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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中国的经济基础提高了，中国的文化有能力在一个更高的经济基础上实现上层建筑的创新。从而使中国文化成为一个新的、内部自洽的实体。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文化是否在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变革?文化与经济又有什么关联呢?
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和展望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时候，不是仅仅从经济角度去解读，而是从文化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因。
众所周知，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工业革命之前，有1000多年的时间，中国文化的成就在当时世界上所有文明当中处于巅峰状态。但是工业革命以后，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滑，变成为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
从鸦片战争到现在的160年时间里，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探讨，怎样才能让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得到复兴。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形成自洽实体
要探讨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复兴，首先就要探讨中国在工业革命以后急剧衰落的原因。
林毅夫说，很长一段时间，不少国内外学者把中国的落后归结为中国儒家文化的保守和顽固，提出打倒孔家店，认为中国要复兴必须彻底铲除儒家文化的影响。这个说法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
中国文化跟中国现代化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要弄清楚何谓文化。
不同的学者对文化会有不同的定义。“我个人喜欢的是，费孝通先生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的定义。”林毅夫说，“他将文化分为3个层次：一是器物层次，也就是生产、生活工具；二是组织层次，包括社会、经济、组织；三是精神层次，即人的伦理、价值取向等。其实，这3个层次的划分与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妙。对应起来看，器物、生产、生活工具是经济基础，而组织和伦理、价值则是上层建筑。”
林毅夫进一步解释说，一个文化体，在没有外来文化撞击的时候，它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会形成一个自洽的实体。比如，在原始社会里，生产工具是石头，生产方式是游猎，生产力水平很低，它的社会组织方式是公社，伦理、价值是公有。这样一个上层建筑或日社会组织和价值标准，有利于发挥打猎时的规模经济，以及克服因为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食物不可储存给每个人的生存带来的风险，所以与非常低的生产力水平是相洽的。
后来生产力水平提高了，由游猎进入到农耕，由以石头为工具进入到以铜器为工具，组织的方式进入到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族社会，伦理、价值由原来的公有变为私有。这种转变可以归因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农耕的生产方式中，只要每个人付出努力，将来生产、收获多少是可以预期的。所以，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族社会组织和私有制的价值伦理有利于提高每个人的生产积极性。
如果没有外来文化的冲击，每个文化体应该都是器物、组织、价值三个层次自洽的实体，并没有所谓的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只有当一个文化体跟另一个文化体碰撞了，才会有先进与落后之分。那么，先进与落后到底是靠什么来决定的?
中国生产力水平能否赶上发达国家
林毅夫说，在上层建筑领域，尤其是在价值伦理方面，很难说什么是比较好的，什么是比较差的。
把人类文明分为先进的文明跟落后的文明的最主要的评判标准是经济基础，也就是生产力水平。中国的文化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变为世界上最落后的，也正是从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在器物的发明创新突飞猛进，经济基础快速提高，中国经济基础的提升相对滞后造成的。
因此，要讲中国文化的复兴，首先应该分析中国的经济基础有没有办法赶上西方国家的经济基础，中国的生产力水平有没有办法赶上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
“我对于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也就是经济基础提高的可能性，是相当乐观的。”林毅夫说。
因为，生产力水平或是经济基础的提高从长远来看，最重要的就是必须技术不断创新。而技术创新的方式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是不一样的。
对于西方已经处于技术最先进的国家，技术创新的方式只能是自己发明。
而对于像中国这样经济基础比较低的国家，技术创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己发明，另外一种就是利用跟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技术来取得创新。哪一种方式比较好?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好坏的唯一标准是成本孰低、效益孰高。
以引进技术取得快速技术创新
根据日本、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以及改革前后的中国经验，利用跟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技术来取得快速的技术创新，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最重要、最好的途径。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日本的奇迹、亚洲四小龙的奇迹，这些奇迹背后的实质秘密就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比较好地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引进技术，以很低的成本取得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速度快，整个经济基础发展就快了，所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随之缩小了。
中国在1978年改革前后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在1978年之前，中国自力更生，自己发明技术，在最尖端的技术上同发达国家竞争，但是经济发展的绩效却不高。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像日本和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一样，以引进技术为主来获取技术创新。以后的30年，中国取得了每年经济增长9.8％的成绩，成为同期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
延续著引进技术这条道路，在未来10年、20年、3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中国能不能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让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比较接近?“对于这一点，我也比较乐观。”林毅夫说。
根据各种比较，包括人的生命预期、婴儿死亡率、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等等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对比，中国在2000年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大约相当于日本在1960年的水平。
众所周知，日本从1960年开始到1987年，用了27年的时间，人均GDP赶上美国。林毅夫说，尽管他不会过分乐观地认为，从2000年开始到2030年，中国的人均GDP会赶上美国，但是他完全相信，现在人均GDP是美国的2.5％的中国，靠引进技术来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到2030年的时候人均GDP可能达到美林毅夫认为中国的文化有能力在更高经济基础上实现创新国的20％。那么，中国在2000到2030年间平均每年的GDP增长率正好和改革开放以后的增长率相同，为每年9.8％。
靠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
从日本和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的经验来看，届时人民币很可能会升值。根据升值的数量预计，我国的人均收入很可能将是美国的30％甚至40％。如果中国在2030年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20％，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5倍，那么中国的经济总体实力就会与美国相当。如果中国到那时人均收入可以达到美国的30％，中国的经济规模就比美国高50％。如果那时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40％，中国的经济规模就是美国的两倍。中国将会是世界上最大、最强的国家。
“当然，要把这些潜在的技术可能性转化成经济的现实，就要靠改革开放，要靠维持稳定，要靠提高教育、产业水平，要靠不断吸收外来的技术、管理。只有做到这些，前述的预期才能够实现。”林毅夫说。
林毅夫认为，只要中国的经济基础提高了，作为上层建筑的儒家文化也有能力吸收外来的文明的精华，并同时能够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地创新，而且在创新中会保留传统儒家文化的精华，也会根据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变革。中国的文化有能力在一个更高的经济基础上，实现上层建筑的创新，从而使中国文化成为一个新的、内部自洽的实体。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文化是否在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变革?文化与经济又有什么关联呢?
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和展望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时候，不是仅仅从经济角度去解读，而是从文化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因。
众所周知，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工业革命之前，有1000多年的时间，中国文化的成就在当时世界上所有文明当中处于巅峰状态。但是工业革命以后，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滑，变成为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
从鸦片战争到现在的160年时间里，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探讨，怎样才能让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得到复兴。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形成自洽实体
要探讨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复兴，首先就要探讨中国在工业革命以后急剧衰落的原因。
林毅夫说，很长一段时间，不少国内外学者把中国的落后归结为中国儒家文化的保守和顽固，提出打倒孔家店，认为中国要复兴必须彻底铲除儒家文化的影响。这个说法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
中国文化跟中国现代化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要弄清楚何谓文化。
不同的学者对文化会有不同的定义。“我个人喜欢的是，费孝通先生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的定义。”林毅夫说，“他将文化分为3个层次：一是器物层次，也就是生产、生活工具；二是组织层次，包括社会、经济、组织；三是精神层次，即人的伦理、价值取向等。其实，这3个层次的划分与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妙。对应起来看，器物、生产、生活工具是经济基础，而组织和伦理、价值则是上层建筑。”
林毅夫进一步解释说，一个文化体，在没有外来文化撞击的时候，它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会形成一个自洽的实体。比如，在原始社会里，生产工具是石头，生产方式是游猎，生产力水平很低，它的社会组织方式是公社，伦理、价值是公有。这样一个上层建筑或日社会组织和价值标准，有利于发挥打猎时的规模经济，以及克服因为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食物不可储存给每个人的生存带来的风险，所以与非常低的生产力水平是相洽的。
后来生产力水平提高了，由游猎进入到农耕，由以石头为工具进入到以铜器为工具，组织的方式进入到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族社会，伦理、价值由原来的公有变为私有。这种转变可以归因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农耕的生产方式中，只要每个人付出努力，将来生产、收获多少是可以预期的。所以，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族社会组织和私有制的价值伦理有利于提高每个人的生产积极性。
如果没有外来文化的冲击，每个文化体应该都是器物、组织、价值三个层次自洽的实体，并没有所谓的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只有当一个文化体跟另一个文化体碰撞了，才会有先进与落后之分。那么，先进与落后到底是靠什么来决定的?
中国生产力水平能否赶上发达国家
林毅夫说，在上层建筑领域，尤其是在价值伦理方面，很难说什么是比较好的，什么是比较差的。
把人类文明分为先进的文明跟落后的文明的最主要的评判标准是经济基础，也就是生产力水平。中国的文化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变为世界上最落后的，也正是从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在器物的发明创新突飞猛进，经济基础快速提高，中国经济基础的提升相对滞后造成的。
因此，要讲中国文化的复兴，首先应该分析中国的经济基础有没有办法赶上西方国家的经济基础，中国的生产力水平有没有办法赶上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
“我对于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也就是经济基础提高的可能性，是相当乐观的。”林毅夫说。
因为，生产力水平或是经济基础的提高从长远来看，最重要的就是必须技术不断创新。而技术创新的方式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是不一样的。
对于西方已经处于技术最先进的国家，技术创新的方式只能是自己发明。
而对于像中国这样经济基础比较低的国家，技术创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己发明，另外一种就是利用跟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技术来取得创新。哪一种方式比较好?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好坏的唯一标准是成本孰低、效益孰高。
以引进技术取得快速技术创新
根据日本、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以及改革前后的中国经验，利用跟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技术来取得快速的技术创新，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最重要、最好的途径。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日本的奇迹、亚洲四小龙的奇迹，这些奇迹背后的实质秘密就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比较好地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引进技术，以很低的成本取得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速度快，整个经济基础发展就快了，所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随之缩小了。
中国在1978年改革前后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在1978年之前，中国自力更生，自己发明技术，在最尖端的技术上同发达国家竞争，但是经济发展的绩效却不高。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像日本和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一样，以引进技术为主来获取技术创新。以后的30年，中国取得了每年经济增长9.8％的成绩，成为同期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
延续著引进技术这条道路，在未来10年、20年、3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中国能不能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让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比较接近?“对于这一点，我也比较乐观。”林毅夫说。
根据各种比较，包括人的生命预期、婴儿死亡率、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等等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对比，中国在2000年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大约相当于日本在1960年的水平。
众所周知，日本从1960年开始到1987年，用了27年的时间，人均GDP赶上美国。林毅夫说，尽管他不会过分乐观地认为，从2000年开始到2030年，中国的人均GDP会赶上美国，但是他完全相信，现在人均GDP是美国的2.5％的中国，靠引进技术来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到2030年的时候人均GDP可能达到美林毅夫认为中国的文化有能力在更高经济基础上实现创新国的20％。那么，中国在2000到2030年间平均每年的GDP增长率正好和改革开放以后的增长率相同，为每年9.8％。
靠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
从日本和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的经验来看，届时人民币很可能会升值。根据升值的数量预计，我国的人均收入很可能将是美国的30％甚至40％。如果中国在2030年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20％，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5倍，那么中国的经济总体实力就会与美国相当。如果中国到那时人均收入可以达到美国的30％，中国的经济规模就比美国高50％。如果那时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40％，中国的经济规模就是美国的两倍。中国将会是世界上最大、最强的国家。
“当然，要把这些潜在的技术可能性转化成经济的现实，就要靠改革开放，要靠维持稳定，要靠提高教育、产业水平，要靠不断吸收外来的技术、管理。只有做到这些，前述的预期才能够实现。”林毅夫说。
林毅夫认为，只要中国的经济基础提高了，作为上层建筑的儒家文化也有能力吸收外来的文明的精华，并同时能够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地创新，而且在创新中会保留传统儒家文化的精华，也会根据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变革。中国的文化有能力在一个更高的经济基础上，实现上层建筑的创新，从而使中国文化成为一个新的、内部自洽的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