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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市场经济带来的消费社会，对物质的欲望侵蚀着对精神食粮的渴求。作为人类精神导师的知识分子，其使命本应是提醒大众警惕金钱带来的安逸享乐对人们思想的侵蚀，在物欲横流的年代给予大众深刻的思想，丰富大众的精神世界，结果自己却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并且对这种“沦陷”毫无察觉，这就是市场经济给知识分子带来的隐性危机。笔者之所以有这种主张，并非是想通过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让其自动放弃经商之举，而是希望这种方式能够使知识分子自身对经商一事始终持一种警醒的态度，从而在经商的同时不至于被商业带来的物质享受所迷惑，影响到自身的学术观和价值观。
[关键词]市场经济；知识分子；经商；下海；沦陷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3）33-0184-03
1 从生存危机到信仰危机
知识分子下海经商已经成为当下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但也似乎正是由于这种“普遍”，人们已经把其当做自然之事看待，而不是把它当做一种问题，对其进行反思和追问了。
中国知识分子开公司，办企业始于20世纪90年代：从教授卖馅饼，到1993年深圳的“中国文稿竞价”的锤声，一系列知识分子从商界谋求第二职业的事件开启了知识分子对市场经济回应的序幕。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张，知识分子涉足市场已经逐渐从备受争议的新奇行为变成理所应当的司空见惯之事了。
从理论上讲，市场经济的发展确实会为知识分子提供一些便利之处。正如国内学者郑也夫所言“文化与知识分子群体的发育依赖于社会的繁荣，而社会的繁荣又依赖于市场的建立，因此市场有助于文化与知识群体的发育。”[1]中国经济学家高佩义也在其《单一政府购买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地位下降的根本原因》一文中利用反证法，证明没有市场参与，只是靠单一政府购买高校、科研机构，知识分子是不会有好出路的。
那么，市场经济对于知识分子的意义确实如上述学者所言吗？北大教授陈平原曾详细查阅了20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知识分子的收入情况。20年代的北京大学，教授月薪300元、500元者大有人在，而到90年代，北大副教授的工资仅在250元左右。他还列出了各杂志的稿酬明细表。这一薪态，是学院的人文精英知识分子明显感受到了经济压力的温和表达。[2]《国情报告第一号》指出：
1978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又突出表现为经济性问题，出现了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绝无仅有的反常现象：“脑体倒挂”。占中国总人口2%的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3]
市场经济确实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知识分子却没有因此分享到它带来的经济利益，反而出现了不合时宜的生存危机：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停滞不前，整个社会因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整体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物价的上涨使知识分子开始背负沉重的生活压力。为养家糊口，知识分子不得不投身商业赚取额外的经费维持基本的生存。时间和心思都用来赚钱了，还如何安心做学问？生存问题无法得到解决，还有何余力致力于学术？商界与学界毕竟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领域，即使是被迫涉入商业领域，其中的商业思维又如何不会影响一个人的学术思维方式和学术理念？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知识分子中却出现了更严重的问题。市场经济空前繁荣，中国社会进入了消费社会，各种物质诱惑接踵而来，能够专心学问的环境便一去不复返了。经济活动本身就是一个物质财富的创造活动，金钱作为它的表征和表意形式，逐渐成为价值观念和尺度，人们对“知识”的迷信迅速被金钱的神话所取代。这一状况甚至迅速地影响到了知识分子群体本身，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被金钱带来的物质生活所吸引，由被迫经商变为主动经商。诚然，玛拉沁夫呼吁：“早动手早收益，晚动手晚收益。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干不了大的干小的，干不了长的干短的。一句话，总得要干。”[4]吴冠中则认为：“有审美价值的作品迟早要成为商品，作品能在作者的有生之年成为商品是一种幸运”[4]张贤亮更是直白：“我不下海，终生遗憾”[5]
知识分子的概念来自于西方，各界学者对其身份以及职责的定位都抱有不同的观点。然而，无论是曼海姆的“自由漂浮者”、 葛兰西的“传统知识分子” ，还是萨义德对知识分子“业余性”的强调，都有以下一些关键词或者与其相近的形容与知识分子密切相关——秉承传统、 终极关怀、公共意识、正义 、独立、精神导师、文明文化的传承者等。反观知识分子的上述言论，已见出知识分子对经商行为的肯定甚至热衷，金钱成为知识分子一种新的追求，而其他与精神相关的关键词的意义对知识分子来说似乎却变得模糊起来。知识分子的危机从生存危机逐渐演变成了信仰危机。
2 从警惕批判到妥协退让
如此严重的问题，难道就没有知识分子察觉，去提醒、去批判吗？批判的声音确实存在，但其力量却愈发微弱。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刚起步之时，韩少功就预料到金钱的意识形态功能，并提醒学术界“金钱也能生出一种专制主义，绝不会比政治专制主义宽容和温柔。这种专制主义可以轻而易举地统治舆论和习俗，给不太贫困者强加贫困感，给不太财迷者，强加发财欲，使一切有头脑的人放弃自己的思想去大街上瞎起哄，使一切有尊严的人贱卖自己的人格去摧眉折腰。”[6]同时他还流露出对知识分子的担忧：“中国文人曾经在政治专制主义面前纷纷趴下，但愿今后能稳稳站住。”[6]现在看来，韩少功当年对知识分子的担忧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在当下了。
对此问题的态度，王小波走得更远。他在杂文《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中说“现在有些知识分子下了海，引起了王先生（指王力雄）很大的忧虑。其实下了海就不是知识分子了，还说人家干什么。”[7]
然而，类似的批判声音毕竟“寡不敌众”，逐渐被默许和妥协的洪流所吞没。何怀宏在《知识分子，以独立为第一要义》中就提出：
“不论政治观点偏左或偏右，知识分子中都有一些人主要或仅仅强调精神标准，而且是很高要求的精神标准的倾向，例如班达尔认为知识分子应当是‘圣者’，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应当代表‘普遍正义’，而且永远‘批判’。而我倾向于不像他们那样对知识分子提出这么高或严格的标准。”“如果要对所有知识分子提出一种比较普遍的精神标准或者说‘职业伦理’，那么，我想能够提出来的只能是‘独立’，即尽可能地在人格、精神和观念上独立，包括经济上的自食其力、有自己内在和外在的尊严。也就是说，这种特殊要求不必是‘圣者’，不必是要去充当时代和社会的‘良知’，也不必是一定都要从事‘批判’或走向‘公共’……”[8] 虽然何怀宏坚守了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但仔细玩味上述话语，可以明显发现，他已经放低了对知识分子精神领域以及公共责任的要求，只把“独立”（突出了自食其力的经济独立）算作知识分子至少应该具备的品格。
“保持独立主要是来自两个方面的努力，一个方面是在客观世界争取能够保障自己的独立性的东西，首先是自己能够养活自己，如果可以用笔耕养活自己，使谋生和观念的工作结合在一起当然最好不过，如果实在不能，也能用其他的工作养活自己……”[9]这一点已经默许了知识分子下海经商的行为，而这种观点无疑是对“知识分子下海经商”已成为大势所趋这一现实的妥协。
3 从对“隐性危机”的揭示到对“知识分子经商”的批判
也许有人会问，难道知识分子穷死了也不能去赚钱吗，有了这么好的经济条件，一定要将其放弃，追求贫穷才能算作知识分子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非常赞同王小波的观点“我觉得知识分子就该是喜欢弄点学问的人，为此不得不受点穷，而非特意喜欢熬穷。假如说安于清贫，安于住筒子楼、安于营养不良是好品格，恐怕是有点变态。”[10]
笔者并不反对知识分子去经商，但是笔者要批判上述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经商”这一问题的漠视、习惯以及妥协态度。一旦有了这种态度，知识分子很容易放松对金钱的警惕，“能够养活自己”是个很模糊的界限。怎样才能算是可以独立生存，月薪4000？年薪100万，还是豪宅名车？只怕这个界限会令知识分子不自觉的变得贪婪，难安清贫，如此一来，追求物质没有尽头，还如何踏踏实实做学问？而如果一旦有人因此遭到了批判，“独立”就会被拿来用作为自己开脱的借口。
市场经济带来的消费社会，正在使文化向快餐形式的方向发展。对物质的欲望侵蚀着对精神食粮的渴求，人们愈发厌恶思考，思想变得轻浮，精神逐渐走向荒原地带。作为人类精神导师的知识分子，其使命本应是提醒大众警惕金钱带来的安逸享乐对人们思想的侵蚀，在物欲横流的年代给予大众深刻的思想，丰富大众的精神世界，结果自己却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并且对这种“沦陷”毫无察觉。这就是市场经济给知识分子带来的隐性危机，即知识分子陷入了精神危机，却没有意识到自身已经陷入了精神危机，反而乐在其中，继续着这种自我堕落。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种危机将比其他危机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因为知识分子虽已深陷险境，却不曾发觉。
因此，笔者认为，虽然知识分子经商的确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但是对“知识分子经商”事件本身，以及对市场、对金钱的批判是不能停止的，而且这个批判一定要由知识分子自身完成。笔者之所以有这种主张，并非是想通过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让其自动放弃经商之举，而是希望这种方式能够使知识分子自身对经商一事始终持一种警醒的态度，从而在经商的同时不至于被商业带来的物质享受所迷惑，影响到自身的学术观和价值观，使其还能够继续保持知识分子精神上、思想上的独立性以及自我批判的能力，在这思想轻浮的年代为精神上日趋荒芜的人们重新建立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1]郑也夫.知识分子研究[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2]孟繁华.众神狂欢——当代中国的文化冲突问题[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
[3]胡鞍钢，王毅，等.生存与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
[4]孟繁华.众神狂欢——当代中国的文化冲突问题[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
[5]杨晓声.中国魂告急[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
[6]韩少功.无价之人[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4：124-127.
[7]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第七卷杂文[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8]何怀宏.知识分子，以独立为第一义[J].读书，2012（5）：3.
[9]何怀宏.知识分子，以独立为第一义[J].读书，2012（5）：4-5.
[10]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第七卷杂文[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关键词]市场经济；知识分子；经商；下海；沦陷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3）33-0184-03
1 从生存危机到信仰危机
知识分子下海经商已经成为当下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但也似乎正是由于这种“普遍”，人们已经把其当做自然之事看待，而不是把它当做一种问题，对其进行反思和追问了。
中国知识分子开公司，办企业始于20世纪90年代：从教授卖馅饼，到1993年深圳的“中国文稿竞价”的锤声，一系列知识分子从商界谋求第二职业的事件开启了知识分子对市场经济回应的序幕。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张，知识分子涉足市场已经逐渐从备受争议的新奇行为变成理所应当的司空见惯之事了。
从理论上讲，市场经济的发展确实会为知识分子提供一些便利之处。正如国内学者郑也夫所言“文化与知识分子群体的发育依赖于社会的繁荣，而社会的繁荣又依赖于市场的建立，因此市场有助于文化与知识群体的发育。”[1]中国经济学家高佩义也在其《单一政府购买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地位下降的根本原因》一文中利用反证法，证明没有市场参与，只是靠单一政府购买高校、科研机构，知识分子是不会有好出路的。
那么，市场经济对于知识分子的意义确实如上述学者所言吗？北大教授陈平原曾详细查阅了20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知识分子的收入情况。20年代的北京大学，教授月薪300元、500元者大有人在，而到90年代，北大副教授的工资仅在250元左右。他还列出了各杂志的稿酬明细表。这一薪态，是学院的人文精英知识分子明显感受到了经济压力的温和表达。[2]《国情报告第一号》指出：
1978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又突出表现为经济性问题，出现了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绝无仅有的反常现象：“脑体倒挂”。占中国总人口2%的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3]
市场经济确实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知识分子却没有因此分享到它带来的经济利益，反而出现了不合时宜的生存危机：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停滞不前，整个社会因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整体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物价的上涨使知识分子开始背负沉重的生活压力。为养家糊口，知识分子不得不投身商业赚取额外的经费维持基本的生存。时间和心思都用来赚钱了，还如何安心做学问？生存问题无法得到解决，还有何余力致力于学术？商界与学界毕竟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领域，即使是被迫涉入商业领域，其中的商业思维又如何不会影响一个人的学术思维方式和学术理念？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知识分子中却出现了更严重的问题。市场经济空前繁荣，中国社会进入了消费社会，各种物质诱惑接踵而来，能够专心学问的环境便一去不复返了。经济活动本身就是一个物质财富的创造活动，金钱作为它的表征和表意形式，逐渐成为价值观念和尺度，人们对“知识”的迷信迅速被金钱的神话所取代。这一状况甚至迅速地影响到了知识分子群体本身，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被金钱带来的物质生活所吸引，由被迫经商变为主动经商。诚然，玛拉沁夫呼吁：“早动手早收益，晚动手晚收益。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干不了大的干小的，干不了长的干短的。一句话，总得要干。”[4]吴冠中则认为：“有审美价值的作品迟早要成为商品，作品能在作者的有生之年成为商品是一种幸运”[4]张贤亮更是直白：“我不下海，终生遗憾”[5]
知识分子的概念来自于西方，各界学者对其身份以及职责的定位都抱有不同的观点。然而，无论是曼海姆的“自由漂浮者”、 葛兰西的“传统知识分子” ，还是萨义德对知识分子“业余性”的强调，都有以下一些关键词或者与其相近的形容与知识分子密切相关——秉承传统、 终极关怀、公共意识、正义 、独立、精神导师、文明文化的传承者等。反观知识分子的上述言论，已见出知识分子对经商行为的肯定甚至热衷，金钱成为知识分子一种新的追求，而其他与精神相关的关键词的意义对知识分子来说似乎却变得模糊起来。知识分子的危机从生存危机逐渐演变成了信仰危机。
2 从警惕批判到妥协退让
如此严重的问题，难道就没有知识分子察觉，去提醒、去批判吗？批判的声音确实存在，但其力量却愈发微弱。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刚起步之时，韩少功就预料到金钱的意识形态功能，并提醒学术界“金钱也能生出一种专制主义，绝不会比政治专制主义宽容和温柔。这种专制主义可以轻而易举地统治舆论和习俗，给不太贫困者强加贫困感，给不太财迷者，强加发财欲，使一切有头脑的人放弃自己的思想去大街上瞎起哄，使一切有尊严的人贱卖自己的人格去摧眉折腰。”[6]同时他还流露出对知识分子的担忧：“中国文人曾经在政治专制主义面前纷纷趴下，但愿今后能稳稳站住。”[6]现在看来，韩少功当年对知识分子的担忧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在当下了。
对此问题的态度，王小波走得更远。他在杂文《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中说“现在有些知识分子下了海，引起了王先生（指王力雄）很大的忧虑。其实下了海就不是知识分子了，还说人家干什么。”[7]
然而，类似的批判声音毕竟“寡不敌众”，逐渐被默许和妥协的洪流所吞没。何怀宏在《知识分子，以独立为第一要义》中就提出：
“不论政治观点偏左或偏右，知识分子中都有一些人主要或仅仅强调精神标准，而且是很高要求的精神标准的倾向，例如班达尔认为知识分子应当是‘圣者’，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应当代表‘普遍正义’，而且永远‘批判’。而我倾向于不像他们那样对知识分子提出这么高或严格的标准。”“如果要对所有知识分子提出一种比较普遍的精神标准或者说‘职业伦理’，那么，我想能够提出来的只能是‘独立’，即尽可能地在人格、精神和观念上独立，包括经济上的自食其力、有自己内在和外在的尊严。也就是说，这种特殊要求不必是‘圣者’，不必是要去充当时代和社会的‘良知’，也不必是一定都要从事‘批判’或走向‘公共’……”[8] 虽然何怀宏坚守了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但仔细玩味上述话语，可以明显发现，他已经放低了对知识分子精神领域以及公共责任的要求，只把“独立”（突出了自食其力的经济独立）算作知识分子至少应该具备的品格。
“保持独立主要是来自两个方面的努力，一个方面是在客观世界争取能够保障自己的独立性的东西，首先是自己能够养活自己，如果可以用笔耕养活自己，使谋生和观念的工作结合在一起当然最好不过，如果实在不能，也能用其他的工作养活自己……”[9]这一点已经默许了知识分子下海经商的行为，而这种观点无疑是对“知识分子下海经商”已成为大势所趋这一现实的妥协。
3 从对“隐性危机”的揭示到对“知识分子经商”的批判
也许有人会问，难道知识分子穷死了也不能去赚钱吗，有了这么好的经济条件，一定要将其放弃，追求贫穷才能算作知识分子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非常赞同王小波的观点“我觉得知识分子就该是喜欢弄点学问的人，为此不得不受点穷，而非特意喜欢熬穷。假如说安于清贫，安于住筒子楼、安于营养不良是好品格，恐怕是有点变态。”[10]
笔者并不反对知识分子去经商，但是笔者要批判上述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经商”这一问题的漠视、习惯以及妥协态度。一旦有了这种态度，知识分子很容易放松对金钱的警惕，“能够养活自己”是个很模糊的界限。怎样才能算是可以独立生存，月薪4000？年薪100万，还是豪宅名车？只怕这个界限会令知识分子不自觉的变得贪婪，难安清贫，如此一来，追求物质没有尽头，还如何踏踏实实做学问？而如果一旦有人因此遭到了批判，“独立”就会被拿来用作为自己开脱的借口。
市场经济带来的消费社会，正在使文化向快餐形式的方向发展。对物质的欲望侵蚀着对精神食粮的渴求，人们愈发厌恶思考，思想变得轻浮，精神逐渐走向荒原地带。作为人类精神导师的知识分子，其使命本应是提醒大众警惕金钱带来的安逸享乐对人们思想的侵蚀，在物欲横流的年代给予大众深刻的思想，丰富大众的精神世界，结果自己却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并且对这种“沦陷”毫无察觉。这就是市场经济给知识分子带来的隐性危机，即知识分子陷入了精神危机，却没有意识到自身已经陷入了精神危机，反而乐在其中，继续着这种自我堕落。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种危机将比其他危机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因为知识分子虽已深陷险境，却不曾发觉。
因此，笔者认为，虽然知识分子经商的确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但是对“知识分子经商”事件本身，以及对市场、对金钱的批判是不能停止的，而且这个批判一定要由知识分子自身完成。笔者之所以有这种主张，并非是想通过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让其自动放弃经商之举，而是希望这种方式能够使知识分子自身对经商一事始终持一种警醒的态度，从而在经商的同时不至于被商业带来的物质享受所迷惑，影响到自身的学术观和价值观，使其还能够继续保持知识分子精神上、思想上的独立性以及自我批判的能力，在这思想轻浮的年代为精神上日趋荒芜的人们重新建立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1]郑也夫.知识分子研究[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2]孟繁华.众神狂欢——当代中国的文化冲突问题[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
[3]胡鞍钢，王毅，等.生存与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
[4]孟繁华.众神狂欢——当代中国的文化冲突问题[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
[5]杨晓声.中国魂告急[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
[6]韩少功.无价之人[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4：124-127.
[7]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第七卷杂文[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8]何怀宏.知识分子，以独立为第一义[J].读书，2012（5）：3.
[9]何怀宏.知识分子，以独立为第一义[J].读书，2012（5）：4-5.
[10]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第七卷杂文[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