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白先勇和白家
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十几天，在广西桂林一家小宾馆里，一个姓马的太太生了一个男婴，他就是白崇禧的第八个儿子白先勇。
白家十个兄弟姐妹，最受父母宠爱的孩子是白先勇，他的功课最好，又最听话，传统的价值评价体系自然偏向他一边。当三姐得病之后，已经年迈的父母才深刻地感受到自己对这个不是那么出色的女儿关怀太少，爱得太少。这种内疚感一直伴随着白崇禧夫妇的后半生，甚至是去世的时候。人走如灯灭，剩下的只是一串串眼泪和一声声叹息，这时的白先勇才发现，强大的父亲不再是威风凛凛的将军了，他开始复原到一个慈祥父亲的模样。
1966年12月1日晚，一代名将白崇禧逝世。白先勇说父亲的一生“追随的是国民党，而不是蒋介石”，他选择去台湾是“为了向历史交代”。父亲作为军事战略家，最抱憾的是四平之战未克全功；作为伊斯兰教徒，他担任台湾回教协会会长，生前却未能前往麦加朝圣。白先勇得知父亲去世后的第一个反应，是一种肃然起敬的感情，不是悲哀。因为在他心中，父亲是一个英雄。然后第一时间赶回了台湾。白先勇是1963年离开家的，那个时候白先勇的母亲刚过世，父亲年纪也渐渐大了，白崇禧对儿子的离开自然很不舍，于是一直送到机口，这也是白先勇最后一次见父亲。再回来时已经念完书，刚刚做事的时候，父亲却过世了。
在白先勇身上，有典型的中国式精英家庭出身的影子，尽管他走着和父亲完全不同的路。父亲是抗日英雄，迷恋刀枪，他却没有接过父亲的权杖，而是和很多公子哥一样迷恋起了舞台风月。可以想象，身为将军的白崇禧一定曾暗自摇头，一开始，他可能搞不明白，一个这么聪明的儿子，怎么可能会把智慧放在一个小小的舞台上呢？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默认和支持，在父爱面前，权力退到一边。
“写作是一种孤独的命运”
当年白家显赫、辉煌，然而，外人看来艳羡不已的贵族生活，在白先勇的记忆中，更多的却是空袭时的惶恐、得病后被隔离的孤独、辗转各地的逃难，以及十里洋场的光怪陆离。这种“生于忧患、长于离乱”的动荡生活，为白先勇的文学作品打上了一层苍凉的底色。
白先勇觉得自己最有勇气的事情是写作。“我觉得写作是一种孤独的命运，一条轨迹走下去的时候，没有人帮助你，你也不知道自己的成败，不知道前面有多少险状。我想写作等于是你自己创造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你一点都没有把握的。我想，写作要写你最内心的、最真诚的一些话，这需要勇气。”
白先勇抓住了旧上海最后的繁华，却又看着它在自己手中渐渐凋落。1948年底，随着国民党在军事上的节节败退，白氏一家开始了逃难生活，从南京、武汉、广州、香港等地，辗转来到台湾。由于受到蒋介石的猜忌，曾经风光无限的白崇禧深受冷遇，被剥夺实权。父亲终日黯淡的神色，家门口的车马日稀，现实而残酷的一幕幕都落入了白先勇的眼底。
而在儿子的心目中，晚年的白崇禧将军更让人尊敬。一个人处顺境很容易，处逆境不容易。
“父亲处逆境的时候思维也很平常，应该怎么过就怎么过。他一向重视教育，喜欢培养人才，为了培养围棋人才，他想办法把林海峰———那个时候林海峰刚刚冒出来，只有十几岁———送到日本去，让他跟吴清源大师学习，后来林海峰成了围棋大师。”白先勇从来没听父亲对自己的待遇、命运有过抱怨。“他不会讲。”即使到了晚年，也还是非常关心国事。他是个很想做事情的人，一辈子好像都在为国家做事，偶尔也会津津乐道自己过去的战功。
后来，父母双双去世，失去至亲的伤痛、环境的剧变，使得白先勇完全无法写作，直到一年后才重拾纸笔。
1992年，与白先勇守望近40年的挚友王国祥病逝，带给他又一次沉重的打击。当世界上的亲人相继离自己而去时，白先勇把余下的生命变成了一种极致的焕放：作为一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又常年旅居在海外的华人作家，他深深感到了平和、精致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快节奏、求理性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所面临的挑战与威胁，晚年的白先勇，以超级制作人的姿态开始四处奔波，竭力拯救昆曲艺术。
变身昆曲“义工”
在中国的戏剧演出史上，昆曲《牡丹亭》算得上奇迹，4年内演出200场，吸引观众40余万，最重要的是，在加州、伦敦和雅典等戏剧重镇，都经受了挑剔观众的检验。
白先勇，这位自称“昆曲义工”的老人曾许诺：《牡丹亭》上演之后就退休，回到自己的写作上去。但在后来的几年里，他没有一天脱离过昆曲，光是《牡丹亭》就在台下看了100多遍。“我的身份既是普通观众，也是舞台监督。”
“到西方世界是不能摔跤的。如果做砸了，就是毁了一种文化。”对昆曲，白先勇有一种文化复兴者的使命感。美国的伯克利是《牡丹亭》海外演出的第一站。为打响头一炮，白先勇带着一群义工朋友———包括台湾地区文化界名人、教授、导演和歌唱家们，提前一个月抵达美国，一起上电视接受采访、做广播节目、开讲座。“我们是打冲锋的，97%的美国人没听说过昆曲，我们就这样给他们普及。”
过去，白先勇从不接受采访，他认为“写作的人，用作品说话就可以了。”但为昆曲，他不得不以最大的耐心和精力去面对媒体。最多的时候，他一天要接受十几个访问。
正式演出那夜，白先勇“心里像吊了十五个桶，七上八下的。”直到演出结束，看到满场观众站起来鼓掌，他才缓过劲，定了心。生活中的白先勇十分随意，但对昆曲舞台却要求“零错误”。“我们演了那么多场，我都一直强调每场演出都要当做第一次来演，每次演出前，我也要求必须排练。”
全球巡演的舟车劳顿，对演出细节的苛刻要求，加上频繁接受媒体采访，使人不得不担忧他的身体健康，毕竟已到古稀之年。但白先勇一提到昆曲便精神矍铄，脸色红润，说到激动处，会忍不住高举双手，让人很难相信他已经七十多岁了。而正是这位老人，为昆曲界带去一股充满活力的青春之风———他打破常规，任用年轻演员，用淡雅时尚的设计重新包装400年历史的昆曲；他亲临高校，让昆曲以低票价走进各大校园，培养出一批大学生昆曲迷。
“我现在老了，反倒做起了青春梦。”最初，白先勇是想拯救一种面临衰微的文化，而现在，他期望将昆曲推向年轻人，推向全世界。
喜欢教书，厌恶抄袭
1999年，香港《亚洲周刊》评比出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中，《台北人》名列第七，前六位是鲁迅的《呐喊》、沈从文的《边城》、老舍的《骆驼祥子》、张爱玲的《传奇》、钱钟书的《围城》和茅盾的《子夜》。
《台北人》这本书是白先勇当时在美国教学的时候写的。写第一篇的时候，他还在念书，那是第一篇开始写，后来就在加州大学教书了，教书的时候完成了《台北人》。
在美国教书的时候，白先勇曾经带着学生访问了沈从文。那是在1980年左右，沈从文先生第一次到美国访问，白先勇一个学生的硕士论文是做沈从文，刚好白先勇跟沈从文有一个聚会，他就带着学生去了，看到沈从文非常高兴。白先勇说自己喜欢教书，所以教了三十多年了，喜欢跟学生在一起，喜欢年轻人。
但他对学生也是非常严格，有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学生的文有抄袭的情况，白先勇知道后很生气，当时就要他重写。因为他认为，那个学生本来就蛮好的，很规规矩矩也很用功，因为一时求好心切，抄袭了几段东西。但他应该注明的，却没有注明。白先勇认为，“这个是不可以的”。
他现在特别高兴的是自己的学生很有成就，一个是已经是很有名的汉学家了，毕业后又回归到加州大学，做了自己这个系的系主任，成了自己的领导。那学生是美国人，但他是研究汉朝的，写了一本书是关于苏东坡的，一本是关于欧阳修的，也翻译钱钟书的《管锥编》，而《管锥编》中文都非常难读。白先勇觉得“最高兴的就是学生在汉学界有一些成就。”
（摘自《三峡文学》2010年第3期）
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十几天，在广西桂林一家小宾馆里，一个姓马的太太生了一个男婴，他就是白崇禧的第八个儿子白先勇。
白家十个兄弟姐妹，最受父母宠爱的孩子是白先勇，他的功课最好，又最听话，传统的价值评价体系自然偏向他一边。当三姐得病之后，已经年迈的父母才深刻地感受到自己对这个不是那么出色的女儿关怀太少，爱得太少。这种内疚感一直伴随着白崇禧夫妇的后半生，甚至是去世的时候。人走如灯灭，剩下的只是一串串眼泪和一声声叹息，这时的白先勇才发现，强大的父亲不再是威风凛凛的将军了，他开始复原到一个慈祥父亲的模样。
1966年12月1日晚，一代名将白崇禧逝世。白先勇说父亲的一生“追随的是国民党，而不是蒋介石”，他选择去台湾是“为了向历史交代”。父亲作为军事战略家，最抱憾的是四平之战未克全功；作为伊斯兰教徒，他担任台湾回教协会会长，生前却未能前往麦加朝圣。白先勇得知父亲去世后的第一个反应，是一种肃然起敬的感情，不是悲哀。因为在他心中，父亲是一个英雄。然后第一时间赶回了台湾。白先勇是1963年离开家的，那个时候白先勇的母亲刚过世，父亲年纪也渐渐大了，白崇禧对儿子的离开自然很不舍，于是一直送到机口，这也是白先勇最后一次见父亲。再回来时已经念完书，刚刚做事的时候，父亲却过世了。
在白先勇身上，有典型的中国式精英家庭出身的影子，尽管他走着和父亲完全不同的路。父亲是抗日英雄，迷恋刀枪，他却没有接过父亲的权杖，而是和很多公子哥一样迷恋起了舞台风月。可以想象，身为将军的白崇禧一定曾暗自摇头，一开始，他可能搞不明白，一个这么聪明的儿子，怎么可能会把智慧放在一个小小的舞台上呢？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默认和支持，在父爱面前，权力退到一边。
“写作是一种孤独的命运”
当年白家显赫、辉煌，然而，外人看来艳羡不已的贵族生活，在白先勇的记忆中，更多的却是空袭时的惶恐、得病后被隔离的孤独、辗转各地的逃难，以及十里洋场的光怪陆离。这种“生于忧患、长于离乱”的动荡生活，为白先勇的文学作品打上了一层苍凉的底色。
白先勇觉得自己最有勇气的事情是写作。“我觉得写作是一种孤独的命运，一条轨迹走下去的时候，没有人帮助你，你也不知道自己的成败，不知道前面有多少险状。我想写作等于是你自己创造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你一点都没有把握的。我想，写作要写你最内心的、最真诚的一些话，这需要勇气。”
白先勇抓住了旧上海最后的繁华，却又看着它在自己手中渐渐凋落。1948年底，随着国民党在军事上的节节败退，白氏一家开始了逃难生活，从南京、武汉、广州、香港等地，辗转来到台湾。由于受到蒋介石的猜忌，曾经风光无限的白崇禧深受冷遇，被剥夺实权。父亲终日黯淡的神色，家门口的车马日稀，现实而残酷的一幕幕都落入了白先勇的眼底。
而在儿子的心目中，晚年的白崇禧将军更让人尊敬。一个人处顺境很容易，处逆境不容易。
“父亲处逆境的时候思维也很平常，应该怎么过就怎么过。他一向重视教育，喜欢培养人才，为了培养围棋人才，他想办法把林海峰———那个时候林海峰刚刚冒出来，只有十几岁———送到日本去，让他跟吴清源大师学习，后来林海峰成了围棋大师。”白先勇从来没听父亲对自己的待遇、命运有过抱怨。“他不会讲。”即使到了晚年，也还是非常关心国事。他是个很想做事情的人，一辈子好像都在为国家做事，偶尔也会津津乐道自己过去的战功。
后来，父母双双去世，失去至亲的伤痛、环境的剧变，使得白先勇完全无法写作，直到一年后才重拾纸笔。
1992年，与白先勇守望近40年的挚友王国祥病逝，带给他又一次沉重的打击。当世界上的亲人相继离自己而去时，白先勇把余下的生命变成了一种极致的焕放：作为一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又常年旅居在海外的华人作家，他深深感到了平和、精致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快节奏、求理性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所面临的挑战与威胁，晚年的白先勇，以超级制作人的姿态开始四处奔波，竭力拯救昆曲艺术。
变身昆曲“义工”
在中国的戏剧演出史上，昆曲《牡丹亭》算得上奇迹，4年内演出200场，吸引观众40余万，最重要的是，在加州、伦敦和雅典等戏剧重镇，都经受了挑剔观众的检验。
白先勇，这位自称“昆曲义工”的老人曾许诺：《牡丹亭》上演之后就退休，回到自己的写作上去。但在后来的几年里，他没有一天脱离过昆曲，光是《牡丹亭》就在台下看了100多遍。“我的身份既是普通观众，也是舞台监督。”
“到西方世界是不能摔跤的。如果做砸了，就是毁了一种文化。”对昆曲，白先勇有一种文化复兴者的使命感。美国的伯克利是《牡丹亭》海外演出的第一站。为打响头一炮，白先勇带着一群义工朋友———包括台湾地区文化界名人、教授、导演和歌唱家们，提前一个月抵达美国，一起上电视接受采访、做广播节目、开讲座。“我们是打冲锋的，97%的美国人没听说过昆曲，我们就这样给他们普及。”
过去，白先勇从不接受采访，他认为“写作的人，用作品说话就可以了。”但为昆曲，他不得不以最大的耐心和精力去面对媒体。最多的时候，他一天要接受十几个访问。
正式演出那夜，白先勇“心里像吊了十五个桶，七上八下的。”直到演出结束，看到满场观众站起来鼓掌，他才缓过劲，定了心。生活中的白先勇十分随意，但对昆曲舞台却要求“零错误”。“我们演了那么多场，我都一直强调每场演出都要当做第一次来演，每次演出前，我也要求必须排练。”
全球巡演的舟车劳顿，对演出细节的苛刻要求，加上频繁接受媒体采访，使人不得不担忧他的身体健康，毕竟已到古稀之年。但白先勇一提到昆曲便精神矍铄，脸色红润，说到激动处，会忍不住高举双手，让人很难相信他已经七十多岁了。而正是这位老人，为昆曲界带去一股充满活力的青春之风———他打破常规，任用年轻演员，用淡雅时尚的设计重新包装400年历史的昆曲；他亲临高校，让昆曲以低票价走进各大校园，培养出一批大学生昆曲迷。
“我现在老了，反倒做起了青春梦。”最初，白先勇是想拯救一种面临衰微的文化，而现在，他期望将昆曲推向年轻人，推向全世界。
喜欢教书，厌恶抄袭
1999年，香港《亚洲周刊》评比出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中，《台北人》名列第七，前六位是鲁迅的《呐喊》、沈从文的《边城》、老舍的《骆驼祥子》、张爱玲的《传奇》、钱钟书的《围城》和茅盾的《子夜》。
《台北人》这本书是白先勇当时在美国教学的时候写的。写第一篇的时候，他还在念书，那是第一篇开始写，后来就在加州大学教书了，教书的时候完成了《台北人》。
在美国教书的时候，白先勇曾经带着学生访问了沈从文。那是在1980年左右，沈从文先生第一次到美国访问，白先勇一个学生的硕士论文是做沈从文，刚好白先勇跟沈从文有一个聚会，他就带着学生去了，看到沈从文非常高兴。白先勇说自己喜欢教书，所以教了三十多年了，喜欢跟学生在一起，喜欢年轻人。
但他对学生也是非常严格，有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学生的文有抄袭的情况，白先勇知道后很生气，当时就要他重写。因为他认为，那个学生本来就蛮好的，很规规矩矩也很用功，因为一时求好心切，抄袭了几段东西。但他应该注明的，却没有注明。白先勇认为，“这个是不可以的”。
他现在特别高兴的是自己的学生很有成就，一个是已经是很有名的汉学家了，毕业后又回归到加州大学，做了自己这个系的系主任，成了自己的领导。那学生是美国人，但他是研究汉朝的，写了一本书是关于苏东坡的，一本是关于欧阳修的，也翻译钱钟书的《管锥编》，而《管锥编》中文都非常难读。白先勇觉得“最高兴的就是学生在汉学界有一些成就。”
（摘自《三峡文学》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