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78年，习仲勋赴任广东不久，到机场迎接叶剑英委员长前来视察。
“你去，杀出一条血路来!”这是习仲勋1978年来广东主持工作时，邓小平的嘱托。习仲勋当之无愧是改革开放的先驱。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发源于广东，而开启这场史诗般实践的，恰是受中央委托来广东主持工作的习仲勋。历史为什么选择了习仲勋?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
不少人证实，在过去的年代，习仲勋在党的老资格领导干部中属于思想开明、不整人的少数干部。人民日报前总编辑、社长秦川曾向其友人吴江回忆了有关习仲勋的一件事情。
大约在胡耀邦去职后的一个晚上，习仲勋和秦川两人在中南海散步，习仲勋突然转过头对他说：“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秦川当时被这番话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事后秦川才悟出其中的道理：一辈子经历了那么多事，其中有不少时候党内生活不正常，他心里不知道埋藏着多少郁结和感慨，这两句没来由的话，其实分量很重。
习仲对动辄整人十分厌恶。当时任职国务院信访室主任、在习仲勋手下工作多年的马永顺老人亦有亲身体验，他回忆：
1959年6月，甘肃群众不断来信反映当地缺粮严重。当月26日，我把一封来信以及随信寄来的一包当地群众充饥的食物经当时国务院副秘书长杨放之看后交习仲勋同志，习仲勋当场毫无顾忌地掰下一块拿到嘴里尝了一下说：“这哪里是人吃的东西!”第二天一上班，他即指定由我率领两名干部当晚出发去甘肃，会同当地处理：经过一个月的努力，甘肃省委采取了积极措施，从邻省调来了粮食，群众严重缺粮的状况得到了缓解。
但当我一个月后从甘肃回到北京时，庐山会议结束，中国政治风向大变。
在随后的反“右倾”运动中，甘肃省委的一个负责人向习仲勋同志告状，说我们去甘肃调查是搜集“阴暗面”，是严重“右倾”思想，指名要求送我回甘肃接受批判，此事被习仲勋亲自按下了，未予理睬。更可贵的是，他甚至都没有告诉我本人，直到1963年西北局开会，我才知道。
反“右”运动愈演愈烈，马永顺本人所在的国务院信访室也受到严重冲击。一种观点认为：信访室反映阴暗面多，说明信访室自身思想右倾严重,应该作为国务院机关反右倾重点来批判。
结果习仲勋在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后表示：信访室工作性质，就是要反映工作中的“一个指头”问题的。信访室得以安然过关。
马永顺记忆深刻的另外一件事是，1961年初，有的地方扣押群众来信，追查、打击、迫害来信和来访人的现象比较严重。刘少奇主席做了详细指示，要求必须加强信访工作，严禁打击报复。2月8日，习仲勋在国务院召开信访会议，他指出：“信访工作必须加强，要研究一些改进办法。”他指定中办和国办，向中央起草一个报告来解决。
一个讲方法讲效率的人
马永顺介绍，习仲勋工作作风的一大特点，就是按照客观情况办事，乐于听取下属的正确意见，办事效率高。、国务院成立时，会议很多，却没有专门负责组织会议的会议科。在召开第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时，习仲勋提议秘书处兼管会议，例如农业会议，就由农业秘书来管，他主要考虑的是机构的精简和节约，以及办事效率。但是他同时也说了，先实践看看，有问题，再总结。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负责会议的马永顺发现还是应该有一个专门的会议科，有利于专业分工、专人负责。他把相关报告递上去后，习仲勋很快就批准了。
说到开会，习仲勋也是极其讲究效率，不喜欢“马拉松”式的拖沓作风，很多老干部反映，习属于那种“有事快报，无事退朝”的人，参加他主持的会议，效率高，人也不疲劳。
在马永顺的记忆里，习仲勋同志很注意工作方法，是一个工作能力很强的人。在当时,信访工作在政府工作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开国时，就建立了信访工作室，开始信访量很大，1957，年反右派后，信访量减少了，1961年后，信访量又大增。
习仲勋提出信访工作要“多办少转”，真正为人民办事，逐步立下了规矩。
后来他又提出“发现苗头”，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强调每—项新的政策实施后都要举—反三，这样可以一次解决一批问题。国务院信访室在其指引下搞综合报告，大跃进时有的地方搞行政区划出现了纠纷，正是通过搞综合报告，提出相对通行的处理意见，再作为国务院的通知命令发下去处理的。马永顺回忆道：
1961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以后，民主气氛好了，于是信访量就大增，但是信访办人手就很紧张，从逻辑上说就应该增加编制，但当时国务院在习仲勋主持下每年都要搞一次人员精简，怎么办呢?还是他办法多，他提出：国务院秘书厅(就是现在国务院办公厅)凡是能办信访的人，每人处理一百封来信，这等于减轻了信访室的工作量，帮了信访室的忙；同时考虑到繁重工作的需要，国务院秘书厅编制不减，但是也不增。
习仲勋对工作叫一向要求严格。马永顺就为此受过批评，他记得：
1956年，国务院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体制工作会议，周恩来总理做报告。会议讨论期间，习仲勋作为国务院秘书长实际主持会议。有一天他问我：中央机关的人参加会议的情况怎么样?我报告说：有几个部不来了。习仲勋说：不行，一定要来!不来的，要说明原因。他是看不得对工作马马虎虎态度的。
1980年代，一次中央召开陈嘉庚纪念会。当时习仲勋已经从广东回到北京分管统战工作，他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要照相，他在前排中间就座，照相前突然向我摆摆手问我：“一位福建省委负责同志在哪里”?结果我发现这位同志在第二排靠边的地方，于是赶紧把他请到前排。照相后习仲勋批评我说，你是国务院老人了，干了这么多年，不知道人家是负责人、父母官?我在他手下工作多年，受到这样的批评还是第一次。
一个开朗、兴趣广泛的人在政治上、生活上，习仲勋对下属又是十分关心。
马永顺回忆说：
1958年，中央号召干部下放劳动锻炼，国务院机关干部踊跃报名，一天我告诉他我已经报名了，他表示非常支持，他说：年轻人要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由于他的重视，机关对下放干部开大会欢送、车站送行、下去探望、欢迎归来，他都自始至终亲自参加并讲话。当年9月，习仲勋亲自赴陕西蒲城县看望我们，使我难以忘怀的是，9且5日中午会餐时，他把我叫到身边坐下，往我的碗里夹肉，还对我说：快多吃，这些你们在社员家里是吃不到的!
在日常生活中，习仲勋是一个开朗、兴趣广泛的人。习仲勋原秘书张志功介绍道：
习仲勋喜欢跳交谊舞，每周六晚一次，长期坚持跳，一为健身；另外当时许多中央领导人都喜欢参加这个活动，舞场又成了一个聚会场所。
此外他很喜欢文艺，由于1950年代他曾经主管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他对戏剧很感兴趣，京剧、豫剧、越剧和粤剧都喜欢，对家乡的春控尤其情有独钟，和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常香玉、曹禹等一批艺术家都结为了好友。
除此之外，他还爱好麻将，在休息时间，和几位高龄民主人士、老战友娱乐一番。娱乐时眼疾手快的习仲勋常常在已经打出来的牌里摸出一张来。大声喊道：“和了”，其他几位老人家眼神不好，居然不知有诈，大家显示出童真的一面。
习仲勋还十分注意锻炼身体。当时他家住东城区交道口；在中南海上班，来回都经过北海公园，于是他每天步行半个小时上下班，只带秘书一人，“虽满头大汗却浑身清爽”，乐此不疲。
毛泽东在延安时。曾经在盛赞周恩来的办事能力时这样谈到过干部的个人因素对事业的重要性：同样一件事，不同的人啊，就给你办出完全不同的结果出来。
惟此方可解释，在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1979年初，为什么习仲勋敢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申诉中央对地方管得太多、太具体，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给特殊政策，以至于当时主持会议的中央负责同志惊呼：“仲勋同志，你要向中央要什么权啊?”可是广东却因此在全国再一次开风气之先，
如今，特区政策推向内地、惠及全国，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以初步建立，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我们怀念习仲勋这样有眼光的干部。
（摘自《南方周末》2008.12.18）B5
“你去，杀出一条血路来!”这是习仲勋1978年来广东主持工作时，邓小平的嘱托。习仲勋当之无愧是改革开放的先驱。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发源于广东，而开启这场史诗般实践的，恰是受中央委托来广东主持工作的习仲勋。历史为什么选择了习仲勋?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
不少人证实，在过去的年代，习仲勋在党的老资格领导干部中属于思想开明、不整人的少数干部。人民日报前总编辑、社长秦川曾向其友人吴江回忆了有关习仲勋的一件事情。
大约在胡耀邦去职后的一个晚上，习仲勋和秦川两人在中南海散步，习仲勋突然转过头对他说：“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秦川当时被这番话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事后秦川才悟出其中的道理：一辈子经历了那么多事，其中有不少时候党内生活不正常，他心里不知道埋藏着多少郁结和感慨，这两句没来由的话，其实分量很重。
习仲对动辄整人十分厌恶。当时任职国务院信访室主任、在习仲勋手下工作多年的马永顺老人亦有亲身体验，他回忆：
1959年6月，甘肃群众不断来信反映当地缺粮严重。当月26日，我把一封来信以及随信寄来的一包当地群众充饥的食物经当时国务院副秘书长杨放之看后交习仲勋同志，习仲勋当场毫无顾忌地掰下一块拿到嘴里尝了一下说：“这哪里是人吃的东西!”第二天一上班，他即指定由我率领两名干部当晚出发去甘肃，会同当地处理：经过一个月的努力，甘肃省委采取了积极措施，从邻省调来了粮食，群众严重缺粮的状况得到了缓解。
但当我一个月后从甘肃回到北京时，庐山会议结束，中国政治风向大变。
在随后的反“右倾”运动中，甘肃省委的一个负责人向习仲勋同志告状，说我们去甘肃调查是搜集“阴暗面”，是严重“右倾”思想，指名要求送我回甘肃接受批判，此事被习仲勋亲自按下了，未予理睬。更可贵的是，他甚至都没有告诉我本人，直到1963年西北局开会，我才知道。
反“右”运动愈演愈烈，马永顺本人所在的国务院信访室也受到严重冲击。一种观点认为：信访室反映阴暗面多，说明信访室自身思想右倾严重,应该作为国务院机关反右倾重点来批判。
结果习仲勋在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后表示：信访室工作性质，就是要反映工作中的“一个指头”问题的。信访室得以安然过关。
马永顺记忆深刻的另外一件事是，1961年初，有的地方扣押群众来信，追查、打击、迫害来信和来访人的现象比较严重。刘少奇主席做了详细指示，要求必须加强信访工作，严禁打击报复。2月8日，习仲勋在国务院召开信访会议，他指出：“信访工作必须加强，要研究一些改进办法。”他指定中办和国办，向中央起草一个报告来解决。
一个讲方法讲效率的人
马永顺介绍，习仲勋工作作风的一大特点，就是按照客观情况办事，乐于听取下属的正确意见，办事效率高。、国务院成立时，会议很多，却没有专门负责组织会议的会议科。在召开第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时，习仲勋提议秘书处兼管会议，例如农业会议，就由农业秘书来管，他主要考虑的是机构的精简和节约，以及办事效率。但是他同时也说了，先实践看看，有问题，再总结。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负责会议的马永顺发现还是应该有一个专门的会议科，有利于专业分工、专人负责。他把相关报告递上去后，习仲勋很快就批准了。
说到开会，习仲勋也是极其讲究效率，不喜欢“马拉松”式的拖沓作风，很多老干部反映，习属于那种“有事快报，无事退朝”的人，参加他主持的会议，效率高，人也不疲劳。
在马永顺的记忆里，习仲勋同志很注意工作方法，是一个工作能力很强的人。在当时,信访工作在政府工作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开国时，就建立了信访工作室，开始信访量很大，1957，年反右派后，信访量减少了，1961年后，信访量又大增。
习仲勋提出信访工作要“多办少转”，真正为人民办事，逐步立下了规矩。
后来他又提出“发现苗头”，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强调每—项新的政策实施后都要举—反三，这样可以一次解决一批问题。国务院信访室在其指引下搞综合报告，大跃进时有的地方搞行政区划出现了纠纷，正是通过搞综合报告，提出相对通行的处理意见，再作为国务院的通知命令发下去处理的。马永顺回忆道：
1961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以后，民主气氛好了，于是信访量就大增，但是信访办人手就很紧张，从逻辑上说就应该增加编制，但当时国务院在习仲勋主持下每年都要搞一次人员精简，怎么办呢?还是他办法多，他提出：国务院秘书厅(就是现在国务院办公厅)凡是能办信访的人，每人处理一百封来信，这等于减轻了信访室的工作量，帮了信访室的忙；同时考虑到繁重工作的需要，国务院秘书厅编制不减，但是也不增。
习仲勋对工作叫一向要求严格。马永顺就为此受过批评，他记得：
1956年，国务院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体制工作会议，周恩来总理做报告。会议讨论期间，习仲勋作为国务院秘书长实际主持会议。有一天他问我：中央机关的人参加会议的情况怎么样?我报告说：有几个部不来了。习仲勋说：不行，一定要来!不来的，要说明原因。他是看不得对工作马马虎虎态度的。
1980年代，一次中央召开陈嘉庚纪念会。当时习仲勋已经从广东回到北京分管统战工作，他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要照相，他在前排中间就座，照相前突然向我摆摆手问我：“一位福建省委负责同志在哪里”?结果我发现这位同志在第二排靠边的地方，于是赶紧把他请到前排。照相后习仲勋批评我说，你是国务院老人了，干了这么多年，不知道人家是负责人、父母官?我在他手下工作多年，受到这样的批评还是第一次。
一个开朗、兴趣广泛的人在政治上、生活上，习仲勋对下属又是十分关心。
马永顺回忆说：
1958年，中央号召干部下放劳动锻炼，国务院机关干部踊跃报名，一天我告诉他我已经报名了，他表示非常支持，他说：年轻人要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由于他的重视，机关对下放干部开大会欢送、车站送行、下去探望、欢迎归来，他都自始至终亲自参加并讲话。当年9月，习仲勋亲自赴陕西蒲城县看望我们，使我难以忘怀的是，9且5日中午会餐时，他把我叫到身边坐下，往我的碗里夹肉，还对我说：快多吃，这些你们在社员家里是吃不到的!
在日常生活中，习仲勋是一个开朗、兴趣广泛的人。习仲勋原秘书张志功介绍道：
习仲勋喜欢跳交谊舞，每周六晚一次，长期坚持跳，一为健身；另外当时许多中央领导人都喜欢参加这个活动，舞场又成了一个聚会场所。
此外他很喜欢文艺，由于1950年代他曾经主管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他对戏剧很感兴趣，京剧、豫剧、越剧和粤剧都喜欢，对家乡的春控尤其情有独钟，和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常香玉、曹禹等一批艺术家都结为了好友。
除此之外，他还爱好麻将，在休息时间，和几位高龄民主人士、老战友娱乐一番。娱乐时眼疾手快的习仲勋常常在已经打出来的牌里摸出一张来。大声喊道：“和了”，其他几位老人家眼神不好，居然不知有诈，大家显示出童真的一面。
习仲勋还十分注意锻炼身体。当时他家住东城区交道口；在中南海上班，来回都经过北海公园，于是他每天步行半个小时上下班，只带秘书一人，“虽满头大汗却浑身清爽”，乐此不疲。
毛泽东在延安时。曾经在盛赞周恩来的办事能力时这样谈到过干部的个人因素对事业的重要性：同样一件事，不同的人啊，就给你办出完全不同的结果出来。
惟此方可解释，在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1979年初，为什么习仲勋敢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申诉中央对地方管得太多、太具体，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给特殊政策，以至于当时主持会议的中央负责同志惊呼：“仲勋同志，你要向中央要什么权啊?”可是广东却因此在全国再一次开风气之先，
如今，特区政策推向内地、惠及全国，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以初步建立，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我们怀念习仲勋这样有眼光的干部。
（摘自《南方周末》2008.12.18）B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