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枪榴弹引出的故事

来源 :党史文汇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guangtoucx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吴运铎,中国人民兵工的开创者,20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他写有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被誉为“中国的保尔”,苏联在莫斯科高尔基大街14号还建立了“中国保尔纪念馆”。2011年是人民兵工成立80周年的纪念日,为此,吴运铎曾任职第一总工程师的北方重工集团所在区——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已筹资1500万元,开拍电影《吴运铎》。
  2010年7月16日,我们专程到安徽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瞻仰了吴运铎工作过的修械所。8月23日,我们又来到金湖县金南镇的仙墩庙,因为在那里曾发现了一颗吴运铎兵工厂造的枪榴弹。
  最新发现的一枚枪榴弹
  江苏省金湖县金南镇马塘村有一个仙墩庙,它与马塘村相隔一条小河,现属安徽省天长市高庙集,改名福缘寺。抗日战争时期属天高县小朱庄,是新四军二师兵工厂所在地。
  2010年4月,江苏省淮安市在开展革命遗址遗迹普查中,淮安市和金湖县党史工作者来到该庙,实地勘察新四军二师兵工厂的情况。他们看到,这是一座南北向的由前堂、大堂及五六间附属用房和围院组成的小寺庙。庙虽小,却也很庄严。庙里住着两位老人:主持叫释今海,现已82岁高龄;还有一位老妇人,叫蒋凌云,今年也80岁了。他们说,庙是古庙,但当时用作兵工厂的庙早已损毁,现在的庙是在原址上重建的,比原来的规模小多了。
  党史工作者在与两位老人闲聊时,问及还有没有当年的兵工生产用具,老人讲早没有了。老妇人蒋凌云说话间走进侧屋,从墙上取下一颗锈迹斑斑的枪榴弹,说是她今年在庙后芝麻地里草时发现的。
  她说,庙墙外后面的地,也是庙产。当年新四军用作兵工厂的庙,就在这块地上。她听说,当时有日伪军来袭击过,有手榴弹扔进来,趁着还没有爆炸,新四军就勇敢地拾起来扔了回去。新四军边打边撤了,在离小朱庄八九里的地方又建了一个兵工厂。不久,敌人走了,新四军兵工厂又搬回到庙里,之后就一直没走。
  她说,庙后的地里,挖一挖还有许多弹片、铁片什么的。她年纪大挖不动了,所以没有深挖过。今年3月,她与另一位妇女在地里草时,一用力带出个小炸弹来。那个妇女说不能动,要炸的。她说她不怕,就把小炸弹带回了庙里,用塑料袋一装就挂在了墙上。
  听说来人是调查新四军兵工厂的,蒋凌云老奶奶就把小炸弹交给了党史办的同志。大家一看,这是一颗没有装炸药也没有上引信的枪榴弹,根据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的回忆录及相关党史资料,可以肯定这是新四军兵工厂当年生产的半成品,是珍贵的革命文物。县委党史办公室主任丁兴掏出400元钱奖励给献出这件珍贵文物的蒋凌云老人。老人不肯收,说前几天有收古董的人来庙里收购文物,她也没有给他,如今你们组织上来了,送给你们不要钱。在推辞不过的情况下,老人让丁主任把款交给了主持释今海。
  8月23日,蒋凌云老人看到我们两个淮安和金湖的同志又来看她,十分高兴。她的表情是那么开朗、和善。高挑的身段和白晰的肤色,可以猜想到当年她定是这一带数一数二的美人。当笔者谈起她的名字起得很高雅、其父母一定很有文化时,她有些自豪地说,她父亲是国民党黄埔军校第十七期的,还留过洋,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她本人当过教师,后来进了商业单位,老了,就来到庙里,一心向佛。
  修械所与兵工厂的创办
  吴运铎,祖籍武汉。1917年1月17日出生于江西萍乡,父亲是贫苦小职员。8岁那年,工人运动兴起,共产党领导的安源煤矿俱乐部为工人谋取福利,在萍乡建立了矿工子弟小学——煤矿东区子弟小学,他便在那里读了四年书。1927年夏,国民党军队开进安源,屠杀革命者,学校停办,他便来到湖北黄石市富源、源华煤矿做了童工和电机学徒。他刻苦好学,把车间的一个角落打扫干净当了“书房”兼实验室,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就买了工业小丛书来学。他的机电专业技术很快提高,达到了能给工友办讲座的水平。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共产党地下组织在煤矿办起了抗日讲座,好学的吴运铎一堂不落地去听讲座,家中也成了工人集会的场所。他还成了《新华日报》的发行员,每天下班都准时把《新华日报》张贴出去。他的行为引起了矿主和警察当局的注意,并准备逮捕他。1938年9月,他跑到南昌参加了新四军。不久,根据组织上的安排,他转移到了皖南云岭。考虑到他的专业技术水平,军部分配他到了修械所担任技术员和车间主任。1939年5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云岭修械所设立在一座约四五百平方米的明代建筑关帝庙里。砖雕、木雕十分精致,是典型的皖南民居风格。进了庙门,就有一个花戏楼,花戏楼对面有一座小小的关公像。附属用房有十余间,住人。敞亮的大殿就成了车间。车间里当年是热火朝天的修枪造弹的地方,现在则陈列着当年的生产工具和修好的机枪、枪榴弹。墙上是吴运铎和战友的照片,还有反对内战、团结抗战的标语。这些标语告诉我们,当时国民党蒋介石制造的摩擦已严重到一触即发的地步。
  果然,在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叶挺军长及项英副军长以下近万名新四军官兵被包围在云岭地区,最后除千余人突出重围外,新四军军部及所属有关部队悉数被歼。
  皖南事变时,吴运铎也被围在包围圈里。他回忆说,他身上有几处伤,他们没有随大部队走,而是自行突围。他伤口化着脓,拖着沉重的伤腿翻山越岭,一直走到了苏北的盐城。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后,他在军工部下属实验工厂担任指导员和工务主任。
  1941年9月,他随军工部副部长吴师孟来到了盱眙的黄花塘(现属淮安市盱眙县)。这里是淮南抗日根据地,是新四军二师的师部驻地(1943年1月10日起,黄花塘成为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一直到1945年9月19日抗战结束后离开)。他受命到二师来创办一个兵工厂——二师子弹厂。他选中的地点就是江苏省当时的天高县金沟区平安乡小朱庄村(今金湖县金南镇马塘村),子弹厂开始设在一姓徐农民的两间茅屋里,后来就搬入了庄西的仙墩庙。他手下有7名工人,罗炳辉师长任命他为二师军工部副部长,子弹厂厂长,给他的任务是,年生产60万发子弹,修枪一万条。
  吴运铎在金湖的日子
  吴运铎白手起家,开始创办子弹厂。
  第一步是自己动手设计并制造生产工具。军工部送来了一台四尺长的皮带车床,一台钻床和一台牛头刨床。机床安在大雄宝殿里,算是精加工车间。庙门外搭席棚、垒起打铁炉、支上风箱和铁砧就是锻工车间和铸造车间。生产子弹需要冲床,吴运铎用一个支架撑起一个水井的辘轳,井绳上吊一块100多公斤的铁锤,摇上砸下,这就成了“手摇汽锤”。他还在石磨轴上套一条粗布缝制的传送带,就成了“人力发动机”。
  第二步,他绘出生产图纸,将子弹的生产规范化。
  第三步就是想方设法去找钢材作原料。他们打听到,附近三河里沉有一批国民党“导淮”委员会准备建闸的钢材。民主政府迅速组织渔民下河搜寻,最后真的打捞出一批钢材,解决了开工生产的燃眉之急。
  子弹开始生产了,看上去简单的东西,生产起来却十分困难。
  首先是没有火药。因为敌人封锁,火药原料很难找,吴运铎只能寻找代用品。他先将红头火柴的头刮下来,用酒精泡开,制成火药。酒精没有了,就用老烧酒蒸馏后制造出土酒精。火柴头做的火药,爆炸力太强。他就掺入锅灰,配成适用的火药。再后来,根据地里的红火柴又找不到了,他就买来雄黄和硝,研究出配制比例,解决了没有火药的难题。
  子弹头也十分难造。他开始通过将铅溶化了注入模型的办法做子弹头,但发现铅不耐高温,铅弹头在枪里熔化会堵塞枪管引起炸膛。他再改用铜元,将铜元放在弹头钢模里冲压成空心的尖头,里面灌铅,这才试验成功。
  就这样,年生产60万发子弹的任务在克服重重困难中不折不扣地完成。
  在完成子弹生产任务的同时,研制迫击炮弹、地雷、枪榴弹与平射炮的任务也接踵而来。
  吴运铎从来没有造过炮弹,只好走仿制的路子,找来各种未爆炸的炮弹拆开研究。他很快试制出第一颗炮弹。第一次试验,哑炮,炮弹未发射出去。经检查,是炮弹直径过大,底火药成分不对。他连夜重配底火药,修正直径尺寸。第二次试验,炮弹发射了,落地后却不肯爆炸。他冒着危险,从地下一尺多深的地方挖出炮弹,仔细检查,发现是信管里撞针弹簧太软,冲击力不足。改进后他第三次试验发射,这颗炮弹终于既打得出去,又在远处炸开了花。不过,这并不是最后的成功,一个月后,300发出厂的迫击炮弹全部退回了师部,因为它们只能打30米左右,落地还不爆炸。吴运铎赶到师部,查出了原因。原来这批炮弹的火药是用缴获来的各种各样火药凑的,燃烧太慢,发射火药还没有烧完,炮弹就飞出了炮口。他立即改进,通过把火药片压薄的方法促进燃烧。紧张工作了一个通宵后,第二天再实验,结果,第一发炮弹射到500米远的山坡上,且爆炸威力巨大。第三发和第四发炮弹各加了3个药包,竟越过了山头,在2000米外的山地猛烈爆炸了。靶场上一片欢呼声,宣告炮弹研制完全成功。
  对地雷,他同样一无所知。他首先研制定时地雷,其定时装置更是难中之难。他按照炮弹延期信管的原理,把引火线加长,计算好时间后,再点燃埋进土里引爆。可一盖上泥土,引火线立即熄灭。此路不通,他又试着用一小段封闭的铁管,压进空气,再使空气慢慢泄漏出来,以延长发火时间,也失败了。后来,他又用铜壶滴漏办法来定时,特地做了一只带开关的水壶,里面放满水,水上漂一块木板并安上一个电极,壶盖上安另一个电极,壶里水滴完时两个电极接通而引爆。这种装置还需要电雷管,他开动脑筋,将手电筒上的电珠磨一个小洞,填进火药,再用纸贴牢。电珠接通干电池后,烧红的钨丝点着火药,成了引爆的电雷管。但因滴水装置计时不准,携带时也不方便,这个设想再度失败。最后,他改用钟表发条来定时,定时地雷终于研制成功。在攻下定时地雷这个难关后,脚踏地雷、拉火地雷等的生产就不是难事了。
  1943年初春,罗炳辉师长要求吴运铎研制一种既能单兵使用,威力又更大、射程更远的新武器。吴运铎翻遍当时所有能找到的书刊,目光盯住了一篇介绍枪榴弹的300字短文上。他拍案而起,决定研制枪榴弹。
  从300字的短文中,他获得的惟一信息是,枪榴弹是利用步枪发射的一种小型炮弹。由此思路出发,他收集了敌人的掷弹筒和各种迫击炮弹进行研究,最终头脑里有了自制枪榴弹的设计:把粗钢棍锯断掏空,制成枪榴弹筒,像装刺刀那样装在步枪口部;用铸铁制成形状像迫击炮弹一样的弹头,装进枪榴弹筒内;再利用去掉弹头的步枪子弹击发后产生的高压气体,把枪榴弹发射出去。
  吴运铎造出了第一批枪榴弹,第一次试验也获得初步成功。但问题也很明显:枪榴弹飞行时弹道不稳定,射程也没有达到预想的要求。他重新审视图纸,把原设计的柱状型弹改为滴水型弹,解决了弹道稳定性的问题。他还亲自到装配车间,把子弹里的火药倒出加细研磨,以充分发挥火药的威力。再一次试验,弹头不仅飞行稳定,射程也达到了700多米。自制的枪榴弹很快装备了部队。1943年8月,日军第六十一师团一个大队及伪军1000余人来犯,新四军二师第五旅第十三团在六合县(南京六合区)桂子山与日伪军相遇。我军当即发射枪榴弹,毙伤敌军300余人,其中日军80多人。战后,五旅旅长兼路东军分区司令员成钧特地把一支从日军军官身上缴获的手枪送给吴运铎作为研发出枪榴弹的奖励。更有趣的一仗是,同年秋天,日军带伪军到来安县农村抢粮。日军爬到半山腰便坐下休息,命令伪军打头阵,翻过山梁进村抢粮。见到伪军,我军便用枪榴弹开火。因为战士们初次使用,技术不够熟练,第一排枪榴弹全部打远了。不过,这排枪榴弹虽然没有打到伪军,却正好落到山梁后边日本兵休息的地方,一下子炸死了十几个日本兵。日军拖着死尸拔腿就跑,伪军见日军逃了,也慌忙撤退而去。
  1944年初,日伪军对淮南抗日根据地发起大规模“扫荡”,到处构筑碉堡。为了攻克敌碉堡群,二师决定筹建炮厂,研制用于攻坚的平射炮,并决定由吴运铎负责主持整个设计和制造工作。
  吴运铎再度“创新”:制造大炮炮筒需要钢管,但根据地只有钢轨,没有钢管。他大胆设想,用铸铁来代替钢管做炮筒。炮筒内有来复线,炮厂无来复线加工设备。他就做出一个橄榄形钢柱,上面刻出凹凸线,再把钢柱锲进炮筒,硬是挤出又光又滑的来复线来。
  接着,他用铸铁制作炮弹头,用绸布缝成火药包,做出了现在称为分装式的土炮弹。他们在荒地上筑起一段土墙,在距土墙300米处挖了一条壕沟,架上第一门自制的大炮。第一发炮弹未装炸药和发射药包,仍把1.5米厚的土墙穿了个大洞。第二发用装有炸药的真炮弹,一炮打去,土墙被轰塌一半……由此,到了这年秋天,吴运铎和工人们共造出了36门平射炮和大批炮弹。之后,他又不断改进,炮口口径由36毫米增加到42毫米,射程也提高到4000米。1944年11月,日军第六十一师团一部和伪军近万人,分7路疯狂“扫荡”我津浦铁路路西根据地,一周后被新四军二师击退。这时,国民党桂系部队也趁机来犯路西,向定远县占鸡岗进攻,我二师当即发起占鸡岗战斗。战斗打响后,国民党桂系第五一二团团长蒙培琼在碉堡里狂妄地喊叫:“新四军!你们没有炮,还打什么仗?赶快回去吧!瞧我的钢炮……”他的话音还未落,新四军的平射炮一起开火,一举摧毁了敌人的碉堡和工事。此役歼敌2000余人,俘虏蒙培琼以下敌军1000余人。1945年8月,新四军二师五旅十八团在淮南铁路对日反攻作战中,也用平射炮一举摧毁了敌人盘踞的一个城镇的12个碉堡,胜利攻克该镇。
  吴运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兵工成功的背后是巨大的代价。在新国军云岭军部修械所时,他的左腿就被摇柄所砸而负过伤。二师在淮南时,他在1942年修复一批废迫击炮弹时雷管在手中爆炸,造成左手四个手指被炸,左眼失明。他第三次负伤是在1947年。那时他已离开金湖,担任大连联合兵工企业工程部副部长兼引信厂厂长。在一次检查一颗哑弹时哑弹突然爆炸,他左手腕、右脚均被炸断,右眼又崩入一块弹片。但代价的背后更是坚强,他还是一次次从死亡线上挺了过来。
   生命最后的里程
  抗战胜利后,吴运铎随新四军二师转战苏北的淮阴、山东沂蒙山,1947年初春,吴运铎在妻子陆平的陪同下到大连治伤,但很快被派参加建设新的兵工企业,担任工程部副部长,兼任引信厂厂长。他负伤后,1949年冬,党组织送他到苏联去诊治眼伤。在莫斯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听到了他的英雄事迹后,特地到医院去看望他。
  全国解放后,吴运铎先后任中南兵工局副局长、一机部第一研究所所长和兵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并于1952—1954年在苏联远东兵工厂进修实习。1953年7月,北京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回国后,参与建设了当时亚洲最大的兵工企业——国营四四七厂,即今天的中国兵器北方重工集团,为该厂第一任总工程师。1954—1965年间,他主持无后坐力炮、高射炮、迫击炮和轻武器等多项重大课题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并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兵工专家。
  在“文化大革命”中,吴运铎曾遭迫害。“文革”后在中国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同时他还受聘为多所大学院校的名誉教授。1991年5月2日,吴运铎终因肺心病复发抢救无效去世,一颗有着传奇人生的兵工之星陨落。
  (责编 任志)
其他文献
柳直荀(1898—1932)又名克明,湖南长沙市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早在学生时代,柳直荀就受到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影响,积极投入学生运动。1926年,他任湖南省农民协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31年,他任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六军政治委员,1932年9月被害,时年34岁。    瑟虎弟:  各次寄我的信都收到了。上海此刻已到了国民革命军手里,不知情形怎样?或者一切的事也和汉口的
期刊
“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他们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为了党和人民,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甚至付出最宝贵的生命。  1947年11月3日,在山西省寿阳县宗艾镇,一位名叫尹灵芝的16岁少女经历敌人15天严刑之后,高呼“共产党万岁”,昂首走向铡刀。含苞待放的生命定格在这一刻。她的英勇就义,在身后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怎样的印记?作为英雄尹灵芝的同龄人和发掘尹灵芝烈士事迹的参与者之一,这位女英雄短暂鲜活
期刊
李四光是世界著名科学家、地质学家。是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创立了地质力学,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建国后曾先后担任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的一生,正如周恩来所评价的:“李四光同志是一面旗帜……在科研工作中做出了卓越成就,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少年时就怀抱“科学救国的理想”  李四光,原名仲揆,字福生,湖北黄冈人
期刊
我怀揣朝圣般的心情,重新踏上了这条决定中国命运的艰苦卓绝的长征路。  上世纪90年代末期,所在城市组织歌咏会,我参加的单位合唱团演唱的就是《长征组歌》之一“四渡赤水出奇兵”。那优美的旋律、胜利的豪情、沉雄的节奏,深深感动着我。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脑子稍有闲暇,雪山、草地、湍流,瑞金、遵义、贵阳,赤水河、大渡河、金沙江……一个个代表性的词汇就会纷至沓来,激起我的向往。从那时起我就有一个心愿:只要有机
期刊
从1927年以后的10年间,朱德成为国民党悬赏缉捕的“要犯”。国民党当局的封锁,使朱德与亲友隔绝了书信联系。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朱德出任八路军总指挥,从此以后才得以与四川亲友书信往来。烽火岁月里,家书抵万金。民族的存亡,亲人的牵挂;战斗的艰辛,打了胜仗的喜悦;抛弃一切,为祖国为民族求生存的抗战决心,被一封封书信连接起来。  “我们有信心并有把握打胜日本
期刊
罗英,号国华,江西余干县人。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2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连长。后被党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回国后在家乡搞党的地下工作。1932年9月,领导县伪警察队起义,参加红军。后一直在赣东北红军中工作,1935年在赣东北的武装斗争中不幸牺牲。    欲俟卒业后而投军,但家严②及家慈③,以佳儿不充兵之习惯膏印脑中极久,未必能相许也。如蒙许诺,当即别
期刊
我国资深外交家、当年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的李一氓同志,“文革”后重新在中联部恢复工作,一次见面时他跟我谈及苏联专家在中國的工作,他十分肯定地说:“苏联专家对中国的历史贡献应予充分肯定”,“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工作应当实事求是地加以回忆与总结。”的确,在那个时代,作为中、苏“两党两国”友好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成千上万苏联专家和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农民、军人和学生在一起工作、学习和睦相处,结成深厚
期刊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10月1日,美军越过“三八线”向平壤推进,战火一直烧到鸭绿江边。与此同时,美国军舰炮击我商船,美国飞机轰炸我边境城镇,形势极其危急。不仅朝鲜人民面临灭顶之灾,新中国的独立和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为了支援兄弟的朝鲜人民,为了保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为了远东及世界和平,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毅然作出最伟大的战略决策: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并迅疾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
期刊
卫恒在1958年至1965年担任山西省省长。1967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卫恒一贯以工作作风扎实而著称,也是山西人民至今深切怀念的一位领导人。他的故事流传在三晋大地,他的所作所为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迪。  脚踏实地,深入调查研究  经历过“大跃进”年代,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当时山西面临的困难,用卫恒的话来说,就是“到1960年,我们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吃的、穿的、用的都空前地紧张起来” 。这场
期刊
一  1954年6月24日,一架银色客机降落在新德里机场,中国总理周恩来站在舷梯口放眼一望,机场上一片欢腾的海洋,鲜花簇簇,人群挥动手里的鲜花大声高呼:“秦尼一信地,巴依巴依!”(即中印两国是兄弟)。  周恩来面带笑容,频频挥手从飞机上走下来,尼赫鲁总理朝他急步走去,张开双臂和周恩来热烈拥抱,相互轻轻拍背,问好。记者们的相机连连闪烁,把这一动人的场面永远留在历史的画册里。周恩来对尼赫鲁说:“中印两
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