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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2013—2017年我国国有上市信息技术公司为样本，借助Fau算法，运用负二项式模型，研究国企混改TMT断裂带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并以董事会的结构为调节变量，研究其对高管团队断裂带与企业创新投资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一是国企混改TMT任务断裂带对企业创新投资有显著正向影响，TMT任务断裂带强度越强，越能激发企业的创新投资;二是董事会结构对TMT断裂带和创新投资间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非国有董事占比越大，TMT断裂带对企业创新投资的正向影响越大，但当非国有董事占比足够大，其调节效应明显减弱。
关键词：国企混改;TMT断裂带;负二项式模型;创新投资;董事会结构
中图分类号：F27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31-0055-04
引言
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我国的国有企业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推进国企改革，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国有资产领域。同时，随着职业经理人制度在国企中的推进，代表非国有股东权益的民营企业高管在进入管理层后，与代表国有股东权益的国企高管在实际的经营决策中，难免会出现二者不同理念的对撞，影响团队的稳定[1]，团队特征的多样性容易形成团队断裂带。特别是在中国，人们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比较注重“关系”的建立和维护，代表不同股东权益高管团队内部的断裂带一旦形成，属于不同子团队的成员对“子团队内”的成员产生信任，进行信息的交流和共享，而对“子团队外”的成员形成疏远甚至排斥[2]。因此，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高管团队断裂带的形成和影响更为特殊和复杂，研究国企混改TMT断裂带的相关机制在揭示团队成员的动态行为和团队过程方面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融合团队断裂带理论和董事会结构理论，从国企混改TMT断裂带的视角出发，将高管成员所代表的股权性质纳入TMT断裂带强度的指标，探讨在中国情境下国企混改TMT断裂带对企业创新投资影响的内在机制。同时，选取了董事会结构作为调节变量，考察其对TMT断裂带与创新投资影响的调节效应。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团队断裂带与国企混改TMT断裂带
1998年，Lau和Murnighan[3]两位学者对团队多样性研究进行回顾与反思，提出了团队断裂带这个概念，并提出團队断裂带概念主要是指“多种人口统计特征组合结构”[4]。也就是说，当时断裂带的概念内涵主要被界定为单纯的性别、种族、年龄等因素的组合，这种界定方法开始没有受到质疑。Dyck和Starke[5]通过深度访谈发现，成员彼此熟悉的团队的断裂带并不是由人口统计特征差异所致，而是由深层次的认知特征所造成的。但是，大量的相关研究仍然沿用基于人口统计特征差异的界定方法[4，6～7]。TMT断裂带是团队断裂带在高管团队中的体现，Hutzschenreuter将TMT断裂带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与任务特征相关的断裂带，是指团队成员由于学历、任期、职能背景等特征的不同而产生的断裂带;二是社会分类断裂带，主要是指成员由于性别、年龄、地域等人口统计特征上的不同而产生的断裂带[8]。实践证明了这种分类的合理性，并为接下去TMT断裂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国企混改的大情境下，为了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业活力和创新力，代表着不同股权利益，并在管理理念和职能背景上有着很大差异的“市场高管”和“行政高管”组成一个新的高管团队，新团队的形成势必会激活团队断裂带。依据Bezrukova等[6]，Hutzschenreuter[8]对团队断裂带的分类，以及Gratton，Voigt和Erickson[9]的推断，本研究结合国企混改的特点，把国企混改TMT断裂带分为三类：一是与情感相关或与社会分类相关的断裂带，涉及指标包括性别、年龄等人口统计特征;二是与信息加工相关的任务断裂带，涉及指标包括学历、职能背景、工作经验和高管所代表的股权性质等。
（二）国企混改TMT断裂带与企业创新投资
创新投资是一种回报周期较长，但回报率较高的高风险性投资活动[10]，而国有企业通常缺乏进行创新投资的激励。通过国企混改，在国有企业中引入民营资本，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这在提高企业运行效率的同时也会降低国有股份比例，增加“内部人控制”的风险。对此，根据现有文献，国企混改TMT断裂带对企业创新投资存在两种预期影响：促进作用或抑制作用[11]。目前关于团队断裂带与企业创新投资关系的研究尚不多见，但是团队断裂带与团队效能关系的研究已有一定基础。Bezrukova在经过实证分析发现，社会分类断裂带会使成员在工作和沟通中相互猜疑，阻碍团队内部信息和知识的交流和共享，影响团队决策和绩效[6];从创新的流程视角看，任务断裂带对团队的创新具有积极的影响[12]。这是因为团队成员由于学历、职能背景、任期等特质的不同，在工作任务中能够互相交流学习，优化自身的知识系统，从而在团队决策过程中，激发团队成员的创造性，提高团队的工作效率和创新绩效[13]。
在国企混改企业中，TMT任务断裂带体现了团队内不同子团队知识的差异，子团队间知识的差异代表了任务冲突程度，而任务冲突有助于促进子团队间讨论与交流，增强决策有效性，尤其是代表非公资本的“市场高管”能够给团队带来先进、高效的管理理念和方法，给团队注入新的活力，对团队效率具有积极影响[14]，从而可能增强创新战略决策效率。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1：国企混改TMT任务断裂带对企业创新投资具有积极作用。
（三）董事会结构及其调节效应
董事会结构（boards structure）包括董事会的组织结构和成员结构等。本研究所说的董事会结构指的是董事会成员的来源结构，在实证研究中，具体指非国有董事成员在董事会中的占比[15]。 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委托者与代理者之间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总是无法避免第一类代理问题——股东与经营者的冲突，而董事会作为股东与高管互通的桥梁，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减少和缓解这一问题。董事会结构体现非国有董事占董事会的比例，即体现了高管团队中代表非公资本的高管对企業决策权的配置，从而影响团队的决策，故董事会的人员构成对团队和企业的绩效可能起调节作用。股东代表决策权，高管是决策依据，董事会作为两者的桥梁，企业只有在充分利用信息的基础上行使决策权，才能提高决策效率，而决策如果不是由最具有相关信息的人员（高管团队）做出的话会产生信息错用成本。在国企混改TMT断裂带中，代表不同性质股东的高管由于利益冲突而产生工作任务的冲突，而积极的任务冲突可能增加信息交流与知识共享，减少信息错用成本。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2：在国企混改企业中，提高非国有董事占比，TMT任务断裂带对企业创新投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过多降低国有董事占比，TMT任务断裂带与企业创新投资间关系不显著。
综上，可以提出下图的模型。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
本研究选取中国国有上市信息技术公司为基础样本，信息技术行业的技术变化比较大，企业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时间跨度为2013—2017年，样本剔除ST、*ST类企业、公共事业类企业、样本数据及数据缺失的企业;高管特征（高管的学历、职能背景、代表股东性质）、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研发费用等数据从国泰安数据库获得。最后，保留了80家国有企业样本数据，共378条企业年数据。
（二）变量测量
1.自变量：国企混改TMT任务断裂带。根据上述本研究对团队断裂带的三种分类方法，结合国企混改高管团队的实际情况，本研究选取高管的学历、职能背景和高管所代表的股东性质为TMT任务断裂带的构成指标，采用了Thatcher等[16]提出的团队断裂带强度的测度公式：
三、实证分析
表1为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据此可以得到以下信息：一是企业创新投资占营业收入比（R&D）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37.45%，表明不同样本企业间创新投资水平存在一定差异;二是非国有董事占比（NSDR）的平均值为0.77，说明信息技术公司的非国有董事比例普遍较高;三是高管团队断裂带（TMTFAULT）平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0.11、0.15，说明企业高管团队基本存在相关断裂带，最大值为1，最小值为0.18，说明不同企业断裂带强度差异较大。其余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表2为固定效应的二项式模型。模型M1仅包含了控制变量;模型M2是主效应模式，其比M1多了TMT断裂带强度;M3比M2多了调节变量董事会结构;模型M4属于全模型，比M3多了董事会结构与TMT断裂带的交互项。
模型M2显示，TMT任务断裂带与创新投资的相关系数显著为正（β=0.44，P<0.01），且全模型M4中的相关系数也显著为正（β=1.94，P<0.05），因此，假设H1被证实。模型M3显示，非国企董事占比与创新投入的相关系数显著为正（β=1.95，P<0.05），且其在全模型M4中的系数也显著为正（β=1.75，p<0.05）。在全模型M4中，非国有董事占比对任务断裂带与创新投资间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β=2.02，p<0.05），即假设H2被证实。
模型稳健性检验如下：一是比较固定与随机效应模型。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具有显著性，故本研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二是用泊松模型为替代模型。其结果与固定负二项式模型结果无显著差别。
四、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以中国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国企混改TMT断裂带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首先，国企混改TMT任务断裂带对企业创新投资有显著正向影响（即支持假设H1），国企混改情境下TMT成员由于年龄、学历、工作经验、代表股东性质等特征差异，往往能为企业的创新发展带来更先进丰富的信息和理念;其次，非国有董事占比对高管团队断裂带强度与创新投资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非国有董事占比越大，TMT断裂带对企业创新投资的正向影响越大，当非国有董事占比足够大，其调节效应明显减弱（即支持假设H2）。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国有董事占比过高的问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因此，国企混改应有意识地增加非国有董事占比。
本研究贡献在于：首先，结合中国情境下国企混改的特点，在断裂带指标中加入了高管所代表的股权性质这一指标，丰富了团队断裂带理论。其次，本研究建立了董事会结构理论与高管团队断裂带理论间的联系，当前，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研究大多集中在非国有股权究竟占多大比例的问题，忽视了董事会结构的影响程度要大于股权结构。
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目前在团队断裂带测度过程中忽视了成员特征属性权重这个问题，今后团队断裂带的测度可根据研究主题判断不同指标的重要程度，并以权重的形式体现在测度算法中，以寻求更客观的测度结果[18]。
关键词：国企混改;TMT断裂带;负二项式模型;创新投资;董事会结构
中图分类号：F27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31-0055-04
引言
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我国的国有企业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推进国企改革，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国有资产领域。同时，随着职业经理人制度在国企中的推进，代表非国有股东权益的民营企业高管在进入管理层后，与代表国有股东权益的国企高管在实际的经营决策中，难免会出现二者不同理念的对撞，影响团队的稳定[1]，团队特征的多样性容易形成团队断裂带。特别是在中国，人们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比较注重“关系”的建立和维护，代表不同股东权益高管团队内部的断裂带一旦形成，属于不同子团队的成员对“子团队内”的成员产生信任，进行信息的交流和共享，而对“子团队外”的成员形成疏远甚至排斥[2]。因此，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高管团队断裂带的形成和影响更为特殊和复杂，研究国企混改TMT断裂带的相关机制在揭示团队成员的动态行为和团队过程方面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融合团队断裂带理论和董事会结构理论，从国企混改TMT断裂带的视角出发，将高管成员所代表的股权性质纳入TMT断裂带强度的指标，探讨在中国情境下国企混改TMT断裂带对企业创新投资影响的内在机制。同时，选取了董事会结构作为调节变量，考察其对TMT断裂带与创新投资影响的调节效应。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团队断裂带与国企混改TMT断裂带
1998年，Lau和Murnighan[3]两位学者对团队多样性研究进行回顾与反思，提出了团队断裂带这个概念，并提出團队断裂带概念主要是指“多种人口统计特征组合结构”[4]。也就是说，当时断裂带的概念内涵主要被界定为单纯的性别、种族、年龄等因素的组合，这种界定方法开始没有受到质疑。Dyck和Starke[5]通过深度访谈发现，成员彼此熟悉的团队的断裂带并不是由人口统计特征差异所致，而是由深层次的认知特征所造成的。但是，大量的相关研究仍然沿用基于人口统计特征差异的界定方法[4，6～7]。TMT断裂带是团队断裂带在高管团队中的体现，Hutzschenreuter将TMT断裂带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与任务特征相关的断裂带，是指团队成员由于学历、任期、职能背景等特征的不同而产生的断裂带;二是社会分类断裂带，主要是指成员由于性别、年龄、地域等人口统计特征上的不同而产生的断裂带[8]。实践证明了这种分类的合理性，并为接下去TMT断裂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国企混改的大情境下，为了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业活力和创新力，代表着不同股权利益，并在管理理念和职能背景上有着很大差异的“市场高管”和“行政高管”组成一个新的高管团队，新团队的形成势必会激活团队断裂带。依据Bezrukova等[6]，Hutzschenreuter[8]对团队断裂带的分类，以及Gratton，Voigt和Erickson[9]的推断，本研究结合国企混改的特点，把国企混改TMT断裂带分为三类：一是与情感相关或与社会分类相关的断裂带，涉及指标包括性别、年龄等人口统计特征;二是与信息加工相关的任务断裂带，涉及指标包括学历、职能背景、工作经验和高管所代表的股权性质等。
（二）国企混改TMT断裂带与企业创新投资
创新投资是一种回报周期较长，但回报率较高的高风险性投资活动[10]，而国有企业通常缺乏进行创新投资的激励。通过国企混改，在国有企业中引入民营资本，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这在提高企业运行效率的同时也会降低国有股份比例，增加“内部人控制”的风险。对此，根据现有文献，国企混改TMT断裂带对企业创新投资存在两种预期影响：促进作用或抑制作用[11]。目前关于团队断裂带与企业创新投资关系的研究尚不多见，但是团队断裂带与团队效能关系的研究已有一定基础。Bezrukova在经过实证分析发现，社会分类断裂带会使成员在工作和沟通中相互猜疑，阻碍团队内部信息和知识的交流和共享，影响团队决策和绩效[6];从创新的流程视角看，任务断裂带对团队的创新具有积极的影响[12]。这是因为团队成员由于学历、职能背景、任期等特质的不同，在工作任务中能够互相交流学习，优化自身的知识系统，从而在团队决策过程中，激发团队成员的创造性，提高团队的工作效率和创新绩效[13]。
在国企混改企业中，TMT任务断裂带体现了团队内不同子团队知识的差异，子团队间知识的差异代表了任务冲突程度，而任务冲突有助于促进子团队间讨论与交流，增强决策有效性，尤其是代表非公资本的“市场高管”能够给团队带来先进、高效的管理理念和方法，给团队注入新的活力，对团队效率具有积极影响[14]，从而可能增强创新战略决策效率。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1：国企混改TMT任务断裂带对企业创新投资具有积极作用。
（三）董事会结构及其调节效应
董事会结构（boards structure）包括董事会的组织结构和成员结构等。本研究所说的董事会结构指的是董事会成员的来源结构，在实证研究中，具体指非国有董事成员在董事会中的占比[15]。 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委托者与代理者之间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总是无法避免第一类代理问题——股东与经营者的冲突，而董事会作为股东与高管互通的桥梁，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减少和缓解这一问题。董事会结构体现非国有董事占董事会的比例，即体现了高管团队中代表非公资本的高管对企業决策权的配置，从而影响团队的决策，故董事会的人员构成对团队和企业的绩效可能起调节作用。股东代表决策权，高管是决策依据，董事会作为两者的桥梁，企业只有在充分利用信息的基础上行使决策权，才能提高决策效率，而决策如果不是由最具有相关信息的人员（高管团队）做出的话会产生信息错用成本。在国企混改TMT断裂带中，代表不同性质股东的高管由于利益冲突而产生工作任务的冲突，而积极的任务冲突可能增加信息交流与知识共享，减少信息错用成本。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2：在国企混改企业中，提高非国有董事占比，TMT任务断裂带对企业创新投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过多降低国有董事占比，TMT任务断裂带与企业创新投资间关系不显著。
综上，可以提出下图的模型。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
本研究选取中国国有上市信息技术公司为基础样本，信息技术行业的技术变化比较大，企业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时间跨度为2013—2017年，样本剔除ST、*ST类企业、公共事业类企业、样本数据及数据缺失的企业;高管特征（高管的学历、职能背景、代表股东性质）、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研发费用等数据从国泰安数据库获得。最后，保留了80家国有企业样本数据，共378条企业年数据。
（二）变量测量
1.自变量：国企混改TMT任务断裂带。根据上述本研究对团队断裂带的三种分类方法，结合国企混改高管团队的实际情况，本研究选取高管的学历、职能背景和高管所代表的股东性质为TMT任务断裂带的构成指标，采用了Thatcher等[16]提出的团队断裂带强度的测度公式：
三、实证分析
表1为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据此可以得到以下信息：一是企业创新投资占营业收入比（R&D）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37.45%，表明不同样本企业间创新投资水平存在一定差异;二是非国有董事占比（NSDR）的平均值为0.77，说明信息技术公司的非国有董事比例普遍较高;三是高管团队断裂带（TMTFAULT）平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0.11、0.15，说明企业高管团队基本存在相关断裂带，最大值为1，最小值为0.18，说明不同企业断裂带强度差异较大。其余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表2为固定效应的二项式模型。模型M1仅包含了控制变量;模型M2是主效应模式，其比M1多了TMT断裂带强度;M3比M2多了调节变量董事会结构;模型M4属于全模型，比M3多了董事会结构与TMT断裂带的交互项。
模型M2显示，TMT任务断裂带与创新投资的相关系数显著为正（β=0.44，P<0.01），且全模型M4中的相关系数也显著为正（β=1.94，P<0.05），因此，假设H1被证实。模型M3显示，非国企董事占比与创新投入的相关系数显著为正（β=1.95，P<0.05），且其在全模型M4中的系数也显著为正（β=1.75，p<0.05）。在全模型M4中，非国有董事占比对任务断裂带与创新投资间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β=2.02，p<0.05），即假设H2被证实。
模型稳健性检验如下：一是比较固定与随机效应模型。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具有显著性，故本研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二是用泊松模型为替代模型。其结果与固定负二项式模型结果无显著差别。
四、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以中国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国企混改TMT断裂带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首先，国企混改TMT任务断裂带对企业创新投资有显著正向影响（即支持假设H1），国企混改情境下TMT成员由于年龄、学历、工作经验、代表股东性质等特征差异，往往能为企业的创新发展带来更先进丰富的信息和理念;其次，非国有董事占比对高管团队断裂带强度与创新投资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非国有董事占比越大，TMT断裂带对企业创新投资的正向影响越大，当非国有董事占比足够大，其调节效应明显减弱（即支持假设H2）。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国有董事占比过高的问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因此，国企混改应有意识地增加非国有董事占比。
本研究贡献在于：首先，结合中国情境下国企混改的特点，在断裂带指标中加入了高管所代表的股权性质这一指标，丰富了团队断裂带理论。其次，本研究建立了董事会结构理论与高管团队断裂带理论间的联系，当前，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研究大多集中在非国有股权究竟占多大比例的问题，忽视了董事会结构的影响程度要大于股权结构。
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目前在团队断裂带测度过程中忽视了成员特征属性权重这个问题，今后团队断裂带的测度可根据研究主题判断不同指标的重要程度，并以权重的形式体现在测度算法中，以寻求更客观的测度结果[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