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清代沿用前代科举取士制度，那时的“高考”分乡试、会试两级。可谓是一考定终生，甚至一步登天，主考和考生怎能不重视，因此也演绎了一幕幕具有悲喜色彩的趣闻轶事。
考棚里的苦与乐
清代的乡试在旧历八月初八至十六日举行，历时九天，每三天为一场。省考试场称贡院，考棚同蜜蜂窝一样密集，又称号子。每十个号子为一弄，一弄之间可以来往，但不能出弄。考生入场后吃、住、作文都在里面。这九天内，连做饭、烧水全要自己动手。每间考棚长一仗，宽八尺，棚顶是树皮搭盖，天晴酷热，大雨要打伞。考生每人携带一种灯、炉两用的工具叫“五更鸡”，照明是它，煮饭、烧水也是它。农历八月上旬天气还热，“五更鸡”用的燃料是桐油或茶油，烧的时候乌烟瘴气，加上饮水不卫生，又不能洗澡、洗脸，一个省几千考生，每人要瘦几斤肉。因此那时有一民谣：“相公苦，背了考篮到省府。考棚号子又漏雨，夹生饭，和盐煮，摇头摆尾做八股。文章冇做成，肚子里敲锣鼓。”
当然，也有在考棚中甚得其乐的，大都是一些才高学博的考生，胸有成竹，文思敏捷，一场考试三天，他们顶多一天到一天半就完成了，于是其余时间便在号子里弄吃、扯淡。据传光绪二年（1876）丙子科，湖南临湘名士吴獬与曾国藩之孙曾重伯、名门公子魏候平等同住一弄。他们平日里哪里有机会这样畅叙欢情呢？他们携带的菜肴、原料都是较好的，但“五更鸡”的火太小，只宜煲粥、焖肉。
一天，吴獬在桌板下煲了一锅火腿金钩鸡松八宝粥。三个人聊天聊得高兴，曾重伯把脚一伸，一锅已煲好了一个时辰、眼看就要进口的香粥，倾得钵底朝天，一干二净。三人又恼又笑，吴獬乃填《踏莎行》一阕以记其事：“篮重腰酸，人多屋小，今年又作同林鸟。曾南吴北魏中央，谈天直到东方晓。金铸缘空，纱笼福早，荆山自是知音少。若言把握在人为，眼前稀饭全翻了。”
后来，吴獬名列这一科第一名，成为“解元”，曾、巍亦均高中，传为士林佳话。
弄污卷子痛失状元郎
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因当时是陕甘合闱考试，甘肃秀才赴陕应举诸多不便，左宗棠就奏准朝廷创设甘肃举院，甘肃的考生从此不用长途奔波参加“高考”了。兰州人秦霖熙就是分闱后在该院中试的举人。后来，秦霖熙中了光绪五年（1879）己卯科进士后，将要参加保和殿皇帝的殿试，决出状元。主考官很是赏识秦霖熙的文采，恰逢左宗棠由陕甘高升军机大臣之际，为了显示左宗棠重视教育，育才有方，已决定选荐秦霖熙为本科第一甲第一名进士，就是状元。并嘱咐他在殿试时，试卷务必详审细酌，坚持到最后交卷。当时，因考场深广，透光不足，应试者均要自备小蜡烛，以便傍晚照明。秦霖熙很快就把试卷答完了，想起主考官的嘱咐要他延迟交卷，于是就燃起蜡烛仔细核查卷面，结果不慎碰倒了蜡烛，卷面被蜡液污染了。主考官见了，顿足叹息说：“此卷万不能上呈，呈则犯考规，有忤上之罪矣！”秦霖熙听得此言，惊骇万分，就袖起卷子怏怏而退。
秦霖熙由于一时不慎污卷，而错失了中状元的机会。此后，他淡薄科名，致力于医学，实践了范仲淹“不为良相，愿为良医”的誓言，终成甘肃一代名医。
那时也有“模拟试题”
科举时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是一部钦定解说儒经的标准教材，考生答题万变不离其宗，这就给一些人有可乘之机。陕西高陵著名私塾老师马述融，是贡生，擅长八股，尤其娴熟集注。他根据多年教学和观察考场积累的经验，揣摩出一手“模拟试题”的绝招，往往巧发奇中，屡试不爽，他的门生很是得利。清代规定，高陵每年进学的名额是12人，马述融执教期间，每届中试的考生总有四五人是他的学生。40多年间，竟有200多名秀才出自其门下。有人为他题联说：“手植桃李三千株，面授青衿二百人。”
马述融的“模拟试题”这么出名管用，所以前来受业者络绎不绝。临潼有个60多岁的老童生“帽辫刘”也来求学，而这年马述融才50多岁。清制，应试童子试（考秀才）的学子不论年龄，发辫都要扎上红头绳，还得吊一枚制钱，这老夫子叫“帽辫刘”，就是由此而得名的。
这位刘君已经应试40多回均未中。中青年时，“帽辫刘”就和渭南翰林雷延寿的祖父、父亲一起应试过童子试。后来直到他变成白发皱面的老头儿了，还拖着细红小辫子和14岁的雷延寿一同步入考场。“帽辫刘”握住雷延寿的手说：“娃娃，我们已经有三代交往了，这不正是爷爷孙子老兄弟嘛。”此事传开，成为士林一大轶闻。
结果，马述融的“模拟试题”还真管用，门下受业不到8个月，“帽辫刘”就在第二年中了秀才。捷讯传来，马述融焉能不兴奋，于是赋诗曰：“老夫何敢作项槖，绛帐喜逢鲜于通。”鲜于通是传说中的一个困顿的念书人，到晚年总算是发了迹。可怜“帽辫刘”只结了一个秕子，不仅没能再上层楼，连谢师都没来得及，就呜呼哀哉了。
鼻烟壶决定考生命运
清代学政每省设置一名，由皇帝亲自选任，其职权专管全省的文衡。凡是秀才、五贡（恩贡、拔贡、岁贡、优贡、附贡）等出身，皆由学政命题考试。生员考试分三级：县考、府州考、院考。院考就由学政亲自主持，做最后决定。学政的属员有教授、教谕、训导等职，分掌该府、州、县学务事宜。每当学政“按临”（到考试点），这一府的教官，均须到辕门听差。五贡之中，拔贡十年一次，优贡三年一次，均由学政考试，分别取舍。可见机会堪少至极。
由此看来，学政理应由品行端正、学问渊博者担任。但是清廷委派的学政，有的是无能之辈不说，更有的昏庸至极，碰到这样的学政只能自认倒霉。
1902年，清政府给安徽派了一个学政叫绵文，就是个不学无术的旗人。他的录取方法，十分罕见而又荒唐，他喜欢吸鼻烟，有一只精美的鼻烟壶，爱之如命。他对考生的取舍，就取决于鼻烟壶。
绵大人的规矩是，先令师爷按照各县录取名额，加倍挑选出来，然后一本一本地摊开，放在圆桌上，中间空着。然后他就捻动鼻烟壶，让它在圆桌中间旋转，最后倒在哪本卷子上，哪本卷子的主人就中选。直至完成应取名额为止。
如此儿戏考生，空前绝后。当时，有人撰写了一副对联，嘲讽绵文的荒唐可笑：“老‘绵’绵太多，洗不净，揩不明，空剩无珠眼镜架。衡‘文’文倒运，左转来，右转去，全凭有口鼻烟壶。”这副对联，不仅讽刺了学政绵文，同时也揭露了清朝科举制度的颓废。
考棚里的苦与乐
清代的乡试在旧历八月初八至十六日举行，历时九天，每三天为一场。省考试场称贡院，考棚同蜜蜂窝一样密集，又称号子。每十个号子为一弄，一弄之间可以来往，但不能出弄。考生入场后吃、住、作文都在里面。这九天内，连做饭、烧水全要自己动手。每间考棚长一仗，宽八尺，棚顶是树皮搭盖，天晴酷热，大雨要打伞。考生每人携带一种灯、炉两用的工具叫“五更鸡”，照明是它，煮饭、烧水也是它。农历八月上旬天气还热，“五更鸡”用的燃料是桐油或茶油，烧的时候乌烟瘴气，加上饮水不卫生，又不能洗澡、洗脸，一个省几千考生，每人要瘦几斤肉。因此那时有一民谣：“相公苦，背了考篮到省府。考棚号子又漏雨，夹生饭，和盐煮，摇头摆尾做八股。文章冇做成，肚子里敲锣鼓。”
当然，也有在考棚中甚得其乐的，大都是一些才高学博的考生，胸有成竹，文思敏捷，一场考试三天，他们顶多一天到一天半就完成了，于是其余时间便在号子里弄吃、扯淡。据传光绪二年（1876）丙子科，湖南临湘名士吴獬与曾国藩之孙曾重伯、名门公子魏候平等同住一弄。他们平日里哪里有机会这样畅叙欢情呢？他们携带的菜肴、原料都是较好的，但“五更鸡”的火太小，只宜煲粥、焖肉。
一天，吴獬在桌板下煲了一锅火腿金钩鸡松八宝粥。三个人聊天聊得高兴，曾重伯把脚一伸，一锅已煲好了一个时辰、眼看就要进口的香粥，倾得钵底朝天，一干二净。三人又恼又笑，吴獬乃填《踏莎行》一阕以记其事：“篮重腰酸，人多屋小，今年又作同林鸟。曾南吴北魏中央，谈天直到东方晓。金铸缘空，纱笼福早，荆山自是知音少。若言把握在人为，眼前稀饭全翻了。”
后来，吴獬名列这一科第一名，成为“解元”，曾、巍亦均高中，传为士林佳话。
弄污卷子痛失状元郎
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因当时是陕甘合闱考试，甘肃秀才赴陕应举诸多不便，左宗棠就奏准朝廷创设甘肃举院，甘肃的考生从此不用长途奔波参加“高考”了。兰州人秦霖熙就是分闱后在该院中试的举人。后来，秦霖熙中了光绪五年（1879）己卯科进士后，将要参加保和殿皇帝的殿试，决出状元。主考官很是赏识秦霖熙的文采，恰逢左宗棠由陕甘高升军机大臣之际，为了显示左宗棠重视教育，育才有方，已决定选荐秦霖熙为本科第一甲第一名进士，就是状元。并嘱咐他在殿试时，试卷务必详审细酌，坚持到最后交卷。当时，因考场深广，透光不足，应试者均要自备小蜡烛，以便傍晚照明。秦霖熙很快就把试卷答完了，想起主考官的嘱咐要他延迟交卷，于是就燃起蜡烛仔细核查卷面，结果不慎碰倒了蜡烛，卷面被蜡液污染了。主考官见了，顿足叹息说：“此卷万不能上呈，呈则犯考规，有忤上之罪矣！”秦霖熙听得此言，惊骇万分，就袖起卷子怏怏而退。
秦霖熙由于一时不慎污卷，而错失了中状元的机会。此后，他淡薄科名，致力于医学，实践了范仲淹“不为良相，愿为良医”的誓言，终成甘肃一代名医。
那时也有“模拟试题”
科举时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是一部钦定解说儒经的标准教材，考生答题万变不离其宗，这就给一些人有可乘之机。陕西高陵著名私塾老师马述融，是贡生，擅长八股，尤其娴熟集注。他根据多年教学和观察考场积累的经验，揣摩出一手“模拟试题”的绝招，往往巧发奇中，屡试不爽，他的门生很是得利。清代规定，高陵每年进学的名额是12人，马述融执教期间，每届中试的考生总有四五人是他的学生。40多年间，竟有200多名秀才出自其门下。有人为他题联说：“手植桃李三千株，面授青衿二百人。”
马述融的“模拟试题”这么出名管用，所以前来受业者络绎不绝。临潼有个60多岁的老童生“帽辫刘”也来求学，而这年马述融才50多岁。清制，应试童子试（考秀才）的学子不论年龄，发辫都要扎上红头绳，还得吊一枚制钱，这老夫子叫“帽辫刘”，就是由此而得名的。
这位刘君已经应试40多回均未中。中青年时，“帽辫刘”就和渭南翰林雷延寿的祖父、父亲一起应试过童子试。后来直到他变成白发皱面的老头儿了，还拖着细红小辫子和14岁的雷延寿一同步入考场。“帽辫刘”握住雷延寿的手说：“娃娃，我们已经有三代交往了，这不正是爷爷孙子老兄弟嘛。”此事传开，成为士林一大轶闻。
结果，马述融的“模拟试题”还真管用，门下受业不到8个月，“帽辫刘”就在第二年中了秀才。捷讯传来，马述融焉能不兴奋，于是赋诗曰：“老夫何敢作项槖，绛帐喜逢鲜于通。”鲜于通是传说中的一个困顿的念书人，到晚年总算是发了迹。可怜“帽辫刘”只结了一个秕子，不仅没能再上层楼，连谢师都没来得及，就呜呼哀哉了。
鼻烟壶决定考生命运
清代学政每省设置一名，由皇帝亲自选任，其职权专管全省的文衡。凡是秀才、五贡（恩贡、拔贡、岁贡、优贡、附贡）等出身，皆由学政命题考试。生员考试分三级：县考、府州考、院考。院考就由学政亲自主持，做最后决定。学政的属员有教授、教谕、训导等职，分掌该府、州、县学务事宜。每当学政“按临”（到考试点），这一府的教官，均须到辕门听差。五贡之中，拔贡十年一次，优贡三年一次，均由学政考试，分别取舍。可见机会堪少至极。
由此看来，学政理应由品行端正、学问渊博者担任。但是清廷委派的学政，有的是无能之辈不说，更有的昏庸至极，碰到这样的学政只能自认倒霉。
1902年，清政府给安徽派了一个学政叫绵文，就是个不学无术的旗人。他的录取方法，十分罕见而又荒唐，他喜欢吸鼻烟，有一只精美的鼻烟壶，爱之如命。他对考生的取舍，就取决于鼻烟壶。
绵大人的规矩是，先令师爷按照各县录取名额，加倍挑选出来，然后一本一本地摊开，放在圆桌上，中间空着。然后他就捻动鼻烟壶，让它在圆桌中间旋转，最后倒在哪本卷子上，哪本卷子的主人就中选。直至完成应取名额为止。
如此儿戏考生，空前绝后。当时，有人撰写了一副对联，嘲讽绵文的荒唐可笑：“老‘绵’绵太多，洗不净，揩不明，空剩无珠眼镜架。衡‘文’文倒运，左转来，右转去，全凭有口鼻烟壶。”这副对联，不仅讽刺了学政绵文，同时也揭露了清朝科举制度的颓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