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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方舟”有14个成年人，包括4个精神病人，两对夫妻；10个孩子，其中两个是孤儿。他们没有血缘关系，却以家人相称，300亩山地就是家园，他们一起生活、劳作。农场开辟了菜园解决蔬菜来源，其他生活必需品譬如米、面、牙膏、卫生纸等都由“公基金”支付。在家庭事务的决定上，采用一人一票的投票制，虽然农场主梅红伟备受尊重，但他的意见仍可能被大多数票否决。每天吃过晚餐，大家还要聚在一起开“家会”，大到要不要买新的拖拉机，小到洗衣服的水龙头水流该拧到多细，大家都要讨论。在“绿色方舟”，劳动和思想交流，是每个人生活中不能缺席的要紧事。
夜不闭户是他们的生活
卸完从山下买的棉被、窗帘，又进行了电影分享会。直到晚上11点，周伟和女儿安稳才回到寝室。这是一栋平房，分成6间一样大小的寝室，她们住在最靠近田地的那间。要关灯了，安稳有点儿支支吾吾，追问好几回，她才从兜里摸出一个塑料袋塞到母亲手上，原来是一小块蛋糕。安稳15岁，在山下的中学读初三，周末才回来，她省了好久的饭钱，只为给母亲买块生日蛋糕，周伟笑着拿在手上。
周伟本来做服装生意，店开了两家，小有积蓄，却总觉得不开心，“一直追逐钱，追到手却永不满足，本意是为了好好生活却发现连孩子都顾不上了。”她也越来越发觉自己的婚姻是个错误，于是选择了离婚，独自带着7岁的女儿生活，渐渐她和梅红伟的妻子九玲走得越来越近。九玲总跟周伟说起他们在做的事：做一些小卡片，写上一些发人深省的话，周末带着吉他到人流密集的地方卖唱，拿这些钱去帮助城市里的边缘人，带街边流浪汉洗澡吃饭，或者帮他们找工作。周伟的想法，从最初的“我自己活得也很辛苦，怎么帮助别人？”慢慢变成“九玲的收入未必有我高，但为什么她却可以做这些事？”她被九玲说的那些事迷住了，帮助别人，也许真的是更有意义的生活。
2007年，周伟带着女儿和梅红伟、九玲一起生活。梅红伟在老家承包了一块地，他把这300亩土地起名“绿色方舟”农场，把曾经的3间老房子修葺一番，开挖了小水库，在山梁种上山楂和核桃树……开始时有人来参观，慢慢有传言说这里治好了精神病人，于是一些精神病人和孤儿便被送到这里。
2011年，大家一起在老屋旁边盖起两栋崭新的平房，木地板大窗户加独立卫生间，装着同样厚实的蓝色防盗门，随时准备迎接新的人。但这道门他们从未锁过，哪怕是晚上睡觉。 夜不闭户是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
心灵的收留
24岁的明圣是个安静的男孩儿，在广州的时候认识了梅红伟，“别人都在追求物质，只有小伟哥有种从生命中流露出来的不一样的东西，他真诚地想帮助别人。”于是明圣加入“绿色方舟”，开公司、建农场都是主力，还把表弟带过来，3个月后表弟离开了，“他喜欢穿得比较酷，钱上自由一些。”但这些农场满足不了。
表弟去往郑州打工，明圣在2011年初也因为失恋静不下心来，选择回到城市，“用都市生活麻痹自己”，3个月后他又辞职，“发现还是无法把自己的生命放到那个系统中去。那是一个竞争的系统，不管在哪个阶层，都是有人爬上去有人跌下来，但你总要想到那些跌落的人，他们也要生活啊！”
也有都市生活的失落者来此避居，冯超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在农场已经住了3个月。曾经他们像许多农村家庭一样，冯超外出打工，妻子在家照顾孩子，但踏入都市，冯超发现他习惯的道义完全派不上用场，妻子也经常和他吵架，“快崩溃了，过不下去了。”“也许我就是那种脆弱的人，经不起什么打击。但那种空虚不是钱能解决的，我总在寻觅一种活下去的力量，一件让我感到踏实的事。”冯超说，起码“绿色方舟”使夫妻俩的关系好了许多。至于什么时候离开农场，他们还没有时间表。
农场里有6条狗，是朋友们从山下送上来的，理由如出一辙：你们不收留它肯定会被打死。朋友们都知道，这是个让活不下去的生命活下去的地方。
每个人都是正常人
当梅红伟的父亲在田里收小油菜时，宝良拿篮子往外帮他递送。
送菜的间隙，宝良站在水库边，看着那粼粼的波光，若有所思。他是家中独子，两代人竭尽全力给他宠爱，他长大后到外面打工，有人看不惯他骄纵的脾气，把他的脑子打出了问题。听说农场能治好精神病，家人就把他送了过来。来了第二天，他就和大家一起去修路，做些类似扶车的小活，他说，这里哪都好，就是干活不好。周伟接话：“劳动才有尊严，咱们家公鸡会叫人起床，凳子能叫人歇脚，你一个21岁的小伙子，一点儿活都不干，还比不上一张板凳一只公鸡？”梅红伟说，应对精神病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夸奖，因为宝良有了劳动之心，那之后连他搬张椅子给同伴都会收获掌声，宝良的笑容越来越多。
农场里每一个人都被看作正常人，包括孤儿林林，他14岁了，身高却像七八岁的孩子，据说因为母亲怀孕时吃了癫痫药，影响了大脑发育，后来父母去世，他跟着奶奶捡垃圾为生，刚到农场时他一句话都不会说，但每个人依然努力和他说话。有天九玲外出回来，林林牵着她的手说：“阿姨，你回来，我高兴！”这是他说过的最复杂清晰的句子，多数时间他自己跟自己玩，他总是伸展开双臂跑来跑去，把自己当成了一只飞翔的鸟，拥有比现实更广阔的自由。
走出去还是留下来
这里的每个人都不会觉得属于自己的时间太少，他们都觉得大家的事就是我想做的事，自己和大家的时间，不存在差别。梅红伟说，尤其对精神病人更不能有自己的时间，自己的时间长了他们又容易陷入那个别人不了解的世界。
只有安稳还有些犹豫，周日上午11点，她离开农场，去路口等校车把她接走。农场为那些从城市退出的人建立了一个安居之所，如他们所说，幸福可以是放下，是知足，是彼此关怀的大爱，但参差多态乃是幸福本源，幸福也可以是进入险境，满足好奇和欲望。
安稳说她没想过考哪家高中更没有想过考哪所大学，今后是留在农场还是去往城市也不在她当下的思考之列，但无论在哪里，拥有一颗善良、强大的内心才是立足之本。（摘自《嘉人》）
夜不闭户是他们的生活
卸完从山下买的棉被、窗帘，又进行了电影分享会。直到晚上11点，周伟和女儿安稳才回到寝室。这是一栋平房，分成6间一样大小的寝室，她们住在最靠近田地的那间。要关灯了，安稳有点儿支支吾吾，追问好几回，她才从兜里摸出一个塑料袋塞到母亲手上，原来是一小块蛋糕。安稳15岁，在山下的中学读初三，周末才回来，她省了好久的饭钱，只为给母亲买块生日蛋糕，周伟笑着拿在手上。
周伟本来做服装生意，店开了两家，小有积蓄，却总觉得不开心，“一直追逐钱，追到手却永不满足，本意是为了好好生活却发现连孩子都顾不上了。”她也越来越发觉自己的婚姻是个错误，于是选择了离婚，独自带着7岁的女儿生活，渐渐她和梅红伟的妻子九玲走得越来越近。九玲总跟周伟说起他们在做的事：做一些小卡片，写上一些发人深省的话，周末带着吉他到人流密集的地方卖唱，拿这些钱去帮助城市里的边缘人，带街边流浪汉洗澡吃饭，或者帮他们找工作。周伟的想法，从最初的“我自己活得也很辛苦，怎么帮助别人？”慢慢变成“九玲的收入未必有我高，但为什么她却可以做这些事？”她被九玲说的那些事迷住了，帮助别人，也许真的是更有意义的生活。
2007年，周伟带着女儿和梅红伟、九玲一起生活。梅红伟在老家承包了一块地，他把这300亩土地起名“绿色方舟”农场，把曾经的3间老房子修葺一番，开挖了小水库，在山梁种上山楂和核桃树……开始时有人来参观，慢慢有传言说这里治好了精神病人，于是一些精神病人和孤儿便被送到这里。
2011年，大家一起在老屋旁边盖起两栋崭新的平房，木地板大窗户加独立卫生间，装着同样厚实的蓝色防盗门，随时准备迎接新的人。但这道门他们从未锁过，哪怕是晚上睡觉。 夜不闭户是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
心灵的收留
24岁的明圣是个安静的男孩儿，在广州的时候认识了梅红伟，“别人都在追求物质，只有小伟哥有种从生命中流露出来的不一样的东西，他真诚地想帮助别人。”于是明圣加入“绿色方舟”，开公司、建农场都是主力，还把表弟带过来，3个月后表弟离开了，“他喜欢穿得比较酷，钱上自由一些。”但这些农场满足不了。
表弟去往郑州打工，明圣在2011年初也因为失恋静不下心来，选择回到城市，“用都市生活麻痹自己”，3个月后他又辞职，“发现还是无法把自己的生命放到那个系统中去。那是一个竞争的系统，不管在哪个阶层，都是有人爬上去有人跌下来，但你总要想到那些跌落的人，他们也要生活啊！”
也有都市生活的失落者来此避居，冯超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在农场已经住了3个月。曾经他们像许多农村家庭一样，冯超外出打工，妻子在家照顾孩子，但踏入都市，冯超发现他习惯的道义完全派不上用场，妻子也经常和他吵架，“快崩溃了，过不下去了。”“也许我就是那种脆弱的人，经不起什么打击。但那种空虚不是钱能解决的，我总在寻觅一种活下去的力量，一件让我感到踏实的事。”冯超说，起码“绿色方舟”使夫妻俩的关系好了许多。至于什么时候离开农场，他们还没有时间表。
农场里有6条狗，是朋友们从山下送上来的，理由如出一辙：你们不收留它肯定会被打死。朋友们都知道，这是个让活不下去的生命活下去的地方。
每个人都是正常人
当梅红伟的父亲在田里收小油菜时，宝良拿篮子往外帮他递送。
送菜的间隙，宝良站在水库边，看着那粼粼的波光，若有所思。他是家中独子，两代人竭尽全力给他宠爱，他长大后到外面打工，有人看不惯他骄纵的脾气，把他的脑子打出了问题。听说农场能治好精神病，家人就把他送了过来。来了第二天，他就和大家一起去修路，做些类似扶车的小活，他说，这里哪都好，就是干活不好。周伟接话：“劳动才有尊严，咱们家公鸡会叫人起床，凳子能叫人歇脚，你一个21岁的小伙子，一点儿活都不干，还比不上一张板凳一只公鸡？”梅红伟说，应对精神病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夸奖，因为宝良有了劳动之心，那之后连他搬张椅子给同伴都会收获掌声，宝良的笑容越来越多。
农场里每一个人都被看作正常人，包括孤儿林林，他14岁了，身高却像七八岁的孩子，据说因为母亲怀孕时吃了癫痫药，影响了大脑发育，后来父母去世，他跟着奶奶捡垃圾为生，刚到农场时他一句话都不会说，但每个人依然努力和他说话。有天九玲外出回来，林林牵着她的手说：“阿姨，你回来，我高兴！”这是他说过的最复杂清晰的句子，多数时间他自己跟自己玩，他总是伸展开双臂跑来跑去，把自己当成了一只飞翔的鸟，拥有比现实更广阔的自由。
走出去还是留下来
这里的每个人都不会觉得属于自己的时间太少，他们都觉得大家的事就是我想做的事，自己和大家的时间，不存在差别。梅红伟说，尤其对精神病人更不能有自己的时间，自己的时间长了他们又容易陷入那个别人不了解的世界。
只有安稳还有些犹豫，周日上午11点，她离开农场，去路口等校车把她接走。农场为那些从城市退出的人建立了一个安居之所，如他们所说，幸福可以是放下，是知足，是彼此关怀的大爱，但参差多态乃是幸福本源，幸福也可以是进入险境，满足好奇和欲望。
安稳说她没想过考哪家高中更没有想过考哪所大学，今后是留在农场还是去往城市也不在她当下的思考之列，但无论在哪里，拥有一颗善良、强大的内心才是立足之本。（摘自《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