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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刘文利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把“残障”与“性”这两个词放在一起的时候，很多人会感到陌生，甚至觉得困惑：身或心都残障了，还有性需求吗？还需要性教育和性健康服务吗？面对这样的疑惑，本期发表的两篇文章会讲出其中的道理。全面性教育中，核心价值观之一是尊重，尊重每一个人，尊重每一个人所具有的权利。
“残障与性，它们两个彼此陌生，又都被人们排斥。它们有着共同的敌人，要想获得发展，就必须打破传统。它们还需要透过彼此，来先对自己的身体和身份有所认同。这就是我们要把残障与性，扯到一起的原因。”
这是2013年国内首个“残障与性”公开演讲活动结束时，一加一残障人公益集团创始人傅高山（视力障碍者）的总结。这段总结道出了残障与性二者之间的联系，也道出了我们在推动残障人的性与生殖健康相关权利保障方面的思考。
源起：我们共有的经历
我也是一名视力障碍者。十岁时因药物性青光眼导致视神经萎缩，在进入大学之前，一直在普通学校上学。
和大多数非残障人一样，我最初的性启蒙，或者说第一次与性的正面接触，来自初中生物课的“生殖系统”部分的学习。但当老师让大家自学时，我作为视力障碍者，与它的第一次碰面就比较尴尬了，毕竟这件事情，虽然没有人教，但我就是知道，在当时，是不太好请同学们给我读书和讲解的，也是不能回家问父母的。
后来到了高中，男同学间有了一些默契，他们会去书店租来一些“小黄书”，会在周末相约去某位同学家一起看碟片，我虽能明白他们在干什么，但因为视力障碍，无法参与进去。其实类似的经历，很多残障者都会遭遇。当残障遇上性，障碍重重，这样的感触，在我上大学时到达顶峰，让我对于残障与性面临的问题，有了更确切的认识。
按照当时的政策，我无法参加普通高考，而是通过单考单招去了专门为盲人开办的特殊学院，专业是针灸推拿。第一学期的专业课有一门是《正常人体解剖学》，没想到的是，到了生殖系统这一章，我再次得到了“自学”的指示。期待了许久的我们，自认为是成年人了，在课堂上鼓起勇气跟老师辩驳，但老师一句玩笑话却让我们无言——“反正你们将来又用不到。”可能老师只是一句托词，但这句话的背后，是对残障者生理上和心理上不需要“性”的成见，对残障者是一句不能承受之轻。
契机与开启：从学习到发声，从我到我们
尽管我们的成员并不缺乏类似的残障与性的经历和思考，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会自由地讨论，但要跳开“就业”“教育”“无障碍”等看似紧迫的需要，来讨论不那么开得了口的“性”，仍然需要一个契机。
这个契机来自2011年在印度尼西亚日惹举办的第六届亚太地区性与生殖健康与权利研讨会。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另外一位同样是视力障碍的女同事金玲被委派前往参会并发言。当时我们选择了两个议题，一个讲述现状，一个发出声音，主题分别是《中国盲人的性教育》和《残障人士也有性的渴望》。在当时的论坛上，“残障与性”这个议题是小众中的小众，并不是人们关注的主流。此次参会，是一次对外发言的里程碑事件，也是一次学习，但更重要的是残障进入了国内性与生殖健康、性教育工作的视野，而性也正式进入了残障工作的视野。
从印尼回来，我们开始考虑将残障与性这个议题系统性纳入工作中，而开启的方式是参与性与生殖健康和性教育的学习，我们希望将这一领域的理念、方法与行动带回到残障领域，同时推动该领域对于残障群体的关注。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对残障人的性与生殖健康服务、需求和权利保障的状况有了了解，充分认识到这个领域工作开展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但我们认为问题的根本主要是观念而非技术，而我们扮演的角色，不是某种拥有技术与学术的珍珠，而是串起各颗珍珠的项链。因此工作的开展，要从发出残障人的声音、引发残障群体和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开始。2013年，我们利用手上的项目做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在自辦的社群自媒体上专设了一个栏目，介绍国内外关于残障与性的理念和资讯，结合为残障人及家长提供问答咨询服务的形式，面向社群发声。
第二件事，在成都举办的亚洲性论坛上，开办了一个残障与性的分论坛。
第三件事，2013年12月5日，举办了国内首个公开的以“残障与性”为主题的演讲，面向公众开始了宣传与倡导。这次演讲活动也入选了当年的“十大性与性别事件”。
探索与发展：改变从知道、了解开始
2014年，我们的工作仍旧围绕2013年的三个维度，只是工作的手法更为丰富，基于残障群体的特点有了细分。针对社群，不仅有倡导工作，也有赋能。我们分别开展了针对残障人士和心智障碍人士家长的意识及技能培训，并为其提供小额资助，支持其在各地展开残障与性相关的主题活动。这些参与者，有的将性的议题带进了自己所工作的细分领域，如“袖珍人之家”发起了“越长大越要爱”系列活动，帮助生长发育障碍人群去理解性与性别和自身的关系;声波视障服务中心在服务项目中加入了性教育的课程。
在这些活动中，我们会邀请国际、国内性教育领域的机构和专家们参与进来，提供支持，也会为其提供残障平等意识的培训，促进交流与融合。同时，我们还会将这一议题带到更多的性相关主题的研讨会上，举办残障与性为主题的研讨会，邀请更多相关方参与进来，让改变从知道、了解开始。
在公众倡导上，从2014年开始，我们每年举办“残障与性”的演讲活动，每次活动后会对演讲者的视频做进一步的传播。为了吸引公众参加，2015年，在嘉宾与故事选择上，话题走向了更为小众的探讨。除了让话题更多元，观众们的反馈也让我们思考，这样的公众倡导活动，到底要向公众讲些什么。尤其是人们对残障和性都存在偏见的时候，如何更好地把握尺度，起到最好的传播效果。
2016年，我们找到了“身体诗歌”这样一个工作手法和沟通渠道，回到残障与性的本质，也抛开了人们停于表面的污名和想象，通过关于残障身体的诗歌，来讨论残障人的自我接纳，并通过表演来向公众倡导。2017年年末，我们在北京做了一场“身体诗歌”表演。2018年12月3日，我们正式推出了中国残障人的第一首身体歌曲MV《世界有我们不同》，这首歌曲的推出，包括“身体诗歌”这种形式，让很多残障社群伙伴开展倡导活动时有了抓手。 同时，我们将公众倡导活动从单向灌输转向参与和共创。2018年残障发声月期间，我们邀请了15家残障及家长机构，联合当地的高校学生社团，展开“残障与性”观影及征文活动。这样的活动，也为未来培养残障与性领域相关人才的计划积累了经验。
在残障与性相关工作在中国开展之初，我们就认识到，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通过这些年的努力，中国的性与生殖健康、性教育领域的从业者和专家们对残障议题的纳入也有了意识。我们看到残障与性这一议题近年来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固然欣喜，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个阶段性成果引发的变化里，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缺失。
性是贯穿我们一生的，而性教育、性与生殖健康的服务也同样如此。我们虽然在倡导层面取得了诸多成果，尤其是残障人和家长们的意识有了提升，意识到我们相关的权利，并愿意站出来进行护卫。接下来一个工作的重心，就是从纸上的权利、嘴上的口号，转移到生活中的实际服务与支持。
在中国目前的残障人教育与服务体系下，特殊教育、社会工作和康复的从业者，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都将会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在我们做的一项不完全调查中，我们发现，这些从业者在大学学习期间，一方面是自身所接受的性教育情况堪忧，另一方面是基于残障人特点的相关课程根本就没有。当他们进入工作领域，不论接触青春期的残障青少年，还是生活在社区或者机构中的成年人，都只能是一种手足无措的状况，将有相关需求的残障人视为麻烦制造者。因此，2018年11月1日，我们于北京召开了“残障人士全面性教育挑战与实践策略”研討会，除了残障人士、家长和性教育领域工作者外，重点邀请了国内特殊教育专业、社工专业的师生前来参加，除了介绍已有的项目成果、尝试探索，也从推动人才培养、课程设置等角度了解大家的需求。
未来的三到五年，我们一方面将继续支持更多残障者就残障与性的议题展开倡导，协助其建立起倡导网络，形成可持续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当好“项链”，与性教育领域的专业机构和学者一起，以特殊教育、社会工作和康复为切入点，找到适合不同残障情况的儿童青少年性教育的体系和成年残障人服务的模式。
残障并非残障人自己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与社会系统的互动的问题。我们期待，透过残障人的参与，性教育领域有了残障视角，能够让尊重生命差异与支持多元发展的理念更好地被人们所接纳。
（作者系一加一残障人公益集团合伙人、上海有人公益基金会残障项目总监）
责任编辑：周丽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把“残障”与“性”这两个词放在一起的时候，很多人会感到陌生，甚至觉得困惑：身或心都残障了，还有性需求吗？还需要性教育和性健康服务吗？面对这样的疑惑，本期发表的两篇文章会讲出其中的道理。全面性教育中，核心价值观之一是尊重，尊重每一个人，尊重每一个人所具有的权利。
“残障与性，它们两个彼此陌生，又都被人们排斥。它们有着共同的敌人，要想获得发展，就必须打破传统。它们还需要透过彼此，来先对自己的身体和身份有所认同。这就是我们要把残障与性，扯到一起的原因。”
这是2013年国内首个“残障与性”公开演讲活动结束时，一加一残障人公益集团创始人傅高山（视力障碍者）的总结。这段总结道出了残障与性二者之间的联系，也道出了我们在推动残障人的性与生殖健康相关权利保障方面的思考。
源起：我们共有的经历
我也是一名视力障碍者。十岁时因药物性青光眼导致视神经萎缩，在进入大学之前，一直在普通学校上学。
和大多数非残障人一样，我最初的性启蒙，或者说第一次与性的正面接触，来自初中生物课的“生殖系统”部分的学习。但当老师让大家自学时，我作为视力障碍者，与它的第一次碰面就比较尴尬了，毕竟这件事情，虽然没有人教，但我就是知道，在当时，是不太好请同学们给我读书和讲解的，也是不能回家问父母的。
后来到了高中，男同学间有了一些默契，他们会去书店租来一些“小黄书”，会在周末相约去某位同学家一起看碟片，我虽能明白他们在干什么，但因为视力障碍，无法参与进去。其实类似的经历，很多残障者都会遭遇。当残障遇上性，障碍重重，这样的感触，在我上大学时到达顶峰，让我对于残障与性面临的问题，有了更确切的认识。
按照当时的政策，我无法参加普通高考，而是通过单考单招去了专门为盲人开办的特殊学院，专业是针灸推拿。第一学期的专业课有一门是《正常人体解剖学》，没想到的是，到了生殖系统这一章，我再次得到了“自学”的指示。期待了许久的我们，自认为是成年人了，在课堂上鼓起勇气跟老师辩驳，但老师一句玩笑话却让我们无言——“反正你们将来又用不到。”可能老师只是一句托词，但这句话的背后，是对残障者生理上和心理上不需要“性”的成见，对残障者是一句不能承受之轻。
契机与开启：从学习到发声，从我到我们
尽管我们的成员并不缺乏类似的残障与性的经历和思考，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会自由地讨论，但要跳开“就业”“教育”“无障碍”等看似紧迫的需要，来讨论不那么开得了口的“性”，仍然需要一个契机。
这个契机来自2011年在印度尼西亚日惹举办的第六届亚太地区性与生殖健康与权利研讨会。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另外一位同样是视力障碍的女同事金玲被委派前往参会并发言。当时我们选择了两个议题，一个讲述现状，一个发出声音，主题分别是《中国盲人的性教育》和《残障人士也有性的渴望》。在当时的论坛上，“残障与性”这个议题是小众中的小众，并不是人们关注的主流。此次参会，是一次对外发言的里程碑事件，也是一次学习，但更重要的是残障进入了国内性与生殖健康、性教育工作的视野，而性也正式进入了残障工作的视野。
从印尼回来，我们开始考虑将残障与性这个议题系统性纳入工作中，而开启的方式是参与性与生殖健康和性教育的学习，我们希望将这一领域的理念、方法与行动带回到残障领域，同时推动该领域对于残障群体的关注。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对残障人的性与生殖健康服务、需求和权利保障的状况有了了解，充分认识到这个领域工作开展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但我们认为问题的根本主要是观念而非技术，而我们扮演的角色，不是某种拥有技术与学术的珍珠，而是串起各颗珍珠的项链。因此工作的开展，要从发出残障人的声音、引发残障群体和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开始。2013年，我们利用手上的项目做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在自辦的社群自媒体上专设了一个栏目，介绍国内外关于残障与性的理念和资讯，结合为残障人及家长提供问答咨询服务的形式，面向社群发声。
第二件事，在成都举办的亚洲性论坛上，开办了一个残障与性的分论坛。
第三件事，2013年12月5日，举办了国内首个公开的以“残障与性”为主题的演讲，面向公众开始了宣传与倡导。这次演讲活动也入选了当年的“十大性与性别事件”。
探索与发展：改变从知道、了解开始
2014年，我们的工作仍旧围绕2013年的三个维度，只是工作的手法更为丰富，基于残障群体的特点有了细分。针对社群，不仅有倡导工作，也有赋能。我们分别开展了针对残障人士和心智障碍人士家长的意识及技能培训，并为其提供小额资助，支持其在各地展开残障与性相关的主题活动。这些参与者，有的将性的议题带进了自己所工作的细分领域，如“袖珍人之家”发起了“越长大越要爱”系列活动，帮助生长发育障碍人群去理解性与性别和自身的关系;声波视障服务中心在服务项目中加入了性教育的课程。
在这些活动中，我们会邀请国际、国内性教育领域的机构和专家们参与进来，提供支持，也会为其提供残障平等意识的培训，促进交流与融合。同时，我们还会将这一议题带到更多的性相关主题的研讨会上，举办残障与性为主题的研讨会，邀请更多相关方参与进来，让改变从知道、了解开始。
在公众倡导上，从2014年开始，我们每年举办“残障与性”的演讲活动，每次活动后会对演讲者的视频做进一步的传播。为了吸引公众参加，2015年，在嘉宾与故事选择上，话题走向了更为小众的探讨。除了让话题更多元，观众们的反馈也让我们思考，这样的公众倡导活动，到底要向公众讲些什么。尤其是人们对残障和性都存在偏见的时候，如何更好地把握尺度，起到最好的传播效果。
2016年，我们找到了“身体诗歌”这样一个工作手法和沟通渠道，回到残障与性的本质，也抛开了人们停于表面的污名和想象，通过关于残障身体的诗歌，来讨论残障人的自我接纳，并通过表演来向公众倡导。2017年年末，我们在北京做了一场“身体诗歌”表演。2018年12月3日，我们正式推出了中国残障人的第一首身体歌曲MV《世界有我们不同》，这首歌曲的推出，包括“身体诗歌”这种形式，让很多残障社群伙伴开展倡导活动时有了抓手。 同时，我们将公众倡导活动从单向灌输转向参与和共创。2018年残障发声月期间，我们邀请了15家残障及家长机构，联合当地的高校学生社团，展开“残障与性”观影及征文活动。这样的活动，也为未来培养残障与性领域相关人才的计划积累了经验。
在残障与性相关工作在中国开展之初，我们就认识到，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通过这些年的努力，中国的性与生殖健康、性教育领域的从业者和专家们对残障议题的纳入也有了意识。我们看到残障与性这一议题近年来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固然欣喜，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个阶段性成果引发的变化里，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缺失。
性是贯穿我们一生的，而性教育、性与生殖健康的服务也同样如此。我们虽然在倡导层面取得了诸多成果，尤其是残障人和家长们的意识有了提升，意识到我们相关的权利，并愿意站出来进行护卫。接下来一个工作的重心，就是从纸上的权利、嘴上的口号，转移到生活中的实际服务与支持。
在中国目前的残障人教育与服务体系下，特殊教育、社会工作和康复的从业者，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都将会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在我们做的一项不完全调查中，我们发现，这些从业者在大学学习期间，一方面是自身所接受的性教育情况堪忧，另一方面是基于残障人特点的相关课程根本就没有。当他们进入工作领域，不论接触青春期的残障青少年，还是生活在社区或者机构中的成年人，都只能是一种手足无措的状况，将有相关需求的残障人视为麻烦制造者。因此，2018年11月1日，我们于北京召开了“残障人士全面性教育挑战与实践策略”研討会，除了残障人士、家长和性教育领域工作者外，重点邀请了国内特殊教育专业、社工专业的师生前来参加，除了介绍已有的项目成果、尝试探索，也从推动人才培养、课程设置等角度了解大家的需求。
未来的三到五年，我们一方面将继续支持更多残障者就残障与性的议题展开倡导，协助其建立起倡导网络，形成可持续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当好“项链”，与性教育领域的专业机构和学者一起，以特殊教育、社会工作和康复为切入点，找到适合不同残障情况的儿童青少年性教育的体系和成年残障人服务的模式。
残障并非残障人自己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与社会系统的互动的问题。我们期待，透过残障人的参与，性教育领域有了残障视角，能够让尊重生命差异与支持多元发展的理念更好地被人们所接纳。
（作者系一加一残障人公益集团合伙人、上海有人公益基金会残障项目总监）
责任编辑：周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