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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载远在4000年前，黄帝攻打炎帝时，就曾训练了一支“猛兽大军”，其中就有大熊猫，并大战于阪泉（今河北涿鹿县）。中国古籍中主要把大熊猫称为“貘”，两千多年前，汉朝初年成书的《尔雅》中，便有“貘体色黑驳，食竹”的记载。出生于蜀地的文学大家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列举了当时咸阳“上林苑”饲养的近40种珍奇异兽，大熊猫名列首位，汉武帝刘彻把大熊猫放养于纵横超过200里的上林苑，以成功猎杀它为荣。可见大熊猫在当时就已经被人们视为珍贵的名兽了。
毫无疑问，上林苑是世界上最早具有一定规模的野生动物园。1975年，在西安市灞橋区白鹿原上汉文帝母后汉薄太后南陵附近，狄寨公社张李大队（今西安市灞桥区狄寨社区鲍旗寨）修水库的时候，发现了南陵的从葬坑，有马、羊、狗以及一些动物的骨头，其中就首次发现了大熊猫头骨。这足以证明，司马相如所言上林苑的动物分布情况完全不虚。
熊猫在漫长的古代，人们难于见到，因而名称十分繁多。比如：貔（pi）貅（xiu），见于《诗经》、郭璞注《尔雅疏》、《尔雅翼》、《礼记》、《峨眉山志》、《洪雅县志》等;白狐，见于《尔雅》;执夷，见于孔注《书经》、陆玑（吴）注《毛诗》《尔雅》、郭璞注《尔雅疏》《尔雅翼》等;挚兽，见《礼记》;白罴（pi），见于陆玑《毛诗广要》;文罴，见《庄子》;皮裘，见于《峨眉山志》;角端，见于《洪雅县志》;干将（指雄兽之名），见于《辞源》与《尔雅翼》;貅（指雌兽之名），见于《辞源》《尔雅翼》;貘，见于《尔雅》《本草纲目》、白居易《貘屏赞》《东周列国志》《说文解字》《南中志》《旧唐书》《雷波县志》《酉阳直柰（nai）州总志》《竹山县志》《长阳县志》等;貊，见于《新论》《兽经》《广雅》《直隶澧州志林》《后汉书》《中山经》《蜀中广记》《酉阳杂俎》《广志》《巴东县志》（湖北秭归）等。
另外尚有玄貘，见于《王会篇》;白豹，见于陆玑《毛诗广要》《尔雅》;猛豹，见于《蜀中广记》;猛氏兽，见于《蜀中广记》;啮铁，见于《神异经》;食铁兽，见于《蜀中广记》、晋左思《蜀都赋》《北川县志》《酉阳直隶州总志》等等千奇百怪的名称，多达三十几个。
中国科学院动物学家郭郛分析历史材料后认定，貔就是雪豹;而角端就是羚牛，并不是大熊猫。
学者孙前等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古汉语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对于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所接触的各类实物，多是以单个字来称之……于野生动物则如虎豹豺狼熊罴象犀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名词一直沿用至今且内涵无改。同时，对于上述哺乳类动物中的绝大多数，如果不说是全部，又有古代的器物或极为形象逼真的绘画作为佐证……同时，古汉语又有一个由单字词逐渐向多字词演变和发展的过程。”
可见古语里的貘，就是大熊猫的古代芳名，并非如今动物分类学当中的貘属动物，坚持把古语里的貘视为貘属动物的人，显然置身于生硬的条理藩篱之中。
其实，古人并不看重大熊猫。最早的记载大熊猫的极可能是《山海经》：“猛豹似熊而小，毛浅，有光泽，能食蛇，食铜铁，豹或作虎。”按照郭郛在《中国古代动物学史》当中的观点，“猛豹”即貘豹，也就是现在的大熊猫。唐宋之后，文献所载的大熊猫基本就仅见于西南地区。古动物学者文榕生《中国古代野生动物地理分布》一书里，摘录历代方志记录的各地野生动物，其中大熊猫原产地就在川西，按说大熊猫最集中分布的嘉定府及雅州，在唐宋明各朝方志中连一个字都未提及熊猫。
清朝雍正七年（1729年）《四川通志·物产》卷三八直隶嘉定州下，并未提及大熊猫，而雅州条下只有麝香、鼯鼠的记载;乾隆四年（1739年）《雅州府志·物产》提及名山县有“熊”，但也没确切描述是大熊猫.《嘉庆重修一统志·嘉定府·土产》条之下，仍只有麝香而无大熊猫的点滴记载;咸丰十年（1860年）《邛售野类·方舆类·物产》当中，也没有大熊猫的片言只语。直至同治三年（1863年）编修的《嘉定府志·方舆志·物产》，才提到了神物“貔貅”，描述也很简短：“非猛兽也。”
6年之后的1869年4月1日，正是在这一地域，雅安宝兴县的邓池沟附近，法国传教士Armand David（旧称谭卫道，即阿尔芒·戴维德）发现了大熊猫。这种样貌奇异的动物被发现之后，其标本随后被运往法国，经鉴定，这是欧洲的自然历史博物学中从未记载的新物种，被定名为Ailuropoda melanoleuca（猫熊），自此渐渐为世人所知。
由于大熊猫被视为一种新物种，因此如何称呼它，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到了1943年，《汶川县志》的记载里才出现了甚为准确的描述大熊猫的特征：
白熊：亦称熊猫。腹胸背均白，头腿杂以黑色。胸部以金黄色者为贵，俗呼太极图，相传人寝其上，可以卜凶吉。为世界上著名之特产。
在法国传教士最初发现它的宝兴县，当地老百姓其实原本称它为“花熊”或“白熊”，“猫熊”本是一个外来的名称，而“熊猫”则据说是民国期间展出时，因有人将从右向左书写的“猫熊”二字反方向读所致，这其实是一个误传。有学者以为，英文熊猫的Panda一词，最初竟是尼泊尔语中对小熊猫的称呼，1901年首次被移用来指与之相似、同样有条纹状毛皮的大熊猫。不论是熊猫还是Panda，它在中英文中的叫法，都是“盲人摸象”。
其实，这是一个流传甚广的误传。
据考证，在1930年代由中国科学社编辑、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出版的《科学画报》上，就首次出现了“熊猫”一词。《科学画报》于1933年8月由中国科学社创办，是一份综合性的画报，向读者传播了大量的科学知识，对当时的科学技术的传播和普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也就是说，大熊猫这个称呼不是来自汉字书写的左右秩序的颠倒。从名称里，我们似乎看到了这一动物命名权背后的意识形态争夺。
大熊貓的发现之所以引起轰动，不是因为它有多可爱，而是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在19世纪晚期，欧洲的博物学家出于对“远东的想象”，渴望在陌生之地发现新奇物种，那都是轰动世界的事情。只是大熊猫由于格外珍稀，所引发的社会反响也自然更大。1965年前后，西欧国家的动物园购买一只西伯利亚虎、黑犀牛或大猩猩的价格，大致与一辆一般汽车相当（约10000法郎），一只黑猩猩则只值这一价格的1/3，而一只大熊猫的价值却达到了一辆豪华汽车的价格（75000法郎）。
根据谭楷先生的回忆，当年的华西协合大学内，有一所专为外籍教职人员子女开办的加拿大学校，学生们自称“CS孩子”。1937到1946年，先后有16只大熊猫陪伴这些学生读书、生活，最多的时候，有6只大熊猫同时生活在校园中。那时的华西坝，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大熊猫圈养区。
1938年3月，华西协合大学收到纽约动物协会的请求：“希望得到一只熊猫幼仔。”后来华西协合大学生物教授丁克生的夫人到灌县的大山中带回了一只活泼可爱的大熊猫幼仔，并饲养在华西坝，取名为“潘多拉”（Pandora）。“潘多拉”在这里生活了3个月。CS孩子们每天放学就会去草坪上和“潘多拉”玩耍……
在今天大熊猫已被视为国宝并代表着中国的形象。上世纪1950年代，中国政府首次将2只大熊猫作为国礼，在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前夕，送给了苏联政府。这不仅首开大熊猫外交先河，也让不少国家热爱中国的大熊猫。
熊猫文化的核心价值在于凸显“物竞天择、和谐共荣、友善包容”。2019年，是世界“科学发现”大熊猫150年，中法两国将联手举办大熊猫科学发现150周年纪念活动。成都与多所国际机构合作的大型保护项目“熊猫星球”等，也是举世瞩目的绿色环保举措。
毫无疑问，上林苑是世界上最早具有一定规模的野生动物园。1975年，在西安市灞橋区白鹿原上汉文帝母后汉薄太后南陵附近，狄寨公社张李大队（今西安市灞桥区狄寨社区鲍旗寨）修水库的时候，发现了南陵的从葬坑，有马、羊、狗以及一些动物的骨头，其中就首次发现了大熊猫头骨。这足以证明，司马相如所言上林苑的动物分布情况完全不虚。
熊猫在漫长的古代，人们难于见到，因而名称十分繁多。比如：貔（pi）貅（xiu），见于《诗经》、郭璞注《尔雅疏》、《尔雅翼》、《礼记》、《峨眉山志》、《洪雅县志》等;白狐，见于《尔雅》;执夷，见于孔注《书经》、陆玑（吴）注《毛诗》《尔雅》、郭璞注《尔雅疏》《尔雅翼》等;挚兽，见《礼记》;白罴（pi），见于陆玑《毛诗广要》;文罴，见《庄子》;皮裘，见于《峨眉山志》;角端，见于《洪雅县志》;干将（指雄兽之名），见于《辞源》与《尔雅翼》;貅（指雌兽之名），见于《辞源》《尔雅翼》;貘，见于《尔雅》《本草纲目》、白居易《貘屏赞》《东周列国志》《说文解字》《南中志》《旧唐书》《雷波县志》《酉阳直柰（nai）州总志》《竹山县志》《长阳县志》等;貊，见于《新论》《兽经》《广雅》《直隶澧州志林》《后汉书》《中山经》《蜀中广记》《酉阳杂俎》《广志》《巴东县志》（湖北秭归）等。
另外尚有玄貘，见于《王会篇》;白豹，见于陆玑《毛诗广要》《尔雅》;猛豹，见于《蜀中广记》;猛氏兽，见于《蜀中广记》;啮铁，见于《神异经》;食铁兽，见于《蜀中广记》、晋左思《蜀都赋》《北川县志》《酉阳直隶州总志》等等千奇百怪的名称，多达三十几个。
中国科学院动物学家郭郛分析历史材料后认定，貔就是雪豹;而角端就是羚牛，并不是大熊猫。
学者孙前等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古汉语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对于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所接触的各类实物，多是以单个字来称之……于野生动物则如虎豹豺狼熊罴象犀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名词一直沿用至今且内涵无改。同时，对于上述哺乳类动物中的绝大多数，如果不说是全部，又有古代的器物或极为形象逼真的绘画作为佐证……同时，古汉语又有一个由单字词逐渐向多字词演变和发展的过程。”
可见古语里的貘，就是大熊猫的古代芳名，并非如今动物分类学当中的貘属动物，坚持把古语里的貘视为貘属动物的人，显然置身于生硬的条理藩篱之中。
其实，古人并不看重大熊猫。最早的记载大熊猫的极可能是《山海经》：“猛豹似熊而小，毛浅，有光泽，能食蛇，食铜铁，豹或作虎。”按照郭郛在《中国古代动物学史》当中的观点，“猛豹”即貘豹，也就是现在的大熊猫。唐宋之后，文献所载的大熊猫基本就仅见于西南地区。古动物学者文榕生《中国古代野生动物地理分布》一书里，摘录历代方志记录的各地野生动物，其中大熊猫原产地就在川西，按说大熊猫最集中分布的嘉定府及雅州，在唐宋明各朝方志中连一个字都未提及熊猫。
清朝雍正七年（1729年）《四川通志·物产》卷三八直隶嘉定州下，并未提及大熊猫，而雅州条下只有麝香、鼯鼠的记载;乾隆四年（1739年）《雅州府志·物产》提及名山县有“熊”，但也没确切描述是大熊猫.《嘉庆重修一统志·嘉定府·土产》条之下，仍只有麝香而无大熊猫的点滴记载;咸丰十年（1860年）《邛售野类·方舆类·物产》当中，也没有大熊猫的片言只语。直至同治三年（1863年）编修的《嘉定府志·方舆志·物产》，才提到了神物“貔貅”，描述也很简短：“非猛兽也。”
6年之后的1869年4月1日，正是在这一地域，雅安宝兴县的邓池沟附近，法国传教士Armand David（旧称谭卫道，即阿尔芒·戴维德）发现了大熊猫。这种样貌奇异的动物被发现之后，其标本随后被运往法国，经鉴定，这是欧洲的自然历史博物学中从未记载的新物种，被定名为Ailuropoda melanoleuca（猫熊），自此渐渐为世人所知。
由于大熊猫被视为一种新物种，因此如何称呼它，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到了1943年，《汶川县志》的记载里才出现了甚为准确的描述大熊猫的特征：
白熊：亦称熊猫。腹胸背均白，头腿杂以黑色。胸部以金黄色者为贵，俗呼太极图，相传人寝其上，可以卜凶吉。为世界上著名之特产。
在法国传教士最初发现它的宝兴县，当地老百姓其实原本称它为“花熊”或“白熊”，“猫熊”本是一个外来的名称，而“熊猫”则据说是民国期间展出时，因有人将从右向左书写的“猫熊”二字反方向读所致，这其实是一个误传。有学者以为，英文熊猫的Panda一词，最初竟是尼泊尔语中对小熊猫的称呼，1901年首次被移用来指与之相似、同样有条纹状毛皮的大熊猫。不论是熊猫还是Panda，它在中英文中的叫法，都是“盲人摸象”。
其实，这是一个流传甚广的误传。
据考证，在1930年代由中国科学社编辑、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出版的《科学画报》上，就首次出现了“熊猫”一词。《科学画报》于1933年8月由中国科学社创办，是一份综合性的画报，向读者传播了大量的科学知识，对当时的科学技术的传播和普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也就是说，大熊猫这个称呼不是来自汉字书写的左右秩序的颠倒。从名称里，我们似乎看到了这一动物命名权背后的意识形态争夺。
大熊貓的发现之所以引起轰动，不是因为它有多可爱，而是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在19世纪晚期，欧洲的博物学家出于对“远东的想象”，渴望在陌生之地发现新奇物种，那都是轰动世界的事情。只是大熊猫由于格外珍稀，所引发的社会反响也自然更大。1965年前后，西欧国家的动物园购买一只西伯利亚虎、黑犀牛或大猩猩的价格，大致与一辆一般汽车相当（约10000法郎），一只黑猩猩则只值这一价格的1/3，而一只大熊猫的价值却达到了一辆豪华汽车的价格（75000法郎）。
根据谭楷先生的回忆，当年的华西协合大学内，有一所专为外籍教职人员子女开办的加拿大学校，学生们自称“CS孩子”。1937到1946年，先后有16只大熊猫陪伴这些学生读书、生活，最多的时候，有6只大熊猫同时生活在校园中。那时的华西坝，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大熊猫圈养区。
1938年3月，华西协合大学收到纽约动物协会的请求：“希望得到一只熊猫幼仔。”后来华西协合大学生物教授丁克生的夫人到灌县的大山中带回了一只活泼可爱的大熊猫幼仔，并饲养在华西坝，取名为“潘多拉”（Pandora）。“潘多拉”在这里生活了3个月。CS孩子们每天放学就会去草坪上和“潘多拉”玩耍……
在今天大熊猫已被视为国宝并代表着中国的形象。上世纪1950年代，中国政府首次将2只大熊猫作为国礼，在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前夕，送给了苏联政府。这不仅首开大熊猫外交先河，也让不少国家热爱中国的大熊猫。
熊猫文化的核心价值在于凸显“物竞天择、和谐共荣、友善包容”。2019年，是世界“科学发现”大熊猫150年，中法两国将联手举办大熊猫科学发现150周年纪念活动。成都与多所国际机构合作的大型保护项目“熊猫星球”等，也是举世瞩目的绿色环保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