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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尤其是在以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全党的时期，党内宗派主义给我党与中国革命带来了重大损失。对其发展脉络、产生原因、主要表现与危害作粗浅探析，以史为鉴，吸取教训。
[关键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宗派主义：启示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严重的宗派主义，其中以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全党时期的宗派主义最为突出。因而，给我党和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失也最为重大。本文试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宗派主义的发展脉络与产生原因、主要表现与危害等做以粗浅探析，以史为鉴，吸取教训。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宗派主义的发展脉络及产生原因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召开了八七会议。八七会议是有功绩的，其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不足之处是在反对右倾错误的同时，不但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而且“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到1927年11月中共中央的扩大会议，伴随着第一次“左”倾错误形成并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取得统治地位，“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的打击政策也发展了起来”。
在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上半年间，随着时局对革命的有利变动，我党内出现了第二次“左”倾错误。李立三拒绝了许多同志正确的批评和建议，在反“右倾”的口号下错误地打击了不同意他的主张的干部何孟雄、林育南等人，使党内的宗派主义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虽然基本上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但在组织上却还继续着宗派主义的错误。尽管如此，党的工作正在逐步转到正常的轨道上来。但在这时，事情却发生了大的变化。1930年10月间，从莫斯科回国不久，收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器重的留苏学生王明、博古等，采取更加强烈的宗派主义立场，来反抗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1931年1月7日，在米夫的直接干预和亲自操办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宗派势力一步登天，逐步控制了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从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在此期间，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继续得到发展，党内宗派主义呈现愈演愈烈之势，直至遵义会议召开为止。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宗派主义产生的原因有以下五点其一是当时中国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意识在党内的反映。当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各样的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反映到党内的组织生活中，就形成了党内的宗派主义。其二，中国落后的分散的宗法社会和帮口行会是容易产生党内宗派主义的社会环境。其三，我们党长期处在分散的乡村游击战争的情况，更有利于党内宗派主义的产生。其四，由于主客观等种种原因，我们党对于党员的教育和锻炼不够，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其五，共产国际的错误干预。如果没有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全盘否定六届三中全会，如果没有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来华包办六届四中全会进行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活动，王明宗派势力是不可能上台的，罗章龙分裂党的活动也是搞不起来的。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宗派主义的主要表现与危害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党内宗派主义虽然在前两次“左”倾错误时期已有所表现，但在全党盛行却是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全党时期。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博古为了贯彻其“左”倾意旨，肆意践踏党的组织原则，大搞党内宗派主义。他们“在党内曾经把一切因为错误路线行不通而对他采取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同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相结合的，则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宗派主义者大批地打击、处罚和撤换抵制与反对其“左”倾错误的党的干部。很多地区更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造成了党内即可痛心的损失。党内这种宗派主义的错误，极大地削弱了党，危害了中国革命。
王明宗派自六届四中全会上台以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首先重点打击瞿秋白、何孟雄等人。其中尤其是对何孟雄等人的迫害打击更是达到了残忍的程度。对各个革命根据地，四中全会后的党中央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构或新的领导干部前往贯彻“反右倾”的斗争。1931年4月，被派去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张国焘，一到鄂豫皖边区就大搞宗派主义，排除异己，在肃反斗争中杀害了对其有“不敬”言辞、忠实于革命的红军优秀将领许继慎、曾中生和大批干部。就在张国焘于鄂豫皖边区残酷肃反的同时，被王明中央指派到湘鄂西根据地担任中央分局书记兼红三军政委的夏曦同样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方针，在肃反斗争中错误地杀害了段德昌等大批红军优秀将领，其中师级以上干部就有十几人。
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派往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组织下召开的赣南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举行全体会议，会后，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被撤销。1933年初，由博古负总责但仍按王明意旨办事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于在上海无法立足迁到中央苏区后，致使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红军和根据地内得到全面的贯彻执行。他们继续排斥异己，在组织上采取宗派主义的手段，把抱有不同意见的干部都看作“机会主义者”，开展“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江西省委宣传部长邓小平等被指责为“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遭到王明、博古宗派的打击。这场斗争的矛头主要是针对毛泽东的各项正确主张。”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继续发展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使得“左”倾领导绝对地占据了统治地位，党内宗派主义达到有史以来的顶峰。党内宗派主义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紧密结合，给党与革命事业带来严重损失，结果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红军被迫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而进行长征。
三、几点重要启示
(一)反对、防止党内宗派主义与搞好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紧密相连，两者必须并进
从大革命失败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由于主客观种种原因，中国共产党虽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但是还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實际相结合，在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以及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风气，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伴随着三次“左”倾错误，党内宗派主义甚嚣尘上。从八七会议到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期间，虽然前两次“左”倾错误基本得到纠正，但却没能在思想理论上彻底清理左倾错误，从而使 党内宗派主义继续发展。继而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宗派之所以能够上台，除了党在这之前未能在指导思想上清理“左”倾错误以外，还在于很多党的干部理论水平不高，一些党组织思想理论建设没有到位，当王明宗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居，搬出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吓唬人时，许多党的干部与党的组织便失去了清醒识别和坚决抵制的能力，甚至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也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错误的同志对于王明宗派主义分子还采取妥协和支持的态度。这样，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在党内恣意妄为，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史实告诉我们，搞好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反对、党内宗派主义紧密相连，两者缺一不可，必须同时进行。“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我们如果不要主观主义，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就必须扫除党内宗派主义的残余”。
(二)要反对与防止党内宗派主义，就必须加强党性教育与党性锻炼
宗派主义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宗派主义者的排外l生表现为高高在上，脱离工农群众和可以成为朋友的各阶层人士；宗派主义的排内性则表现为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还有同党对立的独立主义，等等。宗派主义者不能正确处理个人或者小团体、小集团与党的关系，往往把个人、小团体、小集团和局部的利益放在党与人民利益之上，把个人或小团体、小集团凌驾于党之上。他们自身党性不纯，却马列主义口朝外，严以律人，宽以待己。一些宗派主义分子抱有政治野心，总想在党内利用各种可能爬得很高，甚至不惜采取一些不正派的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手段来攫取权力，有的还公开反抗中央和分裂党。像王明宗派，还有张国焘、罗章龙等人，搞宗派主义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他们中的一些骨干分子，像李竹声、盛岳、潘问友、张国焘等，最后都成为可耻的叛徒。
因此，要反对和防止党内宗派主义，就必须加强党性教育和党性锻炼。要加强对党员的思想道德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还要加强对党员的纪律教育，努力克服在一些党员身上存在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特别要努力克服在一些党员身上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要求党员摆正个人与党、下级与上级、局部与全局、小团体与整体的关系。做到公正无私、襟怀坦白、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
(三)必须搞好党内民主建设，正确处理党内矛盾
党内民主是使党能够正确决策、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必须切实搞好党内民主建设，IT确处理党内矛盾。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次尤其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全党时期，盛行“家长制”和“一言堂”，党内民主荡然无存。王明宗派为推行其左倾路线，对不同意或者反对他们的人，乱批乱斗，乱捕乱杀，使党损失了大批优秀的党员干部。
党内缺乏民主，是造成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尤其是自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党内宗派主义泛滥的重要原因。党内民主建设搞不好，党内就不能开展正常的、积极的思想斗争，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就得不到执行，就必然导致党内宗派主义的乱批乱斗，党的团结统一就会遭到破坏。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党内民主最为重要。要想搞好党内民主建设，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就必须做到以下几点：其一，必须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必须倍加珍惜和坚决维护。其二，对党内发生的矛盾和分歧，要实事求是地处理，不能乱斗一气。其三，必须要贯彻好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与集中是实行党内民主不可缺少的两个过程，既要防止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又要防止家长制与专断作风。要切实落实好党员的党内民主权利。其四，要建立健全党内的民主制度，开展党内民主。制度建设至关重要，要通过制度建设来发展党内民主。其五，要独立自主地解决党的内部问题。
综上所述，土地革命战争时朗的党内宗派主义给党与革命事业带来了重大损失，我们要以史为鉴，吸取教训，努力做好当前各项工作，开创与铸就更加辉煌的未来。
[参考文献]
[1][2]《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党史全鉴》第四卷2728页，中国文史出版社。
[3]《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10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
[4]《关于若干歷史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党史全鉴》第四卷273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
[5]《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783页，人民出版社出版。
[关键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宗派主义：启示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严重的宗派主义，其中以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全党时期的宗派主义最为突出。因而，给我党和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失也最为重大。本文试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宗派主义的发展脉络与产生原因、主要表现与危害等做以粗浅探析，以史为鉴，吸取教训。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宗派主义的发展脉络及产生原因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召开了八七会议。八七会议是有功绩的，其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不足之处是在反对右倾错误的同时，不但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而且“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到1927年11月中共中央的扩大会议，伴随着第一次“左”倾错误形成并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取得统治地位，“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的打击政策也发展了起来”。
在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上半年间，随着时局对革命的有利变动，我党内出现了第二次“左”倾错误。李立三拒绝了许多同志正确的批评和建议，在反“右倾”的口号下错误地打击了不同意他的主张的干部何孟雄、林育南等人，使党内的宗派主义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虽然基本上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但在组织上却还继续着宗派主义的错误。尽管如此，党的工作正在逐步转到正常的轨道上来。但在这时，事情却发生了大的变化。1930年10月间，从莫斯科回国不久，收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器重的留苏学生王明、博古等，采取更加强烈的宗派主义立场，来反抗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1931年1月7日，在米夫的直接干预和亲自操办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宗派势力一步登天，逐步控制了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从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在此期间，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继续得到发展，党内宗派主义呈现愈演愈烈之势，直至遵义会议召开为止。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宗派主义产生的原因有以下五点其一是当时中国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意识在党内的反映。当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各样的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反映到党内的组织生活中，就形成了党内的宗派主义。其二，中国落后的分散的宗法社会和帮口行会是容易产生党内宗派主义的社会环境。其三，我们党长期处在分散的乡村游击战争的情况，更有利于党内宗派主义的产生。其四，由于主客观等种种原因，我们党对于党员的教育和锻炼不够，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其五，共产国际的错误干预。如果没有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全盘否定六届三中全会，如果没有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来华包办六届四中全会进行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活动，王明宗派势力是不可能上台的，罗章龙分裂党的活动也是搞不起来的。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宗派主义的主要表现与危害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党内宗派主义虽然在前两次“左”倾错误时期已有所表现，但在全党盛行却是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全党时期。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博古为了贯彻其“左”倾意旨，肆意践踏党的组织原则，大搞党内宗派主义。他们“在党内曾经把一切因为错误路线行不通而对他采取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同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相结合的，则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宗派主义者大批地打击、处罚和撤换抵制与反对其“左”倾错误的党的干部。很多地区更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造成了党内即可痛心的损失。党内这种宗派主义的错误，极大地削弱了党，危害了中国革命。
王明宗派自六届四中全会上台以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首先重点打击瞿秋白、何孟雄等人。其中尤其是对何孟雄等人的迫害打击更是达到了残忍的程度。对各个革命根据地，四中全会后的党中央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构或新的领导干部前往贯彻“反右倾”的斗争。1931年4月，被派去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张国焘，一到鄂豫皖边区就大搞宗派主义，排除异己，在肃反斗争中杀害了对其有“不敬”言辞、忠实于革命的红军优秀将领许继慎、曾中生和大批干部。就在张国焘于鄂豫皖边区残酷肃反的同时，被王明中央指派到湘鄂西根据地担任中央分局书记兼红三军政委的夏曦同样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方针，在肃反斗争中错误地杀害了段德昌等大批红军优秀将领，其中师级以上干部就有十几人。
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派往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组织下召开的赣南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举行全体会议，会后，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被撤销。1933年初，由博古负总责但仍按王明意旨办事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于在上海无法立足迁到中央苏区后，致使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红军和根据地内得到全面的贯彻执行。他们继续排斥异己，在组织上采取宗派主义的手段，把抱有不同意见的干部都看作“机会主义者”，开展“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江西省委宣传部长邓小平等被指责为“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遭到王明、博古宗派的打击。这场斗争的矛头主要是针对毛泽东的各项正确主张。”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继续发展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使得“左”倾领导绝对地占据了统治地位，党内宗派主义达到有史以来的顶峰。党内宗派主义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紧密结合，给党与革命事业带来严重损失，结果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红军被迫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而进行长征。
三、几点重要启示
(一)反对、防止党内宗派主义与搞好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紧密相连，两者必须并进
从大革命失败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由于主客观种种原因，中国共产党虽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但是还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實际相结合，在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以及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风气，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伴随着三次“左”倾错误，党内宗派主义甚嚣尘上。从八七会议到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期间，虽然前两次“左”倾错误基本得到纠正，但却没能在思想理论上彻底清理左倾错误，从而使 党内宗派主义继续发展。继而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宗派之所以能够上台，除了党在这之前未能在指导思想上清理“左”倾错误以外，还在于很多党的干部理论水平不高，一些党组织思想理论建设没有到位，当王明宗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居，搬出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吓唬人时，许多党的干部与党的组织便失去了清醒识别和坚决抵制的能力，甚至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也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错误的同志对于王明宗派主义分子还采取妥协和支持的态度。这样，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在党内恣意妄为，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史实告诉我们，搞好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反对、党内宗派主义紧密相连，两者缺一不可，必须同时进行。“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我们如果不要主观主义，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就必须扫除党内宗派主义的残余”。
(二)要反对与防止党内宗派主义，就必须加强党性教育与党性锻炼
宗派主义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宗派主义者的排外l生表现为高高在上，脱离工农群众和可以成为朋友的各阶层人士；宗派主义的排内性则表现为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还有同党对立的独立主义，等等。宗派主义者不能正确处理个人或者小团体、小集团与党的关系，往往把个人、小团体、小集团和局部的利益放在党与人民利益之上，把个人或小团体、小集团凌驾于党之上。他们自身党性不纯，却马列主义口朝外，严以律人，宽以待己。一些宗派主义分子抱有政治野心，总想在党内利用各种可能爬得很高，甚至不惜采取一些不正派的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手段来攫取权力，有的还公开反抗中央和分裂党。像王明宗派，还有张国焘、罗章龙等人，搞宗派主义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他们中的一些骨干分子，像李竹声、盛岳、潘问友、张国焘等，最后都成为可耻的叛徒。
因此，要反对和防止党内宗派主义，就必须加强党性教育和党性锻炼。要加强对党员的思想道德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还要加强对党员的纪律教育，努力克服在一些党员身上存在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特别要努力克服在一些党员身上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要求党员摆正个人与党、下级与上级、局部与全局、小团体与整体的关系。做到公正无私、襟怀坦白、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
(三)必须搞好党内民主建设，正确处理党内矛盾
党内民主是使党能够正确决策、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必须切实搞好党内民主建设，IT确处理党内矛盾。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次尤其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全党时期，盛行“家长制”和“一言堂”，党内民主荡然无存。王明宗派为推行其左倾路线，对不同意或者反对他们的人，乱批乱斗，乱捕乱杀，使党损失了大批优秀的党员干部。
党内缺乏民主，是造成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尤其是自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党内宗派主义泛滥的重要原因。党内民主建设搞不好，党内就不能开展正常的、积极的思想斗争，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就得不到执行，就必然导致党内宗派主义的乱批乱斗，党的团结统一就会遭到破坏。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党内民主最为重要。要想搞好党内民主建设，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就必须做到以下几点：其一，必须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必须倍加珍惜和坚决维护。其二，对党内发生的矛盾和分歧，要实事求是地处理，不能乱斗一气。其三，必须要贯彻好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与集中是实行党内民主不可缺少的两个过程，既要防止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又要防止家长制与专断作风。要切实落实好党员的党内民主权利。其四，要建立健全党内的民主制度，开展党内民主。制度建设至关重要，要通过制度建设来发展党内民主。其五，要独立自主地解决党的内部问题。
综上所述，土地革命战争时朗的党内宗派主义给党与革命事业带来了重大损失，我们要以史为鉴，吸取教训，努力做好当前各项工作，开创与铸就更加辉煌的未来。
[参考文献]
[1][2]《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党史全鉴》第四卷2728页，中国文史出版社。
[3]《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10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
[4]《关于若干歷史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党史全鉴》第四卷273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
[5]《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783页，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