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岁末，北京，上地，金隅嘉华大厦，这里分布着大大小小上百家企业，从电梯出来，穿过狭长昏暗的走廊，走到尽头，就能看到天才纵横国际企业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这是一家提供企业管理和咨询服务的公司，成立于2013年4月，彼时，顾雏军刚出狱半年。工商信息显示，公司法人为徐万平，但当时公司最大的股东是顾雏军的母亲。顾雏军从2015年开始追加投资，至2018年，其个人认缴出资2910万元，占公司股权66.84%，公司其他股东多是原格林柯尔系的老人，投资额10万到20万元不等。
　　类似的股权结构，也出现在顾雏军投资的另一家公司——超天才技术开发（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成立于2008年，法人是其弟顾绍军，而几位格林柯尔系员工投资从2.5万到20万元不等。
　　这或是顾雏军“仁义”的一面。随着他锒铛入狱，名下5家上市公司退市的退市，被收购的收购，7名企业高管受到牵连，即便如此，老部下们依然等着顾雏军的回归，希望他能带领大家东山再起。
　　但顾雏军似乎没了当年的雄心，这些年，他除了出书，偶尔给EMBA讲讲课，精力都扑在了伸冤上。他的手背上贴着一块医用胶布——为了控制血压，他每周都要去医院输液，采访当天，他上午刚输完液。“我得把身体养好，还要看着那些害我的贪官倒台！”他恨恨地说。2008年，顾雏军突然中风，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后遗症：左眼总是半闭着，嘴角也有轻微的歪斜。
　　谈到这家公司，顾雏军自嘲道：“老部下开了这家公司，给我个名誉董事长干着，混口饭吃。”
　　7年囹圄，出来后又伸冤7年，最高法的重审并没有还给他绝对的清白，这个结果让他如鲠在喉，无力，却又不甘。他能做的，只是不断向媒体复述大家早就耳熟能详的案件，和相关部门死磕——那个曾经在媒体眼中意气风发，有些强势甚至傲慢的顾雏军，最终活成了与风车搏斗的堂吉诃德。

深陷漩涡

　　2012年9月14日，出狱一周的顾雏军在北京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他的号召力一如7年前，当天来了近200位记者。
　　顾雏军选择了一种让人匪夷所思的出场方式——戴上一顶纸糊的高帽，上书“草民完全无罪”六个大字，或许是刻意为之，“草”上有“刺”，“无”边有“牙”。
　　“我是怕媒体曲解我的意思。”对于当时的出场方式，顾雏军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当年，为了帮顾雏军脱罪，一向低调的父亲和弟弟不得不借助舆论力量，却被某些媒体解读成“顾雏军已认罪”。不得已，顾雏军只能想出这么一招。帽子上是他的态度和诉求，白纸黑字，谁也无法歪曲了。
　　这种类似行为艺术的高调喊冤，加上顾雏军本身的名人效应，彼时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无形中给有关部门施加了压力。
　　之所以敢高调，用顾雏军自己的话说，他没有“原罪”——他并非在中国掘得第一桶金，在顾雏军谜一样的人生中，最广为人知的经历就是携带1.7亿美元回国创业，这一点被他在各种场合反复提起，也为他的人生履历镀上一层高光。
　　在顾雏军出狱后的新书《引资购商——中国制造2025新思维》中，其简历到2003年获中国年度经济人物就戛然而止。如果不是一系列收购引发的蝴蝶效应，顾雏军的履历或许会重新改写。
　　按照顾雏军的说法，收购科龙纯属偶然，2001年，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已经连续两年亏损，面临ST退市。就在这家前身为广东顺德珠江冰箱厂的乡镇企业里，邓小平说出了那句“发展才是硬道理！”
　　“这样具有标杆意义的企业，怎么能让它垮掉？顺德市政府压力很大，到处寻找有实力的企业收购，就找到了顾雏军。”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的胡德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据顾雏军所述，起初他是不愿意收购科龙的，因为科龙处在格林柯尔的产业链下游。但经过了解，这家企业财务审计比较规范，销售额也没有造假，便有了兴趣。最后，他以3.48亿元拿到科龙电器20.6%的股权，格林柯尔成为科龙电器第一大股东。
　　为了方便收购，顾雏军以3亿元现金，并拿出估值9亿元的两个专利作为无形资产，一共12亿元注册了顺德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无形资产超过有形资产，有虚报注册资本之嫌，这也是后来给他定的一条罪状。
　　入主科龙后，顾雏军通过改革降低了采购成本，在接下来的冰箱旺季，又通过公司贷款方式，从格林柯尔借了十几亿元给科龙，让生产得以开展。此后数年，进入旺季，都是格林柯尔借钱给科龙，到了秋季，科龙再还钱给格林柯尔，在顾雏军看来，这是很正常的资金往来，却为之后的另一项罪名挪用资金罪埋下隐患。
　　科龙电器的2002年年度报告显示，当年营业净额录得48.8亿元，较2001年同期增加约11.3%，盈利1亿元，每股基本盈利为0.1元。
　　用顾雏军的话说，那段时间为了科龙呕心沥血，年薪只拿了12元。后来，香港中文大学一位教授专门撰文，称赞顾雏军是“善良的管理者”，是企业家的典范。这位教授，就是郎咸平。
　　后来，也是这个郎咸平，以一场题为《在“国退民进”盛筵中狂欢的格林柯尔》的演讲，成为推倒顾雏军商业帝国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时至今日，谈及郎咸平，顾雏军甚至不屑多说，“这个无耻小人！”他在朋友圈转帖时评价道。
　　在收購了科龙后，顾雏军愈战愈勇，在企业收购之路上高歌猛进，2003年5月，他以2.07亿元收购安徽合肥美菱股份20.03%的股权。2003年年底，以4.18亿元收购江苏扬州亚星60.67%的股份;2004年4月，以1.1亿元收购湖北襄阳轴承29.84%的股份。业务范围也从制冷延伸到白家电，最后扩大到汽车制造领域。 　　郎咸平打击极为精准。当时，中国正大刀阔斧地开展国企改革，一些亏损的中小型国企成为地方的包袱，纷纷找民企参与转制，说白了，就是卖掉企业，大批工人买断工龄，被迫下岗。“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上对于民企就会产生仇富的心态，担心国有资产流失的心态，认为资本家巧取豪夺的心态。郎咸平的演讲，正是迎合了某种群众心理，讨好了官方对于国退民进的担忧。”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有西说。
　　郎咸平将顾雏军的整体操作归结为七步，描述为“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借鸡生蛋”，言辞激烈，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
　　实际上，格林柯尔并非郎咸平点名的第一家民企，只是其他企业都选择了沉默，而性格刚烈、脾气火爆的顾雏军，却以一纸律师函应战。“郎顾之争”最终演变成“国企产权改革方向”何去何从的大讨论，甚至改变了中国经济以及国企改革走向。

　　“呼吁对已经进行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进行清算，则是一种危险的政治诉求。如果说改革过程的某种不公平在某些社会群体中造成了不满和怨恨的心理，那么，负责任的做法是探讨采取某种措施，缓解这种情绪。而激化它、使之演变成社会冲突，无益于任何人。”——摘自本刊2004年9月24日总第198期《关于“郎咸平事件”的理性辨析》。关于“郎顾之争”及顾雏军案本刊从2004年开始介入报道，在2005年8月8日推出封面故事《顾雏军败局》，顾雏军案的报道一直持续到2019年。

　　在陈有西看来，顾雏军案是改革开放以来，国企民企两种经济发展模式和思想意识不断碰撞，在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代表性案例。在传统的观念中，一直强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强调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对民营资本的发展持警惕和怀疑态度。“这两股力量的较量，就产生一直在交锋的两种观念，究竟该国进民退，还是该民进国退？”
　　2005年5月，科龙因涉嫌违反证券法被证监会立案调查，顿时资金链断裂，无奈停产，股权也要被转让。按照顾雏军的本意，将在8月10日公开竞标，没想到自己却在7月29日被广东警方带走。
　　2008年1月30日，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和挪用资金罪，执行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80万元。
　　一系列“罪证”似乎印证了郎咸平的观点，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在国企改革问题上，主流经济学家集体失语。
　　“从当时来看，国企改革的方向是对的。”胡德平表示，那时候，全国工商联响应中央号召，穿针引线，让优质的民营资本参与国有企业的改制。但郎顾之争后，民企“原罪”说开始盛行，民企普遍采取了观望态度，一些国企改革中必要的改制也停滞了。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燕在《郎顾之争——重回原点的法律意义》一文中也作了深刻反思， 在她看来，从法律的角度复盘郎顾之争，也是在拷问法律在社会变革、特别是国企改革中的角色。国企改革的终极衡量标准是公平至上，通过约束改革方案的制定与实施过程，法律将尽可能保证起点公平、机会公平、程序透明，以实现最终的公平至上。

　　顾雏军案是改革开放以来，国企民企两种经济发展模式和思想意识不断碰撞，在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代表性案例。

伸冤十四年

　　这场牢狱之灾，顾雏军不但失去了财产和自由，也失去了家庭。就在他被警方带走的前一天，女儿刚在美国出生，彼时，顾雏军正奔走于京粤两地，没来得及看孩子一眼。
　　顧雏军甚少提及家人，入狱后，年迈的父母帮他照顾国内的幼子，如今两个儿子已远赴国外读书。2017年7月和2018年5月，双亲相继去世，没能等到他的翻案。“哪还有什么家人，都家破人亡了！”他用这句话堵住了《中国新闻周刊》的追问。子女都在国外，他却不敢出国，担心回不来——国内还有未了的心愿。
　　随着顾雏军入狱，整个格林柯尔很快就分崩离析。就在2005年8月1日，襄阳轴承发布公告，以股权转让未获证监会批准，亦未办理股权过户手续为由，解除股权转让协议。
　　其他几家上市公司，科龙的股权转让给海信，美菱的股权转让给长虹。而作为挪用资金罪的起源，扬州格林柯尔拥有的扬州亚星股权被冻结后，又被前控股股东亚星客车集团以1.65亿元的低价回购。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2007年5月18日，格林柯尔正式从香港退市，顾雏军数年心血，毁于一旦。
　　“为什么会签那些协议？”面对这个问题，顾雏军冷笑两声，“在那种环境下，不签又能怎样？”他不是没有抗争过，以绝食换取了庭审的公开，也曾想以科龙的股权转让作为取保候审的筹码，但终究还是败了。
　　此前，顾雏军曾委托全国工商联全权托管他的资产，也正是这个行为，当他身陷囹圄的时候，名下的公司并没有被全部抢走。后来全国工商联为顾案奔走呼吁，也是基于对案件的介入和了解。 　　“其实当初我们对顾雏军是不太放心的。”胡德平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当时社会存在贿赂风气，担心顾雏军在这上面犯事儿，但调查发现这种问题并不存在，“一个清清白白的人，就这样无故被抓，被关，最后公司也被人拿走了，这样合理吗？”
　　出狱后，顾雏军开始搜集新的证据，并找到陈有西作为代理律师之一。在陈有西看来，这案子并不算复杂，“或许申诉时间会比较长，但两年怎么也能结束。“2014年1月，顾雏军直接向最高法提起申诉，要求重审。不承想最高法审查了一年半以后，将案子又发回广东高院。
　　此后，便是漫长的等待，立案再审时间一再延期，据顾雏军统计，拖延了有十六次之多。
　　在这期间，民营企业家的产权保护问题引起了高层的重视，2016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這是首部以中央名义对产权保护的顶层设计，明确了进一步完善现代产权制度、推进产权保护法治化的五个原则，并提出产权保护的十大任务。随后，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
　　“中国的企业管理制度，归纳起来有三句话，严苛立法，普遍违法和选择执法。”陈有西表示，针对企业的罪名多达一百多个，很容易就能给企业家定罪。
　　一旦企业家被定罪，失去人身自由后，首先就对财产进行查封、扣押、冻结等，企业群龙无首，经营管理难以持续，最后要么倒闭，要么被瓜分，被贱卖，等企业家恢复自由出来，早已物是人非。
　　这样的例子，顾雏军并非第一个，也非最后一个，在他之前，有牟其中、仰融等，在他之后，有张文中、龚家龙等。惶惶不安之下，企业家有的选择逃离，有的减少投资，民间投资的活跃度大大降低。
　　胡德平认为，作为产权保护最重要的司法机关，必须徙木立信，通过纠正一批典型性的大案要案，传递中央保护企业家产权的信心。“尽管纠错会有巨大的成本，但如果没有成本，大家就不会认识到严重性，就不会觉得疼，怎么能改呢？”
　　2017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将依法再审张文中案、顾雏军案，李美兰与陈家荣、许荣华案等三起重大涉产权案件。顾雏军非常激动， “正义来得晚一点，但是终于还是来了。”
　　2018年1月3日，顾雏军再审案合议庭成员确认。顾雏军在朋友圈发文称赞：“这次速度真快。”他乐观估计，最快可能十天内庭审。
　　虽然没那么快，但积极信号接踵而至——当年全国两会上，顾案被写进两高报告，张文中案也被宣判无罪，这都给了顾雏军强烈的信心。
　　2018年6月13日，最高法公开开庭审理顾雏军案，庭审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顾雏军首先直指在场两名检察员参与伪造证据，申请两人回避。因为比对最高检新提交的《付款通知书》原件和《技术性证据审查意见书》，发现此前证人称盖章未盖清晰的庭审原件，公章位置、签名不一致，他坚信有人作了伪证。“肉眼都能看出的问题，两人作为该份证据的送检员居然视而不见”。
　　“他的性格太过强硬，行事又太过高调，提醒过他申请回避不合程序，可他不听，非要当庭说出来。”陈有西事后谈及这一幕，轻轻叹了口气。
　　2019年4月10日，顾雏军终于迎来了宣判，撤销原判对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以及挪用资金罪的量刑部分，挪用资金罪改判有期徒刑五年。
　　当年因同案获刑的张宏、姜宝军、刘义忠、张细汉、严友松、晏果茹、刘科七人，撤销原判对张宏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维持原判以挪用资金罪定罪量刑部分，其余六人均宣告无罪。
　　只是彼时作为顾雏军助理的刘义忠，出狱后不久便郁郁而终，这场迟来的平反，他终究是没能亲眼看到。
　　“他一个前途大好的博士却无辜入狱，想不开，就钻了牛角尖。”顾雏军叹了口气，“所以我不能被击垮，我还要跟他们斗。”
　　出了法庭，顾雏军直奔机场，飞回北京。“多待一分钟都没有意义。”当时他的心里还想着继续申诉，直到完全无罪为止。
　　然而，这已是终审判决，不能再上诉。根据宣判后最高法发布的答记者问，“本案再审判决生效后，有关部门将依法把已经执行的罚金返还顾雏军等人以及刘义忠的亲属”，而且“几位被错误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可以依法向原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
　　“接下来，对于多服刑的两年，建议他申请国家赔偿。另外，被拿走的上市公司，他也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拿回一两个。”陈有西感到十分遗憾，在他看来，顾雏军案本可完全无罪的，造成现在的结果，也和他的性格有关。
　　但顾雏军拒绝反思自己的性格问题，始终执着地将自己的遭遇归咎于贪腐和运气，他对再审结果耿耿于怀，“你说，毕马威报告明明说了是‘怀疑’与格林柯尔系有关的不正常资金流向，为什么还要采信这个证据？不是说疑罪从无吗？”他嘟囔着。在他看来，张文中之所以被判无罪是因为碰到了好的法官，而自己缺了点运气。

　　尘埃落定，与此案相关的人都将重新开始。陈有西同时也是江苏牧羊集团前董事许荣华的代理律师，这个案子他也跟了7年，很有信心胜诉。
　　就在宣判第二天，顾雏军给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寄出了一封讨回扬州亚星客车股权的信，正式开启了讨还产权的程序，而亚星客车几经转手，现在大部分股权已属潍柴（扬州）亚星汽车有限公司。
　　“扬州亚星和襄阳轴承当初并没有被法院没收，现在既然重审，就应该责令当地政府归还两家企业，但判决结果对此只字不提，感觉只是走了个过场。”胡德平对此有些不忿。
　　顾雏军并非没有赢过，2015年，顾雏军向证监会申请公开科龙案相关调查文件，被拒绝后诉至法院，最终胜诉。2019年11月5日，顾雏军终于收到了来自中国证监会的答复，告知其要求公开的7项信息，由于“未召开主席办公会议”，所以并不存在。“谁能破解证监会的神回复？”顾雏军在微博中贴出这份文件的照片，字里行间多是无奈。
　　如今，顾雏军依然关注着关于民企的政策动向，同时也开启了新的生活，就在去年8月，他宣布完成了一篇长达110页的物理学论文，已向世界著名物理学杂志投稿。这个在31年前以“顾氏循环理论”闻名的企业家，或许最终又将回到学术的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