时还给母亲买点刀鱼。记得有一次做好饭后，母亲专门给当时已经重病在身的堂婶送去一大碗大米干饭，上面放了三块香喷喷的刀鱼。堂婶哆嗦着双手接过米饭，看着站在一边的我，羞愧地低下了头。母亲的心胸太广阔了，比我宽大十倍。
堂婶四十多岁就死了。两个女儿先后出嫁，家里只剩下堂叔和在灾荒年从讨饭人手里要来的儿子。母亲非常可怜他们，经常去接济他们。孩子长大后，很难在当地找上对象，我在牟平当县长的时候，母亲让我把他爷俩安排在一个靠海边的农村落了户，娶了亲，一直到现在。
宽容，是母亲一生中全部美德的源泉。她用这崇高的美德赢得了全村群众对她的钦佩。几十年来，她那饱含宽容的目光令我多次感受到我作为她儿子的恭敬和驕傲。 母亲从不占别人的便宜
母亲和鲁迅先生在《故乡》一文中描写的那个细脚伶丁的豆腐西施正好相反，从来不向别人索取。
母亲做得一手好饭，村东村西的红白喜事或盖房子总要我母亲去做主炊。别人去帮炊的，到了中午和晚上都把孩子叫去在帮主家吃饭，走的时候还拿着好吃的回家。在那个生活十分困苦的年代，能饱饱地吃一顿好饭真是一个很大的享受。但从我记事起，母亲没有一次让我们兄妹三人到帮主家吃过饭，即使给我两个伯伯家主炊盖房，除我在那里干活吃饭外，妹妹弟弟也不让去吃饭。给人家做完饭，母亲总是空手回家，本来我们指望母亲能带点好饭回来，但是从来没有。有几次都是帮主听说我们三人晚上吃的冷饭之后派人送来了饭菜，母亲没法推辞才收下的。这一点对我一生影响极深极深。
正月里，姑舅姊妹结伙到我奶奶家探亲，当时两个伯伯都在外工作，叔叔也是村里的二把手，中午的时候母亲常常把这些客人留在家里吃饭，把自己舍不得吃的大饽饽给他们吃。这些姑舅姊妹弟兄有的知道我家穷，有的不知道，他们只觉得我母亲热情、好客，在我们家能吃得饱，吃得开心。按一般的道理，我家最不具备接待的条件，但母亲从不与伯母和叔婶计较，接待了一年又一年，从无怨言，和那些为了一顿饭妯娌们打得不可开交的人比起来，母亲脱离低级趣味脱得是那么的潇洒。
1958年8月，农村开始大办食堂。有一天，我发现全班同学带的午饭全部换成了馒头或油饼，唯独我是玉米面和地瓜面掺合做的饼子。我打听同学才知道，村里办食堂之后所有的面都要交到食堂去，班上所有同学的母亲都留出了一些白面。看到同学们拿着香喷喷的大面饼、白白的馒头，我吃不下去了。一个姓范的同学把自己一块馒头分给我，我也没要。
晚上回去问母亲，母亲说：“上级号召吃食堂，家家都把面留下，食堂吃什么？咱家两缸子面我全都交出去了。你爹当初动员咱村大参军，如果都和共产党斗心眼，不去参军，老百姓能有今天吗？”
第二天晚上放学回家时，我发现大小柜和箱子上的铁件，母亲出嫁时的锡壶，她心爱的大铜盆、两口锅，父亲在世时的那件心爱的大长矛，母亲全部捐到村里去炼钢铁了。过了几年，母亲听说这是“刮五风”，大炼钢铁是错误的，脸上也露出对那些器件的可惜之色，但她从来不后悔，从来没对党说半句不满的话。
吃食堂的时候，母亲对我们要求很严，和在家里一样，吃地瓜不准剥皮、吃饭不准掉饭粒、饭吃饱就行了、不准多吃。有一次，食堂吃茳豆面条，一个妇女由于吃得太多，一出门就呕了一大滩。母亲走过去一边扶着她一边说：“侄媳妇少吃点不行吗？别认为这是大家伙儿的饭吃了不心疼，如果都这样，咱这个食堂不就早倒了吗？”
1959年春天，村里安排母亲给食堂推磨。别的推磨人都往家里偷玉米面，唯有母亲不干。我上学拿的饼子，是用食堂统一发放的玉米面，母亲再到山里的杨树上采一些鲜嫩嫩的杨穗掺合着做成的。食堂里的人知道母亲从不偷面，有一次用袋子装了一些面让母亲带回家，母亲坚决不收。
有一天晚上，母亲对我说：“偷社里的东西回家吃，这不是让孩子从小学着偷吗？如果孩子偷了东西，你大人怎么管孩子？”这些浅显的语言现在听起来有了很深奥的哲理。母亲肯定没有读过四书之一《大学》，但是她懂得修身齐家的道理，有这样一位母亲怎能教养不出治国平天下的人才呢？
1961年，由于“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和严重的自然灾害，家乡人民的生活到了十分困苦的境地。中学被迫放4个月的长假。原本上中学时已转出的非农业户口被迫转回农村，社会风气十分糟糕，偷窃风几乎覆盖了千家万户。村干部没有办法，秋天就在入村的大小路口设了关卡，所有下地干活带的篓子必须经过翻查，有几次我的篓子也不例外。但是散工后和母亲一起回家，发现母亲带的篓子却从来都是免检通过，我感到非常自豪。
开学时，学校规定每个学生要帶十斤花生米回学校度荒。我记得很清楚，返校的前一天，母亲坐在门槛上把我要带回校的干花生米拣了又拣。我问母亲拣什么，她说：“这里面有一些坏的、小的，我拣出来。”这是她领着妹妹双腿跪着从地里复收而得来的花生米（因母亲是小脚，不能在地里长蹲，只能跪在地上）。我心酸地说：“用不着拣，到学校归大堆，谁还检查质量。”母亲说：“不能这样想，学校培养你也不容易，好比我拉弄你成人一样，如果你对我不好，我伤不伤心？过去交公粮的时候，咱家的公粮在全村都是第一，一粒沙子也检不出来。”
母亲费了好长时间把花生拣完，又称了称，母亲给称了十二斤。开学时，我把十二斤花生米往大堆上倒的时候，看到一粒粒肥大的花生米确实比其他同学的都大都好，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16岁中学毕业后，我回村当了小队会计。由于有团支部和夜校的工作，小队会计的许多账我得利用晚上母亲织花边的灯光认真进行清理，母亲很赞成我认真的态度。
到了初夏，小队保管员把队里粮库的底子清理了一下，剩了一些花生米、玉米、绿豆、地瓜干，按队委会5个人，每个人能分40多斤，平均两角钱一斤，价格十分便宜。在那粮食紧张的年代，40多斤粮食对一个家庭来讲非常宝贵。我回家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正在门口织花边的母亲，母亲一听说小队干部去分这些东西非常不高兴。她织着花边头也没抬地说：“老百姓最讨厌干部私分东西，你们能捂住人家的眼，但堵不住人家的嘴，让人家说长道短，东西吃下去也不舒坦。”她坚定地说：“咱不要，谁愿要就给谁。你年轻，刚刚走上社会，千万要管住自己。”
“要管住自己”这五个字出自母亲之口，这和党组织要求我们首先“要管住自己”多么相似，生身母亲和政治母亲的教育同出一辙。
记得我10岁那年秋天，和几个堂兄到山里割草。一个堂兄到人家地里拔了两个萝卜，回来分给了我一块，被人家到地里摘茄子的姑娘发现了。她不到我大伯母、二伯母家里告状，专门到我家找我母亲说我偷吃了她家的萝卜。傍晚回来，母亲严厉责问我。我把堂兄拔萝卜的事说了，母亲问：“你吃了没有？”我只得说吃了。母亲说：“吃了就是偷吃的。”结果被母亲训了一顿，还罚我站了一个多钟头。 有一件小事对我教育很深，1976年8月我回家，院子里两个盛尿的泥罐子满了，我拿起担杖要把尿挑到自留地里，正在做饭的母亲探出身来对我说：“把这担尿送到村东头四队的玉米地里。”我一下子悟醒了：是啊，我是县委副书记，把尿送到集体地里和送到自留地里的政治意义是多么的不同啊！我挑着尿往村东走，一路上看见我的人都吃惊，“他家的自留地在村北……”但他们都很快就明白了为什么。
母亲的教诲音犹在耳
说母亲是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因为她对孩子的教养总是从高处着眼，从细处着手，不放过孩子成长过程中任何一个细微环节。多少年过去了，母亲的教诲还是音犹在耳。
她常对我们兄妹三个说：“从小偷根针，长大敢偷金；从小偷根线，长大敢偷钱。”
她给那些由于教子不严而使孩子在社会上坑蒙拐骗的母亲以无情的鞭挞：“一辈没好妻，几辈没好子。”
她坚信做一个好人的理念：“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她对解放初期我村几个南下干部与家中妻子离婚的现象十分痛恨，说：“宁靠要饭的娘，不要做官的爹。”
她对我们勤俭节约的教诲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一顿省一口，一年省一斗”。
她勉励我们种地要勤奋的口诀是：“春天捅一棍，秋天吃一顿。”
她教育我和妹妹小时候抬着筐子去拾牛粪时说：“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种地没有粪，等于瞎胡混”。
她引导我们怎样精打细算过日子时总是说：“吃不穷，穿不穷，打算不好一辈子窮。”
她教育我们怎样为官做人：“先做人，后做官。”
她讲到忠孝的利弊关系时说：“臣不忠，主有凶，子不孝，家无道。”
她引导我们在仕途上遇到挫折应把握处理的哲理时，常用“知足心常乐，能忍心则安”来劝慰和鼓励我们。
她教育我们在处理双方纠纷时，说：“不怕不知内情，就怕断事不公。”
她对我们从小要求严厉，她疼爱我们，但不溺爱我们，她的教子原则是：“惯子如杀子”。
母亲的这些话，对我一生做事做人、为官执政产生了莫大的影响，这些言语一直音犹在耳。甚至连她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说的这些话，我几乎都记忆犹新，念念不忘。
当然，母亲还有许多至理名言，我现在一时难以记起。她不识字，也没读过书，她的教诲有时也难免夹着一些“忠孝节义”的封建礼教，但是取其精华用在我为党为民执政的理念上，又是那样的得体，那样的恰如其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