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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跃华 广西全州县人，80后，爱好音乐、户外、阅读。有作品在《散文》《广西文学》《南方文学》《厦门文学》等刊物发表。现为广西“文学桂军”新锐签约作家，桂林文学院签约作家。
一
毕业后参加工作，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能把从小学到中学学过的所有诗歌及绝大部分文言文背诵出来，并且知道在哪一年级哪一册，有否插图，包括里面有什么特别的生字词。这点记性，前些年基本上还可以自诩，现在已经被时间风化得差不多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上小学五年级，第九册语文，第几课忘了，记得在摊开课本的左边，是一首七律《长征》，“逶迤”这个词，我第一次遇见。教语文的女老师说，逶迤，就是弯弯曲曲的样子。“五岭逶迤腾细浪”，我想象那些山岭歪来拐去。但为什么像细浪呢？老师说，因为“红军不怕”呀，所以后面的乌蒙山也不过是“泥巴丸子”。我不大懂。还不懂的是，那“五岭”是什么岭，在哪里？这个我没问，老师似乎也没说。
那时的五年级便是高小毕业生了，一年后小考到初中，初一语文的前面几课里有《老山界》，讲的也是红军的故事。老山界在哪？好像老师也没强调，至少我没什么印象。之后到外面读书回来，在学校教书，接触到一些乡土书籍，才注意到“五岭”“老山界”这些名词。我当时大吃一惊：原来它们就在家乡，在我的身边！我单知道《桂林山水》这篇课文所讲的内容在我们附近，却不知道大无畏的红军，竟然就是从我的家乡全州走过的。
这个地理和历史上的吃惊，让我开始以“恶补”的方式，关注本地的乡土人文。
楚南桂北，多崇山峻岭。巍巍越城，蜿蜒都庞，合丘陵，挟平川，中间一片狭长谷地川流，人称湘桂走廊。湘桂走廊是中原进入岭南唯一的水路要津，在唐代称“岭南西道”，宋时名“广南西路”（“广西”即得名于此），北贯洞庭，南极两粤，扼岭南之通衢，控楚越之要津，历来为湘桂门户，兵家必争之地。一湾从海洋山潺湲而出的清流，湘漓分派后，缘北行，纳左右大小川流，与都庞岭的灌阳河、越城岭的万乡河匯合后，成浩荡之势，迂回北去，是为湘江。古城全州，即在三江汇流的冲积扇区，湘桂走廊的咽喉部。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家乡这片土地上，历代都不缺过境行伍的征讨杀伐。从秦始皇战船溯流南征，到汉高祖刘邦击破淮南王英布，到唐末黄巢领军顺湘流北上中原，从南宋抵御元朝到南明抗击清朝，再到太平天国，战船长戟，刀光剑影，都在这里留下反反复复的杀戮、明明灭灭的印迹。最令人感喟的，是1931年至1934年的中国工农红军三过全州的那一段历史。其中，以中央红军长征突围全州、血战湘江的战役为甚。
八十五年前的那个冬天，中央苏区红军自赣南闽西战略转移，穿粤北，跨潇水，由湘南与桂北交界的永安关、雷口关，进入广西的都庞岭山区。湘江北去，红军西进。当是时，南有国民党桂军、北有湘军，后有中央军，前有汤汤湘水，天上有飞机轰炸，地上有碉堡大炮，桂北三县的灌阳、全州、兴安的要道关隘上，处处是险情，中央红军要突破这天罗地网的“铁三角”口袋阵，谈何容易！更何况湘桂军向来以凶狠善战闻名。中央红军将遭遇此前三道封锁线都不曾有过的最严酷最危急的战斗。“这是一场暗藏阴谋的军事绝杀。”事后有人评叹。我在翻阅各种描写湘江战役的字里行间，仿佛可以看到步履匆匆的行军队伍，听到隆隆的轰炸与震天的喊杀声，闻到浓浓的烟火与血腥味，为迟滞的行军焦急，为众多的将士牺牲扼腕。桂北大地，湘江两岸，人潮汹涌，炮火连天。从都庞岭到越城岭间，绵延山川河谷间无数条火线，双方鏖战十多个昼夜，血染百余里湘江。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石仲泉的一篇文章说，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途中规模最浩大、鏖战最激烈、伤亡最严重、场面最惨烈的战斗，而且在人民军队近九十年的战争史上，乃至现代世界战争史上，其残酷性、惨烈性能够与之相比的，也屈指可数”。1934年11月25日到12月1日那七天，红军电报频频，近十来个电文开首都是“火急”“十万火急”“万万火急”。11月3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名致先头主力部队红一、红三军团：“……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望高举着红旗向着火线上去。”既是作战命令，又是思想动员和政治命令。战况已到千钧一发之际，红一、红三军团在前头两翼硬顶，红五军团在后面硬扛，红军主力部队生生用数万血肉之躯浇筑出生命通道，掩护中央军委纵队渡过湘江。战事惨烈空前，悲壮绝后，惊天地，泣鬼神。在全州城北，湘江下游的一个叫岳湾塘的江流拐弯处，江面上尽是顺流而来的红军战士尸体，宛如浮萍满江、哀鸿遍野。
我从中读到的，更多的还是揪心和痛心。
这是一场不可避免的突围战，也是一场原可以减少巨创的机遇战。读史者众所周知，李、白桂系既防共亦防蒋，对于红军，有心防御，无意死拼，奉行“打尾侧击，让道送客”的战术，在红军佯攻龙虎关之际，在11月22日趁机换防，将桂军主力调离桂北三县，南撤到恭城龙虎关去了。如果中央纵队不在湖南道县滞留三天，如果决策领导能及时悉察桂军撤防全州而湘军尚未赶来接防的军情，充分利用湘江封锁线全州段空虚洞开的那四五天大好时光，及早下达抢渡命令，及时丢掉辎重疾行，绝大部分红军就可以安然渡江。而历史没有“如果”。战机稍纵即逝，中央纵队仍然携带着几十个人才抬得动的山炮，制造枪弹的机床，出版刊物的印刷机，成包成捆的图书文件……“大搬家”式的滞缓行军，导致了那么多可爱的人民子弟兵，就那样倒在了湘江两岸。
桂北的寒江素月，照见他们日夜兼程的一双双草鞋，一杆杆土枪，一张张疲惫而坚毅的脸;照见他们头上的飞机，路上的碉堡，密集的炮火。阻击战，遭遇战，枪林弹雨，人仰马翻。突围，抢渡，撤退，隐蔽。负伤，掉队，失踪，牺牲。没有足够的词汇，能够完全描述他们的失意与勇敢、迷茫与坚强。
在脚山铺、光华铺和新圩三大阻击战场，红军主力整连整团成编制地消耗;在界首、凤凰嘴、大坪、屏山四大渡口，人仰马翻，血染湘江，长征前组建的红八军团经此一役幸存者寥寥，存在两个多月的红八军团番号从此被撤销。红五军团三十四师作为总后卫部队，完成掩护任务之后，被桂军截断在湘江东岸，几遭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断肠成仁”，这就是红军历史上著名的“绝命后卫师”。 “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穿越时空的呐喊，在湘江的上空，久久回荡。
纵览二万五千里的中央红军长征路线，中央红军过广西，不过是穿越桂北的那么短短一段，并不算很起眼。湘江战役这一朵长征中的“细浪”，却绝对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海中的警醒之浪、血泪之花，是生死攸关的转折，是扭转危局的子夜，也开启了“三人团”军事指挥的红灯，为中央红军改湘入黔召开黎平会议和遵义会议埋设了伏笔。
这一笔，浓墨重彩，足以改变中国。
二
有一年秋天，我和朋友从全州驱车去桂林，走322国道，车近脚山铺时，心里面好像有点什么涌起，思绪飘飞，眼神走散，车子忽然向右边的排洪沟拐去，我赶忙拉回方向盘，车身来了个蝎子摆尾，后座的人“哎呀！干吗？”地责问起来。这里刚好是上坡左拐弯道，桂黄公路从两排山岭间的谷地“S”形穿越，右边的小草坪旁立着一块阻击战的纪念碑。很多看过脚山铺的人说：这碑，太小气了！是的，小小的一方石碑，如何能承载曾经那一场惊心动魄的鏖战？后来在草坪里边又立起一面五六米高的碑，混凝土打底，涂了红漆，几年后风雨侵袭，碑面斑驳、寒碜。
脚山铺在古代是湘桂走廊官道上一个关隘，相传舜帝南巡时在一个的山头上驻跸，曾设有行宫，故东南面的一个山头名“皇帝岭”;明末张献忠起义军兵败后，他手下大将李定国联合南明王朝抗清，也曾在这山上驻扎过军队。这里还是日本投降前广西战场最后一次大战的发生地。十年前，我曾在脚山铺所在的才湾镇上当教师，阳春三月，放晚学后，跟当地的同事来脚山铺附近的山头掐过野菜和竹笋，仰望那一片英雄的土地。那时的脚山铺，只有松林静立，飞鸟啼脆。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临县的兴安已经修建了占地八万平方米的湘江战役纪念碑园;三年前，隔壁灌阳县的新圩阻击战陈列馆也成立了。唯獨脚山铺这儿，长期沉寂，山坡上稀疏的松林，历经开荒种地、采矿等，少人问津它的历史。
地方志的“大事记”上说，红一军团一、二两师为掩护红军纵队，从大坪、屏山渡口抢渡湘江，在此构筑工事，与湘军的四个师激战三天三夜，牺牲红军两千余人。后来证实，这一数字严重低估了此役的伤亡数。综合国共双方的史料看，脚山铺一线红军牺牲数应该在六千人左右。红二师五团团长钟学高负伤、团政委易荡平阵亡，四团政委杨成武身负重伤，有名有姓直接阵亡的连长十一名、战士一千九百九十九名，牺牲更多的指战员根本没法统计。据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后来回忆，国民党“迂回部队打到了我们军团部指挥所门口，这是多年没有的事”。红三团团总支书（即后来的政治处主任）肖锋的《长征日记》记录那天的战斗：“晚上一查点，全团折损一半，不少同志都痛哭流涕。炊事员挑着饭担子，看到香喷喷的米饭没人吃，边走边哭。我也蒙着头哭到半夜。肖元礼、蔡教生、郭庭柱等同志还活着，他们也抱头痛哭。这是我到三团后第一次大损失。从中央苏区出征时，我团是两千七百多人，现在仅剩下八九百人了。”脚山铺是湘江战役三大阻击战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伤亡人数最多的阵地战，是一生善战的林彪首次遭遇到如此大的败仗。退到绍水白沙河防线的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焦虑重重，深夜挑灯疾书，联名给中革军委主席朱德拍去了一封后来文史者时常提及的催促湘江东岸中央红军“星夜兼程过河”的电报。
今年仲春，我和几个文友去拜访脚山铺。正是春分这天，早上落了点小雨，然后是难得的艳阳天，下午四点多钟，从才湾小坪里上缓坡，迎面就是阻击战的一长排山岭。国道两边的山麓下，各项土木工程热火朝天进行中，“红军长征湘江战役”一园一馆建设正酣，这是去年冬开工的大项目，据说得到了来自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脚山铺开始热闹起来了。
我们循着从才湾集镇上过来的故道，先到西北面的米花山，阻击战正式打响的第一个山头。山间林子里，有一处隆起的土丘，前面插着写有发现和保护人的红牌子，大抵就是红军墓了，坟上新插着花，显然不久前有人来过。再往上是松林，灌木丛更是葳蕤恣肆，无法去看山上的战壕。同行的文史工作者蒋廷松说，1934年11月28日那天，防守米花山的红二师六团伤亡很大，战斗告一段落后，师长陈光来察看阵地，团政委王集成待在满是战友尸体的战壕里大声哭泣，观者无不动容，连同师长、团长也眼泪汪汪;2015年4月，王集成的后人到这里看父辈战斗过的地方，曾说父亲生前只哭过两次，一次是跟随他多年的警卫员牺牲，一次就是在米花山上。
从故道再回到国道上，想爬尖峰岭，因为山前施工，不便行走，又绕到国道对面的另一个山脚，强穿密林，爬上了怀中抱子山，好不容易寻到制高点的一个开阔处。带路的伍祖华校长，西北面山下的脚山铺小村庄是他的故乡。小时候，他与小伙伴结伴到山上捡过很多子弹壳做火柴枪的铜管，小伙伴忽然喊一声“有骨头！”大家循声望去，荆棘丛中的暗沟里，头盖骨赫然在目，似乎闪着幽光，吓得他们赶紧跑下山。伍校长是60后，年少时听村里亲历战火的老人说，当年子弹从村子上空飞过时发出“啾啾”声，飞机盘旋时发出轰鸣声，有的村民吓得跑进放红薯的地窖里躲藏，战斗虽险，不过没伤到一位村民。而山上血流成潭，村民过后上山埋葬红军，很多就地埋在战壕里。我在伍校长的一篇写脚山铺的文章里看到一句话：“脚山铺山上的泥土一定是咸的，因为它浸润了太多太多的鲜血。”
在山上，想起战争，让你几乎不敢下脚。
叙述湘江战役，我的文字是无力的，一如脚山铺周边盘桓交错的地形，描绘起来相当困难。夕阳西下，我们望着国道两边横卧的群山，一个个指着数：皇帝岭、尖峰岭、牛轭（桂北叫牛wa，耕田地时套在牛颈上的曲木）抱西瓜、怀中抱子山、冲天凤凰岭、美女梳头岭、米花山。王树增在他的力作《长征》里称它们是“古怪的名字”。“古怪”的它们与红军战士共同构筑成阻击阵地，扼住恶狼般凶狠的湘军，为南边几十里外的大坪、凤凰嘴、界首渡口赢得了宝贵的抢渡时间。
脚山铺是明朝在全州境内陆路官道沿途所设的十五铺之一，因为设在山脚下，故名脚山铺。还有个说法是，全州旧时划分为六个乡，脚山铺属恩乡，与北面的长乡、西边的宜乡交界，站在这个二十来户人家的小山村，一“脚”能踩三乡的地端。外地人可能会疑惑：脚山，为何现在又写成“觉山”？是因为“脚”与“觉”在全州话中发音相同而混讹？这其中，颇有来历。文史工作者卿助南介绍说，1988年9月，时任县志办主任马光瑶去北京找聂荣臻元帅给脚山铺阻击战题词，当聂荣臻元帅挥笔写下题词后，马主任见聂帅那幅题词，顿时懵了，原来聂帅是这么写的：“觉山阻击战中牺牲红军烈士永垂不朽”。马光瑶主任不明白，全州的脚山铺，聂荣臻元帅原来记得是很清楚的，他在回忆录里写的都是脚山铺，现在题词却成了觉山铺？他小心提醒聂荣臻元帅，是不是将全州脚山铺阻击战的地名写误了？聂帅说，他知道那个地方是山脚的“脚”，但红军是在经全州血战后才觉醒的！马主任立即明白聂帅这么写的用意，还真是一语双关。自聂帅题词后，官方机构在公开场合便用“觉山”。 觉山，觉醒的山，不再沉默的山。
我在怀中抱子山顶，极目远眺，想象西南三十公里外的界首与东南五十多公里外的新圩，当年和这里同时硝烟弥漫、战火纷飞。在手机上查看奥维地图，这三个阻击战场恰好构成一个锐角三角形。这个地图上的倒三角地带，事关中共中央的存亡。一、三、五军团部持续接到中央的电文：“纵队正向江边前进”“纵队已接近江边”“纵队先头已开始渡江”。每一份电文，就意味着阻击部队坚持再坚持，他们多坚持一分钟，中央纵队就多一分安全。可是，这种坚持，面对的却是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己的敌人，面对的是不断地损兵折将、血肉横飞……在“人人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的命令下，新圩战场先是以两个团加强炮兵营顶住桂军七个团的进攻，后来是一个团拖住了桂军七个团的追击，红五师损失过半，连师参谋长胡震也牺牲了。新圩楠木村的易炳宣老人說：“李军（桂军）走了后，我们村上的人过了两天才敢到那边山上去看，山坡上到处是尸体，尽是些十几二十岁的红军啊。太多了，村上的人埋不过来了，只好把尸体推到战壕里，又把土盖上。我父亲也去了，一边埋手一边发抖，惨啊。”在界首渡口西南五公里的光华铺，敌我双方都没有工事依托，完全是反复厮杀的“拉锯战”，桂军两次攻到红三军团指挥所三官堂不足一百米的地方，红十团两任团长沈述清、杜宗美牺牲，团政委负伤。
三官堂是一座桂北风格的天井房子，濒临界首渡口，现更名为“红军堂”，当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都在这里指挥过战斗。中央军委纵队就是从旁边渡口浮桥上过去的。有次路过界首，我一个人去看旧址，时近黄昏，湘水平缓深流，红军堂肃穆安详，一切皆静，唯有门前垂柳下系着的木船上插着的仿当年红军的军旗在风中飘展。且看王树增的《长征》第七章“血漫湘江”中描写红军过江的片段：
远远地，由成群的驮着重物的马匹、被战士和民夫搬运着的大行李和一眼望不到边的挑夫组成的队伍黑压压地滚滚而来。军委第一纵队缓慢地走上了浮桥。炮弹在江水中爆炸，掀起了冲天的水柱，浮桥开始摇晃，受惊的马匹惊叫着不肯上桥，马夫和战士们咒骂着、抽打着，慌乱的马匹加剧了浮桥的动荡。大行李把浮桥堵塞了，人们大声喊叫着，催促着前面的人赶快让路，但是动荡的浮桥使搬运行李的战士和民夫连站都站不稳。后面又走上来一支队伍，是红军的剧团！小红军们已经很疲惫了，抬着的大箱子摔裂开，花花绿绿的服装和道具撒了出来，小红军一边收拾一边哭。突然，一颗炸弹在距离浮桥很近的地方爆炸了，桥上的人马全被掀翻到江里，人在游水，马在挣扎，江面上漂浮着文件、传单、苏区的纸币和大大小小的书籍……
老革命家陈靖词云：“血染十里溪……江底遍尸体。”桂北有句广为流传的话：“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吃湘江鱼。”
春晖向晚，拉长我们的身影和回忆，久久伫立无语。我在心里默诵艾青那首诗：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夕光一点点淡去，我们择新路下山。有面沙土陡坡，我拄了根棍子，滑雪一般滑下去，体验了一回红军战士戏称“坐飞机”的下坡方式。
三
大部分人对于历史，除了教科书，就是从小说和影视的演绎中得来一些印象。教科书一般都是大致的粗线条，有“历史道理”，缺“历史情态”，干巴巴的，很难体味时代风云的繁复变幻和人物的鲜活微妙;影视、小说呢，有故事，有趣味，却又难免流于“演义”。若要还原历史，相对而言较好的，还是查阅当事人的回忆录和后人收集的文献资料。静下心来，在梳理各种资料中搜寻当时的情境与语境，瞥见历史的一角天空，也是一种“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畅快。
我能搜集到的史料不多。在书上看到一个细节：红六军团因仓促进入贵州作战，萧克指挥部队行军作战时所用的地图是从中学课本上撕下来的，上面只有简单的城镇地名和山河的大致走向。这样简单粗陋的地图，将何以堪，战何以堪！《管子·地图》曰：“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黔东山高林密谷壑深，连向导都不知道五里之外的事情，红六军团转战流徙的艰险可想而知。幸好后来在黔东北的旧州小城，他们发现了一张洋文地图，又找到一位天主教传教士，跟随部队作翻译。红六军团历尽劫险，终与贺龙的红二军团在黔山湘岭间顺利会合。
第二个让人惊讶的细节是：长征中的中央红军领导和军团首长大多是年轻人，博古二十七岁，林彪二十八岁，萧克和王震都是二十七岁，周恩来和彭德怀也都才三十六岁，“娃娃师长”李天佑刚过二十岁，而少共国际师师长肖华才十九岁。金一南在《苦难辉煌》中写道：“那是一个年纪轻轻就干大事、年纪轻轻就丢性命的时代。……需要热血的时代，便只能是年轻人的时代。”
第三个细节：中央红军过桂北时，红军总政治部下达了《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这份历史文件标注的时间是1934年11月29日，正是紧急抢渡湘江的时候。红军的宣传将士们过瑶乡苗寨，饿着肚子，用珍贵的米汤水张贴标语口号，宣传民族平等、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团结少数民族等政策。
一份资料上，有一个观点值得商榷：中央红军在大规模的军事转移前，因为苏区从上海中转莫斯科的秘密电台被查获，中断了共产国际的“远程遥控”，使得博古、李德拥有共产国际支持的这一“尚方宝剑”突然丢失，以致“一部电台改变了历史走向”。这个事件，是否真如蝴蝶效应般影响了历史的进程？李德回忆这段往事时说：“中央与外界完全隔绝，对以后的事态发展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但也有人分析，电台事件只是偶然，湘江战役的重大损失和遵义会议的决议是必然，因为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不断的被动和军事失利，对比毛泽东指挥下的红军曾取得的多次反“围剿”胜利，多数人仍然会做出那个正确的决定，“从此，在毛泽东带领下的红军和党，走上了逆势翻盘的道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死里逃生、转危为安的四渡赤水，即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交给党和红军的第一份完满答卷。毛主席自己也曾说过，四渡赤水是他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作。写出《西行漫记》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评价毛泽东说：“革命运动要求它的领袖能够比旁人早一点看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在这方面毛泽东很成功，所以他的追随者对他的判断力产生了极大的信心。”这才是真正的领袖魅力。倒是那个挂着“国际共产军事顾问”头衔的德国人，从奥托·布劳恩一变为李德，当上中央红军的“太上皇”，有些戏剧化。事实证明，不切实际的军事指挥有多么可怕。后来在延安，1943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博古承认说：“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当时三人团处理一切”。湘江血战，为博、李二人独揽中央军政大权画上句号。 还有一个问题。与后来长征中的万水千山相比，在进入西延山区的过程中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可为什么那么多老红军在回忆录中都谈到了老山界，都对翻越老山界刻骨铭心？有人给出了解释：其实，红军翻越老山界时遇到的困难是双重的，有自然险境的阻挡，还有当时低落的心情。刚刚遭遇湘江重大失利，许多人对革命的前途感到困惑与迷茫。下一步红军向何处去，成为许多领导同志最担忧的问题。毛泽东与同行的王稼祥等人边行军边交谈，都痛感军事指挥有严重错误。翻越老山界后，毛泽东建议改变直入湘西的行军路线，向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并被周恩来接受。毛泽东《十六字令》词中“惊回首，离天三尺三”一句，谓山之高险，也谓危机之严重，但毕竟，红军从这个“离天三尺三”的缝隙中闯了过来。
我的老家两河镇花林岗村，在都庞岭山脉中的盆地上，东北两面是瑶山，南边是与灌阳交界的丘陵，西边又是群山。邓小平、李明瑞领导的红七军曾经从西北的八百岭走来，走过我的村子外的石板大路，中央红军从南边的两河鲁水与文市、新圩交界的多个村落过境，革命的星星之火点燃了家乡仁人志士的革命种子。小时候去邻村的百板洞老街上的代销店买东西，看露天电影，殊不知身边就是桂北起义领导人之一邓崇济同志故居，当年还办过地下油印厂，油印进步报刊等文化宣传品（那条上好的石板路老街，可惜前几年被水泥路硬化封盖了）。周边的厚村、大田、美田等村子里，也有不少群众参加了游击队，“桂北游击队”在斗争中逐渐壮大，发展到近五千人，先后更名为“桂北人民翻身队”“桂北人民解放总队”，下辖路东、路西两个支队十二个大队，活动于当时的广西省会桂林市周围十一个县近百万人口的地区，战斗三百多次，打掉桂系军队和地主武装七千多人。到1949年，配合解放大军南下，桂北人民解放总队收集、传送军事情报和介绍广西地貌民情，在为歼灭白崇禧集团的作战中作出了重大贡献。据1949年12月4日《广西日报》报道：野战军一位领导说：“我们从北打到南，后一段路处处困难，最大困难是粮草供应紧张，不谙民情，难找向导，社会秩序混乱。没想到进入桂北后處处方便，什么困难都得到妥善解决，使我们好像又是经过解放区，可以放心大胆地追歼敌人。”
这是红军三过桂北撒下的革命火种，燎原了。
四
华南五岭是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分水岭。越城岭跨越两个水系，在五岭中海拔最高、山系最长。中央红军跨过湘江和桂黄公路，即遁入越城岭山区，进到天然的保护屏障，虽然山岭崎岖难行，不时还有小股桂军和民团袭扰。
“半夜里，忽然醒来……”《老山界》夜宿山道这一段，初中那时要求背诵过的。其中有一句：“耳朵里有不可捉摸的声响，极远的又是极近的，极洪大的又是极细切的，像春蚕在咀嚼桑叶，像野马在平原上奔驰，像山泉在呜咽，像波涛在澎湃。”我一直感到奇怪的是，静夜里醒来为什么耳朵里有那个“不可捉摸的声响”？只能猜想，大抵是刚刚亲历了生死狂潮的人才会有的幻觉。
作为户外爱好者，我走过西延古道，在越城岭山脊上风餐露宿，用三天两夜时间从天湖边的真宝顶穿越到五湖旁的宝鼎岭，也曾在猫儿山下的华江瑶乡山路上夜行，暴走式的徒步，然而与日夜行军打仗还吃不饱穿不暖的红军将士比起来，我和驴友们所谓的“自虐”显得太微不足道。那种在生命边缘行走而不知前路几何的历程，我们永远无法体味。
2017年初冬，我有幸去井冈山参加培训，在一周的室内外学习行程中，最后被一首现场清唱的山歌轻易打动。那位唱歌的本地客家人叫江满凤，一个平平常常的邻家大嫂，一位普普通通的环卫工，却是当地名人，被称为“红军传人、井冈百灵”。她爷爷是当年井冈山红军队伍里的文艺宣传兵，后来牺牲，留下的唯一遗产是一个手抄歌本。江满凤唱着爷爷的歌，难怪如此动情：
“哎呀嘞，哎——，红军阿哥你慢慢走嘞，小心路上就有石头……”
其声清亮，真挚朴实，属于纯正的山歌小调唱腔，天生的好嗓子，自然的真情感。
之后我又到瑞金、长汀、龙岩等地，访旧迹，看展览，听故事，在赣南闽西的“红色摇篮”里常常被感动和震撼着。中央苏区“红色小上海”长汀县的东南部的松毛岭战役，是红军长征前在闽的最后一战，以万余名红军生命的代价确保了中央红军顺利转移。民国版《长汀县志》载：“是役双方死亡枕藉，尸横遍野，战事之剧，空前未有。”当年松毛岭附近几个村子“家家无闲人、户户无门板”，成年男子全部参加武装支前工作，门板都卸掉作了担架，连少先队、儿童团也加入行动，在敌军的轰炸机、战斗机和大炮声中，舍身忘死。我当即想起湘江战役中，脚山铺小山村里一位叫王寅修的老人，当年十七岁，在别人“躲红”跑走时，坚持为红军带路、送水，差点被敌机炮弹击中。在松毛岭下的钟屋村，建于明末的观寿公祠堂天井旁，一群来自桂北全州的数十名干部围成一圈，聆听讲解员说起红军故事，特别提到担任长征后卫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由闽西游击队改编组建而成，掩护红军主力突破湘江重围，诸多闽西客家人长眠于桂北的湘江东岸，连个名字都没有留下！黄昏中，学员们个个肃立，听解说员声情并茂叙说桂北与闽西的因缘与勾连。历史的点滴，鲜活起来，催出了我的泪花儿，打湿了我的近视镜片。泪眼中，我看到很多干部也在偷偷地擦拭眼角。
日暮时分，山色已黛。我们在公祠前排好队，仿照当年红军宣誓，喝壮行酒，然后把一个连一个竹筒火把接续点亮，映红了大家的八角帽、红军装和一张张坚毅肃穆的脸。手提播放机里高亢的唢呐声响起，是《十送红军》的前奏，此刻此曲，尤显慷慨、悲壮。手持熊熊火把的队伍，随着一声“出发”的命令，列队前行。我走在队伍中掉头前后略一看，心里暗暗吃惊：这支几十人的两列纵队，队伍齐整，火把齐明，走起来竟也有些浩浩荡荡的气势。这支薪火相传的队伍行进在钟屋老街上时，迎面走来一对六七岁的孪生小姐妹，停在路边，侧过身，面对着队伍，甜甜地笑着，自发地向我们挥着小手，轻轻说着“再见、再见”，我再次被这情这景打动。火光摇曳中，小姐妹挥手道别的可爱形象，从此烙印在我心间。 这是革命老区开出的美丽孪生小花。
说起花儿，印象最深的，是家乡桂北山岭间的檵木花和杜鹃花。
山野丘陵灌木丛中，每到仲春，平时不起眼的檵木开始吐蕊，修长的白色花瓣舒展开，细细碎碎，一株两株，并不惹眼，待一个山头、两个山头的檵木花一齐开放，如银河的点点繁星，撒满漫山遍野，就很有气势了。檵木花的花期在清明前后，延续半月之久。清明时节踏青扫墓，看到那山山白花，如何不动哀思？檵木木质细腻、坚硬，韧性极好，适合做锄头棍、榔头把、斧头把等，极能承受压力和重物。杜鹃有两种，一是红色的小灌木，即映山红;一是粉白，一般在海拔千米以上才有，长得比映山红高大些，所以叫高山杜鹃。暮春三月，自三四百米的丘陵上至两千多米的群山野岭中，杜鹃每年相约相应的季候，次第开放，一团团、一簇簇，深红、浅红、绛红、月白、粉紫，满树笑靥满树艳，迎风招展，分外娇媚。立夏以后，平地和丘陵上的繁華落尽，越城岭一千六百多米以上的高山脊上，杜鹃花才开始盛放。我和驴友们相约在每年阳历五月中旬，攀爬全州与资源交界的宝鼎岭，主要就是奔着山上的杜鹃花去的。爬上山巅，雾散雨歇之后，近山远山的杜鹃深一丛、浅一抹，春色芳菲还在这里热热闹闹。山顶的映山红大多不高，然而株株精神，枝干硬朗，铁骨铮铮般迎风伫立，鲜衣怒马。
从都庞岭到越城岭的长征路上，随处可见檵木和杜鹃。我想，这些山野之花，与革命红军是颇有些相近的。子规啼血，春花烂漫;一带山河，一路故人。
歌曲《映山红》，歌词只四句，曲谱也不复杂，而感人心扉者，无非恰到好处的抒情调子，优美婉转，直指胸臆。还有一首西南彝族风格的《情深谊长》，“红军从咱家乡过”，“革命的花儿开在咱心窝”，鱼水之情，款款唱来。桂北江畔，我们欠一首传唱的红色经典。听说北京及自治区有关单位已经派出文艺团队到桂北采风，筹备湘江战役的音乐剧了，期待一曲传得出、留得下的好歌。
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
这是全州脚山的底蕴，在建中的湘江纪念园馆的主题。
红军长征，在本世纪初被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列为影响世界千年历史进程的百大事件之一。永不言败的长征精神，撩动每一个有梦有远方的人。
2019年的这个春天多雨，从年前蔓延而来，滴答滴答，到草长莺飞的季节了，天地还是一片阴冷濡湿。假日里趁着雨的空隙，去城外的江边走走。全州城东南，三江连襟间，几个形态各异的大小沙洲岛，草木翠色逼人，雨来江树迷蒙，风过云水潋滟。登江东钵盂山松林之上的雷公塔，观三江合流，绿水盈盈，远近群岭如聚，峰峦起伏，在晨雾暮雨中幻象跌出。引颈西望，圣禅山与湘山隔江对峙，可以想见湘山南麓的妙明塔下香火缭绕;北望，湘江曲流而走，江湾处，龙山顶的镇湘塔，众绿丛中七级浮屠白如玉柱，巍然耸入蓝天，亦雄亦秀。三江三塔，加之江流上下六桥飞架，气象恢宏。宋元时江南人陆垕诗云：“天地三江远，烟云一径深。高山仰圣道，流水净人心。”钵盂山临江悬崖，赭石壁立，对面江渚旧有纪念娥皇、女英而立的二妃庙，庙火长明，所谓“赤壁秋灯”，全州古八景之一。凝眸远眺，在云遮雾绕的重峦秀川间，不知流过多少跌宕起伏的往事。自强秦挥师开凿灵渠连通长江与珠江水系，湘江北贯中原南极百越，曾经千帆过境、船歌互答的光景，或许还沉淀在两岸群山的记忆里。旧时迁谪岭南的官宦名臣，取水道必经于此，随便撷取，就是一串名单：南朝颜延之，中唐柳宗元，北宋苏轼、黄庭坚、秦观、柳开，南宋范成大、刘克庄，明代解缙、顾璘……他们蹙眉怅望，愁绪万千。唐末张泌云：“湘南自古多离怨，莫动哀吟易惨凄。”黄山谷吟：“劝君莫起羁愁思，满腹文章未是贫。”回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那几个秋冬，红七军团、红六军团和中央红军，前有堵截后有追击，伤亡不断，艰难异常，亦“满腹主义未是贫”。
斑竹一枝千滴泪，湘江旧迹已模糊。曾经的红旗漫卷，军号嘹亮，一代人抛头颅洒热血的历史，沉淀在山水的记忆里，永不褪色。
站在湘江边上，早春二月的风尽管还有些寒意，淫雨阴冷也挡不住悄然来临的春。江畔草色已经盎然，垂柳舒展开点点新绿的翠枝。湘江北去，春水静流，一派碧波映照两岸青山田畴。我读师范时学竹笛，有一首独奏曲《春到湘江》，E调笛子演奏，兼南北风格，悠扬抒情与欢快热烈并蓄，音域宽广，难度不小，但是好听，乐曲中依稀可见湘江两岸的历历美景和勃勃生机。到现在，闲暇时想起笛子也会拿起来吹一段。
待晴日，春暖花开，临江侧听，国乐飘香。江流畔，气朗风清，犹记初心。
责任编辑 韦 露
一
毕业后参加工作，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能把从小学到中学学过的所有诗歌及绝大部分文言文背诵出来，并且知道在哪一年级哪一册，有否插图，包括里面有什么特别的生字词。这点记性，前些年基本上还可以自诩，现在已经被时间风化得差不多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上小学五年级，第九册语文，第几课忘了，记得在摊开课本的左边，是一首七律《长征》，“逶迤”这个词，我第一次遇见。教语文的女老师说，逶迤，就是弯弯曲曲的样子。“五岭逶迤腾细浪”，我想象那些山岭歪来拐去。但为什么像细浪呢？老师说，因为“红军不怕”呀，所以后面的乌蒙山也不过是“泥巴丸子”。我不大懂。还不懂的是，那“五岭”是什么岭，在哪里？这个我没问，老师似乎也没说。
那时的五年级便是高小毕业生了，一年后小考到初中，初一语文的前面几课里有《老山界》，讲的也是红军的故事。老山界在哪？好像老师也没强调，至少我没什么印象。之后到外面读书回来，在学校教书，接触到一些乡土书籍，才注意到“五岭”“老山界”这些名词。我当时大吃一惊：原来它们就在家乡，在我的身边！我单知道《桂林山水》这篇课文所讲的内容在我们附近，却不知道大无畏的红军，竟然就是从我的家乡全州走过的。
这个地理和历史上的吃惊，让我开始以“恶补”的方式，关注本地的乡土人文。
楚南桂北，多崇山峻岭。巍巍越城，蜿蜒都庞，合丘陵，挟平川，中间一片狭长谷地川流，人称湘桂走廊。湘桂走廊是中原进入岭南唯一的水路要津，在唐代称“岭南西道”，宋时名“广南西路”（“广西”即得名于此），北贯洞庭，南极两粤，扼岭南之通衢，控楚越之要津，历来为湘桂门户，兵家必争之地。一湾从海洋山潺湲而出的清流，湘漓分派后，缘北行，纳左右大小川流，与都庞岭的灌阳河、越城岭的万乡河匯合后，成浩荡之势，迂回北去，是为湘江。古城全州，即在三江汇流的冲积扇区，湘桂走廊的咽喉部。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家乡这片土地上，历代都不缺过境行伍的征讨杀伐。从秦始皇战船溯流南征，到汉高祖刘邦击破淮南王英布，到唐末黄巢领军顺湘流北上中原，从南宋抵御元朝到南明抗击清朝，再到太平天国，战船长戟，刀光剑影，都在这里留下反反复复的杀戮、明明灭灭的印迹。最令人感喟的，是1931年至1934年的中国工农红军三过全州的那一段历史。其中，以中央红军长征突围全州、血战湘江的战役为甚。
八十五年前的那个冬天，中央苏区红军自赣南闽西战略转移，穿粤北，跨潇水，由湘南与桂北交界的永安关、雷口关，进入广西的都庞岭山区。湘江北去，红军西进。当是时，南有国民党桂军、北有湘军，后有中央军，前有汤汤湘水，天上有飞机轰炸，地上有碉堡大炮，桂北三县的灌阳、全州、兴安的要道关隘上，处处是险情，中央红军要突破这天罗地网的“铁三角”口袋阵，谈何容易！更何况湘桂军向来以凶狠善战闻名。中央红军将遭遇此前三道封锁线都不曾有过的最严酷最危急的战斗。“这是一场暗藏阴谋的军事绝杀。”事后有人评叹。我在翻阅各种描写湘江战役的字里行间，仿佛可以看到步履匆匆的行军队伍，听到隆隆的轰炸与震天的喊杀声，闻到浓浓的烟火与血腥味，为迟滞的行军焦急，为众多的将士牺牲扼腕。桂北大地，湘江两岸，人潮汹涌，炮火连天。从都庞岭到越城岭间，绵延山川河谷间无数条火线，双方鏖战十多个昼夜，血染百余里湘江。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石仲泉的一篇文章说，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途中规模最浩大、鏖战最激烈、伤亡最严重、场面最惨烈的战斗，而且在人民军队近九十年的战争史上，乃至现代世界战争史上，其残酷性、惨烈性能够与之相比的，也屈指可数”。1934年11月25日到12月1日那七天，红军电报频频，近十来个电文开首都是“火急”“十万火急”“万万火急”。11月3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名致先头主力部队红一、红三军团：“……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望高举着红旗向着火线上去。”既是作战命令，又是思想动员和政治命令。战况已到千钧一发之际，红一、红三军团在前头两翼硬顶，红五军团在后面硬扛，红军主力部队生生用数万血肉之躯浇筑出生命通道，掩护中央军委纵队渡过湘江。战事惨烈空前，悲壮绝后，惊天地，泣鬼神。在全州城北，湘江下游的一个叫岳湾塘的江流拐弯处，江面上尽是顺流而来的红军战士尸体，宛如浮萍满江、哀鸿遍野。
我从中读到的，更多的还是揪心和痛心。
这是一场不可避免的突围战，也是一场原可以减少巨创的机遇战。读史者众所周知，李、白桂系既防共亦防蒋，对于红军，有心防御，无意死拼，奉行“打尾侧击，让道送客”的战术，在红军佯攻龙虎关之际，在11月22日趁机换防，将桂军主力调离桂北三县，南撤到恭城龙虎关去了。如果中央纵队不在湖南道县滞留三天，如果决策领导能及时悉察桂军撤防全州而湘军尚未赶来接防的军情，充分利用湘江封锁线全州段空虚洞开的那四五天大好时光，及早下达抢渡命令，及时丢掉辎重疾行，绝大部分红军就可以安然渡江。而历史没有“如果”。战机稍纵即逝，中央纵队仍然携带着几十个人才抬得动的山炮，制造枪弹的机床，出版刊物的印刷机，成包成捆的图书文件……“大搬家”式的滞缓行军，导致了那么多可爱的人民子弟兵，就那样倒在了湘江两岸。
桂北的寒江素月，照见他们日夜兼程的一双双草鞋，一杆杆土枪，一张张疲惫而坚毅的脸;照见他们头上的飞机，路上的碉堡，密集的炮火。阻击战，遭遇战，枪林弹雨，人仰马翻。突围，抢渡，撤退，隐蔽。负伤，掉队，失踪，牺牲。没有足够的词汇，能够完全描述他们的失意与勇敢、迷茫与坚强。
在脚山铺、光华铺和新圩三大阻击战场，红军主力整连整团成编制地消耗;在界首、凤凰嘴、大坪、屏山四大渡口，人仰马翻，血染湘江，长征前组建的红八军团经此一役幸存者寥寥，存在两个多月的红八军团番号从此被撤销。红五军团三十四师作为总后卫部队，完成掩护任务之后，被桂军截断在湘江东岸，几遭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断肠成仁”，这就是红军历史上著名的“绝命后卫师”。 “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穿越时空的呐喊，在湘江的上空，久久回荡。
纵览二万五千里的中央红军长征路线，中央红军过广西，不过是穿越桂北的那么短短一段，并不算很起眼。湘江战役这一朵长征中的“细浪”，却绝对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海中的警醒之浪、血泪之花，是生死攸关的转折，是扭转危局的子夜，也开启了“三人团”军事指挥的红灯，为中央红军改湘入黔召开黎平会议和遵义会议埋设了伏笔。
这一笔，浓墨重彩，足以改变中国。
二
有一年秋天，我和朋友从全州驱车去桂林，走322国道，车近脚山铺时，心里面好像有点什么涌起，思绪飘飞，眼神走散，车子忽然向右边的排洪沟拐去，我赶忙拉回方向盘，车身来了个蝎子摆尾，后座的人“哎呀！干吗？”地责问起来。这里刚好是上坡左拐弯道，桂黄公路从两排山岭间的谷地“S”形穿越，右边的小草坪旁立着一块阻击战的纪念碑。很多看过脚山铺的人说：这碑，太小气了！是的，小小的一方石碑，如何能承载曾经那一场惊心动魄的鏖战？后来在草坪里边又立起一面五六米高的碑，混凝土打底，涂了红漆，几年后风雨侵袭，碑面斑驳、寒碜。
脚山铺在古代是湘桂走廊官道上一个关隘，相传舜帝南巡时在一个的山头上驻跸，曾设有行宫，故东南面的一个山头名“皇帝岭”;明末张献忠起义军兵败后，他手下大将李定国联合南明王朝抗清，也曾在这山上驻扎过军队。这里还是日本投降前广西战场最后一次大战的发生地。十年前，我曾在脚山铺所在的才湾镇上当教师，阳春三月，放晚学后，跟当地的同事来脚山铺附近的山头掐过野菜和竹笋，仰望那一片英雄的土地。那时的脚山铺，只有松林静立，飞鸟啼脆。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临县的兴安已经修建了占地八万平方米的湘江战役纪念碑园;三年前，隔壁灌阳县的新圩阻击战陈列馆也成立了。唯獨脚山铺这儿，长期沉寂，山坡上稀疏的松林，历经开荒种地、采矿等，少人问津它的历史。
地方志的“大事记”上说，红一军团一、二两师为掩护红军纵队，从大坪、屏山渡口抢渡湘江，在此构筑工事，与湘军的四个师激战三天三夜，牺牲红军两千余人。后来证实，这一数字严重低估了此役的伤亡数。综合国共双方的史料看，脚山铺一线红军牺牲数应该在六千人左右。红二师五团团长钟学高负伤、团政委易荡平阵亡，四团政委杨成武身负重伤，有名有姓直接阵亡的连长十一名、战士一千九百九十九名，牺牲更多的指战员根本没法统计。据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后来回忆，国民党“迂回部队打到了我们军团部指挥所门口，这是多年没有的事”。红三团团总支书（即后来的政治处主任）肖锋的《长征日记》记录那天的战斗：“晚上一查点，全团折损一半，不少同志都痛哭流涕。炊事员挑着饭担子，看到香喷喷的米饭没人吃，边走边哭。我也蒙着头哭到半夜。肖元礼、蔡教生、郭庭柱等同志还活着，他们也抱头痛哭。这是我到三团后第一次大损失。从中央苏区出征时，我团是两千七百多人，现在仅剩下八九百人了。”脚山铺是湘江战役三大阻击战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伤亡人数最多的阵地战，是一生善战的林彪首次遭遇到如此大的败仗。退到绍水白沙河防线的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焦虑重重，深夜挑灯疾书，联名给中革军委主席朱德拍去了一封后来文史者时常提及的催促湘江东岸中央红军“星夜兼程过河”的电报。
今年仲春，我和几个文友去拜访脚山铺。正是春分这天，早上落了点小雨，然后是难得的艳阳天，下午四点多钟，从才湾小坪里上缓坡，迎面就是阻击战的一长排山岭。国道两边的山麓下，各项土木工程热火朝天进行中，“红军长征湘江战役”一园一馆建设正酣，这是去年冬开工的大项目，据说得到了来自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脚山铺开始热闹起来了。
我们循着从才湾集镇上过来的故道，先到西北面的米花山，阻击战正式打响的第一个山头。山间林子里，有一处隆起的土丘，前面插着写有发现和保护人的红牌子，大抵就是红军墓了，坟上新插着花，显然不久前有人来过。再往上是松林，灌木丛更是葳蕤恣肆，无法去看山上的战壕。同行的文史工作者蒋廷松说，1934年11月28日那天，防守米花山的红二师六团伤亡很大，战斗告一段落后，师长陈光来察看阵地，团政委王集成待在满是战友尸体的战壕里大声哭泣，观者无不动容，连同师长、团长也眼泪汪汪;2015年4月，王集成的后人到这里看父辈战斗过的地方，曾说父亲生前只哭过两次，一次是跟随他多年的警卫员牺牲，一次就是在米花山上。
从故道再回到国道上，想爬尖峰岭，因为山前施工，不便行走，又绕到国道对面的另一个山脚，强穿密林，爬上了怀中抱子山，好不容易寻到制高点的一个开阔处。带路的伍祖华校长，西北面山下的脚山铺小村庄是他的故乡。小时候，他与小伙伴结伴到山上捡过很多子弹壳做火柴枪的铜管，小伙伴忽然喊一声“有骨头！”大家循声望去，荆棘丛中的暗沟里，头盖骨赫然在目，似乎闪着幽光，吓得他们赶紧跑下山。伍校长是60后，年少时听村里亲历战火的老人说，当年子弹从村子上空飞过时发出“啾啾”声，飞机盘旋时发出轰鸣声，有的村民吓得跑进放红薯的地窖里躲藏，战斗虽险，不过没伤到一位村民。而山上血流成潭，村民过后上山埋葬红军，很多就地埋在战壕里。我在伍校长的一篇写脚山铺的文章里看到一句话：“脚山铺山上的泥土一定是咸的，因为它浸润了太多太多的鲜血。”
在山上，想起战争，让你几乎不敢下脚。
叙述湘江战役，我的文字是无力的，一如脚山铺周边盘桓交错的地形，描绘起来相当困难。夕阳西下，我们望着国道两边横卧的群山，一个个指着数：皇帝岭、尖峰岭、牛轭（桂北叫牛wa，耕田地时套在牛颈上的曲木）抱西瓜、怀中抱子山、冲天凤凰岭、美女梳头岭、米花山。王树增在他的力作《长征》里称它们是“古怪的名字”。“古怪”的它们与红军战士共同构筑成阻击阵地，扼住恶狼般凶狠的湘军，为南边几十里外的大坪、凤凰嘴、界首渡口赢得了宝贵的抢渡时间。
脚山铺是明朝在全州境内陆路官道沿途所设的十五铺之一，因为设在山脚下，故名脚山铺。还有个说法是，全州旧时划分为六个乡，脚山铺属恩乡，与北面的长乡、西边的宜乡交界，站在这个二十来户人家的小山村，一“脚”能踩三乡的地端。外地人可能会疑惑：脚山，为何现在又写成“觉山”？是因为“脚”与“觉”在全州话中发音相同而混讹？这其中，颇有来历。文史工作者卿助南介绍说，1988年9月，时任县志办主任马光瑶去北京找聂荣臻元帅给脚山铺阻击战题词，当聂荣臻元帅挥笔写下题词后，马主任见聂帅那幅题词，顿时懵了，原来聂帅是这么写的：“觉山阻击战中牺牲红军烈士永垂不朽”。马光瑶主任不明白，全州的脚山铺，聂荣臻元帅原来记得是很清楚的，他在回忆录里写的都是脚山铺，现在题词却成了觉山铺？他小心提醒聂荣臻元帅，是不是将全州脚山铺阻击战的地名写误了？聂帅说，他知道那个地方是山脚的“脚”，但红军是在经全州血战后才觉醒的！马主任立即明白聂帅这么写的用意，还真是一语双关。自聂帅题词后，官方机构在公开场合便用“觉山”。 觉山，觉醒的山，不再沉默的山。
我在怀中抱子山顶，极目远眺，想象西南三十公里外的界首与东南五十多公里外的新圩，当年和这里同时硝烟弥漫、战火纷飞。在手机上查看奥维地图，这三个阻击战场恰好构成一个锐角三角形。这个地图上的倒三角地带，事关中共中央的存亡。一、三、五军团部持续接到中央的电文：“纵队正向江边前进”“纵队已接近江边”“纵队先头已开始渡江”。每一份电文，就意味着阻击部队坚持再坚持，他们多坚持一分钟，中央纵队就多一分安全。可是，这种坚持，面对的却是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己的敌人，面对的是不断地损兵折将、血肉横飞……在“人人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的命令下，新圩战场先是以两个团加强炮兵营顶住桂军七个团的进攻，后来是一个团拖住了桂军七个团的追击，红五师损失过半，连师参谋长胡震也牺牲了。新圩楠木村的易炳宣老人說：“李军（桂军）走了后，我们村上的人过了两天才敢到那边山上去看，山坡上到处是尸体，尽是些十几二十岁的红军啊。太多了，村上的人埋不过来了，只好把尸体推到战壕里，又把土盖上。我父亲也去了，一边埋手一边发抖，惨啊。”在界首渡口西南五公里的光华铺，敌我双方都没有工事依托，完全是反复厮杀的“拉锯战”，桂军两次攻到红三军团指挥所三官堂不足一百米的地方，红十团两任团长沈述清、杜宗美牺牲，团政委负伤。
三官堂是一座桂北风格的天井房子，濒临界首渡口，现更名为“红军堂”，当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都在这里指挥过战斗。中央军委纵队就是从旁边渡口浮桥上过去的。有次路过界首，我一个人去看旧址，时近黄昏，湘水平缓深流，红军堂肃穆安详，一切皆静，唯有门前垂柳下系着的木船上插着的仿当年红军的军旗在风中飘展。且看王树增的《长征》第七章“血漫湘江”中描写红军过江的片段：
远远地，由成群的驮着重物的马匹、被战士和民夫搬运着的大行李和一眼望不到边的挑夫组成的队伍黑压压地滚滚而来。军委第一纵队缓慢地走上了浮桥。炮弹在江水中爆炸，掀起了冲天的水柱，浮桥开始摇晃，受惊的马匹惊叫着不肯上桥，马夫和战士们咒骂着、抽打着，慌乱的马匹加剧了浮桥的动荡。大行李把浮桥堵塞了，人们大声喊叫着，催促着前面的人赶快让路，但是动荡的浮桥使搬运行李的战士和民夫连站都站不稳。后面又走上来一支队伍，是红军的剧团！小红军们已经很疲惫了，抬着的大箱子摔裂开，花花绿绿的服装和道具撒了出来，小红军一边收拾一边哭。突然，一颗炸弹在距离浮桥很近的地方爆炸了，桥上的人马全被掀翻到江里，人在游水，马在挣扎，江面上漂浮着文件、传单、苏区的纸币和大大小小的书籍……
老革命家陈靖词云：“血染十里溪……江底遍尸体。”桂北有句广为流传的话：“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吃湘江鱼。”
春晖向晚，拉长我们的身影和回忆，久久伫立无语。我在心里默诵艾青那首诗：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夕光一点点淡去，我们择新路下山。有面沙土陡坡，我拄了根棍子，滑雪一般滑下去，体验了一回红军战士戏称“坐飞机”的下坡方式。
三
大部分人对于历史，除了教科书，就是从小说和影视的演绎中得来一些印象。教科书一般都是大致的粗线条，有“历史道理”，缺“历史情态”，干巴巴的，很难体味时代风云的繁复变幻和人物的鲜活微妙;影视、小说呢，有故事，有趣味，却又难免流于“演义”。若要还原历史，相对而言较好的，还是查阅当事人的回忆录和后人收集的文献资料。静下心来，在梳理各种资料中搜寻当时的情境与语境，瞥见历史的一角天空，也是一种“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畅快。
我能搜集到的史料不多。在书上看到一个细节：红六军团因仓促进入贵州作战，萧克指挥部队行军作战时所用的地图是从中学课本上撕下来的，上面只有简单的城镇地名和山河的大致走向。这样简单粗陋的地图，将何以堪，战何以堪！《管子·地图》曰：“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黔东山高林密谷壑深，连向导都不知道五里之外的事情，红六军团转战流徙的艰险可想而知。幸好后来在黔东北的旧州小城，他们发现了一张洋文地图，又找到一位天主教传教士，跟随部队作翻译。红六军团历尽劫险，终与贺龙的红二军团在黔山湘岭间顺利会合。
第二个让人惊讶的细节是：长征中的中央红军领导和军团首长大多是年轻人，博古二十七岁，林彪二十八岁，萧克和王震都是二十七岁，周恩来和彭德怀也都才三十六岁，“娃娃师长”李天佑刚过二十岁，而少共国际师师长肖华才十九岁。金一南在《苦难辉煌》中写道：“那是一个年纪轻轻就干大事、年纪轻轻就丢性命的时代。……需要热血的时代，便只能是年轻人的时代。”
第三个细节：中央红军过桂北时，红军总政治部下达了《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这份历史文件标注的时间是1934年11月29日，正是紧急抢渡湘江的时候。红军的宣传将士们过瑶乡苗寨，饿着肚子，用珍贵的米汤水张贴标语口号，宣传民族平等、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团结少数民族等政策。
一份资料上，有一个观点值得商榷：中央红军在大规模的军事转移前，因为苏区从上海中转莫斯科的秘密电台被查获，中断了共产国际的“远程遥控”，使得博古、李德拥有共产国际支持的这一“尚方宝剑”突然丢失，以致“一部电台改变了历史走向”。这个事件，是否真如蝴蝶效应般影响了历史的进程？李德回忆这段往事时说：“中央与外界完全隔绝，对以后的事态发展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但也有人分析，电台事件只是偶然，湘江战役的重大损失和遵义会议的决议是必然，因为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不断的被动和军事失利，对比毛泽东指挥下的红军曾取得的多次反“围剿”胜利，多数人仍然会做出那个正确的决定，“从此，在毛泽东带领下的红军和党，走上了逆势翻盘的道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死里逃生、转危为安的四渡赤水，即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交给党和红军的第一份完满答卷。毛主席自己也曾说过，四渡赤水是他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作。写出《西行漫记》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评价毛泽东说：“革命运动要求它的领袖能够比旁人早一点看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在这方面毛泽东很成功，所以他的追随者对他的判断力产生了极大的信心。”这才是真正的领袖魅力。倒是那个挂着“国际共产军事顾问”头衔的德国人，从奥托·布劳恩一变为李德，当上中央红军的“太上皇”，有些戏剧化。事实证明，不切实际的军事指挥有多么可怕。后来在延安，1943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博古承认说：“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当时三人团处理一切”。湘江血战，为博、李二人独揽中央军政大权画上句号。 还有一个问题。与后来长征中的万水千山相比，在进入西延山区的过程中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可为什么那么多老红军在回忆录中都谈到了老山界，都对翻越老山界刻骨铭心？有人给出了解释：其实，红军翻越老山界时遇到的困难是双重的，有自然险境的阻挡，还有当时低落的心情。刚刚遭遇湘江重大失利，许多人对革命的前途感到困惑与迷茫。下一步红军向何处去，成为许多领导同志最担忧的问题。毛泽东与同行的王稼祥等人边行军边交谈，都痛感军事指挥有严重错误。翻越老山界后，毛泽东建议改变直入湘西的行军路线，向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并被周恩来接受。毛泽东《十六字令》词中“惊回首，离天三尺三”一句，谓山之高险，也谓危机之严重，但毕竟，红军从这个“离天三尺三”的缝隙中闯了过来。
我的老家两河镇花林岗村，在都庞岭山脉中的盆地上，东北两面是瑶山，南边是与灌阳交界的丘陵，西边又是群山。邓小平、李明瑞领导的红七军曾经从西北的八百岭走来，走过我的村子外的石板大路，中央红军从南边的两河鲁水与文市、新圩交界的多个村落过境，革命的星星之火点燃了家乡仁人志士的革命种子。小时候去邻村的百板洞老街上的代销店买东西，看露天电影，殊不知身边就是桂北起义领导人之一邓崇济同志故居，当年还办过地下油印厂，油印进步报刊等文化宣传品（那条上好的石板路老街，可惜前几年被水泥路硬化封盖了）。周边的厚村、大田、美田等村子里，也有不少群众参加了游击队，“桂北游击队”在斗争中逐渐壮大，发展到近五千人，先后更名为“桂北人民翻身队”“桂北人民解放总队”，下辖路东、路西两个支队十二个大队，活动于当时的广西省会桂林市周围十一个县近百万人口的地区，战斗三百多次，打掉桂系军队和地主武装七千多人。到1949年，配合解放大军南下，桂北人民解放总队收集、传送军事情报和介绍广西地貌民情，在为歼灭白崇禧集团的作战中作出了重大贡献。据1949年12月4日《广西日报》报道：野战军一位领导说：“我们从北打到南，后一段路处处困难，最大困难是粮草供应紧张，不谙民情，难找向导，社会秩序混乱。没想到进入桂北后處处方便，什么困难都得到妥善解决，使我们好像又是经过解放区，可以放心大胆地追歼敌人。”
这是红军三过桂北撒下的革命火种，燎原了。
四
华南五岭是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分水岭。越城岭跨越两个水系，在五岭中海拔最高、山系最长。中央红军跨过湘江和桂黄公路，即遁入越城岭山区，进到天然的保护屏障，虽然山岭崎岖难行，不时还有小股桂军和民团袭扰。
“半夜里，忽然醒来……”《老山界》夜宿山道这一段，初中那时要求背诵过的。其中有一句：“耳朵里有不可捉摸的声响，极远的又是极近的，极洪大的又是极细切的，像春蚕在咀嚼桑叶，像野马在平原上奔驰，像山泉在呜咽，像波涛在澎湃。”我一直感到奇怪的是，静夜里醒来为什么耳朵里有那个“不可捉摸的声响”？只能猜想，大抵是刚刚亲历了生死狂潮的人才会有的幻觉。
作为户外爱好者，我走过西延古道，在越城岭山脊上风餐露宿，用三天两夜时间从天湖边的真宝顶穿越到五湖旁的宝鼎岭，也曾在猫儿山下的华江瑶乡山路上夜行，暴走式的徒步，然而与日夜行军打仗还吃不饱穿不暖的红军将士比起来，我和驴友们所谓的“自虐”显得太微不足道。那种在生命边缘行走而不知前路几何的历程，我们永远无法体味。
2017年初冬，我有幸去井冈山参加培训，在一周的室内外学习行程中，最后被一首现场清唱的山歌轻易打动。那位唱歌的本地客家人叫江满凤，一个平平常常的邻家大嫂，一位普普通通的环卫工，却是当地名人，被称为“红军传人、井冈百灵”。她爷爷是当年井冈山红军队伍里的文艺宣传兵，后来牺牲，留下的唯一遗产是一个手抄歌本。江满凤唱着爷爷的歌，难怪如此动情：
“哎呀嘞，哎——，红军阿哥你慢慢走嘞，小心路上就有石头……”
其声清亮，真挚朴实，属于纯正的山歌小调唱腔，天生的好嗓子，自然的真情感。
之后我又到瑞金、长汀、龙岩等地，访旧迹，看展览，听故事，在赣南闽西的“红色摇篮”里常常被感动和震撼着。中央苏区“红色小上海”长汀县的东南部的松毛岭战役，是红军长征前在闽的最后一战，以万余名红军生命的代价确保了中央红军顺利转移。民国版《长汀县志》载：“是役双方死亡枕藉，尸横遍野，战事之剧，空前未有。”当年松毛岭附近几个村子“家家无闲人、户户无门板”，成年男子全部参加武装支前工作，门板都卸掉作了担架，连少先队、儿童团也加入行动，在敌军的轰炸机、战斗机和大炮声中，舍身忘死。我当即想起湘江战役中，脚山铺小山村里一位叫王寅修的老人，当年十七岁，在别人“躲红”跑走时，坚持为红军带路、送水，差点被敌机炮弹击中。在松毛岭下的钟屋村，建于明末的观寿公祠堂天井旁，一群来自桂北全州的数十名干部围成一圈，聆听讲解员说起红军故事，特别提到担任长征后卫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由闽西游击队改编组建而成，掩护红军主力突破湘江重围，诸多闽西客家人长眠于桂北的湘江东岸，连个名字都没有留下！黄昏中，学员们个个肃立，听解说员声情并茂叙说桂北与闽西的因缘与勾连。历史的点滴，鲜活起来，催出了我的泪花儿，打湿了我的近视镜片。泪眼中，我看到很多干部也在偷偷地擦拭眼角。
日暮时分，山色已黛。我们在公祠前排好队，仿照当年红军宣誓，喝壮行酒，然后把一个连一个竹筒火把接续点亮，映红了大家的八角帽、红军装和一张张坚毅肃穆的脸。手提播放机里高亢的唢呐声响起，是《十送红军》的前奏，此刻此曲，尤显慷慨、悲壮。手持熊熊火把的队伍，随着一声“出发”的命令，列队前行。我走在队伍中掉头前后略一看，心里暗暗吃惊：这支几十人的两列纵队，队伍齐整，火把齐明，走起来竟也有些浩浩荡荡的气势。这支薪火相传的队伍行进在钟屋老街上时，迎面走来一对六七岁的孪生小姐妹，停在路边，侧过身，面对着队伍，甜甜地笑着，自发地向我们挥着小手，轻轻说着“再见、再见”，我再次被这情这景打动。火光摇曳中，小姐妹挥手道别的可爱形象，从此烙印在我心间。 这是革命老区开出的美丽孪生小花。
说起花儿，印象最深的，是家乡桂北山岭间的檵木花和杜鹃花。
山野丘陵灌木丛中，每到仲春，平时不起眼的檵木开始吐蕊，修长的白色花瓣舒展开，细细碎碎，一株两株，并不惹眼，待一个山头、两个山头的檵木花一齐开放，如银河的点点繁星，撒满漫山遍野，就很有气势了。檵木花的花期在清明前后，延续半月之久。清明时节踏青扫墓，看到那山山白花，如何不动哀思？檵木木质细腻、坚硬，韧性极好，适合做锄头棍、榔头把、斧头把等，极能承受压力和重物。杜鹃有两种，一是红色的小灌木，即映山红;一是粉白，一般在海拔千米以上才有，长得比映山红高大些，所以叫高山杜鹃。暮春三月，自三四百米的丘陵上至两千多米的群山野岭中，杜鹃每年相约相应的季候，次第开放，一团团、一簇簇，深红、浅红、绛红、月白、粉紫，满树笑靥满树艳，迎风招展，分外娇媚。立夏以后，平地和丘陵上的繁華落尽，越城岭一千六百多米以上的高山脊上，杜鹃花才开始盛放。我和驴友们相约在每年阳历五月中旬，攀爬全州与资源交界的宝鼎岭，主要就是奔着山上的杜鹃花去的。爬上山巅，雾散雨歇之后，近山远山的杜鹃深一丛、浅一抹，春色芳菲还在这里热热闹闹。山顶的映山红大多不高，然而株株精神，枝干硬朗，铁骨铮铮般迎风伫立，鲜衣怒马。
从都庞岭到越城岭的长征路上，随处可见檵木和杜鹃。我想，这些山野之花，与革命红军是颇有些相近的。子规啼血，春花烂漫;一带山河，一路故人。
歌曲《映山红》，歌词只四句，曲谱也不复杂，而感人心扉者，无非恰到好处的抒情调子，优美婉转，直指胸臆。还有一首西南彝族风格的《情深谊长》，“红军从咱家乡过”，“革命的花儿开在咱心窝”，鱼水之情，款款唱来。桂北江畔，我们欠一首传唱的红色经典。听说北京及自治区有关单位已经派出文艺团队到桂北采风，筹备湘江战役的音乐剧了，期待一曲传得出、留得下的好歌。
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
这是全州脚山的底蕴，在建中的湘江纪念园馆的主题。
红军长征，在本世纪初被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列为影响世界千年历史进程的百大事件之一。永不言败的长征精神，撩动每一个有梦有远方的人。
2019年的这个春天多雨，从年前蔓延而来，滴答滴答，到草长莺飞的季节了，天地还是一片阴冷濡湿。假日里趁着雨的空隙，去城外的江边走走。全州城东南，三江连襟间，几个形态各异的大小沙洲岛，草木翠色逼人，雨来江树迷蒙，风过云水潋滟。登江东钵盂山松林之上的雷公塔，观三江合流，绿水盈盈，远近群岭如聚，峰峦起伏，在晨雾暮雨中幻象跌出。引颈西望，圣禅山与湘山隔江对峙，可以想见湘山南麓的妙明塔下香火缭绕;北望，湘江曲流而走，江湾处，龙山顶的镇湘塔，众绿丛中七级浮屠白如玉柱，巍然耸入蓝天，亦雄亦秀。三江三塔，加之江流上下六桥飞架，气象恢宏。宋元时江南人陆垕诗云：“天地三江远，烟云一径深。高山仰圣道，流水净人心。”钵盂山临江悬崖，赭石壁立，对面江渚旧有纪念娥皇、女英而立的二妃庙，庙火长明，所谓“赤壁秋灯”，全州古八景之一。凝眸远眺，在云遮雾绕的重峦秀川间，不知流过多少跌宕起伏的往事。自强秦挥师开凿灵渠连通长江与珠江水系，湘江北贯中原南极百越，曾经千帆过境、船歌互答的光景，或许还沉淀在两岸群山的记忆里。旧时迁谪岭南的官宦名臣，取水道必经于此，随便撷取，就是一串名单：南朝颜延之，中唐柳宗元，北宋苏轼、黄庭坚、秦观、柳开，南宋范成大、刘克庄，明代解缙、顾璘……他们蹙眉怅望，愁绪万千。唐末张泌云：“湘南自古多离怨，莫动哀吟易惨凄。”黄山谷吟：“劝君莫起羁愁思，满腹文章未是贫。”回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那几个秋冬，红七军团、红六军团和中央红军，前有堵截后有追击，伤亡不断，艰难异常，亦“满腹主义未是贫”。
斑竹一枝千滴泪，湘江旧迹已模糊。曾经的红旗漫卷，军号嘹亮，一代人抛头颅洒热血的历史，沉淀在山水的记忆里，永不褪色。
站在湘江边上，早春二月的风尽管还有些寒意，淫雨阴冷也挡不住悄然来临的春。江畔草色已经盎然，垂柳舒展开点点新绿的翠枝。湘江北去，春水静流，一派碧波映照两岸青山田畴。我读师范时学竹笛，有一首独奏曲《春到湘江》，E调笛子演奏，兼南北风格，悠扬抒情与欢快热烈并蓄，音域宽广，难度不小，但是好听，乐曲中依稀可见湘江两岸的历历美景和勃勃生机。到现在，闲暇时想起笛子也会拿起来吹一段。
待晴日，春暖花开，临江侧听，国乐飘香。江流畔，气朗风清，犹记初心。
责任编辑 韦 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