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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守仁,1933年9月生,上海市人。1957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精通俄语、英语。1961年毕业分配到《北京晚报》任副刊编辑。后到北京出版社工作,与同事创办《十月》杂志。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作有《废墟上的春天》《文坛风景线》《你就是爱》《寻找勿忘我》等书。译作有《道路在呼唤》《魏列萨耶夫中短篇小说选》《屠格涅夫散文选》等书。散文《林中速写》被编入数十个散文选本以及中学阅读课本。曾编辑出版了《高山下的花环》《世界美文观止》等多部名作,被文学界誉为京城“四大名编”之一。
一
我多年编辑生涯所认识的数百位当代作家中,论及记忆能力之强,以王蒙为最。他1986至1989年当文化部长期间到中国美术馆参观画展,在讲解员、摄像师、众多慕名者的跟随、簇拥下,且走且谈且参观一幅幅展画,画上的题诗只瞥一眼,回到家中跟人议论起来,他竟能一首首背诵出来。对王蒙来说,过目就是摄影在心。过目不忘,实非夸张之词。
王蒙曾对我说,除了观察、感悟、想象外,“文学是一种特殊的记忆方式”。文学实际上是一种记忆。他的记忆能力好得惊人。他学外语、背歌词、阅读之快,无与伦比。我几十年来不敢写王蒙,唯恐记忆不准确,有所失当,被他指出来,肯定脸红。但不写他又不甘心,他是当代文学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你不能绕过他。绕过他,必然留下空白和遗憾。于是决定根据日记上确凿记下的、我脑子里印象最深的,约略素描几则,介绍给读者欣赏。
王蒙一生爱游泳,爱大海。他国内外走到哪儿,就游到哪儿。他热衷于游泳,到了痴迷的程度。我看到过一帧王蒙从高峻崖顶上飞身入水的惊险照片:他两臂前伸,身躯飘荡俯冲,双足像鸟尾似的向天空翘起,一副英姿飒爽弄潮儿的气概。故书法家黄苗子赠他一联,曰:“白鸥海客浑无我,黄鹤山樵别有人。”在蓝天下,在大海里,在海蜇、海草、海鱼包围之中,飘逸浮游,乘风破浪,弄潮前行,仰望高天白云,近看波涛翻滚,这是何等潇洒的人生。
王蒙是文學之海里的一条大鱼。“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以我的能力,实难逮住这条纵横驰骋的大鱼。如今勉强为之,权充一次试笔。
二
知道王蒙这个名字,是在1957年的早春。60年前我在武汉防空学校当军事译员,经常到阅览室去看报。一天,我在《文汇报》三版“笔会”上发现刊有《青春万岁》的连载。看了几天之后,便放不下了,一直焦急地等待着下文。
王蒙的《青春万岁》描写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初建时期一群中学生的生活。那时的年轻人,像刚刚升起的朝阳,朝气蓬勃,透明向上,人人怀着一颗纯净的心,对未来充满向往,人与人之间诚挚、友爱、互帮互助、乐于给别人友谊和温暖。那时我也年轻,才二十三四岁,比书中人物郑波、杨蔷云等大五六岁。这些可爱的弟弟妹妹们多彩的生活感染着我、吸引着我。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小说中写杨蔷云独自骑着自行车,沿着新修的马路,到西效地质学院找她的朋友张世群的情节。还记得地质学院的大学生们正在义务劳动,有的用土铺路,有的砌造花圃,有的种树种花。那年我正在温习功课,向往着去北京上大学。甚至想考上了北京的大学,也过上地质学院大学生们那种热火朝天的生活。到了北京有了机会,我要去找那个写《青春万岁》的王蒙,问问他为什么如此熟悉北京的中学生活。
三
心想事成。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考进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于1957年8月底到首都上学来了。但是那一年夏天,青年作家王蒙被错划为“右派”,开除党籍,先是发配到门头沟山区劳动,后又远去新疆伊犁,一直到1979年6月,才正式调回北京。所以我初次见到王蒙,是在看了《青春万岁》22年之后。
在我的印象中,我第一次见到王蒙是在东城区北京市文化局一个简陋的招待所里。北池子招待所原是一个小剧团的排练场。那是1979年的夏天,王蒙只穿着背心、短裤,汗流浃背地埋头写作。他那个房间很小,大概八九平方米,一床一桌一椅,别无他物。房间对面是盥洗室,那里响着哗哗的水声,时有洗涤的肥皂气味传进室内。窗外是招待所的电视室,每晚大家都来看电视,故异常喧闹。还有不时打来的向王蒙约稿的电话。他就在如此吵闹嘈杂的环境里,旁若无人地爬格子。我佩服他的拼搏精神。他在那间小屋里写出了《布礼》《友人与烟》《悠悠寸草心》《夜的眼》《蝴蝶》等作品。当时我想,“复出”后的王蒙,可以评上写作劳动模范。因为初次见面,互相不熟悉,没有细谈。我只是请他为新创办的《十月》写稿。他答应了,后来,果然把许多佳作投给《十月》。同时他还向我推荐了陆天明。他说在新疆农七师锻炼的陆天明有写作才能,可向他约稿。他向我介绍陆天明时殷切的神态,至今历历在目。
从那次见面以后,他搬到了前三门新居,我给他送过刊物和稿费。因稿件事接触多了,谈心聊天,渐渐熟悉起来。
差不多同时,从维熙、邓友梅、刘绍棠的“右派”问题都得到了改正,纷纷从山西、辽宁、北京郊区通县回到北京。于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出现了新时期文学的“井喷”阶段,出现了我们誉之为四只美丽“小天鹅”(王蒙、从维熙、邓友梅、刘绍棠)在首都文坛上展翅翔舞的身影。领舞者王蒙的《蝴蝶》《相见时难》、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邓友梅的《我们的军长》《追赶队伍的女兵们》、刘绍棠的《蒲柳人家》等,都得了全国中篇小说奖,有的还被改编成剧本,拍成电影在全国公演。那真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岁月。
四
1981年夏末,胡乔木写了一首诗给王蒙:“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庆君自由日,逢此艳阳天。走笔生奇气,溯流得古源。甘辛飞七彩,歌哭跳繁弦……”乔木此诗概括精准。据我看来,指导王蒙的创作思想大致是:1957年前,革命加青春;1977年后,八千里行程,三十年风云。1981年12月,我编王蒙的中篇小说《相见时难》。编完我写过这样的审读意见:《相见时难》讴歌爱国主义的乡土之恋、“归根”之情,赞美了忠于祖国和人民的共产党员的坚贞品德,也贬斥了那种没有国格和人格、媚外崇洋的丑态。王蒙在这部中篇小说里融会了小说写作的多种手法。人称和叙述角度的转换、意识的流动起伏、时空的交叉错叠、人物视觉和听觉的通感,真切地描绘了时间跨度长达三分之一世纪、空间横跨东西两个半球的当代生活。行文生动,心理真切,句式特殊,老练自如。这部作品体现出王蒙写作技巧日臻丰富、多样。小说发表之后,影响很大,程德培、曾镇南、何西来等评论家纷纷撰文表示关注和肯定。不久,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印数可观的单行本。1982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我到王蒙家送刊物时,谈到文学作品中的爱情,他说:爱情描写要有正常的伦理。家庭是社会最基本、最稳定的细胞。耀邦同志希望:家家和睦,户户相爱。今年上半年主要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那晚离开王蒙家时,我感觉他接触广泛,消息灵通,这有利于思想的成熟和思路的深刻。
五
1983年,王蒙调入中国作协,49岁荣任《人民文学》主编。他的家便从前三门搬入虎坊桥中国作协宿舍楼,住房宽敞多了。1984年1月26日去王蒙新家。王蒙向我建议:《十月》要抓一下装帧、设计、版式、封面、封底。封面多请画家们画,稿费可多付一点,内文排得松一点,留空大一点。文章不要把尾巴甩到另页上。下转多少页,一般读者会感到麻烦。《当代》发的小说比你们差,但报告文学比你们好。他们对刊物的封面、装帧、插图、目录,都比较经心。写小说要重视细节,办刊物也要关心细节。细节决定成败、好坏。你们要学习人家的长处,改进自己的工作。王蒙拿出1984年第一期《人民文学》和1984年第一期《十月》一比,我才吃惊地发现,就封面来说,我们的刊物比《人民文学》差多了。
1984年7月1日晚,我去王蒙家,拿他给我第一本散文集《废墟上的春天》写的序。他在序中说:“对于我们大多数作者,他是一位和善而又顽强的编辑。他用他的学问、热心和蔫蔫的坚持性征服了作者,使你一见到他就觉得还欠着《十月》的文债。他不吵闹,不神吹冒泡,也不是万事通、见面熟式的活动家,但他自有他的无坚不摧的活动能力……但更使我动情的,是张守仁直抒胸臆的那篇《离别的时刻》。从那里,从一件‘小事’上,我们不能不想到我们许多可爱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他们的艰辛、正直、安贫乐道、善良,有时又是那么软弱可欺;而正是在这软弱的小草、芦苇似的外表下面,他们有松的高洁、孔雀的绚丽。我是含着眼泪读他那篇《离别的时刻》的。”看了他序中对我编辑工作、写作的鼓励,我感到惭愧。因为实际上我并无学问,也没什么交际能力。我生性羞涩,怯于活动,惟勤奋、认真而已。
那年6月,王蒙率领中国电影代表团访问苏联,带着《青春万岁》的电影参加塔什干电影节活动,访问了塔什干、撒马尔汗、第比利斯、莫斯科等地。转游了一圈,感慨万千。他从苏联回来不久,对我说,在苏联的所见所闻使他十分伤感,是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美好梦想的破灭。那个他在青少年时代热爱过、向往过、无数次地歌唱过的伟大的苏联,一旦踏上它的土地,生活了二十二天之后,他感到迷惑和痛苦。那里,陌生人之间早晨相遇互不问好,服务员脸色冷漠,莫斯科的姑娘向往美元,想嫁给西方人。官员们板着严肃的面孔。正像西方人说的,那儿No Smile(没有微笑),No food(没有食品)。令人稍感欣慰的是,在那里,诗人比部长更受欢迎……
我听了他的访苏观感,便建议他写一篇访苏随笔,并希望他捎带谈谈之前访美的印象,再把中国的种种现实放进去,相互比较,把苏、美、中的印象写到一篇里去,读者一定会感兴趣。他答应给我写一篇长文。
六
王蒙终于给《十月》写了一篇《访苏心潮》。1984年9月24日下午,我把《访苏心潮》的校样送到王蒙住家虎坊桥作家公寓里。当时《诗刊》编辑部也在那儿。那篇稿子很长,两万多字。王蒙看校样时,我给他的邻居邵燕祥打了一个电话。燕祥我已两三年没有见到了,想趁机去聊聊天。我到燕祥家,聊到了徐惟诚,聊到了胡乔木儿子办的《丑小鸭》杂志,聊到了张贤亮发表在《十月》上的《绿化树》。聊了近两个小时,我回王蒙家,王蒙仍在埋头看校样。我想上厕所,厕所门关着,从里面有一束灯光泻到门厅地面上。我想里面肯定有人,便折返回屋。等了好久,不见有人从厕所里出来。我问王蒙夫人崔瑞芳,什么人在廁所里。瑞芳挨房间转了一圈,见上中学的女儿王伊欢在自己屋里温习功课。家里只有王蒙、我、瑞芳、小伊欢四人。说明家中无人上厕所。那为什么厕所门关着,里面还亮着灯呢?又等了好久,瑞芳便紧张了,认定有外人进了门厅,听到了房间里的人声,便慌忙躲进厕所里。这时我和王蒙也警惕起来,会不会小偷进了家?于是我和王蒙商量了一下,叫瑞芳、小伊欢躲藏起来,挪开门厅里的桌椅,腾出空间,我俩各自抄起了随身拿到的木棍、拖把,分站两边,准备和小偷搏斗。我和王蒙使劲拽开厕所门,让我们吃惊的是里面没有人,也没有开灯。咦,人呢?灯光呢?还是王蒙脑子灵,他望望窗户西开的厕所,醒悟似地说:“刚才我们看见的不是灯光,是晚霞的夕照。照进来的霞光透过厕所门的下沿泻到了门厅里,我们误会了。”哦,原来是一场虚惊。于是搬回桌椅,我上了厕所,回到书房,等待王蒙把校样看完,我好带回编辑部发往印刷厂。
幸运的是,那篇《访苏心潮》荣获中国作协第三届(1983—1984)优秀报告文学奖。
七
1985年3月28日,我去王蒙家送奖金、奖章、证书。他劝我们:不要因为某位作家把稿子给了其他编辑部就对他议论纷纷,弄得满城风雨。不要那么狭隘,急功近利,要宽厚些。对刘绍棠也应这样。他有缺点,向往权力。而且据我看来,向往权力者,必然使他创作走上绝路;或者逆定理,创作走上了绝路,必然向往权力。但他家已装了电话,不时跟他打打电话,向他约个小中篇。对人,总应该周到些、厚道些。以后要养成一种风气,作家们聚在一起,要少谈政策,多谈艺术。《红楼梦》之所以是《红楼梦》,常议不衰,就在于看了还觉得糊涂,不知道谁好谁坏,像大海,深着呢。我正在写一部长篇(即后来发表的《活动变人形》),给人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感觉。矛盾、冲突、纠葛完全纽结在一起,掰不开,读了使人压抑,使人发疯,头皮发麻。我写的旧社会,不是邓友梅的旧社会,也不是沈从文的旧社会。我一泻千里写下去,使人欲罢不能,不可遏制。
几天之后,我和王蒙又在南京见面。中国作家协会在南京举办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颁奖会。在陆文夫主持下,王蒙以中国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的身份在授奖会上致开幕词。他说:“当代读者欢迎的仍是拥抱着时代、和生活贴得近、能够说出读者心里话的作品,例如《绿化树》《北方的河》《在这片国土上》……中华民族是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民族。艺术需要想象力。最近有的文艺评论家提出要开拓思维空间。我想,文学创作也要开拓艺术空间。这次评奖,部队作家的作品,不论是数量和质量,都处在突出的、引人注目的地位,几个第一名,都是部队作家的作品,值得地方上的同志学习。这次评奖,中篇、报告文学比较丰盛,短篇缺少激动人心、耐人寻味、出类拔萃之作。有的作品有冗长感,短篇宜读,是否可以浓缩一下……” 我听了王蒙的开幕词,觉得他对文坛有居高临下之感。那次金陵之行,还受到江苏作家张弦的热情款待。他和他那位温婉、亲切、窈窕、静洁的夫人张玲邀请王蒙、谌容(《人到中年》作者)和我,到新街口新开张的一家西餐厅用餐。我们围坐一桌,融融乐乐,相谈甚欢。
八
从1986年初开始,社会上盛传王蒙要当文化部长。他感到紧张,当了部长,公务繁忙,还怎么写作呢?最后,经中央领导做工作,王蒙答应干三年,三年之后请中央物色更合适的人选。
1986年6月25日,王蒙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以后,十分忙碌。几天之后,就陪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南海会见并宴请世界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除部务会议、批阅文件,还经常率团出访。1987年10月9日晚,我去王蒙家聊天。那晚他送我三本书:《王蒙谈创作》《创作是一种燃烧》《王蒙中篇小说集》。他真算得上工作、创作两不误。不知怎么谈起的,我夸他阅读速度快,脑子好使,记忆力强。我说:“一个作家,没有好的记忆力,好的想像力,很难设想。汪曾祺曾对我说,写作就是写记忆。”这引起了他的谈兴。他说:“我曾当过一段时间老师。暑期里老师们聚在一起评卷子。我早已看完,许多老师还未看完,我只得低头闭眼耐心等待。到了文化部,有的副部长说文件太多,上班时间看不完,每天晚上要带回家中批阅。我却很快能把一大叠文件看完,且能抓住要点,写上批语,指出不当之处。时间就是生命。速读节省了时间,也就等于延长了生命。”
我想起他前几年写的关于许多青年作家优秀作品的札记、随想、杂感,要不是有极强记忆力的脑子,能这样“横扫千篇如卷席”吗?当晚回家读《王蒙谈创作》,感觉他思想活跃,随时接受来自生活的信息,不断观察、感受、发现、触发、联想、想象,故有写不完的素材,作品跳动着时代的脉搏,与时代共前进。信息就是财富。这在他身上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九
王蒙当了文化部长,从虎坊桥迁居到东四南小街46号小院。那个地方原来是夏衍的住处。房子又宽敞了些,但因它处在南小街和东四三条胡同的交叉口中,市声很闹。院墙外的烤羊肉串摊上,常有吆喝声和烧炭的乌烟飘进来。卖菜声和倒垃圾声也不绝于耳。但不管怎样,居住条件毕竟有了改善。我常去那个长着枣树的小院,脱鞋走进王蒙向南的书斋,或约稿,或送年历、请柬,或喝茶聊天。时有崔瑞芳陪坐一会儿,气氛温馨。
1994年10月17日,我受江西朋友李滇敏等人的委托,带着他们到南小街46号邀请王蒙夫妇去访问南昌。我们还在那书斋里合影留念。王蒙和崔瑞芳欣然应邀。同行的还有唐达成、陈丹晨等文友。我们抵达南昌后,参观了滕王阁、青云谱、江中制药厂,并去共青城拜谒了胡耀邦陵园。后赴庐山。我们住在178号楼。上庐山后次日,我们游览了“美庐”、含鄱口,后去庐山植物园。植物园里松柏青翠,红枫灿烂。参观温室里千奇百怪的植物时,王蒙说了一句极有智慧、极富阅历的话:“人應多和植物打交道。”站在历史风云激变的庐山上,只有王蒙这样机敏的人,才能脱口说出如此深刻、如此睿智的话语来。
当晚庐山管理局负责人宴请我们。席间有人问王蒙:“你出访了哪些国家?有什么感想?”王蒙历数访过的国家,北美有美国、加拿大,中美有墨西哥,欧洲有德国、法国、摩纳哥、英国、意大利、苏联、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亚洲有朝鲜、泰国、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约旦,非洲有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澳洲有澳大利亚……(笔者撰写此文时,统计了他下庐山后的二十多年,又先后访问了土耳其、希腊、新西兰、韩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挪威、瑞典、印度、西班牙、爱尔兰、瑞士、毛里求斯、南非、喀麦隆、突尼斯、梵蒂冈、菲律宾、尼泊尔、不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越南、立陶宛、爱沙尼亚、乌克兰、伊朗、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王蒙说:“地球很大,也很小。大国有大国的博大,小国有小国的小巧。彼此迥异,宜取长补短。我出访了那么多的国家,发现我们感觉重要的东西,许多国家觉得不重要;我们觉得不重要的东西,许多国家觉得很重要。赤橙黄绿青蓝紫,世界各国的色彩、习俗是如此的不同,因此我们要互相尊重,彼此宽容……”
王蒙在庐山顶上一席话,使我们大开眼界。
十
处在众目睽睽之下,潮头浪尖之上,名人极其难当。大树最早接触阳光,也最易招来风雨。近三十多年来,我听到不同的人关于王蒙的种种议论:有人对他作品中瀑布倾泻式的、缺乏节制的语言不以为然;有人对他论辩文章中情绪化的、粗俗的表达心怀反感;有人指责他的议论过于圆熟、圆滑,左说右说,面面俱到;更有人认定他长篇小说《青狐》中的主要人物,是影射自己,对号入座,于是与之隔绝、疏远。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1991年他不经意间写出的《坚硬的稀粥》,竟掀起了一场风波,受到某些人士断章取义的猛烈批判。但王蒙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有了新疆16年底层生活的锻炼,他已学会了与人为善,泰然处之,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1979年举家回京之后,他一直怀念新疆,一直怀念伊犁河畔、锦绣绿洲、参差屋舍、纯朴维吾尔人民对他温暖如春的相待。30多年间他重访新疆十多次,重回伊犁8次。他那篇描写重归劳动地点巴彦岱的《故乡行》,充满令人泪下的感恩之情。他说:“我又来到了这块土地上。这块我生活过、用汗水浇灌过六七年的土地上。这块在我孤独的时候给我以温暖、迷茫的时候给我以依靠、苦恼的时候给我以希望、急躁的时候给我以安慰并且给我以新的经验、新的乐趣、新的知识、新的更加朴素、更加健康的态度与观念的土地上……好好地回忆一下那青春的年华、沉重的考验、农民的情谊、父老的教诲、辛勤的汗水和养育着我的天山脚下伊犁河谷的土地吧!有生之日,一息尚存,我不能辜负你们,我不能背叛你们……”
十一
1952年春,王蒙所在的北京东城区委位于东四十一条39号,是个三进的大院子。当时全国正在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一些学生党员被调入区委搞运动,其中就有女二中当学生会主席的崔瑞芳。王蒙在与之频繁交往中爱上了她,和她一起参加夏令营,到东单大华电影院看电影,深夜步行送她回西单的家。恋爱了四年多,他们终于在1957年1月28日结为伉俪。王蒙被错划为“右派”后到北京郊区劳动。瑞芳不惧家人反对,不怕被人歧视,穿着整齐,带着点心,长途跋涉到门头沟去看望劳动中的丈夫。王蒙激动得泪流满面。 王蒙远去新疆,远去伊犁,远去巴彦岱大队劳动,崔瑞芳毅然取出户口始终跟随在他身边。瑞芳一直分担着王蒙的愁苦和艰辛,温暖着他那颗受难的心。
王蒙回北京复出后,我多次到他前三门、虎坊桥、南小街的家,都受到瑞芳热情接待。我和王蒙或谈稿,或闲聊,有时瑞芳陪坐,静静地给我们削苹果、去梨皮,然后将水果分递到我们手中。她少言寡语,只偶尔有一两句温和的插话。如果议论作协某些人事时,她总是默然离开。王蒙偶爾情绪激动起来,瑞芳总能委婉地使他归于平静。于是我想,如果王蒙身上有火,就会有瑞芳的水来中和、浇灭它。我在多年工作、生活中,很少遇到瑞芳那样高贵、那么贤惠的女性。我认为论心理素质,瑞芳比王蒙更坚韧、更稳定、更平和。王蒙曾把瑞芳西去新疆受苦的行动,比喻为俄罗斯十二月党人妻子从莫斯科东赴西伯利亚与丈夫会合的壮举。在我看来,这绝不是过誉。
2010年,一生默默操劳的崔瑞芳,体检时查出得了结肠癌。其时王蒙正在访美途中,提前回国,陪贤妻化疗、住院、看中医。2012年3月23日,瑞芳辞世,王蒙肝肠寸断,天塌地陷。我亦潸然泪下,痛惜良人仙逝。
唉,生老病死,这就是严酷的人生!
十二
自从王蒙1989年9月4日获准辞去文化部部长职务以后,他就有了充裕的时间写作,出访,研究学问了。2000年,他的长篇小说“季节系列”(《恋爱的季节》《失败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全部写成、出版。2006—2008年,他出版了自传三部曲《半生多事》《大块文章》《九命七羊》。2013年,《这边风景》出版,并荣获茅盾文学奖。在此期间,他评议《红楼》(受到著名红学家冯其庸的赞赏),评点义山(因卓有成就,1992年11月被选为李商隐研究会名誉会长),研究老子,解释庄子。政协常委,纵论创新;港台演说,载誉而归;频繁出访,为去领奖;名校讲课,掌声无穷;文思泉涌,勇攀高峰……
王蒙原籍河北省黄皮县龙堂村。1934年10月15日他生于北平沙滩红楼附近。他父亲王锦第当时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父亲同室好友何其芳,正迷醉于小仲马的《茶花女》。《茶花女》男主人公“阿芒”也被译作“阿蒙”,何其芳便给好友儿子取名为“王阿蒙”。王锦第去“阿”留“蒙”,乃有“王蒙”的现名,一直沿用至今。
写出经典著作《画梦录》的何其芳,绝难想到,他为之取名的那个王蒙,后来竟成为当代文学史上一个旗帜性的人物,何其芬芳,何其辉煌!
一
我多年编辑生涯所认识的数百位当代作家中,论及记忆能力之强,以王蒙为最。他1986至1989年当文化部长期间到中国美术馆参观画展,在讲解员、摄像师、众多慕名者的跟随、簇拥下,且走且谈且参观一幅幅展画,画上的题诗只瞥一眼,回到家中跟人议论起来,他竟能一首首背诵出来。对王蒙来说,过目就是摄影在心。过目不忘,实非夸张之词。
王蒙曾对我说,除了观察、感悟、想象外,“文学是一种特殊的记忆方式”。文学实际上是一种记忆。他的记忆能力好得惊人。他学外语、背歌词、阅读之快,无与伦比。我几十年来不敢写王蒙,唯恐记忆不准确,有所失当,被他指出来,肯定脸红。但不写他又不甘心,他是当代文学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你不能绕过他。绕过他,必然留下空白和遗憾。于是决定根据日记上确凿记下的、我脑子里印象最深的,约略素描几则,介绍给读者欣赏。
王蒙一生爱游泳,爱大海。他国内外走到哪儿,就游到哪儿。他热衷于游泳,到了痴迷的程度。我看到过一帧王蒙从高峻崖顶上飞身入水的惊险照片:他两臂前伸,身躯飘荡俯冲,双足像鸟尾似的向天空翘起,一副英姿飒爽弄潮儿的气概。故书法家黄苗子赠他一联,曰:“白鸥海客浑无我,黄鹤山樵别有人。”在蓝天下,在大海里,在海蜇、海草、海鱼包围之中,飘逸浮游,乘风破浪,弄潮前行,仰望高天白云,近看波涛翻滚,这是何等潇洒的人生。
王蒙是文學之海里的一条大鱼。“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以我的能力,实难逮住这条纵横驰骋的大鱼。如今勉强为之,权充一次试笔。
二
知道王蒙这个名字,是在1957年的早春。60年前我在武汉防空学校当军事译员,经常到阅览室去看报。一天,我在《文汇报》三版“笔会”上发现刊有《青春万岁》的连载。看了几天之后,便放不下了,一直焦急地等待着下文。
王蒙的《青春万岁》描写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初建时期一群中学生的生活。那时的年轻人,像刚刚升起的朝阳,朝气蓬勃,透明向上,人人怀着一颗纯净的心,对未来充满向往,人与人之间诚挚、友爱、互帮互助、乐于给别人友谊和温暖。那时我也年轻,才二十三四岁,比书中人物郑波、杨蔷云等大五六岁。这些可爱的弟弟妹妹们多彩的生活感染着我、吸引着我。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小说中写杨蔷云独自骑着自行车,沿着新修的马路,到西效地质学院找她的朋友张世群的情节。还记得地质学院的大学生们正在义务劳动,有的用土铺路,有的砌造花圃,有的种树种花。那年我正在温习功课,向往着去北京上大学。甚至想考上了北京的大学,也过上地质学院大学生们那种热火朝天的生活。到了北京有了机会,我要去找那个写《青春万岁》的王蒙,问问他为什么如此熟悉北京的中学生活。
三
心想事成。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考进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于1957年8月底到首都上学来了。但是那一年夏天,青年作家王蒙被错划为“右派”,开除党籍,先是发配到门头沟山区劳动,后又远去新疆伊犁,一直到1979年6月,才正式调回北京。所以我初次见到王蒙,是在看了《青春万岁》22年之后。
在我的印象中,我第一次见到王蒙是在东城区北京市文化局一个简陋的招待所里。北池子招待所原是一个小剧团的排练场。那是1979年的夏天,王蒙只穿着背心、短裤,汗流浃背地埋头写作。他那个房间很小,大概八九平方米,一床一桌一椅,别无他物。房间对面是盥洗室,那里响着哗哗的水声,时有洗涤的肥皂气味传进室内。窗外是招待所的电视室,每晚大家都来看电视,故异常喧闹。还有不时打来的向王蒙约稿的电话。他就在如此吵闹嘈杂的环境里,旁若无人地爬格子。我佩服他的拼搏精神。他在那间小屋里写出了《布礼》《友人与烟》《悠悠寸草心》《夜的眼》《蝴蝶》等作品。当时我想,“复出”后的王蒙,可以评上写作劳动模范。因为初次见面,互相不熟悉,没有细谈。我只是请他为新创办的《十月》写稿。他答应了,后来,果然把许多佳作投给《十月》。同时他还向我推荐了陆天明。他说在新疆农七师锻炼的陆天明有写作才能,可向他约稿。他向我介绍陆天明时殷切的神态,至今历历在目。
从那次见面以后,他搬到了前三门新居,我给他送过刊物和稿费。因稿件事接触多了,谈心聊天,渐渐熟悉起来。
差不多同时,从维熙、邓友梅、刘绍棠的“右派”问题都得到了改正,纷纷从山西、辽宁、北京郊区通县回到北京。于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出现了新时期文学的“井喷”阶段,出现了我们誉之为四只美丽“小天鹅”(王蒙、从维熙、邓友梅、刘绍棠)在首都文坛上展翅翔舞的身影。领舞者王蒙的《蝴蝶》《相见时难》、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邓友梅的《我们的军长》《追赶队伍的女兵们》、刘绍棠的《蒲柳人家》等,都得了全国中篇小说奖,有的还被改编成剧本,拍成电影在全国公演。那真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岁月。
四
1981年夏末,胡乔木写了一首诗给王蒙:“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庆君自由日,逢此艳阳天。走笔生奇气,溯流得古源。甘辛飞七彩,歌哭跳繁弦……”乔木此诗概括精准。据我看来,指导王蒙的创作思想大致是:1957年前,革命加青春;1977年后,八千里行程,三十年风云。1981年12月,我编王蒙的中篇小说《相见时难》。编完我写过这样的审读意见:《相见时难》讴歌爱国主义的乡土之恋、“归根”之情,赞美了忠于祖国和人民的共产党员的坚贞品德,也贬斥了那种没有国格和人格、媚外崇洋的丑态。王蒙在这部中篇小说里融会了小说写作的多种手法。人称和叙述角度的转换、意识的流动起伏、时空的交叉错叠、人物视觉和听觉的通感,真切地描绘了时间跨度长达三分之一世纪、空间横跨东西两个半球的当代生活。行文生动,心理真切,句式特殊,老练自如。这部作品体现出王蒙写作技巧日臻丰富、多样。小说发表之后,影响很大,程德培、曾镇南、何西来等评论家纷纷撰文表示关注和肯定。不久,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印数可观的单行本。1982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我到王蒙家送刊物时,谈到文学作品中的爱情,他说:爱情描写要有正常的伦理。家庭是社会最基本、最稳定的细胞。耀邦同志希望:家家和睦,户户相爱。今年上半年主要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那晚离开王蒙家时,我感觉他接触广泛,消息灵通,这有利于思想的成熟和思路的深刻。
五
1983年,王蒙调入中国作协,49岁荣任《人民文学》主编。他的家便从前三门搬入虎坊桥中国作协宿舍楼,住房宽敞多了。1984年1月26日去王蒙新家。王蒙向我建议:《十月》要抓一下装帧、设计、版式、封面、封底。封面多请画家们画,稿费可多付一点,内文排得松一点,留空大一点。文章不要把尾巴甩到另页上。下转多少页,一般读者会感到麻烦。《当代》发的小说比你们差,但报告文学比你们好。他们对刊物的封面、装帧、插图、目录,都比较经心。写小说要重视细节,办刊物也要关心细节。细节决定成败、好坏。你们要学习人家的长处,改进自己的工作。王蒙拿出1984年第一期《人民文学》和1984年第一期《十月》一比,我才吃惊地发现,就封面来说,我们的刊物比《人民文学》差多了。
1984年7月1日晚,我去王蒙家,拿他给我第一本散文集《废墟上的春天》写的序。他在序中说:“对于我们大多数作者,他是一位和善而又顽强的编辑。他用他的学问、热心和蔫蔫的坚持性征服了作者,使你一见到他就觉得还欠着《十月》的文债。他不吵闹,不神吹冒泡,也不是万事通、见面熟式的活动家,但他自有他的无坚不摧的活动能力……但更使我动情的,是张守仁直抒胸臆的那篇《离别的时刻》。从那里,从一件‘小事’上,我们不能不想到我们许多可爱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他们的艰辛、正直、安贫乐道、善良,有时又是那么软弱可欺;而正是在这软弱的小草、芦苇似的外表下面,他们有松的高洁、孔雀的绚丽。我是含着眼泪读他那篇《离别的时刻》的。”看了他序中对我编辑工作、写作的鼓励,我感到惭愧。因为实际上我并无学问,也没什么交际能力。我生性羞涩,怯于活动,惟勤奋、认真而已。
那年6月,王蒙率领中国电影代表团访问苏联,带着《青春万岁》的电影参加塔什干电影节活动,访问了塔什干、撒马尔汗、第比利斯、莫斯科等地。转游了一圈,感慨万千。他从苏联回来不久,对我说,在苏联的所见所闻使他十分伤感,是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美好梦想的破灭。那个他在青少年时代热爱过、向往过、无数次地歌唱过的伟大的苏联,一旦踏上它的土地,生活了二十二天之后,他感到迷惑和痛苦。那里,陌生人之间早晨相遇互不问好,服务员脸色冷漠,莫斯科的姑娘向往美元,想嫁给西方人。官员们板着严肃的面孔。正像西方人说的,那儿No Smile(没有微笑),No food(没有食品)。令人稍感欣慰的是,在那里,诗人比部长更受欢迎……
我听了他的访苏观感,便建议他写一篇访苏随笔,并希望他捎带谈谈之前访美的印象,再把中国的种种现实放进去,相互比较,把苏、美、中的印象写到一篇里去,读者一定会感兴趣。他答应给我写一篇长文。
六
王蒙终于给《十月》写了一篇《访苏心潮》。1984年9月24日下午,我把《访苏心潮》的校样送到王蒙住家虎坊桥作家公寓里。当时《诗刊》编辑部也在那儿。那篇稿子很长,两万多字。王蒙看校样时,我给他的邻居邵燕祥打了一个电话。燕祥我已两三年没有见到了,想趁机去聊聊天。我到燕祥家,聊到了徐惟诚,聊到了胡乔木儿子办的《丑小鸭》杂志,聊到了张贤亮发表在《十月》上的《绿化树》。聊了近两个小时,我回王蒙家,王蒙仍在埋头看校样。我想上厕所,厕所门关着,从里面有一束灯光泻到门厅地面上。我想里面肯定有人,便折返回屋。等了好久,不见有人从厕所里出来。我问王蒙夫人崔瑞芳,什么人在廁所里。瑞芳挨房间转了一圈,见上中学的女儿王伊欢在自己屋里温习功课。家里只有王蒙、我、瑞芳、小伊欢四人。说明家中无人上厕所。那为什么厕所门关着,里面还亮着灯呢?又等了好久,瑞芳便紧张了,认定有外人进了门厅,听到了房间里的人声,便慌忙躲进厕所里。这时我和王蒙也警惕起来,会不会小偷进了家?于是我和王蒙商量了一下,叫瑞芳、小伊欢躲藏起来,挪开门厅里的桌椅,腾出空间,我俩各自抄起了随身拿到的木棍、拖把,分站两边,准备和小偷搏斗。我和王蒙使劲拽开厕所门,让我们吃惊的是里面没有人,也没有开灯。咦,人呢?灯光呢?还是王蒙脑子灵,他望望窗户西开的厕所,醒悟似地说:“刚才我们看见的不是灯光,是晚霞的夕照。照进来的霞光透过厕所门的下沿泻到了门厅里,我们误会了。”哦,原来是一场虚惊。于是搬回桌椅,我上了厕所,回到书房,等待王蒙把校样看完,我好带回编辑部发往印刷厂。
幸运的是,那篇《访苏心潮》荣获中国作协第三届(1983—1984)优秀报告文学奖。
七
1985年3月28日,我去王蒙家送奖金、奖章、证书。他劝我们:不要因为某位作家把稿子给了其他编辑部就对他议论纷纷,弄得满城风雨。不要那么狭隘,急功近利,要宽厚些。对刘绍棠也应这样。他有缺点,向往权力。而且据我看来,向往权力者,必然使他创作走上绝路;或者逆定理,创作走上了绝路,必然向往权力。但他家已装了电话,不时跟他打打电话,向他约个小中篇。对人,总应该周到些、厚道些。以后要养成一种风气,作家们聚在一起,要少谈政策,多谈艺术。《红楼梦》之所以是《红楼梦》,常议不衰,就在于看了还觉得糊涂,不知道谁好谁坏,像大海,深着呢。我正在写一部长篇(即后来发表的《活动变人形》),给人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感觉。矛盾、冲突、纠葛完全纽结在一起,掰不开,读了使人压抑,使人发疯,头皮发麻。我写的旧社会,不是邓友梅的旧社会,也不是沈从文的旧社会。我一泻千里写下去,使人欲罢不能,不可遏制。
几天之后,我和王蒙又在南京见面。中国作家协会在南京举办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颁奖会。在陆文夫主持下,王蒙以中国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的身份在授奖会上致开幕词。他说:“当代读者欢迎的仍是拥抱着时代、和生活贴得近、能够说出读者心里话的作品,例如《绿化树》《北方的河》《在这片国土上》……中华民族是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民族。艺术需要想象力。最近有的文艺评论家提出要开拓思维空间。我想,文学创作也要开拓艺术空间。这次评奖,部队作家的作品,不论是数量和质量,都处在突出的、引人注目的地位,几个第一名,都是部队作家的作品,值得地方上的同志学习。这次评奖,中篇、报告文学比较丰盛,短篇缺少激动人心、耐人寻味、出类拔萃之作。有的作品有冗长感,短篇宜读,是否可以浓缩一下……” 我听了王蒙的开幕词,觉得他对文坛有居高临下之感。那次金陵之行,还受到江苏作家张弦的热情款待。他和他那位温婉、亲切、窈窕、静洁的夫人张玲邀请王蒙、谌容(《人到中年》作者)和我,到新街口新开张的一家西餐厅用餐。我们围坐一桌,融融乐乐,相谈甚欢。
八
从1986年初开始,社会上盛传王蒙要当文化部长。他感到紧张,当了部长,公务繁忙,还怎么写作呢?最后,经中央领导做工作,王蒙答应干三年,三年之后请中央物色更合适的人选。
1986年6月25日,王蒙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以后,十分忙碌。几天之后,就陪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南海会见并宴请世界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除部务会议、批阅文件,还经常率团出访。1987年10月9日晚,我去王蒙家聊天。那晚他送我三本书:《王蒙谈创作》《创作是一种燃烧》《王蒙中篇小说集》。他真算得上工作、创作两不误。不知怎么谈起的,我夸他阅读速度快,脑子好使,记忆力强。我说:“一个作家,没有好的记忆力,好的想像力,很难设想。汪曾祺曾对我说,写作就是写记忆。”这引起了他的谈兴。他说:“我曾当过一段时间老师。暑期里老师们聚在一起评卷子。我早已看完,许多老师还未看完,我只得低头闭眼耐心等待。到了文化部,有的副部长说文件太多,上班时间看不完,每天晚上要带回家中批阅。我却很快能把一大叠文件看完,且能抓住要点,写上批语,指出不当之处。时间就是生命。速读节省了时间,也就等于延长了生命。”
我想起他前几年写的关于许多青年作家优秀作品的札记、随想、杂感,要不是有极强记忆力的脑子,能这样“横扫千篇如卷席”吗?当晚回家读《王蒙谈创作》,感觉他思想活跃,随时接受来自生活的信息,不断观察、感受、发现、触发、联想、想象,故有写不完的素材,作品跳动着时代的脉搏,与时代共前进。信息就是财富。这在他身上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九
王蒙当了文化部长,从虎坊桥迁居到东四南小街46号小院。那个地方原来是夏衍的住处。房子又宽敞了些,但因它处在南小街和东四三条胡同的交叉口中,市声很闹。院墙外的烤羊肉串摊上,常有吆喝声和烧炭的乌烟飘进来。卖菜声和倒垃圾声也不绝于耳。但不管怎样,居住条件毕竟有了改善。我常去那个长着枣树的小院,脱鞋走进王蒙向南的书斋,或约稿,或送年历、请柬,或喝茶聊天。时有崔瑞芳陪坐一会儿,气氛温馨。
1994年10月17日,我受江西朋友李滇敏等人的委托,带着他们到南小街46号邀请王蒙夫妇去访问南昌。我们还在那书斋里合影留念。王蒙和崔瑞芳欣然应邀。同行的还有唐达成、陈丹晨等文友。我们抵达南昌后,参观了滕王阁、青云谱、江中制药厂,并去共青城拜谒了胡耀邦陵园。后赴庐山。我们住在178号楼。上庐山后次日,我们游览了“美庐”、含鄱口,后去庐山植物园。植物园里松柏青翠,红枫灿烂。参观温室里千奇百怪的植物时,王蒙说了一句极有智慧、极富阅历的话:“人應多和植物打交道。”站在历史风云激变的庐山上,只有王蒙这样机敏的人,才能脱口说出如此深刻、如此睿智的话语来。
当晚庐山管理局负责人宴请我们。席间有人问王蒙:“你出访了哪些国家?有什么感想?”王蒙历数访过的国家,北美有美国、加拿大,中美有墨西哥,欧洲有德国、法国、摩纳哥、英国、意大利、苏联、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亚洲有朝鲜、泰国、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约旦,非洲有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澳洲有澳大利亚……(笔者撰写此文时,统计了他下庐山后的二十多年,又先后访问了土耳其、希腊、新西兰、韩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挪威、瑞典、印度、西班牙、爱尔兰、瑞士、毛里求斯、南非、喀麦隆、突尼斯、梵蒂冈、菲律宾、尼泊尔、不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越南、立陶宛、爱沙尼亚、乌克兰、伊朗、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王蒙说:“地球很大,也很小。大国有大国的博大,小国有小国的小巧。彼此迥异,宜取长补短。我出访了那么多的国家,发现我们感觉重要的东西,许多国家觉得不重要;我们觉得不重要的东西,许多国家觉得很重要。赤橙黄绿青蓝紫,世界各国的色彩、习俗是如此的不同,因此我们要互相尊重,彼此宽容……”
王蒙在庐山顶上一席话,使我们大开眼界。
十
处在众目睽睽之下,潮头浪尖之上,名人极其难当。大树最早接触阳光,也最易招来风雨。近三十多年来,我听到不同的人关于王蒙的种种议论:有人对他作品中瀑布倾泻式的、缺乏节制的语言不以为然;有人对他论辩文章中情绪化的、粗俗的表达心怀反感;有人指责他的议论过于圆熟、圆滑,左说右说,面面俱到;更有人认定他长篇小说《青狐》中的主要人物,是影射自己,对号入座,于是与之隔绝、疏远。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1991年他不经意间写出的《坚硬的稀粥》,竟掀起了一场风波,受到某些人士断章取义的猛烈批判。但王蒙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有了新疆16年底层生活的锻炼,他已学会了与人为善,泰然处之,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1979年举家回京之后,他一直怀念新疆,一直怀念伊犁河畔、锦绣绿洲、参差屋舍、纯朴维吾尔人民对他温暖如春的相待。30多年间他重访新疆十多次,重回伊犁8次。他那篇描写重归劳动地点巴彦岱的《故乡行》,充满令人泪下的感恩之情。他说:“我又来到了这块土地上。这块我生活过、用汗水浇灌过六七年的土地上。这块在我孤独的时候给我以温暖、迷茫的时候给我以依靠、苦恼的时候给我以希望、急躁的时候给我以安慰并且给我以新的经验、新的乐趣、新的知识、新的更加朴素、更加健康的态度与观念的土地上……好好地回忆一下那青春的年华、沉重的考验、农民的情谊、父老的教诲、辛勤的汗水和养育着我的天山脚下伊犁河谷的土地吧!有生之日,一息尚存,我不能辜负你们,我不能背叛你们……”
十一
1952年春,王蒙所在的北京东城区委位于东四十一条39号,是个三进的大院子。当时全国正在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一些学生党员被调入区委搞运动,其中就有女二中当学生会主席的崔瑞芳。王蒙在与之频繁交往中爱上了她,和她一起参加夏令营,到东单大华电影院看电影,深夜步行送她回西单的家。恋爱了四年多,他们终于在1957年1月28日结为伉俪。王蒙被错划为“右派”后到北京郊区劳动。瑞芳不惧家人反对,不怕被人歧视,穿着整齐,带着点心,长途跋涉到门头沟去看望劳动中的丈夫。王蒙激动得泪流满面。 王蒙远去新疆,远去伊犁,远去巴彦岱大队劳动,崔瑞芳毅然取出户口始终跟随在他身边。瑞芳一直分担着王蒙的愁苦和艰辛,温暖着他那颗受难的心。
王蒙回北京复出后,我多次到他前三门、虎坊桥、南小街的家,都受到瑞芳热情接待。我和王蒙或谈稿,或闲聊,有时瑞芳陪坐,静静地给我们削苹果、去梨皮,然后将水果分递到我们手中。她少言寡语,只偶尔有一两句温和的插话。如果议论作协某些人事时,她总是默然离开。王蒙偶爾情绪激动起来,瑞芳总能委婉地使他归于平静。于是我想,如果王蒙身上有火,就会有瑞芳的水来中和、浇灭它。我在多年工作、生活中,很少遇到瑞芳那样高贵、那么贤惠的女性。我认为论心理素质,瑞芳比王蒙更坚韧、更稳定、更平和。王蒙曾把瑞芳西去新疆受苦的行动,比喻为俄罗斯十二月党人妻子从莫斯科东赴西伯利亚与丈夫会合的壮举。在我看来,这绝不是过誉。
2010年,一生默默操劳的崔瑞芳,体检时查出得了结肠癌。其时王蒙正在访美途中,提前回国,陪贤妻化疗、住院、看中医。2012年3月23日,瑞芳辞世,王蒙肝肠寸断,天塌地陷。我亦潸然泪下,痛惜良人仙逝。
唉,生老病死,这就是严酷的人生!
十二
自从王蒙1989年9月4日获准辞去文化部部长职务以后,他就有了充裕的时间写作,出访,研究学问了。2000年,他的长篇小说“季节系列”(《恋爱的季节》《失败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全部写成、出版。2006—2008年,他出版了自传三部曲《半生多事》《大块文章》《九命七羊》。2013年,《这边风景》出版,并荣获茅盾文学奖。在此期间,他评议《红楼》(受到著名红学家冯其庸的赞赏),评点义山(因卓有成就,1992年11月被选为李商隐研究会名誉会长),研究老子,解释庄子。政协常委,纵论创新;港台演说,载誉而归;频繁出访,为去领奖;名校讲课,掌声无穷;文思泉涌,勇攀高峰……
王蒙原籍河北省黄皮县龙堂村。1934年10月15日他生于北平沙滩红楼附近。他父亲王锦第当时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父亲同室好友何其芳,正迷醉于小仲马的《茶花女》。《茶花女》男主人公“阿芒”也被译作“阿蒙”,何其芳便给好友儿子取名为“王阿蒙”。王锦第去“阿”留“蒙”,乃有“王蒙”的现名,一直沿用至今。
写出经典著作《画梦录》的何其芳,绝难想到,他为之取名的那个王蒙,后来竟成为当代文学史上一个旗帜性的人物,何其芬芳,何其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