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岁的孙玉琴常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听着钟表“咔吧咔吧”的走动声，一坐就是一下午。她向来客一遍又一遍地讲述有关她出生的故事，但近两年，大约是上了年纪，细节渐渐模糊。
　　伴随着记忆老去的，还有孙玉琴腿上的那道疤。如今，在爬满褶皱的皮肤上，要经过仔细辨认才能找到那道白色的伤痕。
　　孙玉琴是一名日本遗孤。76年前，親生父母生下她10天后，用小刀在她腿上划了个记号，把她托付给了一户东北人家。几天后，他们便死在了松花江畔的山脚下。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苏联红军乘胜追击，成千上万遗留在东北地区的日本人开启了一场大逃亡。一路上，有人病死饿死，也有自相残杀或集体自杀在荒郊旷野的。像孙玉琴一样幸运活下来并被中国人抚养长大的“日本遗孤”，据《日本遗孤调查研究》统计，这个群体人数在4000以上，其中90%以上集中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他们是在战争中被抛弃的孤儿，是时代悲剧里“敌人的孩子”。因为养父母之恩，他们对中国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在中国度过了漫长的40年甚至更久之后，多数遗孤辗转半生，最终回到日本。
　　但在日本，他们很快发现自己依旧处在社会边缘，难以融入。他们被日本人当成中国人，就像当初在中国被嘲笑为“日本鬼子”一样。他们虽然有两个家乡，但好像哪边都不是真正的故土，始终如同一条在海上漂泊的船。
　　3月19日，鹏飞导演、贾樟柯监制的电影《又见奈良》上映，借助影像再一次向人们呈现这段历史。

逃亡、自杀

　　后来，人们回忆起日本战败投降后难民逃亡的日子，总会提起那场连续下了10天的阴雨。
　　5岁的芝田桂子跟着父母、哥哥及两岁的弟弟和一群日本人开始了逃难之路，雨没日没夜地下。母亲准备的饭团吃光了，他们就挖土豆、野菜吃。
　　起初还能听到人群中绝望的哭声，随着饥饿寒冷和混杂在空气中的血腥味笼罩过来，人们已经开始变得麻木而呆滞。“因为怕遇上苏联兵，我们白天不敢动，只有在晚上才能走。”芝田桂子向本刊记者回忆，他们不敢走大路，只能穿过树林翻山越岭。
　　“在城外苞米地里，我妈妈走的时候，就不要两岁的弟弟了。”芝田桂子清楚地记得，土匪杀死她的母亲后，她和哥哥分别被两户东北人家收养。
　　芝田桂子所在的队伍，是日本逃亡移民中的一支。战后，遍布在我国东北各个角落的日本移民，纷纷长途跋涉，向哈尔滨等大城市的火车站或者沿海地带聚集，寻找机会回日本。
　　1936年，日本政府制定“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为了全面占领东北，不仅派出了军队，还在本土招募了大量普通农民组成“开拓团”，让他们拖家带口，漂洋过海，移民到中国。
　　日本战败之后，“开拓团”成员纷纷想办法回到日本。因为45岁以下男性多数被征兵，逃亡的队伍里大多为老幼妇孺。为了防止孩子的哭声被苏联兵发现，很多婴儿被刺死或丢弃，集体自杀事件时有发生。
　　据《满洲开拓史》记载，死亡人数超过20人以上的“开拓团”团民集体自杀事件，就有近百起。而据《伪满洲国史》记载，在战后的1945-1949年间，日本人共死亡176000人，其中，“开拓团”团民死亡人数近8万。
　　“奶奶竟然亲历过这些事。心情很复杂，日本发起了这场侵略战争，但最后受苦受难的，多是普通人。”日本遗孤三代张静枝听到她的奶奶讲起逃亡经历，不敢相信。

“敌人的孩子”

　　“捡日本媳妇去。”日本战败投降的消息在哈尔滨方正县传开后，家里穷得娶不上媳妇的未婚男子，开始到附近的日本难民营“捡”媳妇。
　　一名19岁小伙子没“捡”到媳妇，倒是碰到了一位抱着孩子的母亲。这个圆脸的日本女人穿着黄花和服，跪在他面前，从衣服里边撕下一块花布，写了几个日本字，包进孩子的衣服里。
　　小伙子看孩子可怜，就抱走了。回去之后，孩子又经了两户人家的手，最终被已有一个女儿的徐家收养。孩子是女孩，看起来有三岁，已经奄奄一息，瘫得不会走了，脸因为发烧而变得通红，后被取名为徐士兰。
　　徐家人拿着荞麦干粮去找那位日本母亲，发现人已经不见了。“你不能跟别人说我抱了这个孩子，烂到肚子里都不能说。”养父郑重地嘱咐小伙子。硝烟方散，饱受日本侵略之痛的东北人民，没人敢告诉别人自己收养了敌人的孩子。
　　这个秘密一藏就是55年。当年的那位小伙子已经变成了“小老头”。有一次，已经有了孩子的徐士兰偶然走进“小老头”家里，一进门，对方就吃惊地说：“人家都回日本了，你怎么没回去呢？”
　　从他的口中，徐士兰才第一次知道自己被收养的经过，也因此理解了自己奇怪的童年记忆：小朋友总是指着自己喊“小日本鬼子”，胳膊上有着和同龄人完全不一样的疫苗“栽花”图案……徐士兰小的时候，身边的人很难正常看待日本人。
　　方正县侨联办公室主任、副秘书长曹松先向《南方人物周刊》回忆，日本投降之前，方正县到处是高墙，日本人强征农田，并在方正修了不少炮楼，还盖了三个飞机场，“让中国人去给他们没日没夜地干活，运进去的都是活人，拉出来的都是死尸。没有死的，也都挨过日本人的打。”徐士兰的养父就是其中一个。
　　据曹松先介绍，日本战败投降后，大批“开拓团”移民聚集在方正县，试图去哈尔滨坐火车，但因饥寒交迫和苏联兵的拦截，死了超过5000人，“进入方正县的那条沟里，遍地都是死尸。”方正县人当时收养了大量日本孤儿，后来随着遗孤回国潮开始，方正逐步成为“日本侨乡”。 　　为了搜集日本遗孤资料，曹松先在2004年左右曾走访县里的多位高龄老人，记录日军、“开拓团”在方正县的历史。他介绍，伪满时期，日本人在方正盖了日文学校，让中国孩子去学日语。他记得自己童年时，不少身边的中国老太太时不时会蹦出几句日本话，因为都曾去日本学校上过学。他没有想到，这些人中，不少真的是日本人。
　　这些日本遗孤的养父母出于不同的情况，收养了他们。有的是看孩子可怜，救他一命，但是难做至亲。也有被日本人迫害而失去生育能力的女人，因为不忍抛弃已被辗转好几户的日本遗孤，便决心收养;也有人将遗孤视同己出，甚至亲生孩子都没有上学，也要供养养子女读书，孙玉琴就是家里唯一读到初中毕业的孩子。
　　养父去世后，徐士兰每年都会嘱咐孩子们去坟前上香，“不能忘了他，每年都没有落下他。”
　　救下敌人的孩子，如果换过来，日本人会这么做吗？大多数日本遗孤的回答都是否定。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很多秘密都尘封在记忆中了。那块花布是有关徐士兰身世的唯一线索，但在1945年的那个夜晚就被养父扔进火盆烧掉了，没人知道上面究竟写了什么。
　　“我是谁？我来自哪？”徐士兰说，她并不是想着去日本“发财”，而是想弄清楚自己的身世。活到了80岁，辗转一生，她就想弄明白这一件事。

赴日寻亲

　　飞机快要落地日本成田机场的时候，张伟丽掏出母亲的相片，紧贴窗户，“妈，看看你的故乡，我带你回家了。”

　　随着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1981年中日两国政府开始第一次组织寻亲活动，日本遗孤们也开始掀起回国寻亲潮。
　　1983年，张静枝的奶奶第一次回到日本，看望亲人。2011年，徐士兰也曾赴日寻亲，一路上兴奋得没有合过眼。张伟丽则想让母亲看看自己的故乡，赴日寻亲时，她特意带上了母亲的相片。
　　张伟丽出生6天之后，她的母亲李桂敏就因为风寒过世。继母待她不好，有一次把她的衣服扔到地上，嘴里嘟囔着，“一股死尸味儿。”她不知原委，只是疑惑，为什么“妈妈（继母）”不爱我。
　　14岁时，张伟丽终于知道了生母是谁，疯狂地搜寻着关于母亲的一切。母親睡过的板子，用过的桌子，她都要躺上去睡，或者摸一摸，“觉得跟这些物件特别亲。”有段时间她总觉得陷入梦魇一般，身体无法动弹，感觉母亲模糊的身影向自己走近，这让她感到兴奋。那段日子，她每天中午放学后都会赶紧跑回家里睡觉，希望做一个有母亲的梦。
　　1984年，母亲的养母去世，张伟丽去参加葬礼，才得知母亲是一名日本遗孤。1996年，生完孩子3年后，她开始了长达25年的帮母亲找故乡和亲人的工作，像当年搜集母亲的所有物件一样。只有初中学历的张伟丽，一页页地查找历史资料，从生母被抱走的地方巴彦县开始，寻找对应的“开拓团”、日本城市，去走访接触过母亲的人。
　　多番查访，轮廓渐渐清晰：姥姥是个长脖子，姥爷曾在日本部队里，老家应该是日本三重县。她花了两千多元，托人在日本淘到了一本史料书。在这本920页的日文书里，她兴奋地找到了当年在巴彦县的“开拓团”移民名单，但希望很快破灭，在关于巴彦县的这一页里，有一行括号里的小字，通过翻译得知：“因当地起火，记录被烧毁，没有记载。”
　　“伟丽是体育比赛中‘违例’的谐音，我那时候常在想，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就是犯规的。为什么别人有妈妈，而我没有，后来信了佛之后，我觉得或许就是日本人曾经杀害了太多中国人，所以才让他们的后代必须承受苦难。”53岁的张伟丽说，她的床头，放着这25年来搜集的所有关于母亲的资料。
　　张静枝的奶奶在1945年已经有22岁，她趁着暑假来中国帮小姨带孩子，没成想在此期间日本战败，小姨逃回国了，她却留在了中国。
　　直到60岁的时候，张静枝的奶奶才第一次踏上回日本的飞机。在张静枝的印象中，奶奶常常一边抽着烟，一边叹气，在哄自己睡觉时，总是唱着日本民谣。唱着唱着，奶奶就会说，想妈妈了。

难以融入日本社会

　　1994年，张静枝71岁的奶奶带着她的中国丈夫和一家老小，正式回到日本定居，此时距离她22岁乘轮船离开故土，已经过去49年。
　　到日本的时候，张静枝10岁，带着懵懂和好奇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壤。一家人被政府安排到免费的日语课堂学习日语和礼仪。但读小学后，一股巨大的陌生感向她袭来，“整个学校，只有我跟妹妹两个外国人。日语不好，老师也不会汉语。我们就像动物园里的熊猫一样，每节下课，窗外都有很多日本人围观。”
　　遗孤们终于回到日本，却常常感受到歧视，比如，去便利店买东西，店员见到别人就欢迎光临，见到中国人（他们很难说清自己的身份）就说什么什么东西不能碰。“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剁饺子馅声音大了，楼下还会报警，要是味道大的韭菜馅，日本人更是报以鄙夷的目光。”回到日本生活的遗孤亲属石金楷说。
　　在敏感的叛逆期，张静枝改了日文名，在街上很少跟父母说汉语，像很多遗孤后代一样，不让父母参加自己的家长会，“因为一说话就是外国调，那时候就会觉得在朋友面前很丢人。”但张静枝也是幸运的，后来结识了一些比较通情达理的日本朋友，不再那么敏感，渐渐正视并认同自己的身份，在高中时改回了中文名。 　　其他遗孤的后代大多没有那么幸运。据张静枝所知，很多人遭到了校园霸凌，他们很难真正融入日本的学生圈子，“甚至有人因此辍学了。”
　　日本厚生省数据显示，1972-1995年间，赴日定居的遗孤共2171人。这是日本经济最繁荣的一段时期，而彼时中国的经济与日本还有较大差距。
　　回到日本的遗孤们，在中国时大多生活于经济落后的农村，到了日本，渴望能做一番事业，却发现很难找到工作，或者回到日本时已经步入老年。
　　石金楷为了做一份《日本遗孤生存状态调查报告》，和朋友们采访了约160名日本遗孤，他发现其中有三分之二生活状况都比较艰难。据厚生省2009年的调查数据，还在工作的归国者只有4.5%，而2004年的调查数据为13.9%。
　　日本遗孤于凤兰（猶井富美子）1989年2月回归日本，仅仅过了一年多，便因不堪承受精神上的巨大压力而自杀，年仅46岁。她生前在沈阳市无线电厂工作，丈夫是沈阳地质局干部，有两个儿子，返日后被安排在镰古市一处偏远的地方工作生活。
　　于凤兰的一个朋友在日本《日新时报》上发表悼文提到，她生前还曾在日本自编自演了歌舞《沈阳啊，沈阳，我的故乡》，同时称，遗孤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回到日本后在身份上缺少归属感，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此外，由于日本政府的保守政策，没能及时安排遗孤回日本，这些遗孤回国时年纪已大，不懂日语，找工作困难，基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

　　在张静枝看来，日本遗孤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是缺失的，“在中国，你不完全是中国人;但在日本，你又不完全是日本人。感觉在哪方都没有百分之百能融入进去。”
　　遗孤们回国前有一条必要手续，就是要让养父母签字。“我所知道的，没有一位养父母没签字，他们虽然不舍得，但还是鼓励遗孤们回到日本。”哈尔滨日本遗孤养父母协会会长胡晓慧告诉本刊记者，自2000年以后，回日本的遗孤已经越来越少，“该走的基本都走了。”而据中国养父母记忆馆网最新统计数据，截止到2021年3月，目前还健在的日本遗孤养父母仅剩9人。
　　在中国的遗孤们最后大多选择回到日本，他们想把一生的痛苦、漂泊，没有得到或者失去的爱，寄托在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国度，渴望在这里开启美好生活的新篇章，但是很快发现，这是一场梦。

思念中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