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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璞中篇小说集》序
由于过去曾经一度研究过外国文学，我阅读了一些外国文学作品，主要是西方的文学作品。解放后我在我们的一个对外文学刊物《中国文学》(现在有英、法文版)当了二十五年的责任编辑，为了选材，又读了大量我国现代作家和一部分古典作家的作品。相比之下，我觉得我国作家的社会责任感特强，作品也主要是反映现实社会问题，现代文学——即以五四开始的新文学——特别是如此。这大概是因为我们素来就有“文以载道”的传统，再加之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百多年间，中国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痛苦，压迫和屈辱，作家们在另一种传统精神——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影响下，不仅要反映现实，还要改造现实，建立一个新中国。鲁迅由此放弃学医而从事写作。李大钊早在他《辰钟之使命》一文中就提出：“由于新文明的诞生，必有新文艺为先声”。新文艺必须“犯当世之不韪”，“为自我觉醒之绝叫”，以“惊破”众人之“沉梦”。这段话为我们的新文学指出了方向。只是我们现在的重点已经转向建设精神文明了。
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西方文学就不全是这样了。它着重表现个人。当然文学作品都是反映现实的。但是我们在西方文学中所看到的现实，有好大一部分是个人的悲欢离合，主要是爱情——它在西方文学中成了所谓的“永恒的主题”。我们的古典文学中当然也不乏这类的作品，只不过我们把男女之间的爱情换成了男子之间的“友谊”——这在我们的旧诗词中特别多，但从没有占主导的地位。西方只是到了十九世纪，新型资本主义的剥削，以空前有组织的形式，不仅在本国的范围内，也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大规模地展开，社会矛盾因之日益尖锐，国际性的战争也逐年增多，西方的作家才开始大量写社会问题——但“永恒的主题”仍没有变。这类反映社会矛盾的现实主义作品，苏联的评论家曾在它前面加了一个形容词：“批判的”，即所谓“批判的现实主义”。这个带有形容词的“现实主义”对我们新文学的发展起过相当大的影响。
由于生产发展的速度在不断加快，人们的文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书籍流行的范围在不断地扩大，读者的欣赏趣味也就相应地不时改变，人们对作品的质量的要求也就同样不断地提高。作品不仅应真实地反映出现实生活，在艺术上还应有很高的欣赏价值。所以西方的评论家总是把好的文学作品叫做“艺术品”(WorkofArt)。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为“艺术品”，是现代每个严肃的作家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因而他在艺术上下工夫，在表现形式、语言、风格和意境方面不断创新，就可以理解了；现在西方文学流派之多，也就不奇怪了。今天我们把这些流派统称之为“现代派”，其实应当有所区分，有的实际上是艺术表现手法上的“创新派”，因为他们所想要达到的目的是艺术表现手法的“创新”。
我们的新文学在这方面曾经向西方借鉴过不少的东西。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的长、短、中篇小说，从表现形式上讲，基本上是借鉴了西方的。话剧、芭蕾舞、新兴歌剧等文艺品种更是如此，特别是芭蕾舞。这些形式现在我们已经民族化了，或正在民族化，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但在当代的西方，这些艺术形式又在不断地创新。今天《哈姆雷特》的演出就和三十年以前不同了。这种演变我们叫做“推陈出新”。这也算是艺术的一种普遍规律吧。
我们是从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走过来的。在斗争的过程中我们对作品的注意力主要是集中在思想性方面，在艺术性方面要求就不是那么严格了，虽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早已提出过：政治性和艺术性应达到完满的统一。现在的情况不同了，我们国家已经达到空前的统一，正在向四个现代化迈进，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也要建设精神文明，我们对作品的要求自然也提高了，要求在提高思想性的同时也注意到艺术性的提高。而这种提高是无止境的，没有什么“顶峰”可言，所以作家要在这方面取得成就不仅要有丰富的生活积累，也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不断地创新，写出具有独特的风格的作品。
“独特的风格”并不等于随心所欲的“标新立异”。它是从“推陈出新”中发展出来的。要“推陈”就必须先熟悉“陈”，掌握“陈”。一个有特点的书法家毫无例外地都是经过长年临摹许多书法大师的手迹而后发展出自己的风格的。张大千之所以成为张大千就是因为他早年临摹了许多绘画大师的作品——也包括一般彩画匠人在敦煌石窟里画的壁画——而形成的。“意识流”大师弗吉尼亚·伍尔夫是深入研究了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大师们的作品而后发现，他们的艺术表现手法不足以反映现代人的全面的复杂活动，因而另辟蹊径，探索出一套自己独特的表现手法——意识流。前些时北京展出了毕加索的早期绘画，这个时期他的画风是现实主义的，而且功力很深。这是他认真临摹、也可以说他是“学习”了十九世纪绘画大师们的作品的结果，但逐渐他也“推陈出新”，创造出他自己各个时期各具特色的风格。不管他的画风在思想意识上是属于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但这却说明了一个事实，即一个严肃的作家或艺术家总是在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创新，正如他们的思想认识也总是在不断地发展一样。
我们文学史上一些具有独特风格和创造的作家，从古到今，差不多也都是如此。当然这只是就艺术表现手法而言。但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正是通过艺术手段而不是其他达到的——这是它的性质所决定的。它是“艺术品”。所以一个作家，和一个政治家不同，在着重他们作品的思想性的同时，还必须在艺术上下功夫，因为他的“思想性”是通过艺术表达出来的。这当然不意味着“为艺术而艺术”，因为艺术性差的作品，在政治上肯定是失败的，因而也是没有生命的，或生命极短。这一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早已明确地指出来了。
所以一个作家，一提起笔来在稿纸上写作的时候，也就和一个手工艺人一样，得精雕细刻，把对艺术的要求提到第一位，这也就是说在作品的思想主题已经确定了以后。但“精雕细刻”是建立在充分地掌握了基本功的基础上面的。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在我们的中、青年作家中，有许多在有意识地下这方面的功夫，希望为我国新时期的文学开创一个新局面。谢璞同志便是这样的一位作家。
我不认识他，只是最近我才有机会和他相遇，并且在一起作过了一些交谈。但是他的作品我早已读到过一些了。他已经发展出了一个独特的风格，无论在语言、结构、人物创造和意境的渲染上都是如此。他的作品，如果不看名字，一个有心的读者读上几段，就会知道是出自他的手笔。作品能具有这样的特点，是成熟的标志。我们老一代的作家，如鲁迅、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孙犁等，他们的作品都有这样的特点。但这个特点的取得，得下一番功夫才能做到。仅就读书而言，谢璞就下过不少功夫，如《红楼梦》，据我所了解的，他就读了五遍，《静静的顿河》读过两遍，《创业史》两遍半，《约翰·克利斯朵夫》一遍半，《风云初纪》两遍，《叶甫盖尼·奥涅金》七遍，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他几乎都能背诵。这个例子似乎很单调，但它却说明了许多问题。一个作家的成长，“才气”固然很重要，但勤学苦练却是决定性的因素。勤学苦练，再配之以有水平、有见解的师傅(评论家)来帮助，那就收效更大、更快了。莫泊桑从福楼拜学习写作的手艺，每隔一阵送一篇作品给他。这位“师傅”在批改了他的作品以后，下的指示总是“暂缓发表”。他这个“暂缓”一拖就是七年。到一八八○年，也就是莫泊桑三十多岁的时候，这位“师傅”才开绿灯，让他把作品拿出去发表。果然莫泊桑一鸣惊人，在此后短短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他成了一位大师。如果他不是短命在四十三岁时早逝，他还会留给我们更多的遗产。当然现在不是每个文学学徒都可以找着福楼拜那样的师傅，但象谢璞那样，也可以自学成才。
谢璞这样下功夫是为了什么呢？这里不妨引用他的两段话：
生活中本来有光明。日有阳光，夜有星光月影。即使乌云滚滚，也有闪电出现。美是光明的化身，生活应该是美丽的……但是，在表现美、传播光明的同时，我不忘对丑与阴影的鞭打与揭露。美不是孤立存在的，对丑与阴影忽视揭露，美也就成为抽象的、甚至是虚假的东西了。歌颂与暴露，事关重要，缺一不可。……对于那些阻碍时代发展的形形色色的丑恶意识，就得学庖丁解牛来解剖它们。因此，我在写作时，不回避客观存在的矛盾，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乐意表现，只要整个作品的基调健康、向上，人物有追求光明的主旋律。……
为了传播生活中的美，作品必须不断出新，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写作技巧。杜甫的成功，并非偶然。刘熙载评杜甫诗语中说：“吐弃到不能吐弃为高，含茹到人所不能含茹为大，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为深。”我们时代在大发展，欣赏水平在不断提高。一个作者如果忘记自己的读者是什么年代的人，他就不可能与读者沟通心灵。谁都无法强迫读者读自己的作品。有丰富的生活而没有引人入胜的、新颖的、别具一格的创作手法，那就会失去大量的读者。因此我在读书当中，除了读传统名著外，也注意欣赏欧美现代派的代表作。某些现代派作品对于反映他们国家及自己熟悉的社会生活，在技巧等方面自有它们的长处。我觉得其中不乏可以借鉴的东西。现代派某些作品手法颇新，人物立体感较强，心理刻划细腻，但也有一些是莫名其妙的东西，实在不敢恭维，更不想盲从。对于一个文学作者来说，他好比大自然中的一棵果树，阳光、雨露及一切有益的养分，都要不停地吸收，倘若这一棵果树吸收了什么肥水，果实里就有那种肥水的滋味，那么它就可怜可悲了。文贵出新，每一篇作品，应该是一件小小的发明。因为大自然景象不可能具有绝对的美，这美隐藏在创造者或观察它们的那个人的灵魂里，寻找美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别林斯基说：“……美都是从灵魂深处发出的。”①
这两段话说明了谢璞在创作中所遵循的原则和对他自己的作品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所提出的要求，从而也道出了他对“借鉴”中外大师们的重视。一个作家的创作是他的哲学思想和艺术观的体现。这个集子里所收集的是谢璞近年来所写的几个中篇小说。中篇小说比短篇小说更有利的一点是，它能比较饱满地叙述故事、刻画人物和烘托作者的创作原则及表现手法。我不想在这一方面对它们作解释或评价，读者可以自己在他的作品中去体会。谢璞已经进入他的创作旺年，还要向前发展。但是在他的发展进程中，这个集子应该说是他留下的一个很重要的脚印。
(《谢璞中篇小说集》将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①谢璞：《添一点美》，载《文学报》一九八三年二月三日。
由于过去曾经一度研究过外国文学，我阅读了一些外国文学作品，主要是西方的文学作品。解放后我在我们的一个对外文学刊物《中国文学》(现在有英、法文版)当了二十五年的责任编辑，为了选材，又读了大量我国现代作家和一部分古典作家的作品。相比之下，我觉得我国作家的社会责任感特强，作品也主要是反映现实社会问题，现代文学——即以五四开始的新文学——特别是如此。这大概是因为我们素来就有“文以载道”的传统，再加之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百多年间，中国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痛苦，压迫和屈辱，作家们在另一种传统精神——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影响下，不仅要反映现实，还要改造现实，建立一个新中国。鲁迅由此放弃学医而从事写作。李大钊早在他《辰钟之使命》一文中就提出：“由于新文明的诞生，必有新文艺为先声”。新文艺必须“犯当世之不韪”，“为自我觉醒之绝叫”，以“惊破”众人之“沉梦”。这段话为我们的新文学指出了方向。只是我们现在的重点已经转向建设精神文明了。
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西方文学就不全是这样了。它着重表现个人。当然文学作品都是反映现实的。但是我们在西方文学中所看到的现实，有好大一部分是个人的悲欢离合，主要是爱情——它在西方文学中成了所谓的“永恒的主题”。我们的古典文学中当然也不乏这类的作品，只不过我们把男女之间的爱情换成了男子之间的“友谊”——这在我们的旧诗词中特别多，但从没有占主导的地位。西方只是到了十九世纪，新型资本主义的剥削，以空前有组织的形式，不仅在本国的范围内，也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大规模地展开，社会矛盾因之日益尖锐，国际性的战争也逐年增多，西方的作家才开始大量写社会问题——但“永恒的主题”仍没有变。这类反映社会矛盾的现实主义作品，苏联的评论家曾在它前面加了一个形容词：“批判的”，即所谓“批判的现实主义”。这个带有形容词的“现实主义”对我们新文学的发展起过相当大的影响。
由于生产发展的速度在不断加快，人们的文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书籍流行的范围在不断地扩大，读者的欣赏趣味也就相应地不时改变，人们对作品的质量的要求也就同样不断地提高。作品不仅应真实地反映出现实生活，在艺术上还应有很高的欣赏价值。所以西方的评论家总是把好的文学作品叫做“艺术品”(WorkofArt)。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为“艺术品”，是现代每个严肃的作家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因而他在艺术上下工夫，在表现形式、语言、风格和意境方面不断创新，就可以理解了；现在西方文学流派之多，也就不奇怪了。今天我们把这些流派统称之为“现代派”，其实应当有所区分，有的实际上是艺术表现手法上的“创新派”，因为他们所想要达到的目的是艺术表现手法的“创新”。
我们的新文学在这方面曾经向西方借鉴过不少的东西。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的长、短、中篇小说，从表现形式上讲，基本上是借鉴了西方的。话剧、芭蕾舞、新兴歌剧等文艺品种更是如此，特别是芭蕾舞。这些形式现在我们已经民族化了，或正在民族化，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但在当代的西方，这些艺术形式又在不断地创新。今天《哈姆雷特》的演出就和三十年以前不同了。这种演变我们叫做“推陈出新”。这也算是艺术的一种普遍规律吧。
我们是从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走过来的。在斗争的过程中我们对作品的注意力主要是集中在思想性方面，在艺术性方面要求就不是那么严格了，虽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早已提出过：政治性和艺术性应达到完满的统一。现在的情况不同了，我们国家已经达到空前的统一，正在向四个现代化迈进，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也要建设精神文明，我们对作品的要求自然也提高了，要求在提高思想性的同时也注意到艺术性的提高。而这种提高是无止境的，没有什么“顶峰”可言，所以作家要在这方面取得成就不仅要有丰富的生活积累，也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不断地创新，写出具有独特的风格的作品。
“独特的风格”并不等于随心所欲的“标新立异”。它是从“推陈出新”中发展出来的。要“推陈”就必须先熟悉“陈”，掌握“陈”。一个有特点的书法家毫无例外地都是经过长年临摹许多书法大师的手迹而后发展出自己的风格的。张大千之所以成为张大千就是因为他早年临摹了许多绘画大师的作品——也包括一般彩画匠人在敦煌石窟里画的壁画——而形成的。“意识流”大师弗吉尼亚·伍尔夫是深入研究了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大师们的作品而后发现，他们的艺术表现手法不足以反映现代人的全面的复杂活动，因而另辟蹊径，探索出一套自己独特的表现手法——意识流。前些时北京展出了毕加索的早期绘画，这个时期他的画风是现实主义的，而且功力很深。这是他认真临摹、也可以说他是“学习”了十九世纪绘画大师们的作品的结果，但逐渐他也“推陈出新”，创造出他自己各个时期各具特色的风格。不管他的画风在思想意识上是属于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但这却说明了一个事实，即一个严肃的作家或艺术家总是在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创新，正如他们的思想认识也总是在不断地发展一样。
我们文学史上一些具有独特风格和创造的作家，从古到今，差不多也都是如此。当然这只是就艺术表现手法而言。但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正是通过艺术手段而不是其他达到的——这是它的性质所决定的。它是“艺术品”。所以一个作家，和一个政治家不同，在着重他们作品的思想性的同时，还必须在艺术上下功夫，因为他的“思想性”是通过艺术表达出来的。这当然不意味着“为艺术而艺术”，因为艺术性差的作品，在政治上肯定是失败的，因而也是没有生命的，或生命极短。这一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早已明确地指出来了。
所以一个作家，一提起笔来在稿纸上写作的时候，也就和一个手工艺人一样，得精雕细刻，把对艺术的要求提到第一位，这也就是说在作品的思想主题已经确定了以后。但“精雕细刻”是建立在充分地掌握了基本功的基础上面的。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在我们的中、青年作家中，有许多在有意识地下这方面的功夫，希望为我国新时期的文学开创一个新局面。谢璞同志便是这样的一位作家。
我不认识他，只是最近我才有机会和他相遇，并且在一起作过了一些交谈。但是他的作品我早已读到过一些了。他已经发展出了一个独特的风格，无论在语言、结构、人物创造和意境的渲染上都是如此。他的作品，如果不看名字，一个有心的读者读上几段，就会知道是出自他的手笔。作品能具有这样的特点，是成熟的标志。我们老一代的作家，如鲁迅、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孙犁等，他们的作品都有这样的特点。但这个特点的取得，得下一番功夫才能做到。仅就读书而言，谢璞就下过不少功夫，如《红楼梦》，据我所了解的，他就读了五遍，《静静的顿河》读过两遍，《创业史》两遍半，《约翰·克利斯朵夫》一遍半，《风云初纪》两遍，《叶甫盖尼·奥涅金》七遍，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他几乎都能背诵。这个例子似乎很单调，但它却说明了许多问题。一个作家的成长，“才气”固然很重要，但勤学苦练却是决定性的因素。勤学苦练，再配之以有水平、有见解的师傅(评论家)来帮助，那就收效更大、更快了。莫泊桑从福楼拜学习写作的手艺，每隔一阵送一篇作品给他。这位“师傅”在批改了他的作品以后，下的指示总是“暂缓发表”。他这个“暂缓”一拖就是七年。到一八八○年，也就是莫泊桑三十多岁的时候，这位“师傅”才开绿灯，让他把作品拿出去发表。果然莫泊桑一鸣惊人，在此后短短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他成了一位大师。如果他不是短命在四十三岁时早逝，他还会留给我们更多的遗产。当然现在不是每个文学学徒都可以找着福楼拜那样的师傅，但象谢璞那样，也可以自学成才。
谢璞这样下功夫是为了什么呢？这里不妨引用他的两段话：
生活中本来有光明。日有阳光，夜有星光月影。即使乌云滚滚，也有闪电出现。美是光明的化身，生活应该是美丽的……但是，在表现美、传播光明的同时，我不忘对丑与阴影的鞭打与揭露。美不是孤立存在的，对丑与阴影忽视揭露，美也就成为抽象的、甚至是虚假的东西了。歌颂与暴露，事关重要，缺一不可。……对于那些阻碍时代发展的形形色色的丑恶意识，就得学庖丁解牛来解剖它们。因此，我在写作时，不回避客观存在的矛盾，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乐意表现，只要整个作品的基调健康、向上，人物有追求光明的主旋律。……
为了传播生活中的美，作品必须不断出新，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写作技巧。杜甫的成功，并非偶然。刘熙载评杜甫诗语中说：“吐弃到不能吐弃为高，含茹到人所不能含茹为大，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为深。”我们时代在大发展，欣赏水平在不断提高。一个作者如果忘记自己的读者是什么年代的人，他就不可能与读者沟通心灵。谁都无法强迫读者读自己的作品。有丰富的生活而没有引人入胜的、新颖的、别具一格的创作手法，那就会失去大量的读者。因此我在读书当中，除了读传统名著外，也注意欣赏欧美现代派的代表作。某些现代派作品对于反映他们国家及自己熟悉的社会生活，在技巧等方面自有它们的长处。我觉得其中不乏可以借鉴的东西。现代派某些作品手法颇新，人物立体感较强，心理刻划细腻，但也有一些是莫名其妙的东西，实在不敢恭维，更不想盲从。对于一个文学作者来说，他好比大自然中的一棵果树，阳光、雨露及一切有益的养分，都要不停地吸收，倘若这一棵果树吸收了什么肥水，果实里就有那种肥水的滋味，那么它就可怜可悲了。文贵出新，每一篇作品，应该是一件小小的发明。因为大自然景象不可能具有绝对的美，这美隐藏在创造者或观察它们的那个人的灵魂里，寻找美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别林斯基说：“……美都是从灵魂深处发出的。”①
这两段话说明了谢璞在创作中所遵循的原则和对他自己的作品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所提出的要求，从而也道出了他对“借鉴”中外大师们的重视。一个作家的创作是他的哲学思想和艺术观的体现。这个集子里所收集的是谢璞近年来所写的几个中篇小说。中篇小说比短篇小说更有利的一点是，它能比较饱满地叙述故事、刻画人物和烘托作者的创作原则及表现手法。我不想在这一方面对它们作解释或评价，读者可以自己在他的作品中去体会。谢璞已经进入他的创作旺年，还要向前发展。但是在他的发展进程中，这个集子应该说是他留下的一个很重要的脚印。
(《谢璞中篇小说集》将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①谢璞：《添一点美》，载《文学报》一九八三年二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