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演式視察

　　星期五一大早，何历峰带着四五个下属来到离乡政府几里地的公路旁。站在杂草丛生的路肩上，干部们手持火钳，捡卫生纸、饮料瓶、塑料袋，抛到视野外的沟坡底下，看不见就行。
　　弯腰、捡拾、装袋，动作熟练而机械，远看像是拾荒的流浪汉。“哪是什么干部，明明就是开着小汽车的清洁工，”乡镇干部在权力等级中的地位微不足道，但一样有着强烈的身份感，抱怨是难免的事。
　　伴随着县领导、市领导、省领导的专门视察或是路过，清扫以每周两次的频率重复着，何历峰说不清打扫了多少遍，“已经厌烦透了”。就像推着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重复而无意义，可一旦懈怠，碾碎的便是自己或领导的仕途——因卫生不合格被免职，绝非神话。
　　接近10点半，公路清扫完毕。“县委书记还要去你包干的村，快去准备档案材料，记得打扫干净。”听完乡书记电话里的嘱咐，何历峰匆忙赶往集贤村。
　　县委书记临时改变行程，看似突然，其实有分寸，维系着心照不宣的默契：有幸被视察的永远是一两个样板村，视察时间总会及时告知乡里。人人都厌恶行踪不定的突然造访，都极力避免尴尬的场面。
　　不到10分钟，材料备齐了，宣传、纪检、精神文明建设，摞起来足有半尺厚。何历峰说起在微博上一次经历，某天凌晨1点，一位副镇长朋友发微博说：哎呀，我们镇政府现在忙得灯火通明。何历峰回复：你们是在作假吧，明天领导要来检查？对方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
　　半尺厚材料所记录的工作，“全都没必要，事实上也都没做，就是作假应付检查。村里每月账目公开、党务公开，材料也都是事后补齐，贴出来老百姓看都不看一眼。”
　　假得如此明显，领导怎么可能认为是真的呢？何历峰也曾大惑不解。典型的领导视察情景，乡干部一本正经汇报工作，领导也一本正经听，“噢噢，这个做得很好，值得推广”，然后是一二三点意见。
　　后来他明白了，上级领导当然知道是假的，只不过假装不知道，“所有人都在表演”。
　　何历峰多少陷入矛盾中，他是造假参与者，心底又生出厌恶。曾有一次，新上任的县委组织部长突击检查，何历峰因工作不力受到批评，他竟感到些许激动，“这个领导作风还可以啊，即使他骂我，我都愿意。”不过，突击检查只此一次。
　　村委会办公室打扫完毕，何历峰跟同事坐在院里闲聊，他看着建成没几年的房屋，心里觉得可惜。建成之初，市委组织部长还来视察过，说“让老百姓看到咱们共产党的旗帜在高高飘扬”。实际上，办公室大部分时间闲置，落满灰尘，惟一用得上的场合是领导视察。

拦轿喊冤

　　“给不给我解决问题？你们县长要来检查，我要找他告状！”等待县委书记时，村民突然冲进来，气冲冲找到何历峰。“拦轿喊冤”不只是传统戏曲的演绎，也是千百年来活生生的现实。戏曲里，“乡吏”是左支右绌地干着坏事的丑角，但此时何历峰紧张又无奈。
　　乡长和村支书跟着访民去实地查看，乡书记打来电话，领导马上到达。何历峰留下来和访民周旋，乡长则迅速撤离，走时交代，“领导来时千万不能让他扑过来”。
　　访民的问题其实早已清楚，他家围墙后地遭到另一村民侵占，因为村支书答应了后者把地分给他，两家经常吵架，甚至动起手来。
　　乡干部都明白，矛盾源自村支书“错误决策”，但村支书是县里甚至更高层树立的红旗，谁也不敢动他，问题只好拖一天算一天。“讲政治”，是渗入最细微肌理的法则。
　　访民家里，老两口一边申诉一边端茶倒水，并不知道4位干部只是假意了解情况。
　　周一，何历峰已接待过他们：
　　——何乡长，我们的问题没解决，那人昨天又去了我家，不走，还给110打电话，说我把他打了，我打他了吗？他把我的衣服都扯烂了。
　　何历峰看看，衣服确实烂了。
　　访民问，你们乡长在不在？
　　——不在，去县里开会了。
　　——那你们书记在不在？
　　——没来，在县里可能有事。
　　——那这样，我等到下午5点，要是你们的人还不来，我明天一定要到县里去告你们！
　　这样的申诉被称作“车轱辘话”，声声作响，反复碾压。4位乡干部都觉得乏味，临走时答应最迟下周解决问题。
　　老太太最后说，前天到乡政府向你们书记反映问题，他有句话我很气愤，我女儿偷偷录了音，你们再不解决，我就拿着证据到县里、市里、省上、北京去告！
　　访民认为自己懂官场，习惯层层上告。但在何历峰看来，没用，上级信访部门也只是踢皮球，“怎么搞的，你们的人上访了，来领人！”
　　下午1点半，领导电话通知撤回乡政府，县委书记要座谈。何历峰发现陪同人员果然少了，才3个人。乡书记汇报了今年的工作计划，县委书记讲了几点意见。半小时后座谈结束，县委书记返回县城，整个视察过程不到两小时。

基层的命运

　　原本以为可以回家过周末，办公室却通知说，领导干部留下，吃过饭继续开会。
　　“你知道宪政不？”趁着在职工灶等吃饭的时间，何历峰突发奇想，问了同事这个问题。
　　10个人，只有一个学法律的说他听过，但不知道什么意思。作为一个微博控，何历峰觉得很分裂，微博上谈论政改、宪政，很热闹，但跟现实生活不沾边，“身边的干部和老百姓，谁关心这些？知识分子说那么多有什么用？就算真要政改，底下人怎么弄啊？”
　　何历峰熟悉学者们的呼吁，但他深谙基层的生存现实和治理逻辑，巨大的差距令人沮丧。
　　走出食堂，乡长正和一人拉拉扯扯，后者胡言乱语，显然喝高了，非要到乡书记办公室去，但书记正和县里来的人谈工作。何历峰赶忙上前，把醉汉带到自己办公室，听他手舞足蹈一通嚷嚷。原来是90年代的基层老干部，要找乡书记反映问题。何历峰看着他，觉得心酸，仿佛那就是大多数乡镇干部的未来。
　　对全乡在编的四十多名党政干部来讲，作假材料、迎来送往、糊弄群众，已持续多年，且还得继续下去，才30出头的何历峰感慨又惆怅，“美好年华就这样慢慢凋零。”
　　县上的人走后，醉汉闯进乡书记办公室，大嗓门、抡胳膊，书记陪着笑，无论他说什么，都回“可以可以好好好”。几天前晚上有相似一幕，一群村里的小伙子喝完酒冲进乡长办公室，横七竖八霸占了桌子椅子。“要是不解决有你好看。”几个小时，乡长一直嘿嘿笑着。
　　网上满是乡镇领导趾高气昂欺负老百姓的新闻，咱们的乡镇干部怎么这么“可怜”？何历峰忍不住想，政府做了让老百姓寒心的事情，老百姓反过来要挟、缠闹，基层治理的命运就是在野蛮和无理取闹中恶性循环下去？
　　关于未来，何历峰说乡镇干部大致三种心态，有人端着铁饭碗混日子，有人渴望仕途高升。每有人提拔，同事间耳语的不是能力品德，而是他的关系，权钱交易。“第三种心态就是很失望，想尽快调回城里，”何历峰说，“我就是这样。”
　　好不容易把醉汉劝走，他临走时竟然也撂下一句话：“书记，刚才我录了音但没录像！”
　　晚上的会内容很简单，下周省里某重要领导来调研，周末不休息，打扫卫生，准备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