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间，我不想让别个晓得我爸爸是湘西王
　　报纸上说我爸爸讨了很多老婆，有的老婆互相不认识：还说他去西藏，是去镇压西藏人民。旁边一起看报的人说“这个湘西王就狠了，找这么多堂客”，他没想到，湘西王最小的两个崽就在他身边和他一起看报纸。有时和同学发生口角，同学会说：“你这土匪儿子有什么资格当中队长！”当时我年幼不懂事，恨自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很长时间，我不想让别个晓得我爸爸是哪个。我能够大大方方讲我爸爸是陈渠珍，是1982年，爸爸的书出来了。
　　我外公家以前在保靖开了个豆腐店。可能豆腐店开不下去了，他就把崽女一丢，跟贺龙当兵去了。他很可能死了，再也没有音信了。妈妈老家那边。还有个舅舅。1958年的时候，我们给舅舅写过一封信，但有回信。那时我舅舅是他们村里的大队书记，有办法，我爸爸湘西王的名气太大了，他不敢回信。一直到1984年，保靖一个亲戚来，又有信来往了。那时他快要死了，寄了张照片过来。舅舅死了后，保靖那边就再也没联系过了。
　　我妈叫彭梅玉，她是1920年出生的。是个农民，没什么文化。她和我爸爸生了4个孩子。前面两个女儿，都是六七岁就夭折了。其中一个。叫元卉，她死了后，我爸爸很悲痛，特意给她写了篇祭文。祭文写得很感人——“汝兄弟姐妹十三人，予初以爱汝母之故，而推爱汝独厚”，我读到这一句后明白了妈妈一生为何对爸爸那么敬爱，为何愿为陈家子女付出自己的一生，为何守寡35年。
　　我妈妈是我爸爸娶的第八个。她那个时候在保靖府当丫头。别人给我爸爸介绍我妈妈，说有个女人长得很好。我爸爸那个时候有钱有势，看上哪个、想要哪个就要哪个。我妈妈很老实，在爸爸的夫人中间，她跟所有人关系都很好，别的夫人也不妒忌她。所以，解放后，我爸爸就把我妈妈从湘西带到长沙来了，其余的都没带过来——其余的老的老了，走的走了。
　　我妈妈很可怜。爸爸去世时她才32岁，家里还有几个共父异母的兄弟，不管是后来打成右派的，还是得了精神病的，也和我们住在一起。妈妈她就是任何人来，她都一视同仁。
　　妈妈没什么生活来源.就靠洗衣服、锤石头、拣猪毛养活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住在下麻园岭，有个院子，妈妈还自己种菜。1958年，她参加修京广复线后才进了一家民办工厂，每月24元工资，一拿十几年。
　　爸爸去世后，有块手表，是个好家伙。要是别个，这块手表，肯定留给自己的儿子，但那年五姐从文工团回来，看到手表，硬要那块表，妈妈就给了她。别的兄弟姊妹有意见。我妈就说“她有娘，造孽；我有女，她就是我的女，再说她这么大了，在外面，就当是陪嫁了”。五姐的妈妈，生下她就走了，她是我妈妈带大的。后来，五姐在西安生了小孩，她还去西安帮五姐带人。带了10个月，听到讲下麻园岭的房子要拆了，又回来了。五姐看妈妈回长沙了，她把小孩也送到了长沙。她的小孩，我妈妈一直带到两岁半，才送回西安。
　　我还有个五哥。六哥跟我说过，五哥很聪明，字写得好，画也画得很好，他是保送到航空学院去读书的，毕业后当上了飞机修理师。可惜1958年他患上了精神病。听说是修飞机的剧烈震动声把脑壳震坏的。部队派人把他送来长沙，说是他自己的要求，他不愿意回凤凰老家（因为他的妈妈改嫁了）。他只认我的妈妈梅姨。他一犯病就到我家来。他是残疾军人，坐车不要钱。
　　妈妈在工厂每天干的活就是推碾子碾石膏，劳动强度大，每餐只有几两米的饭吃。推碾子推一两个小时后，肚子就饿了，肚子一饿推不动，脚就有点打跪，这时候吃一个带来的蒿根粑粑就能坚持到下班。每个星期天，妈妈就带着我和哥哥到伍黑路（伍家岭到黑石渡的老路）的菜土边、陈家湖的铁路边扯蒿子草，还可以扯到一些禾藤草啦、野芹菜等野菜。
　　有一次，我和媽妈去河边上铲杉木皮——堆放在河边上的那些杉木，用菜刀把树皮铲下来，运气好能铲上满满的两箢箕，烧杉木皮蒸出来的蒿根粑粑格外香些，又省煤，又省钱——看到一个叫花子一样的人躺在一堆杉木边，他爬了几下爬不起来。我妈妈估计他饿了，把自己的蒿子粑粑拿出来给他吃了。他吃完还向我妈妈要。妈妈就把我的那份也给了他。吃了这两个粑粑，他就坐起来了。过了两个星期后，我们又去扯蒿菜。我看到了那个人。他在拖板车。我跟妈妈说要不要再给他蒿根粑粑。“还给他吃干什么？他动得做得了。”妈妈拉着我的手催我快走。
　　1962年《擒魔记》这本书出来后。对我们影响很大。《湖南日报》连载了这本书。当时我哥哥正好在湖南日报边上的十三中读书，看到写我爸爸那段后，就喊我一起去看。我们看到报纸上说我爸爸讨了很多老婆，有的老婆互相不认识；还说他去西藏，是去镇压西藏人民。旁边一起看报的人就说“这个湘西王就狠了，找这么多堂客”，那个人他没想到。湘西王最小的两个崽就在他身边和他一起看报纸。
　　湘西王儿子的绰号传到学校，有些调皮同学不喊我陈太稚，叫我老八、八爷——我爸爸为我取名陈太稚，字晏生，是嫌我出生太迟，太晏。有些同学还说我父亲是被枪毙的。有时和同学发生口角，同学会说：“你这土匪儿子有什么资格当中队长！”当时我年幼不懂事，恨自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现在人们讲我是湘西王的公子，可怜我从没有过一天湘西王儿子的生活。我爸爸去世前是全国政协委员，他用人民政府发给的工资抚养了我一岁零四个月，便离我而去。哥哥说，爸爸死的时候他在沅陵，接到电报赶回长沙时，七弟站在大门口看见他哭喊着：“大哥，大哥，我们的爸死了，以后没有肉吃了。”
　　讲起肉，还有件事。1961年年三十下午。“苦日子”最苦一年的最后一天，家家都忙着办年饭，妈妈也在忙着切那一斤半过年的计划肉。大哥突然来我家，说刚接到电报，二哥明天到长沙，只能住这里了。二哥1959年在包头钢铁公司被打成“漏网右派”，关了一年多得了水肿病才放回来的。妈妈听到这一消息，眼泪滚滚而下，全流在那计划肉上面了。她念着：“老五走了不到一年，老二又来了，还得了水肿病，我们又要挨饿了，可怜我几娘崽熬得这一关过吗？”那时候吃计划粮食。我家里就我、我妈、七哥三个人的口粮，二哥、五哥他们来了，就要和我们一起吃我们的口粮。
　　我1965年下乡到靖县才有怎么饿肚子，湘西王儿子的“丑名”也是到靖县摆脱的。我改名叫陈晏生。没有人晓得我是湘西王的儿子，我在靖县过了13年的“安宁”日子。
　　我妈妈没安宁过。1966年“文化大革命”后，妈妈挨了些批斗。他们单位有个姓毛的，是外单位调过来搞宣传队的。他来组织开会，会上每个人都要发言。他误导我妈，说我妈的两个息部下农村去了，现在身上又有病，想让一个崽回来在身边照顾。我妈这么说后，就被揪出来了，被说成是对上山下乡的政策不满，让她挂了大土匪头子的老婆的牌子，跪在厂门口。那个姓毛的，因为揪出了我妈妈，就爬上去当副厂长了。
　　很长时间，我不想让别个晓得我爸爸是哪个。我能够大大方方讲我爸爸是陈渠珍，是1982年，我回长沙4年后。我记得是热天，我穿着汗衫子，有人打电话说爸爸的书出来了，我就赶紧去蔡锷路上的古籍书店看，看到了重庆出版社出版的《艽野尘梦》，当时架上有5本，我全买下来了。后来我还买了十几本，送给我的同事看。
　　这一年，中共凤凰县党史办出了本《陈渠珍》。我看完这本书后才真正了解父亲，而且我还晓得了事关我爸爸生死的一件事——1951年1月5日，毛主席给中南局并湖南省委的电报上加写了一段话：陈渠珍是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对他的处理应取慎重态度，不要轻率处理，致使我们陷于被动。原来父亲起义后，还有人想将父亲镇压，上报到中央，被毛主席保了一命。
　　我其实一直不相信我父亲是土匪的，我爸爸写过一本《军人良心论》，他说拿枪的人有两种，你保护人民的话，就是军人；你欺负人民，就是土匪。土匪是说不出这样的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