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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口红利逐渐衰竭，未来储蓄率将逐步降低，中国较长时期内依靠人口红利和高储蓄率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将出现变化。TFP的提高是未来中国在成本优势削弱的情况下新的经济增长源泉。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创新管理方式转变。在通过科技进步提高效率和优化经济结构的基础上，逐步扭转粗放型增长的局面，引导和推动增长方式向集约型方向的转型。
关键词：要素推动；创新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发展方式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12）18
中国的GDP增长从2010年一季度12%的顶点一路下滑，到2012年一季度的8.1%，这也许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以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管理粗放、低工资低保障为致命缺陷的纯粹追求GDP的发展之路走到尽头。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与改革已迫在眉睫，从要素推动走向创新推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必由之路。
1 经济增长的要素结构分析
1.1 理论模型
通常来说，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以下源泉：土地（或自然资源）、物质资本和劳动力。土地（或自然资源）是进行任何生产所必需的，劳动力是进行生产的载体。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有一句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物质资本是用于投入再生产的部分。但是，在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中，经济学家很早就发现，除了常规的生产要素投入增加导致经济总量（如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外，往往还有一部分增长不能由这种要素增加来解释。也就是说，除了资本和劳动对产出增加做出贡献外，还有一种未被发现的因素在起作用，这实际上是一系列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的综合表现，所以将其叫做“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TFP）。
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把全部生产要素归纳为三个：资本、劳动与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
1.1.1 劳动
劳动指劳动力的增加，可分为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和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有三个来源：人口的增加、人口中就业率的提高和劳动时间的增加。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则是文化技术水平和健康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数量的不足可以由质量的提高来弥补。研究表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的作用由数量推动逐步转向质量推动，在经济增长的开始阶段，人口增长率也高，这时劳动的增加主要依靠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而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人口增长率下降，劳动工时缩短，这时就要靠提高劳动力的质量来弥补劳动力数量的不足。
1.1.2 物质资本
从发展经济学看，资本形成一直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在本质上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不断的累积性的资本形成过程，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量研究表明，资本一直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最为关键的因素。
1.1.3 全要素生产率
生产率是指在经济活动中的产出与投入之比，反映一定时期特定技术系统投入产出的转换效率。由于研究的目的不同，有时只考虑单一投入要素，仅计算产出与单一要素投入的相对比率，被称为单要素生产率。如果同时考虑几种生产要素投入，由于要素可以互相替代，所以产出与全部投入之比，就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FP）。全要素生产率是以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占总成本的比重或要素产出弹性为权数，各项要素生产率进行加权平均，得到的一个综合指标。它的提高既反映要素投入效率的提高，又反映要素组合配置效率的提高，表现为综合生产率的增长，实质上是知识、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等因素作用于投入要素而引起要素品质效率和配置效率的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最早由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于1942年提出。20世纪50年代是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形成和大发展的年代；60年代，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从理论转向了实际应用；70年代，西方经济理论界对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不断“组织化”，政府对这一研究日益重视，并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世界银行在其编撰的有关研究报告中，用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各成员国有关经济活动的效率。由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表现为技术进步，因此学术界常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作为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代名词。
1.2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要素结构分析
结论：
第一，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的投入强力推动。从增长速度来看，无论是在总时间段还是在3个子时间段内，资本投入的增长速度都是最快的。1979～2007年，资本投入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0.75%，高于GDP的增速。就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而言，在总时间段和在3个子时间段内，资本也是最大的，年均贡献率达到53.5%，高于附加人力资本的劳动与TFP的贡献率之和。从3个子时间段的发展趋势看，资本投入的增长速度持续上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大幅增加，每两个子时间段之间的贡献率增幅都在10个百分点以上。
第二，人力资本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减弱。1979～2007年，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是12.2%。它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在改革开放最初的11年特别明显（年均达到了22.87%），在这一子时间段内，人力资本的增长率和贡献率都远高于TFP。但在之后的时间段，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率和贡献率大幅降低。1990年之后，其贡献率被TFP远远地超越。2000年之后，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有5.28%。
第三，劳动力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1979～2007年，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是13.08%。在总时间段和3个子时间段内，劳动投入的增长率和贡献率都远远小于资本投入，这一方面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速发展阶段，高投资率是其所处发展阶段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处于资本稀缺而劳动力相对充足的状态，因此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对资本需求的迫切程度远远大于对劳动力的需求程度。1990年之后，劳动力的增长率和贡献率比前一时间段有大幅下降，而且一直稳定在较低的水平，这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对于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一直处于较低水平。 第四，TFP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但进入21世纪之后，TFP的增长率和贡献率出现明显的下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但在2000年之后呈明显的下降趋势。1979～2007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是9.6%。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其贡献率大幅增加了约8个白分点，但2000年之后，又下降了约7个白分点。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带来了科学的春天，而科学技术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有可能在数年之后，即进入20世纪90年代才突出地显现出来，这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需要时间的。科技转化成为生产力和经济效益也是需要时间的；进入2000年之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出现下降趋势，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在技术研发上投资不足，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投资的质量问题影响了科技进步的速度和效果。从时间段1990～1999年到时间段1979～2007年，中国的资本增长率提高了约4个百分点，达到了14.16%，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了约12个百分点达到了66%，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却降低了约7个百分点。资本投入的高速增加和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如资金流向不合理、产业结构的失调和资源配置结构不合理等，很有可能导致科学技术向经济效益转化效率的降低。
2 目前经济增长要素结构的阶段性特征
人口红利逐渐衰竭，未来储蓄率将逐步降低，中国较长时期内依靠人口红利和高储蓄率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将出现变化。TFP的提高是未来中国在成本优势削弱的情况下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2.1 从资本投入来看
近年来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已从20世纪90年代初占国民储蓄的53%下降到2005年的40%，而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65%下降到2005年的56%；而家庭总消费占GDP的比例却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45%下降到2006年的38%。相关研究表明，高国民储蓄率和我国的人口结构有很大的关系。一般来说，工作年龄段的人口占整个人口的比重越高，储蓄率就越高。如果社会进入老龄化时代，由于要动用储蓄的人多了，能够储蓄的人少了，那么全社会的国民储蓄率就会下降。而随着我国逐步满足老龄化社会，我国高储蓄的状况将不可能一直保持下去。此外，随着我国社会保障体制的健全和完善，用于养老、医疗和子女教育的预防性储蓄将下降，储蓄率也因此将会下降。因此，未来随着社保制度的完善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依赖高储蓄拉动经济增长不可持续。那么，中国今后经济高增长的关键，主要是提高TFP。
2.2 从劳动力要素投入来看
“十二五”期间劳动力的供给有两个显著
特征：
2.2.1 劳动力价格上升
2010年以来，农村外出劳动力在东部地区的就业比重快速下降，技术工人供不应求，熟练工人普遍难招。劳动力供需区域失衡，出现“民工荒”，直接导致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率先上升。以东部地区企业加薪和中西部地区政府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为标志，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信号”不断闪现。
与快速增长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企业利润相比，中国经济多年来处于廉价劳动力时代。2002年至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递增幅度为10.13%，但职工工资扣除物价因素后的年均增长为8.18%。长期看，劳动力成本上升才刚刚开始，未来还有很大空间。劳动力成本上升也反映了新一代劳动者的要求。随着“80后”“90后”人群和“新一代农民工”走上就业岗位，他们渴望得到比父辈们更高的工资水平和更好的福利待遇。
2.2.2 劳动力供给高峰将结束
按照联合国中方案人口预测，从2015年开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达到10亿人之后，绝对数量就从提高的趋势转而逐年减少。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快速下降则已经开始。今后20～30年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将逐渐减慢，不仅低于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北美发达国家。在这个趋势中，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的年龄构成也同时发生变化，即趋于老龄化。2005～2030年间，中国50～64岁的老年劳动人口将增加67.1%，而15～29岁的年轻劳动人口则减少18.8%。从这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看，人口转变的较早完成及其引起的人口结构变化，不仅意味着人口的日益老龄化，也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相对减少和绝对减少的相继发生，以及劳动年龄人口的老龄化，从而劳动力的短缺或迟或早终究会成为现实。
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最新预测，本世纪中叶之前的人口动态有三个转折点：（1）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从2006年开始进入稳定期，而从2010年起趋于下降；（2）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从2011年起即趋于稳定，2022年以后则大幅度减少；（3）总人口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为14.39亿人，随后绝对减少。这个预测表明，中国人口总量增长和结构的转折点，比大多数人所预期的要来得更早。相应地，人口转变形成人口年龄结构三个阶段的交替也较早来临，有利的人口结构将会提前发生变化。从人口结构变化趋势看，劳动力供给高峰即将结束。
2.3 从全要素生产率来看
2.3.1 存在通过提高TFP来促进经济发展的必要性
由于资本和劳动力增长的约束，存在通过提高TFP来促进经济发展的必要性：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先例表明，单纯依赖生产要素投入实现经济扩张，生产率没有实质性增长的国家，尽管在一定时期也可能实现高速增长，但是，最终都被证明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例如，前苏联曾经表现出比西方国家快得多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由于其增长是典型的靠增加投入而在外延上实现的，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微小，而且呈现日益降低的趋势，导致经济增长不能持续。
决定经济增长有两种效应：一是水平效应即短期效应，即指在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资本投入会产生一个短期的增长效应，只要增加资本投入，经济水平就会提高。一是速度效应即长期效应，即加快技术进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组织变革，就会产生一个长期的增长 效应。
从今后来看，提高中国劳动力的增长率已经不太可能，尽管未来劳动力供给的绝对数还加，但增长率并不会很高，低于1%。从资本增长率来看，中国国内的储蓄率在40%，也不大可能再进一步提高，因为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国家，也是高的国内投资率国家，在这方面已经是世界最高水平国家之一。那么，中国今后经济高增长的关键，主要是提高TFP。
2.3.2 具备通过提高TFP来促进经济发展的可能性
从发展现状来看，以技术创新为主要表现的TFP增长具有极大的空间，具备通过提高TFP来促进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我国经济三十年的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在不断下降，从1979到2007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是9.6%。从80年代到90年代，其贡献率大幅增加了约8个百分点，但2000年之后，又下降了约7个百分点。主要原因在于技术研发上投资的不足，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投资的质量问题影响了科技进步的速度和效果。从时间段1990～1999年到时间段2000～2007年，中国的资本增长率提高了约4个百分点，达到了14.16%，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了约12个百分点，达到了66%，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却降低了约7个百分点。资本投入的高速增加和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导致的一系列诸如资金的流向不合理、产业结构的失调和资源配置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很有可能会导致科学技术向经济效益转化效率的降低。
依据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9年《Ma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公布的最新R&D数据来看，中国R&D/GDP比例1999年以后才开始逐步上升，2007年达到1.44%，高于同期俄罗斯的1.12%、巴西的1.11%，但与美国、日本以及欧盟国家总体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美国、日本和德国的R&D费用分别是中国的7.6倍、3.1倍和1.7倍。2007年中国研发人员人均R&D经费比例更低，在可获得数据的38个国家（地区）中，仍只列第33位，约为德国和日本的1/6、英国的1/5、法国和韩国的1/4。而作为创新主体的大中型企业2007年的高技术产业R&D经费占R&D经费的比例只有25.8%，这一比例远低于英国、美国和法国的40%，韩国的53.8%，也低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30%以上的比例。因此，制定恰当的技术创新战略——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并重的战略，特别是加大高新技术研发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是否能够摆脱高技术产品的低附加值化的关键，也是深化专业化优势的关键。
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构成看，由于技术创新的不足，我国经济结构长期处于低层次的水平，三次产业的比重失调。2008年我国第一、二、三次产业的比重分别为11%、49%和40%，第二产业比重过高，而第三产业比重一直较低，我国服务业的比重一直没有超过第二产业。在技术创新较弱以及对经济贡献率不断降低的情况下，未来加大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可以有效改善我国的经济结构，促进结构升级。
3 经济增长要素结构调整的基本思路
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创新管理方式转变。在通过科技进步提高效率和优化经济结构的基础上，逐步扭转粗放型增长的局面，引导和推动增长方式向集约型方向的转型。
当前，在产能过剩、资源环境矛盾加剧和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大背景下，必须依靠提升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改变对低成本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的过度依赖。中国以后还想继续保持经济较高速度的发展，必须要从资本和劳动力生产要素之外的其他因素着手，通过提高TFP的增加值，来保证GDP的增长率。
同时，随着我国“低碳经济”的逐步推进，节能减排力度的不断加大，全国单位GDP能耗逐年降低。预计“十一五”提出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的目标应可望实现。与此同时，国家不断加大在信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等高技术的科技研发投入力度，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通过教育及多种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强政府、企业及市场的管理创新，这些都将促进“十二五”时期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总的来讲，一方面过度依赖投资、土地和能源发展的模式已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区域创新体系尚未完全形成，企业创新主体作用不明显，国有企业缺乏创新动力，民营企业创新扶持不够。目前经济发展的核心就是要转变发展方式，本质要求是“以创新带动转型，以转型促进发展”，努力推进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实现经济、社会、城市功能的全面转型。
作者简介：刘莉（1972-），女，湖南长沙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方向：科技哲学。
（责任编辑：王书柏）
关键词：要素推动；创新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发展方式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12）18
中国的GDP增长从2010年一季度12%的顶点一路下滑，到2012年一季度的8.1%，这也许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以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管理粗放、低工资低保障为致命缺陷的纯粹追求GDP的发展之路走到尽头。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与改革已迫在眉睫，从要素推动走向创新推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必由之路。
1 经济增长的要素结构分析
1.1 理论模型
通常来说，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以下源泉：土地（或自然资源）、物质资本和劳动力。土地（或自然资源）是进行任何生产所必需的，劳动力是进行生产的载体。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有一句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物质资本是用于投入再生产的部分。但是，在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中，经济学家很早就发现，除了常规的生产要素投入增加导致经济总量（如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外，往往还有一部分增长不能由这种要素增加来解释。也就是说，除了资本和劳动对产出增加做出贡献外，还有一种未被发现的因素在起作用，这实际上是一系列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的综合表现，所以将其叫做“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TFP）。
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把全部生产要素归纳为三个：资本、劳动与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
1.1.1 劳动
劳动指劳动力的增加，可分为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和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有三个来源：人口的增加、人口中就业率的提高和劳动时间的增加。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则是文化技术水平和健康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数量的不足可以由质量的提高来弥补。研究表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的作用由数量推动逐步转向质量推动，在经济增长的开始阶段，人口增长率也高，这时劳动的增加主要依靠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而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人口增长率下降，劳动工时缩短，这时就要靠提高劳动力的质量来弥补劳动力数量的不足。
1.1.2 物质资本
从发展经济学看，资本形成一直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在本质上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不断的累积性的资本形成过程，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量研究表明，资本一直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最为关键的因素。
1.1.3 全要素生产率
生产率是指在经济活动中的产出与投入之比，反映一定时期特定技术系统投入产出的转换效率。由于研究的目的不同，有时只考虑单一投入要素，仅计算产出与单一要素投入的相对比率，被称为单要素生产率。如果同时考虑几种生产要素投入，由于要素可以互相替代，所以产出与全部投入之比，就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FP）。全要素生产率是以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占总成本的比重或要素产出弹性为权数，各项要素生产率进行加权平均，得到的一个综合指标。它的提高既反映要素投入效率的提高，又反映要素组合配置效率的提高，表现为综合生产率的增长，实质上是知识、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等因素作用于投入要素而引起要素品质效率和配置效率的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最早由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于1942年提出。20世纪50年代是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形成和大发展的年代；60年代，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从理论转向了实际应用；70年代，西方经济理论界对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不断“组织化”，政府对这一研究日益重视，并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世界银行在其编撰的有关研究报告中，用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各成员国有关经济活动的效率。由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表现为技术进步，因此学术界常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作为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代名词。
1.2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要素结构分析
结论：
第一，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的投入强力推动。从增长速度来看，无论是在总时间段还是在3个子时间段内，资本投入的增长速度都是最快的。1979～2007年，资本投入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0.75%，高于GDP的增速。就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而言，在总时间段和在3个子时间段内，资本也是最大的，年均贡献率达到53.5%，高于附加人力资本的劳动与TFP的贡献率之和。从3个子时间段的发展趋势看，资本投入的增长速度持续上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大幅增加，每两个子时间段之间的贡献率增幅都在10个百分点以上。
第二，人力资本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减弱。1979～2007年，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是12.2%。它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在改革开放最初的11年特别明显（年均达到了22.87%），在这一子时间段内，人力资本的增长率和贡献率都远高于TFP。但在之后的时间段，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率和贡献率大幅降低。1990年之后，其贡献率被TFP远远地超越。2000年之后，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有5.28%。
第三，劳动力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1979～2007年，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是13.08%。在总时间段和3个子时间段内，劳动投入的增长率和贡献率都远远小于资本投入，这一方面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速发展阶段，高投资率是其所处发展阶段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处于资本稀缺而劳动力相对充足的状态，因此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对资本需求的迫切程度远远大于对劳动力的需求程度。1990年之后，劳动力的增长率和贡献率比前一时间段有大幅下降，而且一直稳定在较低的水平，这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对于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一直处于较低水平。 第四，TFP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但进入21世纪之后，TFP的增长率和贡献率出现明显的下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但在2000年之后呈明显的下降趋势。1979～2007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是9.6%。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其贡献率大幅增加了约8个白分点，但2000年之后，又下降了约7个白分点。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带来了科学的春天，而科学技术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有可能在数年之后，即进入20世纪90年代才突出地显现出来，这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需要时间的。科技转化成为生产力和经济效益也是需要时间的；进入2000年之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出现下降趋势，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在技术研发上投资不足，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投资的质量问题影响了科技进步的速度和效果。从时间段1990～1999年到时间段1979～2007年，中国的资本增长率提高了约4个百分点，达到了14.16%，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了约12个百分点达到了66%，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却降低了约7个百分点。资本投入的高速增加和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如资金流向不合理、产业结构的失调和资源配置结构不合理等，很有可能导致科学技术向经济效益转化效率的降低。
2 目前经济增长要素结构的阶段性特征
人口红利逐渐衰竭，未来储蓄率将逐步降低，中国较长时期内依靠人口红利和高储蓄率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将出现变化。TFP的提高是未来中国在成本优势削弱的情况下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2.1 从资本投入来看
近年来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已从20世纪90年代初占国民储蓄的53%下降到2005年的40%，而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65%下降到2005年的56%；而家庭总消费占GDP的比例却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45%下降到2006年的38%。相关研究表明，高国民储蓄率和我国的人口结构有很大的关系。一般来说，工作年龄段的人口占整个人口的比重越高，储蓄率就越高。如果社会进入老龄化时代，由于要动用储蓄的人多了，能够储蓄的人少了，那么全社会的国民储蓄率就会下降。而随着我国逐步满足老龄化社会，我国高储蓄的状况将不可能一直保持下去。此外，随着我国社会保障体制的健全和完善，用于养老、医疗和子女教育的预防性储蓄将下降，储蓄率也因此将会下降。因此，未来随着社保制度的完善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依赖高储蓄拉动经济增长不可持续。那么，中国今后经济高增长的关键，主要是提高TFP。
2.2 从劳动力要素投入来看
“十二五”期间劳动力的供给有两个显著
特征：
2.2.1 劳动力价格上升
2010年以来，农村外出劳动力在东部地区的就业比重快速下降，技术工人供不应求，熟练工人普遍难招。劳动力供需区域失衡，出现“民工荒”，直接导致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率先上升。以东部地区企业加薪和中西部地区政府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为标志，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信号”不断闪现。
与快速增长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企业利润相比，中国经济多年来处于廉价劳动力时代。2002年至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递增幅度为10.13%，但职工工资扣除物价因素后的年均增长为8.18%。长期看，劳动力成本上升才刚刚开始，未来还有很大空间。劳动力成本上升也反映了新一代劳动者的要求。随着“80后”“90后”人群和“新一代农民工”走上就业岗位，他们渴望得到比父辈们更高的工资水平和更好的福利待遇。
2.2.2 劳动力供给高峰将结束
按照联合国中方案人口预测，从2015年开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达到10亿人之后，绝对数量就从提高的趋势转而逐年减少。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快速下降则已经开始。今后20～30年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将逐渐减慢，不仅低于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北美发达国家。在这个趋势中，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的年龄构成也同时发生变化，即趋于老龄化。2005～2030年间，中国50～64岁的老年劳动人口将增加67.1%，而15～29岁的年轻劳动人口则减少18.8%。从这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看，人口转变的较早完成及其引起的人口结构变化，不仅意味着人口的日益老龄化，也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相对减少和绝对减少的相继发生，以及劳动年龄人口的老龄化，从而劳动力的短缺或迟或早终究会成为现实。
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最新预测，本世纪中叶之前的人口动态有三个转折点：（1）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从2006年开始进入稳定期，而从2010年起趋于下降；（2）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从2011年起即趋于稳定，2022年以后则大幅度减少；（3）总人口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为14.39亿人，随后绝对减少。这个预测表明，中国人口总量增长和结构的转折点，比大多数人所预期的要来得更早。相应地，人口转变形成人口年龄结构三个阶段的交替也较早来临，有利的人口结构将会提前发生变化。从人口结构变化趋势看，劳动力供给高峰即将结束。
2.3 从全要素生产率来看
2.3.1 存在通过提高TFP来促进经济发展的必要性
由于资本和劳动力增长的约束，存在通过提高TFP来促进经济发展的必要性：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先例表明，单纯依赖生产要素投入实现经济扩张，生产率没有实质性增长的国家，尽管在一定时期也可能实现高速增长，但是，最终都被证明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例如，前苏联曾经表现出比西方国家快得多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由于其增长是典型的靠增加投入而在外延上实现的，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微小，而且呈现日益降低的趋势，导致经济增长不能持续。
决定经济增长有两种效应：一是水平效应即短期效应，即指在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资本投入会产生一个短期的增长效应，只要增加资本投入，经济水平就会提高。一是速度效应即长期效应，即加快技术进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组织变革，就会产生一个长期的增长 效应。
从今后来看，提高中国劳动力的增长率已经不太可能，尽管未来劳动力供给的绝对数还加，但增长率并不会很高，低于1%。从资本增长率来看，中国国内的储蓄率在40%，也不大可能再进一步提高，因为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国家，也是高的国内投资率国家，在这方面已经是世界最高水平国家之一。那么，中国今后经济高增长的关键，主要是提高TFP。
2.3.2 具备通过提高TFP来促进经济发展的可能性
从发展现状来看，以技术创新为主要表现的TFP增长具有极大的空间，具备通过提高TFP来促进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我国经济三十年的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在不断下降，从1979到2007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是9.6%。从80年代到90年代，其贡献率大幅增加了约8个百分点，但2000年之后，又下降了约7个百分点。主要原因在于技术研发上投资的不足，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投资的质量问题影响了科技进步的速度和效果。从时间段1990～1999年到时间段2000～2007年，中国的资本增长率提高了约4个百分点，达到了14.16%，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了约12个百分点，达到了66%，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却降低了约7个百分点。资本投入的高速增加和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导致的一系列诸如资金的流向不合理、产业结构的失调和资源配置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很有可能会导致科学技术向经济效益转化效率的降低。
依据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9年《Ma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公布的最新R&D数据来看，中国R&D/GDP比例1999年以后才开始逐步上升，2007年达到1.44%，高于同期俄罗斯的1.12%、巴西的1.11%，但与美国、日本以及欧盟国家总体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美国、日本和德国的R&D费用分别是中国的7.6倍、3.1倍和1.7倍。2007年中国研发人员人均R&D经费比例更低，在可获得数据的38个国家（地区）中，仍只列第33位，约为德国和日本的1/6、英国的1/5、法国和韩国的1/4。而作为创新主体的大中型企业2007年的高技术产业R&D经费占R&D经费的比例只有25.8%，这一比例远低于英国、美国和法国的40%，韩国的53.8%，也低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30%以上的比例。因此，制定恰当的技术创新战略——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并重的战略，特别是加大高新技术研发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是否能够摆脱高技术产品的低附加值化的关键，也是深化专业化优势的关键。
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构成看，由于技术创新的不足，我国经济结构长期处于低层次的水平，三次产业的比重失调。2008年我国第一、二、三次产业的比重分别为11%、49%和40%，第二产业比重过高，而第三产业比重一直较低，我国服务业的比重一直没有超过第二产业。在技术创新较弱以及对经济贡献率不断降低的情况下，未来加大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可以有效改善我国的经济结构，促进结构升级。
3 经济增长要素结构调整的基本思路
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创新管理方式转变。在通过科技进步提高效率和优化经济结构的基础上，逐步扭转粗放型增长的局面，引导和推动增长方式向集约型方向的转型。
当前，在产能过剩、资源环境矛盾加剧和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大背景下，必须依靠提升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改变对低成本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的过度依赖。中国以后还想继续保持经济较高速度的发展，必须要从资本和劳动力生产要素之外的其他因素着手，通过提高TFP的增加值，来保证GDP的增长率。
同时，随着我国“低碳经济”的逐步推进，节能减排力度的不断加大，全国单位GDP能耗逐年降低。预计“十一五”提出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的目标应可望实现。与此同时，国家不断加大在信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等高技术的科技研发投入力度，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通过教育及多种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强政府、企业及市场的管理创新，这些都将促进“十二五”时期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总的来讲，一方面过度依赖投资、土地和能源发展的模式已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区域创新体系尚未完全形成，企业创新主体作用不明显，国有企业缺乏创新动力，民营企业创新扶持不够。目前经济发展的核心就是要转变发展方式，本质要求是“以创新带动转型，以转型促进发展”，努力推进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实现经济、社会、城市功能的全面转型。
作者简介：刘莉（1972-），女，湖南长沙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方向：科技哲学。
（责任编辑：王书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