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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家在京异地商会面临人才匮乏、机制老化、缺乏法律约束等客观问题，让商会进入快速发展轨道，成为所有商会共同的命题。
广西商会坐落在北京桂京宾馆五层，商会秘书长卢爱任是驻京异地商会中年纪最小的秘书长，但外表看起来却比同龄人略显成熟，他承认这是来商会工作以后的变化之一，“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很少有闲的时候，但也很有成就感。”卢爱任笑着告诉记者，“虽然我们现在的条件有限， 但大家的工作热情都很高，毕竟都是年轻人，而且对于商会的未来，大家都很看好。”
目前北京的几十家家省级异地商会中，除了开办较早、资金和资源丰富的浙江、福建、广东等少数商会，不少商会还都“创业期”。既然处是创业阶段，难免会遭遇问题。其中最共性的问题集中在人力资源、管理机制老化、缺乏法规监督等问题上。因此，一些异地商会正面临萎缩，甚至消失的危机。
异地商会属于非营利组织，这个前提制约了它的商业发展，商会在有限的会费中如何生存？良性循环？走访了北京的异地商会后发现，这些问题具有普遍性，商会的NGO身份具有特殊性，而这个被利益与亲情等诸多因素包裹着的社会组织，自身渴望成长，却又被内部与外部的各种障碍制约了发展。一旦跨越了这道屏障，中国将迎来一个大商会时代，势必为推动经济起到重要作用。
商会“无人区”
在商会中一向“不差钱”的广东商会，正面临一次重大的人力资源危机——秘书处的副秘书长李战英打算“退休”。虽然财力雄厚的广东商会不用担心生存的问题，但是，为什么还是留不住管理人才呢？在商会服务多年的李战英一旦离开，就意味着广东商会失去了熟练的操盘手，他自己也意识到，“商会可能不让我走。”李战英说：“人才匮乏是每个商会都面临的最大难题，之前广东商会以年薪10万～20万元的条件放在商会网站招聘，半年竟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即使找到差不多的人选，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人，被企业挖走也是常事。”
黑龙江商会徐维新处长则举了一个例子：“朋友的女儿到商会做招募工作，女孩气质好、身材高挑，沟通能力强，来商会不久就招了不少会员企业。因为我们给的薪水少，女孩很快辞职走了，她这一走，会员就很难招上来了。”人员流失对商会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商会往往无法支持合理的薪水给高素质人才，薪资低、待遇差，造成人才流失严重的现象。
说到人才，卢爱任感慨地跟记者说，“我对一直坚持在商会工作的这些年轻人，真的是心存感激。不管条件怎样，他们都不离不弃。有了这股劲头，没有干不成的事。”黑龙江商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则形容自己是“雷锋”，徐处长说：“都是靠意志力在工作，拿着低薪面对着不断攀升的物价，这份毅力还能坚持多久？”一些商会因为自身经济条件差，所以秘书们的薪水低；但即使每年有百万盈余的广东、福建商会，秘书的薪水同样很少。
但是，福建商会并没有人才短缺的忧虑，他们在51JOB上公开招聘，也不像一些商会局限本土化籍贯。来自河北的女孩在福建商会已经工作4年了，她的收入仅有三四千元（税前），这并不妨碍她留在商会工作的信心：“我看重的是这个平台，福建商会做得很成熟，可以学习商会管理的经验。商会聚集了大批成功企业家，这其实是稀缺资源，在他们身上你又可以学到不少东西。在这里是一个锻炼的过程，以后再换工作能提升一个新高度。”她或许代表了年轻从业者的心态，如果低薪，那么请给我获得提升的资源。
张亮就是这样的获益者，陕西商会把他从长江商学院挖来，给了他秘书长的职位；还有商会目前最高的薪资条件；此外，会长冯仑给了张亮一个自由施展的舞台，放权让他干，小到《秦腔汇》杂志、大到会员管理，都有创新实践的机会。但是，张亮和正在实习的大学生聊天时也发现，应届毕业生就业首选是国企，第二是当公务员，第三是进外企，然后再去民营企业，压根就没有在商会工作的概念。“一方面是商会社会地位低，一方面是待遇没优势。”
目前，广东商会在酝酿一个挽留人才的解决方案。秘书处的人为企业与政府牵线搭桥，促成生意后，秘书处的人可以提成。以前商会秘书都是“义务劳动”，一旦这个奖励机制实施，能在薪酬上对员工进行补偿。而正考虑辞职的李战英也表示，如果这个方案确定下来，或许他会继续干下去。
商会秘书看似是个闲职，其实每天要应对大量繁琐的工作。种类庞杂、内容琐碎、工作量大是商会的工作特点。会长、副会长只把握大方向，而秘书长则像一个公司的CEO，商会管理者是多功能综合型人才，既要有公关能力，还需要较强的文字功底、对商业或经济有所了解。
人力市场缺乏符合商会要求的专业人才，陕西商会的张亮认为，商会人才需要系统培养，这是政府应该支持的教育问题。专业的NGO人力培训，可以产生大量的就业机会。目前中国有商会一万多家，即使每家商会只有三个全职人员，也有三万个就业机会。
“商会法”呼之欲出
江苏下面的地县级商会众多，管理混乱的现状让江苏商会秘书长方乙芳一直很头痛，“无锡、宁波等地能通过自己的关系独立注册法人，不隶属省商会之下。这样一来管理过于混乱，这让外界和内部都存在很多不协调。如果有商会法约束总会与分会的关系，会让商会发展更通畅。”
类似问题所有商会都存在，但福建商会的解决办法是自己立一套“法”。一度，福州商会、泉州商会等市县级、行业商会在北京四处开花，常有人致电福建商会询问某个市县级商会是否属实。为了统一管理，福建工商联和驻京办等政府部门，将所有在京地县级商会归总在福建总商会之下，制定出一套管理条例，违反的分支商会将受到相应处罚。
陕西商会会长冯仑认为，相关的法律保证能使商会活动纳入正常的法制轨道。“我觉得在政策法律法规上面，要给商会更大的空间，规范它中间的关系，比如说它跟登记单位、跟主管单位的关系，这些细节要在法律中把它弄清楚。否则现在所谓驻京办事处相当于一个主管，但管哪些部分，管到什么程度，都不明确。”
商会内部鱼龙混杂，也是各商会呼吁商会法出台的原因之一。陕西商会的张亮讲述了一个企业家的亲身经历，“一家商会办活动叫我这个朋友过去，我朋友在现场打电话向我咨询，说那个商会拿着pose机，现场让他刷卡。划100万就让当副会长，或者刷30万当常务理事。这样的商会甚至它还有上级主管单位，行政许可书都有，也算按照条例来做。但事实是，穿着合法的外衣干非法的事儿。通过立法，依法办事，引入市场化的自由竞争，我相信一定是优胜劣汰，这些骗子就不能生存了。”
由于特殊的身份，商会很少受到约束，例如前不久红十字会在上海吃一顿饭花9000多元的事件曝光后，在社会上造成强烈反响，社会舆论对NGO松散的管理产生了严重质疑。非盈利机构不赚钱，靠一个团体或社会力量的资金，那么这些钱花到哪儿去了？有法律法规的依据后，商会才会获得社会的信任。现在所有的民间社团还在沿用1998年朱镕基代表国务院签的《社会团体管理条例》，那个仅仅30来条的条例对于日益复杂的商会现状，显得过于简单粗放了。
华北电力大学人文学院社会企业研究中心主任朱晓红教授是社团评估成员之一，对社团发展有深入的分析：“各商会期待这样一个法律的出台，哪怕是一个条例的出台，它对这个商会的发展都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现在政府有很多配套的制度，管理制度，比如年检，评估等监管手段，会使得商会的发展越来越规范。如果管理越来越规范，无疑是它的外部条件就变的好，或对他的约束，对它的限制少了，但对它的规范要求多了，就是一个很好的发展契机。”据李战英介绍，国家工商联、民政局现在正在酝酿商会法的起草，一部为商会所期待的法律呼之欲出。
供血与造血
福建商会的柜子里摆满茅台、五粮液、蓝色经典的样酒，这些商品是他们尝试“造血机制”的试验品。还有比如在会刊上卖广告；签定协议，在商会销售产品等。虽然收益有限，摸索这个新模式的过程和经验，将为商会良性运转寻找到解决方案。
“众所周知，NGO去营利是有争议的，但依靠外部输血又制约了商会发展。过于公司化和商业化，会让商会无法站在中立的立场为会员服务，也容易失去它的公正性。因为商会是有更多的利益关系、纠葛在里面，商会应该保持中立才能获得会员的信任。”陕西商会的张亮一直潜心研究如何恰当地产生造血机制，张亮的展望是：“首先把为会员服务放到第一位的情况下，然后商会可以适当尝试比如和什么第三方联合办一个项目，这个项目也一样会给会员带来利润、带来好处，那么项目产生的利润有一部分给商会，这应该是无可厚非的。”
供血机制必须依附于先进的管理模式，陕西商会的经验是，商会提倡内部的竞争，就是谁愿意为商会做更多服务工作，就由谁来担当这项责任，这是内部竞争机制。在外部竞争上，与各个驻京办、异地商会积极交流，实际上大家是在“比学赶帮”，形成一个良性的竞争关系。会长冯仑说：“我们最近也跟湖北商会商量到浙江去学习，到上海地区去考察，研究浙江商会的运作模式。这些都是未来商会体系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如何平衡商会发展与自身非营利机构特性呢？朱晓红博士指出：“其实商会这类组织非营利组织，赚的钱是不能用于分红的。你收费，这个是不能用于分红的，咱们几个人就分了，这绝对是不行的。那么会费用于什么，当然用于为会员提供服务。你盈余特别多，也不是什么好事，盈余多了说明你没有为会员提供服务。很多协会收取会费后，为会员再提供多元化的服务时，就不再收费了。”其实想发展商会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提供好服务，商业化运作目前只是一种尝试，过度商业化，容易引发会员的反感和社会争议。
美国、德国总统出访，会带上商会的会长们，他们代表一个行业或地区的利益，甚至会影响一些政策的制定。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商会的作用逐渐凸显出来。朱晓红教授看好商会未来的发展前景：“只要是适应发展的，就是好的。我觉得商会发育发展需要一个过程，一方面取决于市场经济的完善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商会的政策、法律体系等外部环境的完善程度。伴随着服务型政府建设进程，商会的发展步伐会越来越快。”
作为积极投身NGO的一员，冯仑以自己的视角总结出商会未来的发展模式：“根据中国一百多年基本的定位和事实，以及外国几百年的实践经验，商会就是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沟通商情。就是大家信息交流；第二个就建立行业标准，这个目前还很欠缺。商会逐步得建立一些标准，比如某一个行业商会，化工、工程机械、IT等等，它有些专门行业的自律以及行业的某一个标准出台，这些是商会应该逐步来参与制定的；第三，就是维护商人权益。这些权益包括诉讼，还有跟政府部门的沟通协调，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跟政府之间怎么合理地要求，向政府谏言，这些都是维护商人利益的作法。这三个方面，如果未来我们在国内有法律和制度保证的前提下，持续的改进和推动，那么未来中国才能够转型为一个真正的、完全在法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也能够推动中国企业和国际上的企业来进行竞争，也能够帮助我们所有的中小企业和一些民营企业建立政府之间良性的互动关系，而不是简单地管理管制的关系。”
中国商会未来的面貌将如何展现？或许几年内，我们就可以看到冯仑以陕西商会会长的身份陪同国家领导出访，在国际舞台上，为陕西投资商当代言人。
广西商会坐落在北京桂京宾馆五层，商会秘书长卢爱任是驻京异地商会中年纪最小的秘书长，但外表看起来却比同龄人略显成熟，他承认这是来商会工作以后的变化之一，“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很少有闲的时候，但也很有成就感。”卢爱任笑着告诉记者，“虽然我们现在的条件有限， 但大家的工作热情都很高，毕竟都是年轻人，而且对于商会的未来，大家都很看好。”
目前北京的几十家家省级异地商会中，除了开办较早、资金和资源丰富的浙江、福建、广东等少数商会，不少商会还都“创业期”。既然处是创业阶段，难免会遭遇问题。其中最共性的问题集中在人力资源、管理机制老化、缺乏法规监督等问题上。因此，一些异地商会正面临萎缩，甚至消失的危机。
异地商会属于非营利组织，这个前提制约了它的商业发展，商会在有限的会费中如何生存？良性循环？走访了北京的异地商会后发现，这些问题具有普遍性，商会的NGO身份具有特殊性，而这个被利益与亲情等诸多因素包裹着的社会组织，自身渴望成长，却又被内部与外部的各种障碍制约了发展。一旦跨越了这道屏障，中国将迎来一个大商会时代，势必为推动经济起到重要作用。
商会“无人区”
在商会中一向“不差钱”的广东商会，正面临一次重大的人力资源危机——秘书处的副秘书长李战英打算“退休”。虽然财力雄厚的广东商会不用担心生存的问题，但是，为什么还是留不住管理人才呢？在商会服务多年的李战英一旦离开，就意味着广东商会失去了熟练的操盘手，他自己也意识到，“商会可能不让我走。”李战英说：“人才匮乏是每个商会都面临的最大难题，之前广东商会以年薪10万～20万元的条件放在商会网站招聘，半年竟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即使找到差不多的人选，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人，被企业挖走也是常事。”
黑龙江商会徐维新处长则举了一个例子：“朋友的女儿到商会做招募工作，女孩气质好、身材高挑，沟通能力强，来商会不久就招了不少会员企业。因为我们给的薪水少，女孩很快辞职走了，她这一走，会员就很难招上来了。”人员流失对商会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商会往往无法支持合理的薪水给高素质人才，薪资低、待遇差，造成人才流失严重的现象。
说到人才，卢爱任感慨地跟记者说，“我对一直坚持在商会工作的这些年轻人，真的是心存感激。不管条件怎样，他们都不离不弃。有了这股劲头，没有干不成的事。”黑龙江商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则形容自己是“雷锋”，徐处长说：“都是靠意志力在工作，拿着低薪面对着不断攀升的物价，这份毅力还能坚持多久？”一些商会因为自身经济条件差，所以秘书们的薪水低；但即使每年有百万盈余的广东、福建商会，秘书的薪水同样很少。
但是，福建商会并没有人才短缺的忧虑，他们在51JOB上公开招聘，也不像一些商会局限本土化籍贯。来自河北的女孩在福建商会已经工作4年了，她的收入仅有三四千元（税前），这并不妨碍她留在商会工作的信心：“我看重的是这个平台，福建商会做得很成熟，可以学习商会管理的经验。商会聚集了大批成功企业家，这其实是稀缺资源，在他们身上你又可以学到不少东西。在这里是一个锻炼的过程，以后再换工作能提升一个新高度。”她或许代表了年轻从业者的心态，如果低薪，那么请给我获得提升的资源。
张亮就是这样的获益者，陕西商会把他从长江商学院挖来，给了他秘书长的职位；还有商会目前最高的薪资条件；此外，会长冯仑给了张亮一个自由施展的舞台，放权让他干，小到《秦腔汇》杂志、大到会员管理，都有创新实践的机会。但是，张亮和正在实习的大学生聊天时也发现，应届毕业生就业首选是国企，第二是当公务员，第三是进外企，然后再去民营企业，压根就没有在商会工作的概念。“一方面是商会社会地位低，一方面是待遇没优势。”
目前，广东商会在酝酿一个挽留人才的解决方案。秘书处的人为企业与政府牵线搭桥，促成生意后，秘书处的人可以提成。以前商会秘书都是“义务劳动”，一旦这个奖励机制实施，能在薪酬上对员工进行补偿。而正考虑辞职的李战英也表示，如果这个方案确定下来，或许他会继续干下去。
商会秘书看似是个闲职，其实每天要应对大量繁琐的工作。种类庞杂、内容琐碎、工作量大是商会的工作特点。会长、副会长只把握大方向，而秘书长则像一个公司的CEO，商会管理者是多功能综合型人才，既要有公关能力，还需要较强的文字功底、对商业或经济有所了解。
人力市场缺乏符合商会要求的专业人才，陕西商会的张亮认为，商会人才需要系统培养，这是政府应该支持的教育问题。专业的NGO人力培训，可以产生大量的就业机会。目前中国有商会一万多家，即使每家商会只有三个全职人员，也有三万个就业机会。
“商会法”呼之欲出
江苏下面的地县级商会众多，管理混乱的现状让江苏商会秘书长方乙芳一直很头痛，“无锡、宁波等地能通过自己的关系独立注册法人，不隶属省商会之下。这样一来管理过于混乱，这让外界和内部都存在很多不协调。如果有商会法约束总会与分会的关系，会让商会发展更通畅。”
类似问题所有商会都存在，但福建商会的解决办法是自己立一套“法”。一度，福州商会、泉州商会等市县级、行业商会在北京四处开花，常有人致电福建商会询问某个市县级商会是否属实。为了统一管理，福建工商联和驻京办等政府部门，将所有在京地县级商会归总在福建总商会之下，制定出一套管理条例，违反的分支商会将受到相应处罚。
陕西商会会长冯仑认为，相关的法律保证能使商会活动纳入正常的法制轨道。“我觉得在政策法律法规上面，要给商会更大的空间，规范它中间的关系，比如说它跟登记单位、跟主管单位的关系，这些细节要在法律中把它弄清楚。否则现在所谓驻京办事处相当于一个主管，但管哪些部分，管到什么程度，都不明确。”
商会内部鱼龙混杂，也是各商会呼吁商会法出台的原因之一。陕西商会的张亮讲述了一个企业家的亲身经历，“一家商会办活动叫我这个朋友过去，我朋友在现场打电话向我咨询，说那个商会拿着pose机，现场让他刷卡。划100万就让当副会长，或者刷30万当常务理事。这样的商会甚至它还有上级主管单位，行政许可书都有，也算按照条例来做。但事实是，穿着合法的外衣干非法的事儿。通过立法，依法办事，引入市场化的自由竞争，我相信一定是优胜劣汰，这些骗子就不能生存了。”
由于特殊的身份，商会很少受到约束，例如前不久红十字会在上海吃一顿饭花9000多元的事件曝光后，在社会上造成强烈反响，社会舆论对NGO松散的管理产生了严重质疑。非盈利机构不赚钱，靠一个团体或社会力量的资金，那么这些钱花到哪儿去了？有法律法规的依据后，商会才会获得社会的信任。现在所有的民间社团还在沿用1998年朱镕基代表国务院签的《社会团体管理条例》，那个仅仅30来条的条例对于日益复杂的商会现状，显得过于简单粗放了。
华北电力大学人文学院社会企业研究中心主任朱晓红教授是社团评估成员之一，对社团发展有深入的分析：“各商会期待这样一个法律的出台，哪怕是一个条例的出台，它对这个商会的发展都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现在政府有很多配套的制度，管理制度，比如年检，评估等监管手段，会使得商会的发展越来越规范。如果管理越来越规范，无疑是它的外部条件就变的好，或对他的约束，对它的限制少了，但对它的规范要求多了，就是一个很好的发展契机。”据李战英介绍，国家工商联、民政局现在正在酝酿商会法的起草，一部为商会所期待的法律呼之欲出。
供血与造血
福建商会的柜子里摆满茅台、五粮液、蓝色经典的样酒，这些商品是他们尝试“造血机制”的试验品。还有比如在会刊上卖广告；签定协议，在商会销售产品等。虽然收益有限，摸索这个新模式的过程和经验，将为商会良性运转寻找到解决方案。
“众所周知，NGO去营利是有争议的，但依靠外部输血又制约了商会发展。过于公司化和商业化，会让商会无法站在中立的立场为会员服务，也容易失去它的公正性。因为商会是有更多的利益关系、纠葛在里面，商会应该保持中立才能获得会员的信任。”陕西商会的张亮一直潜心研究如何恰当地产生造血机制，张亮的展望是：“首先把为会员服务放到第一位的情况下，然后商会可以适当尝试比如和什么第三方联合办一个项目，这个项目也一样会给会员带来利润、带来好处，那么项目产生的利润有一部分给商会，这应该是无可厚非的。”
供血机制必须依附于先进的管理模式，陕西商会的经验是，商会提倡内部的竞争，就是谁愿意为商会做更多服务工作，就由谁来担当这项责任，这是内部竞争机制。在外部竞争上，与各个驻京办、异地商会积极交流，实际上大家是在“比学赶帮”，形成一个良性的竞争关系。会长冯仑说：“我们最近也跟湖北商会商量到浙江去学习，到上海地区去考察，研究浙江商会的运作模式。这些都是未来商会体系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如何平衡商会发展与自身非营利机构特性呢？朱晓红博士指出：“其实商会这类组织非营利组织，赚的钱是不能用于分红的。你收费，这个是不能用于分红的，咱们几个人就分了，这绝对是不行的。那么会费用于什么，当然用于为会员提供服务。你盈余特别多，也不是什么好事，盈余多了说明你没有为会员提供服务。很多协会收取会费后，为会员再提供多元化的服务时，就不再收费了。”其实想发展商会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提供好服务，商业化运作目前只是一种尝试，过度商业化，容易引发会员的反感和社会争议。
美国、德国总统出访，会带上商会的会长们，他们代表一个行业或地区的利益，甚至会影响一些政策的制定。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商会的作用逐渐凸显出来。朱晓红教授看好商会未来的发展前景：“只要是适应发展的，就是好的。我觉得商会发育发展需要一个过程，一方面取决于市场经济的完善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商会的政策、法律体系等外部环境的完善程度。伴随着服务型政府建设进程，商会的发展步伐会越来越快。”
作为积极投身NGO的一员，冯仑以自己的视角总结出商会未来的发展模式：“根据中国一百多年基本的定位和事实，以及外国几百年的实践经验，商会就是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沟通商情。就是大家信息交流；第二个就建立行业标准，这个目前还很欠缺。商会逐步得建立一些标准，比如某一个行业商会，化工、工程机械、IT等等，它有些专门行业的自律以及行业的某一个标准出台，这些是商会应该逐步来参与制定的；第三，就是维护商人权益。这些权益包括诉讼，还有跟政府部门的沟通协调，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跟政府之间怎么合理地要求，向政府谏言，这些都是维护商人利益的作法。这三个方面，如果未来我们在国内有法律和制度保证的前提下，持续的改进和推动，那么未来中国才能够转型为一个真正的、完全在法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也能够推动中国企业和国际上的企业来进行竞争，也能够帮助我们所有的中小企业和一些民营企业建立政府之间良性的互动关系，而不是简单地管理管制的关系。”
中国商会未来的面貌将如何展现？或许几年内，我们就可以看到冯仑以陕西商会会长的身份陪同国家领导出访，在国际舞台上，为陕西投资商当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