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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变应万变:毛泽东签名分析与同文反复书写
毛泽东的书法食古而化,变化莫测,不但尚变而且善变,既有自然变,也有故作变,猎奇而能贯通,跳跃性很大,有时判若两人,有惊人的对比度。不仅有阶段性的渐变,更在一生中持续在变。
1949年9月29日,为《新华月报》创刊号题词:“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护公共财产为全体国民的公德”。其中有四个“爱”字,起笔方向一样,但轻重长短有别,自然生变,丝毫不刻意。
为1950年“五四”青年節题“前进!前进!进!”看似五个字,其实只有两个字,三个“进”字,两个“前”字,变化极难。毛泽东却能独具一格,应变能力过人。
毛泽东曾多次题写“实事求是”,不同时期有不同变化,共同点是,毛泽东一生拒绝平正之态。第二件横幅已经是自左而右的格式,第三幅中“实”是简化字,最精彩的是展现出毛泽东的书法时时体现一种“整体性”——“实”字宝盖头左点异常粗大,与“是”字捺画的出钩上翘正好保持平衡,一种动态平衡。
总体上来看,毛泽东的作品多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签名千变万化;二是相同内容的作品反复书写,每每有创造。
毛泽东的签名实际上是他个人书风演变过程中独特的个性化标志。分析毛泽东一生的书风变革,欣赏他在不同时期的签名无疑是最好的阐释,体现了一个书家的个性乃至无穷创造力。自年轻到年老,可以看出明显的分期变化,经历了从正到草、从小到大的变化,早期字形比较规矩,与正文大小仿佛,以后字形逐渐变大,超过正文,气势上也越来越雄放,笔画也变得粗重,愈到晚年,愈加放纵,字形比正文都大,却又十分协调,构成完美的整体。有时三个字一行,有时两行甚至三行,尤其是六十岁后的落款极为放纵,七十岁以后落款则顶天立地,许多签名中“泽”字拉长突出竖笔,显得特别有气势。将毛泽东不同时期的一些签名进行对比发现:一是横写,粗细有别,跌宕多姿,有些草法不规范,如“毛”字的笔顺,1937年和1938年的签名中的“泽”字只是一种“符号”,组合起来很见趣味。二是竖写。竖幅创作是最主要的,故而变化更为丰富,不可穷尽。1939年签名乃少见的枯笔,1939-1943年时的签名皆是前二字相连,1944-1947年“泽”字开始变大,不在一条竖线上。1950-1954年的签名中的“毛”字起笔开始拉长,相互之间有牵丝,行云流水,特别是1954年签名,占据三列空间。1957-1964年以后,“泽”字变化增多,或繁或简,或楷或草,雷霆万钧,气势逼人。1961年签名纵意所如,草法在历代书家中找不到类似处理,已经自成一家,形成 “毛体”。
毛泽东晚年常常重书早年诗词,包含了对几十年前战斗生活的回忆,随着自身思维情感的波动,情景交融,浑然一体。以《沁园春·雪》为例,这首词他平生一共写了八遍,收集在《毛泽东诗词手迹》一书中。此处选取其中的五种略作对比。他赠给柳亚子的作品特地加盖了两方印章,可见郑重之意。另一件横幅也有印章,但只有一方名印。即便是相近时期,毛泽东的创作极力体现出一时与一时之不同状态。即便同一首诗,多次书写中皆有不同变化,从来不重复自己,体现出强烈的创造精神。毛泽东的主导意识和变化意识,由此可见一斑。
将各个时期的代表作集中起来看,毛泽东的应变能力在近代书家中绝无仅有,无出其右。这当然可以溯源到他的军事思想、哲学思想和战略思想,彰显宏大的构想,时时可以突破常规,突破自身。除了自身对毛笔有独特的感悟能力之外,无疑与个人一生丰富而复杂的经历也息息相关。他在赤手空拳的情况下,领导江西和湖南稻田里的农民组成的弱小军队,夺取了地主阶级手中的统治权。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用文房四宝打败了真枪实弹的军阀,统一了中国。正因为如此,评价毛泽东的书法,总不免要和政治因素交织在一起,因为政治经验和军事经历等确实对于书法创作存在无法避免的影响,即使撇开这些外在因素,单纯就笔墨而言,毛泽东的功夫和灵气都有过人之处。当书法要素和个人素质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必定会有一些天才的创造。
四、天时地利人和:毛泽东书法风格形成要素分析
(一)独一无二的革命经历
毛泽东出生于湘潭韶山冲的农家。八岁进私塾,自此与毛笔结下不解之缘,至老不倦。在井冈山中央苏区和转战赣南时期,尽管战争环境恶劣,斗争艰苦困难,工作异常繁忙,但他起草文稿少不了毛笔。从江西到延安,转战南北,身边别无长物,毛泽东一直将临写过的晋唐小楷法帖带在身边。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部来到江西永新县,贺子珍经常帮助购置笔墨稿纸等物,并亲手用江西的蓝土布缝制了一只多用挎包,设计奇特而适用,毛泽东非常喜爱,自认为是“传家宝”,方便随身携带文房四宝,最终以笔墨纸砚夺得天下。对于毛泽东来说,战争间歇的“消遣”,离不开诗词和书法,诗词需要灵感,书法则是日常必须。诗文加上书法,从事军事武装斗争,指挥千军万马,可谓文韬武略,成就非常之笔:一是从书斋转换到马背写作,因为自身经历的特殊性,毛泽东不可能和传统文人一样,蜗居在书斋中,他在转战南北的过程中实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宗旨。二是个人文化审美乃是战争美学主导,早期书写处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条件极为艰苦,不可能完全依照程序对临,以读帖为主。毛泽东善于博采众长,学习范围很广。即使是在战争行军路上,遇到碑刻好字,也要驻足揣摩。毛泽东具备了独特的经历和胆识,在马背窑洞、山河大川、枪林弹雨的战争环境中形成挑战和反叛的性格,“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湘人不倒,华夏不倾”。他以革命为毕生宗旨,在长征中历经万水千山,磨砺出坚强的意志,充满了自信豪情以及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在毛泽东的书法作品中,始终贯穿了一种昂扬的生命激情,历经磨难而“阅尽人间春色”,看尽“正道沧桑”,经历改朝换代的历史变迁,笔下自然风云万象。
(二)地域文化
湖南多山,孕育了独特的山水文化。毛泽东的诗词有山水灵气,从年轻时的“浪遏飞舟”“会当水击三千里,自信人生二百年”到中年时期的“倒海翻江卷巨澜”“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再到晚年的“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贯穿了一生。毛泽东书法与湖南一地书家渊源甚深,如欧阳询、欧阳通父子,怀素、何绍基和萧礼容等。毛泽东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书法和诗词展现了楚人特有的浪漫情怀。毛泽东喜欢李白、李贺、李商隐“三李”的诗,个人诗词常常充满想象、夸张,喜欢引用神话传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凡此种种,皆承继楚骚美学而来。楚地山川河谷多姿多态、色彩瑰丽,有别于一望无际、单调浑厚的北方平原。《汉书》记述为:“信巫鬼,重淫祀”,在原始宗教的狂热中,放浪形骸、无拘无束、纵横想象、抒泄情感,沉浸在一种原始自由的境界。在艺术表现上,高度重视诉诸感官的艳丽、繁富、奇谲,在形式上铺张扬厉、惊采绝艳,体现出古拙、飞扬、神秘的浓烈气势。毛泽东的书风是极其丰富多变的,因为毛泽东一生充满英雄主义色彩,“上窥晴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 (三)个人才情
毛泽东将个人修养概括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肉体”。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特别是儒家美学重视人的“内修”“内圣”思想对毛泽东影响很大,主张“内圣”与“外王”相统一而更重视“内圣”。毛泽东的个人精神中最夺目之处,乃“与天奋斗”的豪情。无论处在何种环境,哪怕是逆境当中,毛泽东始终有火一样的热情,将个人理想付诸实践。始终如一的理想和非凡的人物意志,是其成功的关键所在。毛泽东具有雄才大略,书法自然不会仰他人鼻息,以模拟某一家为目标,灵活应变,不拘常调。纵观书法史,一类人是通过书法来追求人生境界,如王羲之、苏东坡、黄山谷;一类人将书法当作一种人生担当来对待,如颜真卿、柳公权。毛泽东则兼而有之。毛泽东一生对书法如此垂青,与郭沫若的实用、弘一法师的修行,可以看作三种截然不同类型。在他的一生当中,唯书法和诗词不离不弃,但书法的“产量”和时间无疑要大得多和长得多,“即使在访苏短暂而紧张的日子里,也未忘随身带几本《三希堂法帖》”。毛泽东自进入私塾始,一直到垂暮之年,甚至在临终前,都未曾离开过书本,学识宏富,文化自信超出常人,毛泽东将诗书完美结合起来,能将诗情、哲思、文学、历史融会贯通,进入崭新之境。当然,持之以恒的勤学苦练,也是毛泽东取得卓越成就的坚实基础。综合来看,书法成为毛泽东的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源于他有自觉的书法意识,最终展示了一种人生信念。
这当中需要补充一些来自影像资料的推想。
毛泽东的创作极为勤奋,从延安窑洞到西柏坡再到中南海,未尝一日离弃。有时会读帖,读书画,很专注,若有所悟。研究毛泽东的执笔法,不妨从很多常见的照片展示的珍贵瞬间入手,获取一些有用的信息:毛泽东书写时多为坐姿。作品尺幅较小,一般都是A4纸大小的普通信笺。毛笔多为小狼毫,砚台也很小。身居窑洞,条件简陋简单,仅毛笔数支,建国后环境稍好,然文房四宝多年依旧。书写以小字居多,但也会有大字,“中国美术馆”即为数不多的大字作品,每字就有A4纸大小。毛泽东的字可以放大,经得住,“人民英雄纪念碑”就是最典型的。执笔姿势乃最传统方法,不悬臂,悬腕亦较少。窑洞当中的那张正面照,执笔很高,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偶然。有一张捏铅笔修改草案的照片,执笔回环,符合蘇轼所言“但使虚而宽”的要求。站立的书写照片很特殊,说明可以悬腕悬臂,只是不常见而已。另外,有录影显示,毛泽东在蘸墨时,会不停地旋转笔杆,以食指和大拇指做捻管动作,这种习惯也必定保留在书写过程中。从毛泽东题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视频来看,似乎书写速度很快。需要说明,影像是一种“加速度”,看上去会显得比书写速度要快。但是,从毛泽东的思维习惯来看,经常写文章而且思维很快的人,书写速度确实很快。到底有多快?需要综合判断。
五、从规矩到自由:毛泽东书法总体评价
就在本文完稿之时,偶然在网上看到一篇《毛泽东书法真假辨析》的文章。文章谎话连篇,认为毛泽东的书法存在很多代笔之作,甚至就连《长征》诗也并非毛泽东所书。然而,要列出所谓的代笔人,则又不知所云。所谓“书如其人”,书即是人,高低立见,真伪无需辨别。毛泽东的气质是独一无二的,他的字没有人可以代笔。有几件特定的“代笔”之作,也是众所周知。
毛泽东的一生承载几个时代,错综斑斓的人生浓缩和折射了中国革命迂回崎岖的历程。这的确为观望他的各种角度提供了一定正当性,同时也提出了整体把握的高标准严要求。评价毛泽东的书法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政治背景,似乎无法撇开政治因素而单独谈论纯粹的书法。无论从哪个角度来探讨,都需要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扪心自问,毛泽东草书是真的好,还是在伟人的光环下变“好”了?毋庸讳言,其个人的政治生涯对于书法不可避免地产生重大影响。政治色彩确实影响了书法评价,他的政治、革命生涯中的独特经历,对书法有很大影响,这是评价的难度。从书法角度来看,也不可缺席。但归根结底,政治因素只是影响因素,不是绝对的评价因素和决定因素。因为只就政治的褒贬好恶而论,无法真正看到书法的本质。即便革命领袖和政治家的光芒,也无法遮蔽了他书法成就的本色。
前文有表,毛泽东在应别人要求题字时,非常认真,反复书写。对于书法有一种非常虔诚的态度。这不是装出来的。偶尔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到他的自评。美国人R·特里尔写《毛泽东传》中有几句评述:“他更是一个诗人和艺术家。他的诗词想象丰富、气魄宏大、寓意深刻;他的书法汪洋恣肆、任意挥洒、自成妙趣,将他列到中国最杰出的诗人和艺术家行列是毫不逊色的。”
综合来看:
(一)不涉篆隶
毛泽东一生中创作有小楷、行楷、行草、狂草等书体,没有篆隶书创作。毛泽东的中楷与小楷的涉猎多半集中在早年。草书是他的最高成就,不全是狂草,有一些小行草作品。有些虽然名为草书,却不相连属,且有一些作品没有草书的结构简省,大部分是行书结构。但毫无疑问,狂草最能体现他的个人的境界和体验。目前所能见毛泽东的书法作品,单纯魏碑面目的极少见。因为时代因素,毛泽东一定学过魏碑。魏碑是包含隶意的。
(二)诗书合璧
毛泽东一生没有系统评价过自己的字,只是笼统地认为个人的字“与诗相称,似乎适宜”。理解毛泽东的诗词,必须与书法结合起来。他的诗情与年龄存在极大关系。从少年时代的“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蛙儿敢作声?”体现出一种单纯的霸气,具有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到了建国之后,“遍地英雄下夕烟”,英雄史观发生了根本变化,人生的体验包含在其中,“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世事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毛泽东的自作诗和书法以及人生经历融为一体,独一无二。需要指出,通常说“书画同源”,但毛泽东对于绘画,并不热忱。现仅有早年两件作品存世。总的来看,毛泽东对于绘画的态度是相对疏远,因为从技法上来说,绘画带有一种繁琐重复的性质,不适合他这种时时想创造的性格。
(三)技法特征
毛泽东的行草书笔势迅疾多变、自由随意,结体雄伟瑰丽、欹侧险绝,章法浑然天成。很重要的一点,毛泽东并不拘泥于笔法的藏头护尾,多见直入直出,甚至侧锋用笔满篇皆是。最明显的,他虽然学怀素,但怀素以篆书笔法来作草,毛泽东则常以侧锋入纸。两人是湖南同乡,怀素属“狂僧”,啖肉嗜酒,酩酊大醉后狂书一气,以酒神的力量消解心中束缚,呈现出癫狂状态。毛泽东不胜酒力,然而作为革命领袖,多年戎马生涯,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话说回来,中锋用笔、藏头护尾等所谓传统要则,毛泽东当然是知道的,也许在他看来,即便是规则,也不必太拘泥。比如上一笔画的结束与下一笔画的入纸之间,总是有一个回锋动作,难免显得累赘,破坏行草书的气息,更无必要非得笔笔中锋、藏头护尾不可。只要记住一点,很多笔法是自然形成的,既有意在笔先,也有意在笔后,是当时的情境决定的,按照时下的话来说,就是“书写性”第一。 但不要忽视一点,毛的书法起笔看起来是无意的,其实是很精心的。特别是中晚期的签名中“毛”字落笔,可以说是千变万化。起笔变化决定了签名的多样化。仔细观察毛泽东的书法,基本上没有以平正面目出现的结字,这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尽管在中年时期,以向右倾斜为主,有些结体不合草法,有时因笔画伸得过长而形成一边倒习气。毛泽东的书法中结体和布局展示出很多意趣之美。章法多是天成,如《长征》诗中的“索”字添加,反而更完美。毛泽东的章法可推为第一。题词短则二三字,长则一段话,往往有出人意料的变化,有些题词是横向书写,而且是自左而右,不遵守习惯,反倒令人耳目一新。《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应该是抄录稿,整体上横写,左高右低,与坐姿有一定的关系。“努力奋斗”题词章法也是左高右低。“团结”题字字少很容易单调,毛泽东的签名成为有机整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埋头苦干”是在奖状上题字,纸质不同,所以写得凝重一些。整体上是平齐的两行,通过字形的大小错落来实现变化。“东风压倒西风”则是左低右高。毛泽东书法的可贵之处在于不为规律所限,时时可以打破创新。只有一行的竖式题词笔横写更难,最忌平正。毛泽东的“艰苦奋斗”体现出高超的变化能力。“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样的内容,一般情况下会处理成对联样式,毛泽东处理成一行,留白非常关键,深得“计白当黑”之妙。“诗言志”三字磊落跌宕,点画的穿插妙用,出手不凡,产生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变化。纵向两行很容易流于对称平衡的样式而变得平庸,所以“题词”对于一般书法家来说,难点在于避免惯性思路,但在毛泽东的手中,成为一种文化武器。有时打标点穿插其中,也是毛泽东书写时的一个独特习惯。
毛泽东一生留下来的墨迹数量众多,却没有常见书家所熟悉的对联、条屏、斗方或扇面等创作形式,大多是写在小幅普通纸张上。毛泽东一生的书法实践表明,艺术必须有一个熟能生巧、技进乎道的过程。“发展生产”题词,用笔尖而单薄,尚在探索过程中。手书柳中庸《征人怨》筆毫开叉,不计工拙。手书孟浩然《省试骐骥长鸣》中“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句和贾岛《忆江上吴处士》“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句,笔意苍老,不拘绳墨。这种形态在毛泽东平生作品中可以说绝无仅有,给人一种沧桑感,人书俱老,和他特定时期的硬笔稿是对应的。手书李白《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感觉纸张变了,用的是宣纸,适当地洇化,笔画变圆润了,最明显的是句号变成了一个黑点。这说明条件好了,但习惯上他还是将宣纸裁成信笺大小。手书杜甫《曲江二首》可以看出用的是宿墨,出现了水墨效果,无意于佳乃佳。从《七律·到韶山》局部来看,字形大小悬殊,对比度在十几倍,带有一种“现代构成”的意味,章法处理已经出神入化。毛泽东的书法,前期注重结体,而后是章法布局,最后是用笔得法,并非同时走向成熟。
毛泽东题词一般只有署名,没有书写日期和钤盖印章。毛泽东的印章多半为名家所刻,目前有据可查的有齐白石、邓散木、吴朴、陈巨来、钱君匋、谢梅奴、刘博琴和谈月色等人。毛泽东用的最多的是藏书印。目前发现最早的毛泽东印章是使用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9年2月13日,红四军开到赣南宁都县,当天下午,红四军政治部将一份由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联合签署的筹款公函,送交宁都招待处,毛泽东在签名下面郑重地盖上这方朱文“毛泽东印”。这正是那方毛泽东最早的印章。1959年10月,人民大会堂的巨幅山水国画创作完成了,毛泽东题写了“江山如此多娇”六个大字。听说毛泽东要亲笔题款,傅抱石就马上刻了“毛泽东印”,但毛主席最终认为“此处还是不拟破例为好”。毛泽东的书法作品基本上不用印章,一样神完气足。
(四)纯以“气”胜
毛泽东的书法创作,无论信手而书的书信、题词,还是带有创作深意的古诗文、自书诗,较少符合传统文人书法形制要求,笔法处理无拘无束,章法变幻多姿,签名落款自由任性,甚至对书法工具也从不讲究,几乎达到了不择纸笔的境地。目前所能看到毛泽东的很多作品,都是写在三十二开信笺上,纸张一般不太吸墨,缺少韵味,没有屋漏痕之感。在夺取全国政权前,毛泽东经历枪林弹雨,条件极为艰苦,不可能像如今的书法家一样舞文弄墨,用湖笔宣纸、佳砚良墨遣兴一遭。在条件极为艰苦的岁月里,有时甚至笔墨无处可寻。所以,他的一些书法写于白纸信笺上便不难理解了,并不是很刻意的。毛泽东的成功说明,书法是小道,但必须是大道基础上的小道。毛泽东书法总体上以“气”胜,这是他性格的真实写照。毛泽东自称个人“既有猴气又有虎气”,一生最怕束缚,即便成为领袖,也不刻意注重仪表,不修边幅,可以看成其书法时时不拘成法的理由。毛泽东的书法做到了诗性与理性的结合,笔意恣肆浪漫中具备法度。个人具有独特气质、气度,作品具备了非凡气势,在任何非常年代中的表现都非常沉稳,书写随时可以达到“入定”状态。毛泽东一生的创作尺幅都不是很大,但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将墨迹作品放大,愈大则气势愈雄壮,呈现强大的气场,这是毛泽东书法的又一过人之处。不像一般书家在寸许之间或可见神采,至巨幅则捉襟见肘。作品尺幅很小但气场很大,所谓有限中蕴藏无限。毕生风格主要以秀逸为主,将儒家的刚强化为道家的阴柔,具有独特的个人文化气象。
六、不期而遇:毛泽东的书画家“朋友圈”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有很多直接或间接相处相交的书画家朋友,乃是他介入书画活动的真实写照。
毛泽东一生直接交往的书友主要有郭沫若、舒同、谢无量、沈尹默、马叙伦和叶恭绰等人。介入书法活动最深的当数发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兰亭真伪”辩论。1965年7月18日,毛泽东以政治家的气魄和卓见远识,以“笔墨官司,有比无好”的主张直接引导了这场空前的辩论。
毛泽东和书画家“交往”的记录,按照史料记载大致排列:
1938年,张仃给毛泽东写信,告知所处状况不佳,结果张仃被安排在鲁艺任教。
1939年春夏之交,刘岘在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执教。当年毛泽东为刘岘的版画创作题字。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尹瘦石与柳亚子合办“柳诗尹画联展”。柳亚子提议尹瘦石给毛泽东画像,毛泽东欣然同意。《新华日报》发表联展特刊,毛泽东题写“柳诗尹画联展特刊”。毛泽东在印有“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的信笺上手书《沁园春·雪》,赠给柳亚子。
1945年9月6日,于右任设午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
1949年2月底,何香凝请张大千给毛泽东作画。
1950年,李苦禅给毛泽东写信,解决生活困难。信寄出后,毛泽东派田家英和王朝闻上门来了解情况,并且给中央美院院长徐悲鸿写了信,加以落实。
1950年初夏的一天,毛泽东派秘书田家英来到西城区跨车胡同看望齐白石。
1953年毛泽东60寿辰之际,齐白石、陈半丁、李可染、李苦禅等166位书画家创作了168件作品,作品统一尺寸为1平尺斗方,最终装裱制成4本折页式画册,作为特殊贺礼。
1956年,张伯驹将唐朝李白书法《上阳台帖》赠予毛泽东。同年,毛泽东得知上海中国画院张叔通、吴湖帆两位老画家生活不宽裕,通过黄炎培给他们各送去五百元。同年,陈半丁在北京举办个人画展。某一天,毛泽东邀请陈到中南海赴宴。
1957年,钱君匋接到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老友齐燕铭电话,邀请晚上去怀仁堂看京剧。齐领着钱君匋去见了毛泽东。
1964年,毛泽东接见和宴请全国政协委员中花甲以上老人时,特地请马一浮坐在自己与周恩来之间,以示敬重。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将《中国书道》杂志送给毛泽东。据记载,毛泽东会见尼克松时,写了“老头坐凳,嫦娥奔月,走马观花”的条幅,留作纪念。这十二个字未见到相关图片资料。这算得上独一无二的“书法外交”。毫无疑问,毛泽东对于书法和游泳的热爱,不期而然中,以身作则的重视和倡导,有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毛泽东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涉足多个领域,无一不展现了过人之处,成就了一家又一家。在分析毛泽东书法时,应该从整体出发,不能局限于某一个角度。毛泽东对于自己的书法很少评论,也罕见对他人有评论。毛泽东的书法世界,带有某种神秘性,这符合中国文化中的神性特点。作为一个书法家来说,他的内涵是丰满的、立体的,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书家,也有别于当代一般意义上的纯粹书家。从他身上可以看出深厚文化传统的影响,除作为革命导师和领袖,政治家、军事家的角色外,毛泽东还是诗人和哲学家等。他一生酷爱读书,喜欢以教师自居,四个称号中,他更愿接受“导师”。毛泽东的文化内涵是古典的、浪漫的,同时又是现代的,有很多的矛盾对立之处,他读文言文出身,却极其擅长写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喜爱古典诗词,却不提倡青年学写。他喜爱书法,却从未按照书家要求来实现个人目标,平生看不到专门的书法理论。造成这种矛盾的部分原因在于,近代中国底层与边缘性知识分子,具有独特的社会能量与身份特征,因为长期受到压抑之后会存在情绪反弹,表现出某种形式上的“放浪不羁之风习”。毛泽东青年时代一直处于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界的边缘,既无海外的留学经历,也没有学术和思想上崭露头角,处于知识精英的外围,所以从他口中说出“刘项原来不读书”这样的话,并不奇怪。但事实上,他一辈子博览群书,酷爱书法,且一生勤黾。毛泽东是旧时代最后一批使用毛笔的人,以毕生的时光来实践。正因为有反叛精神,所以书风能够不同流俗。身处变革的时代,时时有革新意识,但是,任何人最終不可能完全脱离时代,总会有时代烙印,因为旧世界总是附于新世界而存在的。
毛泽东的书法食古而化,变化莫测,不但尚变而且善变,既有自然变,也有故作变,猎奇而能贯通,跳跃性很大,有时判若两人,有惊人的对比度。不仅有阶段性的渐变,更在一生中持续在变。
1949年9月29日,为《新华月报》创刊号题词:“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护公共财产为全体国民的公德”。其中有四个“爱”字,起笔方向一样,但轻重长短有别,自然生变,丝毫不刻意。
为1950年“五四”青年節题“前进!前进!进!”看似五个字,其实只有两个字,三个“进”字,两个“前”字,变化极难。毛泽东却能独具一格,应变能力过人。
毛泽东曾多次题写“实事求是”,不同时期有不同变化,共同点是,毛泽东一生拒绝平正之态。第二件横幅已经是自左而右的格式,第三幅中“实”是简化字,最精彩的是展现出毛泽东的书法时时体现一种“整体性”——“实”字宝盖头左点异常粗大,与“是”字捺画的出钩上翘正好保持平衡,一种动态平衡。
总体上来看,毛泽东的作品多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签名千变万化;二是相同内容的作品反复书写,每每有创造。
毛泽东的签名实际上是他个人书风演变过程中独特的个性化标志。分析毛泽东一生的书风变革,欣赏他在不同时期的签名无疑是最好的阐释,体现了一个书家的个性乃至无穷创造力。自年轻到年老,可以看出明显的分期变化,经历了从正到草、从小到大的变化,早期字形比较规矩,与正文大小仿佛,以后字形逐渐变大,超过正文,气势上也越来越雄放,笔画也变得粗重,愈到晚年,愈加放纵,字形比正文都大,却又十分协调,构成完美的整体。有时三个字一行,有时两行甚至三行,尤其是六十岁后的落款极为放纵,七十岁以后落款则顶天立地,许多签名中“泽”字拉长突出竖笔,显得特别有气势。将毛泽东不同时期的一些签名进行对比发现:一是横写,粗细有别,跌宕多姿,有些草法不规范,如“毛”字的笔顺,1937年和1938年的签名中的“泽”字只是一种“符号”,组合起来很见趣味。二是竖写。竖幅创作是最主要的,故而变化更为丰富,不可穷尽。1939年签名乃少见的枯笔,1939-1943年时的签名皆是前二字相连,1944-1947年“泽”字开始变大,不在一条竖线上。1950-1954年的签名中的“毛”字起笔开始拉长,相互之间有牵丝,行云流水,特别是1954年签名,占据三列空间。1957-1964年以后,“泽”字变化增多,或繁或简,或楷或草,雷霆万钧,气势逼人。1961年签名纵意所如,草法在历代书家中找不到类似处理,已经自成一家,形成 “毛体”。
毛泽东晚年常常重书早年诗词,包含了对几十年前战斗生活的回忆,随着自身思维情感的波动,情景交融,浑然一体。以《沁园春·雪》为例,这首词他平生一共写了八遍,收集在《毛泽东诗词手迹》一书中。此处选取其中的五种略作对比。他赠给柳亚子的作品特地加盖了两方印章,可见郑重之意。另一件横幅也有印章,但只有一方名印。即便是相近时期,毛泽东的创作极力体现出一时与一时之不同状态。即便同一首诗,多次书写中皆有不同变化,从来不重复自己,体现出强烈的创造精神。毛泽东的主导意识和变化意识,由此可见一斑。
将各个时期的代表作集中起来看,毛泽东的应变能力在近代书家中绝无仅有,无出其右。这当然可以溯源到他的军事思想、哲学思想和战略思想,彰显宏大的构想,时时可以突破常规,突破自身。除了自身对毛笔有独特的感悟能力之外,无疑与个人一生丰富而复杂的经历也息息相关。他在赤手空拳的情况下,领导江西和湖南稻田里的农民组成的弱小军队,夺取了地主阶级手中的统治权。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用文房四宝打败了真枪实弹的军阀,统一了中国。正因为如此,评价毛泽东的书法,总不免要和政治因素交织在一起,因为政治经验和军事经历等确实对于书法创作存在无法避免的影响,即使撇开这些外在因素,单纯就笔墨而言,毛泽东的功夫和灵气都有过人之处。当书法要素和个人素质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必定会有一些天才的创造。
四、天时地利人和:毛泽东书法风格形成要素分析
(一)独一无二的革命经历
毛泽东出生于湘潭韶山冲的农家。八岁进私塾,自此与毛笔结下不解之缘,至老不倦。在井冈山中央苏区和转战赣南时期,尽管战争环境恶劣,斗争艰苦困难,工作异常繁忙,但他起草文稿少不了毛笔。从江西到延安,转战南北,身边别无长物,毛泽东一直将临写过的晋唐小楷法帖带在身边。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部来到江西永新县,贺子珍经常帮助购置笔墨稿纸等物,并亲手用江西的蓝土布缝制了一只多用挎包,设计奇特而适用,毛泽东非常喜爱,自认为是“传家宝”,方便随身携带文房四宝,最终以笔墨纸砚夺得天下。对于毛泽东来说,战争间歇的“消遣”,离不开诗词和书法,诗词需要灵感,书法则是日常必须。诗文加上书法,从事军事武装斗争,指挥千军万马,可谓文韬武略,成就非常之笔:一是从书斋转换到马背写作,因为自身经历的特殊性,毛泽东不可能和传统文人一样,蜗居在书斋中,他在转战南北的过程中实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宗旨。二是个人文化审美乃是战争美学主导,早期书写处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条件极为艰苦,不可能完全依照程序对临,以读帖为主。毛泽东善于博采众长,学习范围很广。即使是在战争行军路上,遇到碑刻好字,也要驻足揣摩。毛泽东具备了独特的经历和胆识,在马背窑洞、山河大川、枪林弹雨的战争环境中形成挑战和反叛的性格,“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湘人不倒,华夏不倾”。他以革命为毕生宗旨,在长征中历经万水千山,磨砺出坚强的意志,充满了自信豪情以及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在毛泽东的书法作品中,始终贯穿了一种昂扬的生命激情,历经磨难而“阅尽人间春色”,看尽“正道沧桑”,经历改朝换代的历史变迁,笔下自然风云万象。
(二)地域文化
湖南多山,孕育了独特的山水文化。毛泽东的诗词有山水灵气,从年轻时的“浪遏飞舟”“会当水击三千里,自信人生二百年”到中年时期的“倒海翻江卷巨澜”“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再到晚年的“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贯穿了一生。毛泽东书法与湖南一地书家渊源甚深,如欧阳询、欧阳通父子,怀素、何绍基和萧礼容等。毛泽东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书法和诗词展现了楚人特有的浪漫情怀。毛泽东喜欢李白、李贺、李商隐“三李”的诗,个人诗词常常充满想象、夸张,喜欢引用神话传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凡此种种,皆承继楚骚美学而来。楚地山川河谷多姿多态、色彩瑰丽,有别于一望无际、单调浑厚的北方平原。《汉书》记述为:“信巫鬼,重淫祀”,在原始宗教的狂热中,放浪形骸、无拘无束、纵横想象、抒泄情感,沉浸在一种原始自由的境界。在艺术表现上,高度重视诉诸感官的艳丽、繁富、奇谲,在形式上铺张扬厉、惊采绝艳,体现出古拙、飞扬、神秘的浓烈气势。毛泽东的书风是极其丰富多变的,因为毛泽东一生充满英雄主义色彩,“上窥晴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 (三)个人才情
毛泽东将个人修养概括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肉体”。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特别是儒家美学重视人的“内修”“内圣”思想对毛泽东影响很大,主张“内圣”与“外王”相统一而更重视“内圣”。毛泽东的个人精神中最夺目之处,乃“与天奋斗”的豪情。无论处在何种环境,哪怕是逆境当中,毛泽东始终有火一样的热情,将个人理想付诸实践。始终如一的理想和非凡的人物意志,是其成功的关键所在。毛泽东具有雄才大略,书法自然不会仰他人鼻息,以模拟某一家为目标,灵活应变,不拘常调。纵观书法史,一类人是通过书法来追求人生境界,如王羲之、苏东坡、黄山谷;一类人将书法当作一种人生担当来对待,如颜真卿、柳公权。毛泽东则兼而有之。毛泽东一生对书法如此垂青,与郭沫若的实用、弘一法师的修行,可以看作三种截然不同类型。在他的一生当中,唯书法和诗词不离不弃,但书法的“产量”和时间无疑要大得多和长得多,“即使在访苏短暂而紧张的日子里,也未忘随身带几本《三希堂法帖》”。毛泽东自进入私塾始,一直到垂暮之年,甚至在临终前,都未曾离开过书本,学识宏富,文化自信超出常人,毛泽东将诗书完美结合起来,能将诗情、哲思、文学、历史融会贯通,进入崭新之境。当然,持之以恒的勤学苦练,也是毛泽东取得卓越成就的坚实基础。综合来看,书法成为毛泽东的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源于他有自觉的书法意识,最终展示了一种人生信念。
这当中需要补充一些来自影像资料的推想。
毛泽东的创作极为勤奋,从延安窑洞到西柏坡再到中南海,未尝一日离弃。有时会读帖,读书画,很专注,若有所悟。研究毛泽东的执笔法,不妨从很多常见的照片展示的珍贵瞬间入手,获取一些有用的信息:毛泽东书写时多为坐姿。作品尺幅较小,一般都是A4纸大小的普通信笺。毛笔多为小狼毫,砚台也很小。身居窑洞,条件简陋简单,仅毛笔数支,建国后环境稍好,然文房四宝多年依旧。书写以小字居多,但也会有大字,“中国美术馆”即为数不多的大字作品,每字就有A4纸大小。毛泽东的字可以放大,经得住,“人民英雄纪念碑”就是最典型的。执笔姿势乃最传统方法,不悬臂,悬腕亦较少。窑洞当中的那张正面照,执笔很高,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偶然。有一张捏铅笔修改草案的照片,执笔回环,符合蘇轼所言“但使虚而宽”的要求。站立的书写照片很特殊,说明可以悬腕悬臂,只是不常见而已。另外,有录影显示,毛泽东在蘸墨时,会不停地旋转笔杆,以食指和大拇指做捻管动作,这种习惯也必定保留在书写过程中。从毛泽东题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视频来看,似乎书写速度很快。需要说明,影像是一种“加速度”,看上去会显得比书写速度要快。但是,从毛泽东的思维习惯来看,经常写文章而且思维很快的人,书写速度确实很快。到底有多快?需要综合判断。
五、从规矩到自由:毛泽东书法总体评价
就在本文完稿之时,偶然在网上看到一篇《毛泽东书法真假辨析》的文章。文章谎话连篇,认为毛泽东的书法存在很多代笔之作,甚至就连《长征》诗也并非毛泽东所书。然而,要列出所谓的代笔人,则又不知所云。所谓“书如其人”,书即是人,高低立见,真伪无需辨别。毛泽东的气质是独一无二的,他的字没有人可以代笔。有几件特定的“代笔”之作,也是众所周知。
毛泽东的一生承载几个时代,错综斑斓的人生浓缩和折射了中国革命迂回崎岖的历程。这的确为观望他的各种角度提供了一定正当性,同时也提出了整体把握的高标准严要求。评价毛泽东的书法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政治背景,似乎无法撇开政治因素而单独谈论纯粹的书法。无论从哪个角度来探讨,都需要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扪心自问,毛泽东草书是真的好,还是在伟人的光环下变“好”了?毋庸讳言,其个人的政治生涯对于书法不可避免地产生重大影响。政治色彩确实影响了书法评价,他的政治、革命生涯中的独特经历,对书法有很大影响,这是评价的难度。从书法角度来看,也不可缺席。但归根结底,政治因素只是影响因素,不是绝对的评价因素和决定因素。因为只就政治的褒贬好恶而论,无法真正看到书法的本质。即便革命领袖和政治家的光芒,也无法遮蔽了他书法成就的本色。
前文有表,毛泽东在应别人要求题字时,非常认真,反复书写。对于书法有一种非常虔诚的态度。这不是装出来的。偶尔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到他的自评。美国人R·特里尔写《毛泽东传》中有几句评述:“他更是一个诗人和艺术家。他的诗词想象丰富、气魄宏大、寓意深刻;他的书法汪洋恣肆、任意挥洒、自成妙趣,将他列到中国最杰出的诗人和艺术家行列是毫不逊色的。”
综合来看:
(一)不涉篆隶
毛泽东一生中创作有小楷、行楷、行草、狂草等书体,没有篆隶书创作。毛泽东的中楷与小楷的涉猎多半集中在早年。草书是他的最高成就,不全是狂草,有一些小行草作品。有些虽然名为草书,却不相连属,且有一些作品没有草书的结构简省,大部分是行书结构。但毫无疑问,狂草最能体现他的个人的境界和体验。目前所能见毛泽东的书法作品,单纯魏碑面目的极少见。因为时代因素,毛泽东一定学过魏碑。魏碑是包含隶意的。
(二)诗书合璧
毛泽东一生没有系统评价过自己的字,只是笼统地认为个人的字“与诗相称,似乎适宜”。理解毛泽东的诗词,必须与书法结合起来。他的诗情与年龄存在极大关系。从少年时代的“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蛙儿敢作声?”体现出一种单纯的霸气,具有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到了建国之后,“遍地英雄下夕烟”,英雄史观发生了根本变化,人生的体验包含在其中,“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世事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毛泽东的自作诗和书法以及人生经历融为一体,独一无二。需要指出,通常说“书画同源”,但毛泽东对于绘画,并不热忱。现仅有早年两件作品存世。总的来看,毛泽东对于绘画的态度是相对疏远,因为从技法上来说,绘画带有一种繁琐重复的性质,不适合他这种时时想创造的性格。
(三)技法特征
毛泽东的行草书笔势迅疾多变、自由随意,结体雄伟瑰丽、欹侧险绝,章法浑然天成。很重要的一点,毛泽东并不拘泥于笔法的藏头护尾,多见直入直出,甚至侧锋用笔满篇皆是。最明显的,他虽然学怀素,但怀素以篆书笔法来作草,毛泽东则常以侧锋入纸。两人是湖南同乡,怀素属“狂僧”,啖肉嗜酒,酩酊大醉后狂书一气,以酒神的力量消解心中束缚,呈现出癫狂状态。毛泽东不胜酒力,然而作为革命领袖,多年戎马生涯,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话说回来,中锋用笔、藏头护尾等所谓传统要则,毛泽东当然是知道的,也许在他看来,即便是规则,也不必太拘泥。比如上一笔画的结束与下一笔画的入纸之间,总是有一个回锋动作,难免显得累赘,破坏行草书的气息,更无必要非得笔笔中锋、藏头护尾不可。只要记住一点,很多笔法是自然形成的,既有意在笔先,也有意在笔后,是当时的情境决定的,按照时下的话来说,就是“书写性”第一。 但不要忽视一点,毛的书法起笔看起来是无意的,其实是很精心的。特别是中晚期的签名中“毛”字落笔,可以说是千变万化。起笔变化决定了签名的多样化。仔细观察毛泽东的书法,基本上没有以平正面目出现的结字,这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尽管在中年时期,以向右倾斜为主,有些结体不合草法,有时因笔画伸得过长而形成一边倒习气。毛泽东的书法中结体和布局展示出很多意趣之美。章法多是天成,如《长征》诗中的“索”字添加,反而更完美。毛泽东的章法可推为第一。题词短则二三字,长则一段话,往往有出人意料的变化,有些题词是横向书写,而且是自左而右,不遵守习惯,反倒令人耳目一新。《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应该是抄录稿,整体上横写,左高右低,与坐姿有一定的关系。“努力奋斗”题词章法也是左高右低。“团结”题字字少很容易单调,毛泽东的签名成为有机整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埋头苦干”是在奖状上题字,纸质不同,所以写得凝重一些。整体上是平齐的两行,通过字形的大小错落来实现变化。“东风压倒西风”则是左低右高。毛泽东书法的可贵之处在于不为规律所限,时时可以打破创新。只有一行的竖式题词笔横写更难,最忌平正。毛泽东的“艰苦奋斗”体现出高超的变化能力。“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样的内容,一般情况下会处理成对联样式,毛泽东处理成一行,留白非常关键,深得“计白当黑”之妙。“诗言志”三字磊落跌宕,点画的穿插妙用,出手不凡,产生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变化。纵向两行很容易流于对称平衡的样式而变得平庸,所以“题词”对于一般书法家来说,难点在于避免惯性思路,但在毛泽东的手中,成为一种文化武器。有时打标点穿插其中,也是毛泽东书写时的一个独特习惯。
毛泽东一生留下来的墨迹数量众多,却没有常见书家所熟悉的对联、条屏、斗方或扇面等创作形式,大多是写在小幅普通纸张上。毛泽东一生的书法实践表明,艺术必须有一个熟能生巧、技进乎道的过程。“发展生产”题词,用笔尖而单薄,尚在探索过程中。手书柳中庸《征人怨》筆毫开叉,不计工拙。手书孟浩然《省试骐骥长鸣》中“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句和贾岛《忆江上吴处士》“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句,笔意苍老,不拘绳墨。这种形态在毛泽东平生作品中可以说绝无仅有,给人一种沧桑感,人书俱老,和他特定时期的硬笔稿是对应的。手书李白《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感觉纸张变了,用的是宣纸,适当地洇化,笔画变圆润了,最明显的是句号变成了一个黑点。这说明条件好了,但习惯上他还是将宣纸裁成信笺大小。手书杜甫《曲江二首》可以看出用的是宿墨,出现了水墨效果,无意于佳乃佳。从《七律·到韶山》局部来看,字形大小悬殊,对比度在十几倍,带有一种“现代构成”的意味,章法处理已经出神入化。毛泽东的书法,前期注重结体,而后是章法布局,最后是用笔得法,并非同时走向成熟。
毛泽东题词一般只有署名,没有书写日期和钤盖印章。毛泽东的印章多半为名家所刻,目前有据可查的有齐白石、邓散木、吴朴、陈巨来、钱君匋、谢梅奴、刘博琴和谈月色等人。毛泽东用的最多的是藏书印。目前发现最早的毛泽东印章是使用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9年2月13日,红四军开到赣南宁都县,当天下午,红四军政治部将一份由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联合签署的筹款公函,送交宁都招待处,毛泽东在签名下面郑重地盖上这方朱文“毛泽东印”。这正是那方毛泽东最早的印章。1959年10月,人民大会堂的巨幅山水国画创作完成了,毛泽东题写了“江山如此多娇”六个大字。听说毛泽东要亲笔题款,傅抱石就马上刻了“毛泽东印”,但毛主席最终认为“此处还是不拟破例为好”。毛泽东的书法作品基本上不用印章,一样神完气足。
(四)纯以“气”胜
毛泽东的书法创作,无论信手而书的书信、题词,还是带有创作深意的古诗文、自书诗,较少符合传统文人书法形制要求,笔法处理无拘无束,章法变幻多姿,签名落款自由任性,甚至对书法工具也从不讲究,几乎达到了不择纸笔的境地。目前所能看到毛泽东的很多作品,都是写在三十二开信笺上,纸张一般不太吸墨,缺少韵味,没有屋漏痕之感。在夺取全国政权前,毛泽东经历枪林弹雨,条件极为艰苦,不可能像如今的书法家一样舞文弄墨,用湖笔宣纸、佳砚良墨遣兴一遭。在条件极为艰苦的岁月里,有时甚至笔墨无处可寻。所以,他的一些书法写于白纸信笺上便不难理解了,并不是很刻意的。毛泽东的成功说明,书法是小道,但必须是大道基础上的小道。毛泽东书法总体上以“气”胜,这是他性格的真实写照。毛泽东自称个人“既有猴气又有虎气”,一生最怕束缚,即便成为领袖,也不刻意注重仪表,不修边幅,可以看成其书法时时不拘成法的理由。毛泽东的书法做到了诗性与理性的结合,笔意恣肆浪漫中具备法度。个人具有独特气质、气度,作品具备了非凡气势,在任何非常年代中的表现都非常沉稳,书写随时可以达到“入定”状态。毛泽东一生的创作尺幅都不是很大,但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将墨迹作品放大,愈大则气势愈雄壮,呈现强大的气场,这是毛泽东书法的又一过人之处。不像一般书家在寸许之间或可见神采,至巨幅则捉襟见肘。作品尺幅很小但气场很大,所谓有限中蕴藏无限。毕生风格主要以秀逸为主,将儒家的刚强化为道家的阴柔,具有独特的个人文化气象。
六、不期而遇:毛泽东的书画家“朋友圈”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有很多直接或间接相处相交的书画家朋友,乃是他介入书画活动的真实写照。
毛泽东一生直接交往的书友主要有郭沫若、舒同、谢无量、沈尹默、马叙伦和叶恭绰等人。介入书法活动最深的当数发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兰亭真伪”辩论。1965年7月18日,毛泽东以政治家的气魄和卓见远识,以“笔墨官司,有比无好”的主张直接引导了这场空前的辩论。
毛泽东和书画家“交往”的记录,按照史料记载大致排列:
1938年,张仃给毛泽东写信,告知所处状况不佳,结果张仃被安排在鲁艺任教。
1939年春夏之交,刘岘在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执教。当年毛泽东为刘岘的版画创作题字。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尹瘦石与柳亚子合办“柳诗尹画联展”。柳亚子提议尹瘦石给毛泽东画像,毛泽东欣然同意。《新华日报》发表联展特刊,毛泽东题写“柳诗尹画联展特刊”。毛泽东在印有“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的信笺上手书《沁园春·雪》,赠给柳亚子。
1945年9月6日,于右任设午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
1949年2月底,何香凝请张大千给毛泽东作画。
1950年,李苦禅给毛泽东写信,解决生活困难。信寄出后,毛泽东派田家英和王朝闻上门来了解情况,并且给中央美院院长徐悲鸿写了信,加以落实。
1950年初夏的一天,毛泽东派秘书田家英来到西城区跨车胡同看望齐白石。
1953年毛泽东60寿辰之际,齐白石、陈半丁、李可染、李苦禅等166位书画家创作了168件作品,作品统一尺寸为1平尺斗方,最终装裱制成4本折页式画册,作为特殊贺礼。
1956年,张伯驹将唐朝李白书法《上阳台帖》赠予毛泽东。同年,毛泽东得知上海中国画院张叔通、吴湖帆两位老画家生活不宽裕,通过黄炎培给他们各送去五百元。同年,陈半丁在北京举办个人画展。某一天,毛泽东邀请陈到中南海赴宴。
1957年,钱君匋接到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老友齐燕铭电话,邀请晚上去怀仁堂看京剧。齐领着钱君匋去见了毛泽东。
1964年,毛泽东接见和宴请全国政协委员中花甲以上老人时,特地请马一浮坐在自己与周恩来之间,以示敬重。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将《中国书道》杂志送给毛泽东。据记载,毛泽东会见尼克松时,写了“老头坐凳,嫦娥奔月,走马观花”的条幅,留作纪念。这十二个字未见到相关图片资料。这算得上独一无二的“书法外交”。毫无疑问,毛泽东对于书法和游泳的热爱,不期而然中,以身作则的重视和倡导,有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毛泽东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涉足多个领域,无一不展现了过人之处,成就了一家又一家。在分析毛泽东书法时,应该从整体出发,不能局限于某一个角度。毛泽东对于自己的书法很少评论,也罕见对他人有评论。毛泽东的书法世界,带有某种神秘性,这符合中国文化中的神性特点。作为一个书法家来说,他的内涵是丰满的、立体的,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书家,也有别于当代一般意义上的纯粹书家。从他身上可以看出深厚文化传统的影响,除作为革命导师和领袖,政治家、军事家的角色外,毛泽东还是诗人和哲学家等。他一生酷爱读书,喜欢以教师自居,四个称号中,他更愿接受“导师”。毛泽东的文化内涵是古典的、浪漫的,同时又是现代的,有很多的矛盾对立之处,他读文言文出身,却极其擅长写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喜爱古典诗词,却不提倡青年学写。他喜爱书法,却从未按照书家要求来实现个人目标,平生看不到专门的书法理论。造成这种矛盾的部分原因在于,近代中国底层与边缘性知识分子,具有独特的社会能量与身份特征,因为长期受到压抑之后会存在情绪反弹,表现出某种形式上的“放浪不羁之风习”。毛泽东青年时代一直处于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界的边缘,既无海外的留学经历,也没有学术和思想上崭露头角,处于知识精英的外围,所以从他口中说出“刘项原来不读书”这样的话,并不奇怪。但事实上,他一辈子博览群书,酷爱书法,且一生勤黾。毛泽东是旧时代最后一批使用毛笔的人,以毕生的时光来实践。正因为有反叛精神,所以书风能够不同流俗。身处变革的时代,时时有革新意识,但是,任何人最終不可能完全脱离时代,总会有时代烙印,因为旧世界总是附于新世界而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