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越大、风险越大:哪些领导人难“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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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自建国以来近70年间,共出过11位总统,几乎没有一位能“善终”:入狱、自杀、刺杀、流亡海外……但权力本来就是一场危险的游戏,权力越大,危险越大。除韩国领导人外,其他国家一些领导人的下台方式也很惨烈。
  刺杀:一战前后最流行
  1974年8月15日,居住在日本的朝鲜人文世光,潜入韩国光复29周年纪念活动现场。他看着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在这里做总统致辞。刚讲了五分钟,文世光忽然开枪朝朴正熙射击。他只打中了朴槿惠的母亲、第一夫人陆英修。
  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带领他的卫队长车智澈到情报部长金载圭官邸吃晚饭。车智澈和金载圭都是他的心腹,但多有不和。饭桌上,车智澈开始抱怨金载圭及其领导的情报部门工作不力,在应对国内示威游行的问题上过于软弱。朴正熙原本想要解开两个人之间的芥蒂,但此时也顺着车智澈的话批评金载圭。含恨在心的金载圭偷偷拿出一支手枪,先射伤了车智澈,转而把朴正熙也一枪击毙。朴正熙手握了18年的总统权力,就此终结。
  据了解,一战前后,刺杀领导人的行动最为流行,1910年代时达到了一个高峰,统治者被暗杀的几率为1%,但之后,成功的刺杀行动越来越少,不过从来没有消失。韩国总统朴正熙遇刺身亡后,埃及总统萨达特、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以色列总理拉宾等国家领导人,都先后遇刺身亡。
  政变:泰国最容易发生
  二战结束后,虽然针对领导人的暗杀行动越来越少,但政变一度却变得频繁。这主要是因为很多新兴的民族国家走向独立,军队功不可没。军人不但拥有强大的武力,而且民意支持度也很高。当进入和平时期,军队的将军们对政治发生兴趣时,政变的风险就会存在。据系统和平中心收集的数据显示,就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全世界平均每年都会发生约15起以上的政变。
  全球最容易发生政变的国家是泰国。自从1946年以来,泰国成功的政变次数累计为10次,数量高居各国之首。澳洲国立大学研究员法瑞里分析道,泰国已经培养出一种“政变文化”。而这种政变“传染”在拉美地区也非常明显。20世纪50年代末,当时20个拉美国家中有14个是由军人统治的;60至70年代,多数拉美国家曾由军政府掌权。1973年,智利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迫使总统阿连德自杀。此后,拉美军事独裁达到鼎盛。不过,伴随着民主化的进程,这种军事政变的成功率也在逐渐降低。
  外国干涉:主要是美苏的角力
  1970年3月,柬埔寨武装部队司令朗诺趁西哈努克出访之际发生政变。虽然看似是内部权力斗争,但实际上,这起政变是在美国军方策动和支持下进行的。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甚至派遣了作战部队进入柬埔寨境内。
  1979年,苏联声称受阿富汗总统阿明邀请,出兵阿富汗。但直到苏联军队攻占了阿富汗王宫,控制了阿明全家,才掏出一份“阿富汗请求苏联出兵”的邀请书,要阿明签署。依靠政变夺取权力的总统阿明拒绝签字,随即他和4个妻子、24名子女都被苏军枪杀。
  冷战时的美苏对抗期间,类似的军事干预并不罕见。两个大国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维护甚至扩展势力范围。
  虽然198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不容干涉和干预别国内政宣言》,但这种情况并未完全消失。2010年,西非国家科特迪瓦举行大选,总统巴博败选后却拒绝下台,操纵宪法委员会推翻选举结果,自行宣布连任。2011年3月,在联合国、欧盟等方面斡旋无果后,该国陷入内战。法国出动独角兽部队,协助反对派击溃了巴博的支持者,并将其生擒。
  颜色革命:最大特点是没有流血事件
  1968年的改革遭到苏联镇压后,捷克国内的民主化运动仍在以地下方式进行。一直到1989年前,还不时有一些要求民主的游行活动。1989年11月17日起,捷克首都布拉格出现超过十万人的游行,之后每天都有游行活动向政府要求结束捷共的统治。在国内民众的巨大压力下,捷克共产党第一书记被迫辞职,捷克政府随即举行第一次多党选举。哈维尔当选总统,杜布切克担任了联邦国会议长。
  与以往的政变、刺杀相比,这一场权力变换最大的特点是没有流血事件,有媒体形容它“有天鹅绒般的顺滑质感”。这之后,人们把通过不流血方式实现政权和平转移的政变或革命称为“天鹅绒革命”。
  苏东剧变之后,从格鲁吉亚、乌克兰到吉尔吉斯斯坦,类似的街头运动也相继发生,而因为它们有着更明确的特色——格鲁吉亚的街头抗议者拿起了玫瑰花,所以也称“玫瑰色革命”;乌克兰的本来叫“栗子花革命”,因为栗子花是橙色的,所以后来被称为“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被称作“黄色革命”,也叫“柠檬色革命”,因为该国首都比什凯克的市花是黄色迎春花……于是,这一系列革命又被称为颜色革命。
  党内“逼宫”:不断上演的“宫廷戏码”
  1991年8月,苏共中央、苏联政府、武装力量和克格勃领导层中的保守派联合起来,决定罢免戈尔巴乔夫,阻止改革,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但这场“宫廷政变”只持续了三天,就被打压下去,继而,以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总统叶利欽为首的改革派政治家地位得到加强。这时候的戈尔巴乔夫虽然仍是苏联领导人,却已经没有实权了。
  在政治权力的决斗场上,这样的“宫廷戏码”时有上演。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的团队在赫鲁晓夫缺席的情况下,召开了主席团会议,内定勃列日涅夫为第一书记。之后,勃列日涅夫再以讨论农业问题的理由,请赫鲁晓夫参会。等他赶到会场,一系列的指责和批评扑面而来,勃列日涅夫甚至迫使与会者要全部表态,直到最后,把一张打印好的辞职声明推到赫鲁晓夫面前,让他签字。
  在党魁出任领导人的西方代议制国家,这种情况也会出现。1990年11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与前国防大臣迈克尔·赫塞尔廷竞争保守党新党魁。撒切尔夫人召开内阁大臣谈话,希望他们全力助她胜选。结果,会上,自己的内阁成员开始发难,劝她不要再参选。党内元老也劝她,即便胜出,得票率也不会太高,不足以团结全党,不如体面退出。于是在党内“逼宫”之下,这位担任首相11年,出任党魁15年的“铁娘子”,只好宣布退出选举,并辞去首相一职。
  意外死亡:飞机失事的原因最多
  有专家做过一项名为“暗杀之外,国家领导人的死亡时刻”的研究。他们统计了1945年到2000年130个国家的领导人,除了尚且在任的领导人外,共有1184个案例,其中105位领导人因死亡而失去权力——这还不包括21例因政变死亡的领导人。除了生病、自然死亡和刺杀行动外,有12名领导人死于意外。
  1952年,斯里兰卡开国总理唐·斯蒂芬·森纳那亚克骑马时,忽然身体不适,从马上摔下而死亡。1970年,冰岛总理布亚尼·本尼迪克特松所在的避暑别墅发生火灾,他和妻子以及孙子在大火中丧生。
  意外死亡的领导人中,飞机失事的原因最多,占到8例。而死于疾病的领导人中,心脏病是第一病因,29人因此而死亡,之后是癌症(12人)和中风(6人)。
  无论是意外死亡,还是前述其他原因,这些领导人政治生命突然终止的情况,自然会给其领导的国家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在数据统计中发现,这种影响在专制独裁国家会更大,在民主国家则相对较小。这当然与不同政体之下,领导人的权力大小有关。
  (《Vista看天下》张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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