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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拉梅德曾多次访华，他在4月18日参加北大第四届金融创新论坛上则说“此次来京意义非凡”，潜台词自然是沪深300指数期货刚刚推出，而记者的问题也围绕此展开。
“最近股市大跌，是不是与股指期货的推出有关?”
“没有股指期货，现货市场会跌得更惨。如果你写错了字，不是铅笔的错，而是用铅笔的人的错。”
“你曾多次倡议中国应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你对政府官员都说了什么，他们听从你的建议了吗?”
“当然听了，否则股指期货不会推出来。至于说了什么，我不告诉你们。”
“股指期货已经推出了，你认为接下来还会推出哪些品种?”
“外汇期货和利率期货，前提是人民币要可自由兑换以及利率市场化。”
“你怎么评价高盛的欺诈丑闻?”
“高盛是什么?我不知道……”
幽默、机敏、亲切、从容——年逾古稀而又精力充沛的梅拉梅德展示出的大师风范，与其传奇的^生经历是分不开的。生命的精彩从逃亡开始每个人迟早会静下心来想想他或她生命艰难的时刻——有伤痛，有失败，有不公，我们都愿意相信随着生命的继续所有这些都将被遗忘。但你永远不能真正将这段个人历史遗忘，因为正是这段历史塑造了你，并在你的阅历中留下婆娑的印记。
利奥·梅拉梅德
利奥·梅拉梅德是犹太人，出生在波兰，在他八岁的时候，纳粹的魔爪向东延伸，童年时的逃亡之旅开始了。
在黑暗中，他搭上了驶出波兰别列斯多克的最后一辆列车。孩子都害怕黑夜，而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白天可能更可怕。梅拉梅德和其家人先是逃到了立陶宛，伴着战争阴云的移近，立陶宛脆弱的独立在1940年夏季轰然崩塌。他又重新踏上逃亡之旅。
当时日本驻立陶宛的总领事衫原千亩救了他一家人的命，这个日本人完全出自良知，违抗外交部指令，向6000名犹太难民发放了过境签证。梅拉梅德登上火车，穿越广袤寒冷的西伯利亚，来到前苏联东部港口海参崴。然后坐船横渡大洋，开往日本。在珍珠港事件还未爆发之前，又坐船来到美国。
梅拉梅德回忆这段逃亡经历时曾说：两年的逃亡为我们赢得了一生的时间，虽然直到25年后，当自己的生命和分秒必争的期货交易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才真疋懂得了效率和速度的意义。奥斯卡获奖影片《钢琴师》中犹太人的悲惨命运没有落到梅拉梅德的身上，但他也有一些亲戚和朋友未能逃脱这场劫难，紧随其后的纳粹屠刀为他童年这段逃亡历程的惊险程度做了最鲜明的注脚。
庆幸的是，从别列斯多克到芝加哥，漫长的旅程为梅拉梅德提供了远比在学校里更有意义的教育。在穿越西伯利亚的火车上，他学会了下棋，对数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在横跨太平洋的轮船上，他懂得了潮汐、洋流和国际日期变更线；在日本，他有了外汇黑市买卖的第一次体验。
这些或许只是对知识片段的获取，更重要的是，年纪轻轻的梅拉梅德便踏上逃亡之旅，使他能够应付生活的变化无常，生活在本质中蕴含着一种节奏和韵律，而他开始领悟到其中的表现方式。梅拉梅德在自传中写道：早年的生活经历让我知道如何冒险、如何在边缘生存、如何适应变化、如何了解别人、如何绕过障碍。我不再会被习惯参数捆住手脚，不管这些参数是在书面上还是头脑中，这让我拥有了从事金融交易最重要的素质——独立思考的能力。
自由市场的战士
市场从不会让人感到沉闷，而且，由于其本性，你从来就不能对一个市场想当然。至今，当我被问及对市场的看法时，我总是警告说我的意见只在之后三十秒内有效。
利奥·梅拉梅德
或许由于他是犹太人，或许是童年的逃亡经历让他更勇于冒险，利奥·梅拉梅德很早就具备了创业精神，并且对生意的经营之道十分着迷。
在小学的最后几年，他开始挨家挨户卖杂志。到了中学，他与伙伴们做起了鞭炮生意，直到有一天警察把他们抓住送回了家。终于，避孕套批发生意让年少的梅拉梅德赚了笔小钱，因为他知道中学里每个男孩的皮夹里都会放上一个。
梅拉梅德的大学生涯也是伴随着打零工度过——发送电话号码簿、当理货员和推销员、帮朋友摆热狗摊，让他记忆最深刻的是开出租车，因为他发现出租车司机真是一个良好的舆论晴雨表，不管是政治方面述是社会方面的问题，这个职业能接触到广泛的思想意见。
利奥·梅拉梅德在大学期间学的是法律，但却误打误撞地进入了期货行业。这缘于他的朋友为他提供的工作线索——在《芝加哥论坛报》上看到一家“律师事务所”的招聘启事，说是寻找一名“跑单员”，梅拉梅德本以为是往法院跑腿的法律事务员，实际上他来到了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的交易大厅。
对于当时的感觉，梅拉梅德是这样描述的：我正如隔着透明玻璃往里看的爱丽丝，用充满好奇和憧慑的目光观察着这个期货世界。这里有一群疯狂的人，他们叫喊着舞动双臂，讨价还价，跑单员们像兔子一样在场内飞奔，将买卖指令递交给交易池里的经纪商们。这是一个光影、声音和思想的独特空间，在那片场地上有一种生命的力量，既神奇又激动人心，我希望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从此，梅拉梅德与期货结下了不解之缘。
而在最初的时候，他仍然扮演着一个律师兼交易员的角色，但逐渐地意识到律师和交易员的矛盾。“我相信，知道我总是可以通过法律来维持生计的角色让我丧失了纪律性，而纪律是成功交易的基础”。
梅拉梅德做出了职业生涯最重大的决定，成为一名全职交易员，这时他已经从卑微的跑单员开始在交易所里度过了整整十年。这个决定让救过他命(带领家人逃离纳粹魔爪)的父亲气得目瞪口呆，因为他不明白儿子为什么会放弃专长，不去成为一名律师。父子俩在一年里者陂怎么说话，直到梅拉梅德入选芝加哥高业理事会、后来又成为主席后，父亲才确定儿子的决定并非心血来潮。
梅拉梅德的选择更多的是发自于内心对自由市场的喜爱，法律固然有趣，但让人感到沉闷。而市场每天都是一场挑战，每一天都是新的历险。谁也无法确知市场运动的方向，也无法担保能正确的预知未来，这种不确定陛的挑战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我爱自由市场的美。尽管我从没有接受过经济学训练，我直觉地和强烈地相信，在一个自由市场上，真实的价格会最终胜出”，梅拉梅德曾这样写到。他欣赏芝加哥大学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甚至偷偷溜到芝加哥大学听他演讲。弗里德曼关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要崩溃的论述启发了梅拉梅德，他推断期货市场也能交易货币，市场的自由力量可以给货币一个诚实的估价。后来他花了5000美元向弗里德曼约了一篇稿，分析外汇期货市场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这成了创立IMM的理论基础。
米尔顿·弗里德曼有一本经典的小册子《资本主义与自由》，梅拉梅德也在一本书《论市场》中收录了自己的39篇论文，从书的内容中可以感受到这两人都是自由市场的忠实信徒。梅拉梅德首先是一个期货市 场的交易者，然后才逐渐成为“金融期货之父”，这个演进过程有其内在的脉络联系。
梅拉梅德在成为CME的理事长后，对CME以往的不良风气进行了针对性治理，由于他懂交易，熟悉市场，所以他知道当初的交易所存在哪些弊端，知道哪些是应该革除的，哪些是应该坚持的。联想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刚成立时，罗斯福总统提名的第一任主席居然是市场上大名鼎鼎的股市投机者和操纵者，舆论惊呼这简直是派狐狸去守鸡窝。但事实证明，这名投机客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历任主席中最出色的，他就是老肯尼迪(其儿子后来也成为美国总统)。罗斯福之所以敢于用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对市场太熟悉了。
在梅拉梅德的领导下，芝加哥商业交易所从美国的一个二流农产品期货市场发展成为世界金融期货市场的领跑者。有人如此评价，梅拉梅德之对于金融创新，就好比托马斯·爱迪生之对于电的广泛使用。或许，梅拉梅德的传奇之处就在于：虽然位高权重、虽然获得无数赞誉，但他依然保持着市场一线从业者的心态。无论是交易所治理还是金融期货创新的成功，都与他对市场的熟悉是分不开的，当然也同其对风险世界的认知息息相关。
永远的风险追逐者
贬损性的评论，诽谤性的影射，煽动性的笑话，错误的指控，误导性的言论以及半真半假的陈述，彻头彻尾的谎言，这些描述代表着期货市场的命运和重负。有史以来就是这样，因此必将持续无疑，因为预测未来永远都是有风险的职业。
利奥·梅拉梅德
梅拉梅德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大投资家”，尽管他也一直从事期货交易，但他从未标榜过自己的投资业绩，也没有形成什么投资哲学。而从广义上看，他创造出金融期货市场，无数顶尖的人才在其中交易，让经济世界的运行更有效率。这样的创举，不能不说是人生更成功的投资。何况梅拉梅德对于风险的理解也是众多投资者无法望其项背的。
梅拉梅德应该属于风险偏好型，这从他年轻时喜欢飙车就能看出来。“开得快的那种感觉，是我生活经历的一种写照——总是有危险，总是要在正确的时间正确地转弯，并总有加速的必要。”
刚来到CME的时候，为了从一个“跑单员”变为交易所的会员而真正尝试交易，梅拉梅德从父亲那借了3000美元作为席位费，这在当时绝对不是小数目，相当于全家一半的积蓄。他也曾因两次交易鸡蛋而濒临破产，从中得到了沉重的教训：在发生错误时，一个好的交易员必须敢于承认错误，要时刻摒弃自满情绪。
创立金融期货是梅拉梅德一生中更大的赌注，国际货币市场(IMM)的推出充满危险，一旦失败，CME将蒙受巨大的损失。而外界舆论也让他倍感压力，《经济学家》杂志评论说IMM试图通过比其竞争对手更无耻来赚钱，居然把政府债券和猪腩、活牛、鸡蛋在一个大厅里买卖。《商业周刊》则指出新货币市场仅限于掷骰子者使用。
人类历史充满了新的思路、猜想和发明，它们是如此地富于革命精神且永垂青史，以致于提出这些变革的先驱们总会遭致守旧势力的强烈谴责和拒绝。米尔顿·弗里德曼将其定义为《现状的暴政》，而梅拉梅德就是敢于挑战这种“暴政”的人。他也经常告诫中国的决策层和投资者，股指期货推出之初一定充满风险，甚至会成为“替罪羊”，如果就此退却则会前功尽弃。
梅拉梅德对期货投资与风险有着深刻的理解：实际上，如果没有投机，期货合约无法发挥功能。一张期货合约是一个风险管理工具，就像一张保险单。期货不仅是价格发现的工具，也是规避风险的工具，但它并不是一个让我们承担风险的赌博工具。虽然投机交易是成功的衍生品市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并不构成建立衍生品市场的动机。 偏好风险不等于无谓的冒险，正如他在期货交易中逐步学会管理风险一样，在交易所的运行过程中，风险管皤去则也始终贯穿其中。“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流动性、中央清算制度，价格透明性都做得非常到位，每日两次的盯市结算制度，零负债结算体系，政府机构的监管也相当管用。”梅拉梅德坦言，也正是凭借着这样的秘诀，CME在长达110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违约事件，一直遵循着市价的结算责任与义务。
从梅拉梅德的人生经历可以看出，他始终在迎着风险前行。童年时为摆脱纳粹的屠刀而逃亡，就是在与生命赛跑。这样的记忆让他明白：人生无时不刻都会面临风险，彻底摆脱风险的方法就是死亡。既然如此，那倒不如在风险和挑战中不断激发自身潜力，以博取未来更大的收获。
《逃向期货》(Escape to the Futu res)是梅拉梅德写的一本自传，“逃”一字描述他的早期经历，而“期货”(Futures)则与“未来”一词相近。每个人都是很偶然的来到这个世界，其后的一生与风险相伴。总是躲避风险、渴望“安乐窝”，或许对于身处在这个风险社会的人是最大的危机，未来永远是不确定的，像梅拉梅德一样逃向风险，反倒能得到真正的安宁。
“最近股市大跌，是不是与股指期货的推出有关?”
“没有股指期货，现货市场会跌得更惨。如果你写错了字，不是铅笔的错，而是用铅笔的人的错。”
“你曾多次倡议中国应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你对政府官员都说了什么，他们听从你的建议了吗?”
“当然听了，否则股指期货不会推出来。至于说了什么，我不告诉你们。”
“股指期货已经推出了，你认为接下来还会推出哪些品种?”
“外汇期货和利率期货，前提是人民币要可自由兑换以及利率市场化。”
“你怎么评价高盛的欺诈丑闻?”
“高盛是什么?我不知道……”
幽默、机敏、亲切、从容——年逾古稀而又精力充沛的梅拉梅德展示出的大师风范，与其传奇的^生经历是分不开的。生命的精彩从逃亡开始每个人迟早会静下心来想想他或她生命艰难的时刻——有伤痛，有失败，有不公，我们都愿意相信随着生命的继续所有这些都将被遗忘。但你永远不能真正将这段个人历史遗忘，因为正是这段历史塑造了你，并在你的阅历中留下婆娑的印记。
利奥·梅拉梅德
利奥·梅拉梅德是犹太人，出生在波兰，在他八岁的时候，纳粹的魔爪向东延伸，童年时的逃亡之旅开始了。
在黑暗中，他搭上了驶出波兰别列斯多克的最后一辆列车。孩子都害怕黑夜，而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白天可能更可怕。梅拉梅德和其家人先是逃到了立陶宛，伴着战争阴云的移近，立陶宛脆弱的独立在1940年夏季轰然崩塌。他又重新踏上逃亡之旅。
当时日本驻立陶宛的总领事衫原千亩救了他一家人的命，这个日本人完全出自良知，违抗外交部指令，向6000名犹太难民发放了过境签证。梅拉梅德登上火车，穿越广袤寒冷的西伯利亚，来到前苏联东部港口海参崴。然后坐船横渡大洋，开往日本。在珍珠港事件还未爆发之前，又坐船来到美国。
梅拉梅德回忆这段逃亡经历时曾说：两年的逃亡为我们赢得了一生的时间，虽然直到25年后，当自己的生命和分秒必争的期货交易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才真疋懂得了效率和速度的意义。奥斯卡获奖影片《钢琴师》中犹太人的悲惨命运没有落到梅拉梅德的身上，但他也有一些亲戚和朋友未能逃脱这场劫难，紧随其后的纳粹屠刀为他童年这段逃亡历程的惊险程度做了最鲜明的注脚。
庆幸的是，从别列斯多克到芝加哥，漫长的旅程为梅拉梅德提供了远比在学校里更有意义的教育。在穿越西伯利亚的火车上，他学会了下棋，对数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在横跨太平洋的轮船上，他懂得了潮汐、洋流和国际日期变更线；在日本，他有了外汇黑市买卖的第一次体验。
这些或许只是对知识片段的获取，更重要的是，年纪轻轻的梅拉梅德便踏上逃亡之旅，使他能够应付生活的变化无常，生活在本质中蕴含着一种节奏和韵律，而他开始领悟到其中的表现方式。梅拉梅德在自传中写道：早年的生活经历让我知道如何冒险、如何在边缘生存、如何适应变化、如何了解别人、如何绕过障碍。我不再会被习惯参数捆住手脚，不管这些参数是在书面上还是头脑中，这让我拥有了从事金融交易最重要的素质——独立思考的能力。
自由市场的战士
市场从不会让人感到沉闷，而且，由于其本性，你从来就不能对一个市场想当然。至今，当我被问及对市场的看法时，我总是警告说我的意见只在之后三十秒内有效。
利奥·梅拉梅德
或许由于他是犹太人，或许是童年的逃亡经历让他更勇于冒险，利奥·梅拉梅德很早就具备了创业精神，并且对生意的经营之道十分着迷。
在小学的最后几年，他开始挨家挨户卖杂志。到了中学，他与伙伴们做起了鞭炮生意，直到有一天警察把他们抓住送回了家。终于，避孕套批发生意让年少的梅拉梅德赚了笔小钱，因为他知道中学里每个男孩的皮夹里都会放上一个。
梅拉梅德的大学生涯也是伴随着打零工度过——发送电话号码簿、当理货员和推销员、帮朋友摆热狗摊，让他记忆最深刻的是开出租车，因为他发现出租车司机真是一个良好的舆论晴雨表，不管是政治方面述是社会方面的问题，这个职业能接触到广泛的思想意见。
利奥·梅拉梅德在大学期间学的是法律，但却误打误撞地进入了期货行业。这缘于他的朋友为他提供的工作线索——在《芝加哥论坛报》上看到一家“律师事务所”的招聘启事，说是寻找一名“跑单员”，梅拉梅德本以为是往法院跑腿的法律事务员，实际上他来到了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的交易大厅。
对于当时的感觉，梅拉梅德是这样描述的：我正如隔着透明玻璃往里看的爱丽丝，用充满好奇和憧慑的目光观察着这个期货世界。这里有一群疯狂的人，他们叫喊着舞动双臂，讨价还价，跑单员们像兔子一样在场内飞奔，将买卖指令递交给交易池里的经纪商们。这是一个光影、声音和思想的独特空间，在那片场地上有一种生命的力量，既神奇又激动人心，我希望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从此，梅拉梅德与期货结下了不解之缘。
而在最初的时候，他仍然扮演着一个律师兼交易员的角色，但逐渐地意识到律师和交易员的矛盾。“我相信，知道我总是可以通过法律来维持生计的角色让我丧失了纪律性，而纪律是成功交易的基础”。
梅拉梅德做出了职业生涯最重大的决定，成为一名全职交易员，这时他已经从卑微的跑单员开始在交易所里度过了整整十年。这个决定让救过他命(带领家人逃离纳粹魔爪)的父亲气得目瞪口呆，因为他不明白儿子为什么会放弃专长，不去成为一名律师。父子俩在一年里者陂怎么说话，直到梅拉梅德入选芝加哥高业理事会、后来又成为主席后，父亲才确定儿子的决定并非心血来潮。
梅拉梅德的选择更多的是发自于内心对自由市场的喜爱，法律固然有趣，但让人感到沉闷。而市场每天都是一场挑战，每一天都是新的历险。谁也无法确知市场运动的方向，也无法担保能正确的预知未来，这种不确定陛的挑战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我爱自由市场的美。尽管我从没有接受过经济学训练，我直觉地和强烈地相信，在一个自由市场上，真实的价格会最终胜出”，梅拉梅德曾这样写到。他欣赏芝加哥大学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甚至偷偷溜到芝加哥大学听他演讲。弗里德曼关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要崩溃的论述启发了梅拉梅德，他推断期货市场也能交易货币，市场的自由力量可以给货币一个诚实的估价。后来他花了5000美元向弗里德曼约了一篇稿，分析外汇期货市场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这成了创立IMM的理论基础。
米尔顿·弗里德曼有一本经典的小册子《资本主义与自由》，梅拉梅德也在一本书《论市场》中收录了自己的39篇论文，从书的内容中可以感受到这两人都是自由市场的忠实信徒。梅拉梅德首先是一个期货市 场的交易者，然后才逐渐成为“金融期货之父”，这个演进过程有其内在的脉络联系。
梅拉梅德在成为CME的理事长后，对CME以往的不良风气进行了针对性治理，由于他懂交易，熟悉市场，所以他知道当初的交易所存在哪些弊端，知道哪些是应该革除的，哪些是应该坚持的。联想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刚成立时，罗斯福总统提名的第一任主席居然是市场上大名鼎鼎的股市投机者和操纵者，舆论惊呼这简直是派狐狸去守鸡窝。但事实证明，这名投机客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历任主席中最出色的，他就是老肯尼迪(其儿子后来也成为美国总统)。罗斯福之所以敢于用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对市场太熟悉了。
在梅拉梅德的领导下，芝加哥商业交易所从美国的一个二流农产品期货市场发展成为世界金融期货市场的领跑者。有人如此评价，梅拉梅德之对于金融创新，就好比托马斯·爱迪生之对于电的广泛使用。或许，梅拉梅德的传奇之处就在于：虽然位高权重、虽然获得无数赞誉，但他依然保持着市场一线从业者的心态。无论是交易所治理还是金融期货创新的成功，都与他对市场的熟悉是分不开的，当然也同其对风险世界的认知息息相关。
永远的风险追逐者
贬损性的评论，诽谤性的影射，煽动性的笑话，错误的指控，误导性的言论以及半真半假的陈述，彻头彻尾的谎言，这些描述代表着期货市场的命运和重负。有史以来就是这样，因此必将持续无疑，因为预测未来永远都是有风险的职业。
利奥·梅拉梅德
梅拉梅德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大投资家”，尽管他也一直从事期货交易，但他从未标榜过自己的投资业绩，也没有形成什么投资哲学。而从广义上看，他创造出金融期货市场，无数顶尖的人才在其中交易，让经济世界的运行更有效率。这样的创举，不能不说是人生更成功的投资。何况梅拉梅德对于风险的理解也是众多投资者无法望其项背的。
梅拉梅德应该属于风险偏好型，这从他年轻时喜欢飙车就能看出来。“开得快的那种感觉，是我生活经历的一种写照——总是有危险，总是要在正确的时间正确地转弯，并总有加速的必要。”
刚来到CME的时候，为了从一个“跑单员”变为交易所的会员而真正尝试交易，梅拉梅德从父亲那借了3000美元作为席位费，这在当时绝对不是小数目，相当于全家一半的积蓄。他也曾因两次交易鸡蛋而濒临破产，从中得到了沉重的教训：在发生错误时，一个好的交易员必须敢于承认错误，要时刻摒弃自满情绪。
创立金融期货是梅拉梅德一生中更大的赌注，国际货币市场(IMM)的推出充满危险，一旦失败，CME将蒙受巨大的损失。而外界舆论也让他倍感压力，《经济学家》杂志评论说IMM试图通过比其竞争对手更无耻来赚钱，居然把政府债券和猪腩、活牛、鸡蛋在一个大厅里买卖。《商业周刊》则指出新货币市场仅限于掷骰子者使用。
人类历史充满了新的思路、猜想和发明，它们是如此地富于革命精神且永垂青史，以致于提出这些变革的先驱们总会遭致守旧势力的强烈谴责和拒绝。米尔顿·弗里德曼将其定义为《现状的暴政》，而梅拉梅德就是敢于挑战这种“暴政”的人。他也经常告诫中国的决策层和投资者，股指期货推出之初一定充满风险，甚至会成为“替罪羊”，如果就此退却则会前功尽弃。
梅拉梅德对期货投资与风险有着深刻的理解：实际上，如果没有投机，期货合约无法发挥功能。一张期货合约是一个风险管理工具，就像一张保险单。期货不仅是价格发现的工具，也是规避风险的工具，但它并不是一个让我们承担风险的赌博工具。虽然投机交易是成功的衍生品市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并不构成建立衍生品市场的动机。 偏好风险不等于无谓的冒险，正如他在期货交易中逐步学会管理风险一样，在交易所的运行过程中，风险管皤去则也始终贯穿其中。“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流动性、中央清算制度，价格透明性都做得非常到位，每日两次的盯市结算制度，零负债结算体系，政府机构的监管也相当管用。”梅拉梅德坦言，也正是凭借着这样的秘诀，CME在长达110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违约事件，一直遵循着市价的结算责任与义务。
从梅拉梅德的人生经历可以看出，他始终在迎着风险前行。童年时为摆脱纳粹的屠刀而逃亡，就是在与生命赛跑。这样的记忆让他明白：人生无时不刻都会面临风险，彻底摆脱风险的方法就是死亡。既然如此，那倒不如在风险和挑战中不断激发自身潜力，以博取未来更大的收获。
《逃向期货》(Escape to the Futu res)是梅拉梅德写的一本自传，“逃”一字描述他的早期经历，而“期货”(Futures)则与“未来”一词相近。每个人都是很偶然的来到这个世界，其后的一生与风险相伴。总是躲避风险、渴望“安乐窝”，或许对于身处在这个风险社会的人是最大的危机，未来永远是不确定的，像梅拉梅德一样逃向风险，反倒能得到真正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