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第一个想要推进这项事业的总统，但我一定要成为最后一个。”
　　2009年9月9日，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就医疗改革问题向国会进行演说，曾说过这么一句话。这些话泄露了隐藏在他的呼吁背后的秘密，以及他执政初年便遭受挫败的原因。
　　奥巴马推进医改的呼吁，从一开始就超越了日常政治。在通常意义上，政治就是党派政治，而要超越它便意味着要成为“无党派人士”或者，按智者们的说法，“后党派人士”。与已故的爱德华·肯尼迪不同，奥巴马显然有一个“后党派人士”的超然洒脱，而前者只是党派狂热分子的光辉典范。但是，超越政治并不仅仅是这种超然的心境，它更是一种特殊的处境或局面。奥巴马的抱负，或者说他的政治目标，就是将美国置于一种不再需要党派的局面下。到那时，党派修辞已经功德圆满，政治主张显得不合时宜，同情及对政治的狂热激情也不再必要，而后党派式的超然洒脱最终确立起正确性。
　　然而，后党派的超然并不仅仅是后现代相对主义之类的理论热潮的表现。从第一位民主党总统杰斐逊身上，我们就能看到奥巴马的抱负。杰斐逊不仅创立了民主党，他还是美国党派政府思想的先驱。在创建第一个公开设立的反联邦主义政党之后，他在其第一任就职演说中进一步宣称：“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也都是联邦主义者”——这里的“共和党人”指民主共和党，也就是之后的民主党。但鉴于政治无党派主义所继承的是进步理念的衣钵，我们最好用“进步”这个词来形容奥巴马。
　　每一个进步主义者都希望将其拥护的事业置于政治争论之外。就像在他的第一份国情咨文中所展现的一样，奥巴马一直想要让医疗事业超越政治，似乎如此一来他便能成为医疗改革事业上的最后一个总统。虽然在这个演说中，他也确实承认党派之间存在“哲学层面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总是让我们分道扬镳”，但他并没有表明这些差异到底是什么。他似乎假定这些差异只会在服务于党魁野心的过程中，影响“短期的政治运作”。在奥巴马看来，真正的共和党领袖在医疗改革的问题上，必定会要求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通力合作，而不执拗于自己的野心或哲学。他似乎想告诉世人，一旦能通过医改法案，医疗制度便只需要一群专家进行日常管理，调整其覆盖范围(也就是扩大)，并平衡其收支—因为法案的通过意味着原则的确立，到那时，享受医保成为一项不容政治争议的权利，即使面对反动派提出的替代方案，也岿然不动。
　　但这一原则到底是什么?奥巴马的一言一行都像是在暗示，他的医改方案不涉及原则性问题。然而，他的计划显然涉及一个问题，一个公众一眼就能看出的问题：政府应该接管医疗事业吗?或者说，医疗是否应该被留在私人领域。政府接管并不必然要求像加拿大或英国一样的单一支付方制度(其特点是由单一的医疗保障主管机构将医疗费用直接付给提供服务的医院和药品供应者，而患病民众或保险人与医院之间不发生直接的财务关系——译者注)；它不过是政府保障人人都能享受医疗的题中之义。这种一般性的保障不同于对私人参与的规定或特定要求，因为它将承担结果，做出许可，甚至决定需求的责任都赋予政府，由此，政府便能进行干预，以便让人人都能享受医疗。“人人都能享受医疗”这种说法至少制造了一些压力，促使政府努力让所有人都“平等地”享受“最优质的”医疗。这当然就是政府接管，即使政府没有操作层面上的事件接管，它也至少接受了接管原则——但很显然，这绝不意味着分散行政权在此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
　　政府是否接管医疗是一个要命的问题，但奥巴马一直企图对它进行模糊处理。他说，政府的大小不是一个问题，而关键在于它是否“有效”。这种说法是再明显不过的回避，因为无论大小，政府都会有效，但问题是哪一种政府更好。奥巴马承认他在修辞学方面还做得不够好，但这同时也是一种暗示，表明他自己只是在修辞上被打败了。事实上，真正把这个原则性议题提出来的人不是奥巴马，而是他的共和党反对者，因为奥巴马展望的目光早已超越了通过医改法案的过程，而是投向了-一个医改方案不再遭遇争议的时代。他把结果提前到了事件的开端和经过阶段，仿佛除了如何实现无党派政治这一终极目标之外，再无其他问题还值得讨论。举个例子来说，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险被描述为“公共选项”，就像消费者自愿购买的一件商品似的——公共医疗保险非但堪与私人医保匹敌，还同时为人们做出正确的选择提供了一个标准，因为它告诉大众什么才是真正价廉物美，人人可及的医保产品。与明确提出政府管制与私人主导的对抗这个关键问题不同，这种无党派式的策略性描述让政府管制表现为医疗保险市场上的一个新选项，而不是这个市场的监管者。
　　人们可以将这种策略理解为政府的理性行政或理性管理。由理性引导的政府会诉诸一些比理性稍低的动机去引导人民，如此一来，人民就会做出理性的抉择，尽管他们并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用诉诸理性的方式的确可以对政府主导医疗这一原则做出直截了当的辩护，但这种辩护太具有争议性，其论证过程也过于耗时费力。因而难以成功。所以，奥巴马没有选择大张旗鼓地支持他的原则，而选择对原则避而不谈，并尽可能地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对结果的关注上。对结果描述多半是“福利将比目前更实惠，也更有保障”之类的话，而无意从整体上说明由政府接管后的医疗会呈现怎样的面貌或带给人怎样的感觉。但这种结果的吸引力可能因为一种新的社群意识而被加强。这种社群意识就是福利，就是直接、单一支付方型政府管制的拥护者们所提倡的福利。不过，为了实现这个福利计划，奥巴马必须与政府管制的反对者们进行辩论。这些顽固派会说他们绝不相信，当医疗被置于官僚们的管治之下时，我们不会受罪——在他们心中，行政官僚就像一个孩子，总是喜欢把黏糊糊的双手伸向每一件东西。要对原则进行辩论风险太大，因为你唤醒的敌手可能会比你成功策反的人还要多。
　　奥巴马为他的白宫聘请了一位哈佛的法学教授，凯斯·桑斯坦。桑斯坦合著的新作对理性行政的思想进行阐释，并提出一些相关的技术。这本书被取名为《诱导》。它展示了如何通过诱导，让人们在不能被公开说服的情况下，仍然能做出理性选择。例如，食品的精心摆放能够引导在学校自主餐厅吃饭的学生放弃果汁软糖，转而选择葡萄柚。与此相比，奥巴马不过是换了个大一点的尺度罢了。他试图诱导美国人，让他们拥护他的医改方案一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理性的选择。
　　但至今为止，奥巴马都是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宪法所塑造的政体形式。比起共和制，理性行政更适合于君主制。托马斯·霍布斯在其政治理论中，对利用人类的激情实现理性治理的思想进行过经典的阐释，而他是君主制而非共和制的支持 者。托克维尔在其关于旧制度的著作中，对理性政治如何运转做过经典的描绘，而这本书所描绘的对象恰恰是法国君主制下的行政官员——尤其是卡迪纳尔斯·黎塞留和马萨林——如何使用理性进行统治，而无需对原则加以讨论。
　　奥巴马不是我们的国王。可他却厚着脸皮，利用我们的共和政体中代表君主的一支力量去设计他作为一个无党派君主的形象。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强势的总统，都对国会一直服服帖帖，估计是因为之前吃过亏。但他还是迷恋君主制下的氛围，并巧妙地运用君主的光环去超越党派之争。他告诉我们，他敬仰亚伯拉罕·林肯，但说到辩论，他的演说却与林肯完全不同。林肯曾用辩论去超越一时的激情。奥巴马却总是求助于“改变”和“希望”之类空洞无物的词汇来躲避辩论，而闭口不谈“是什么”或“为什么”等实质性问题。
　　然而，联邦宪法维持了分权的结构，这种结构使得对多数人的反对成为可能，也变得容易。眼下，在茶叶党的积极分子的推动下，共和党人不得不大声道出他们的原则，而他们的反抗也因此有了实质意义，否则这些反抗将只能被看作是对现状的辩护。因为大多数美国人事实上对他们现有的医疗条件表示满意，并很容易得出结论说“改革”会让他们得不偿失。民主党人发现自己正置身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他们否决诸如“凯迪拉克计划”(即对高额保单征税，它是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上周表示的控制医疗成本所必须的四个标准之一——译者注)这样的慷慨医疗保险计划，而这些计划恰恰是民主党的支持者工会所坚持。如果有人渴望得到比大政府计划提供的还要好的医疗条件，那么他一定是患了臆想症。向他们征税吧!这就是进步主义原则在行动上的生动表现，即使它羞于表达出来。
　　奥巴马是否会被迫为他的医改计划(以及他的整个执政思路，因为这二者都依赖相同的原则)背后的原则争辩，我们可以拭目以待。他很清楚，如果加以清晰地阐释，他的原则会有最好的结果。但他的政治是却没有政治的政治。这种非政治化的政治希望终结政治。它认为它的手段是进步的，而进步是不可逆转的。只有通过这些概念，我们才能看清，也才能理解“成为最后一个总统”这一愿望的狂妄之处。
　　在党派政治和竞技运动之间做一个类比，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党派政治。像我一样，一个哈佛的忠实粉丝一定渴望打败耶鲁，但也同时渴望被我们打败的是一个匹敌的对手。理论上，这是非常矛盾的欲望，因为有时候那个势均力敌的对手可能是赢家。但实际上，一个人也因此学会接受失败，变得成熟。有人可能会反驳说这个类比并不恰当，因为赢得一场竞选的重要性与赢得一场比赛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以下是我的回应：可能是吧，但是继续参与选举比赢得一次选举重要得多。除了思想的自由，没有任何自由能比政治自由还重要。而这意味着没有任何党派会是永恒的胜者，也意味着我们总是会回到某些永恒的问题，尽管它们每次都会以不同的面貌出现。我们总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进行原则性辩论，而“进步”绝不可能通过解决这些具体问题而废弃政治自由。那些试图将诸如医疗之类的重大问题排除在政治之外的人，不过是想把他们自己偏好的那种政治解决方案强加于，人罢了。
　　最近，詹姆斯·凯撒曾在杂志中撰文道，奥巴马从对人道的狂热信仰中获得了灵感。想要打着人道的旗号采取行动的企图，泄露了他对国内政治好斗特质的恼火。在国内的政治领域内，生命因为对党派和国家的忠诚而团结起来，也因此充满斗志与活力。渐渐地，进步政治的信徒们发现，想要消除国内政治差异，只能求助于一种能够消除国际政治差异的全球化浪潮。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多元文化主义——在今天，这是人道主义信仰在微观层面的代名词——既是一个国内政策，又是一个国际政策。
　　奥巴马的反对者们有时仅仅将他的无党派形象理解为一个看似愤世嫉俗的面具，仿佛奥巴马只是想通过它掩饰自己进步的党派理念。于是，他们有些掉以轻心地将这种无党派形象抛之脑后。但我同意詹姆斯·凯撒的观点，奥巴马试图超越政治的表示，恰恰是他的政治的本质。我们必须严肃对待这个问题。要严肃对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找到它的答案。我们必须回答，到底是人类身上的什么特质，使得一些人更热爱进步，而让另一些更热爱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