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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尼尔·波茨曼的媒介环境论出发,探讨在新的网络扩张时期,网络是如何恶化儿童生存环境的,并试图寻找避免真的发生“童年的消逝”这种悲剧结局的途径。
【关键词】隐喻 人肉搜索 成人化
波茨曼在《娱乐至死》一书的开始,就根据两部小说提出了两种可以摧毁人类文明的方法,一种是禁锢文化,让人们难以接触到真正的文明,另一种就是让文化转变为一种会让人类娱乐至死的舞台。正如作者在前言部分所说“奥威尔(《一九八四年》作者)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美丽新世界》作者)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
波茨曼认为,最终摧毁人类文明的,正是赫胥黎所担心的“在《一九八四年》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娱乐至死》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地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电视的一般表达方式是娱乐。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在书的第一章,作者谈到了“媒体即隐喻”。波兹曼认为媒体能够以一种隐蔽却强大的暗示力量来“定义现实世界”,其中媒体的形式极为重要。因为特定的形式会偏好某种特殊的内容最终会塑造整个文化的特征,“某个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对于这个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就是所谓“媒体即隐喻”的主要涵义。
如果说波茨曼生活的年代正是电视事业从开始到繁荣到盛极一时之时,笔者认为,我们的时代,则是一个电视的光芒逐渐被电子计算机及网络所遮蔽,以致慢慢退却的时代。近几年频频爆发的网络事件,对抽天价香烟的局长周久耕的人肉搜索,以及对艾滋女事件由被误导到真相大白等的报道,无不显示出网络的强大力量,直接促成“网络民意”这一词汇的产生。而各路传统媒体面对这种状况也不敢懈怠,合作与如何合作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现在,各种媒体从报纸到电视台,都纷纷推出了自己的网络版(频道)。拿今年的春晚来说,首先是全程网络直播,然后是网络投票选举最佳节目。而网民们在刘谦魔术表演10分钟后就在网络上进行了揭秘,之后又在各大主要门户网以及网络媒体上对春晚进行评价,反其道而行之,票选虎年春晚最差的节目。网络发展的火爆,可略见一斑。
但是,如果从“娱乐至死”这个角度来说,网络是否能改变电视带给人类文明的消极意义?
笔者从《娱乐至死》所提到的教育方面方面来谈谈自己的看法。说到教育,《娱乐至死》和波茨曼的另一部著作《童年的消逝》是同出一脉,用的基本是一个观点,那就是电视的存在导致教育成为了娱乐,从而进一步使儿童的童年消失。波茨曼认为,童年理念能否存在主要取决于当时社会的大众媒介形式。他提出了两个相应的命题:印刷媒介有效地将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相隔离,印刷术创造了成年人的新定义,成人指有能力阅读的人,相应的,儿童指欠缺阅读能力的人,儿童必须接受教育,以达到成熟的成人,这就产生了关于儿童的概念。而且阅读行为是极具个性的。再者,印刷术起了隔离成人与儿童的作用,使儿童无法了解社会的秘密。对儿童来说,最大的秘密是性,其次是金钱、暴力、疾病、死亡、社会关系等等。印刷术大大限制了儿童了解社会秘密的可能性。当儿童渐渐长大,成人将按其发展阶段逐步透露这些秘密。但是,首先是收音机广播,然后是电影以及电视,开始动摇了童年观念和理想。与文字符号相比,图画、图像是认知上的退化。它要求我们去感觉,而非去思考。电视提供了一种相当原始、又难以拒绝的选择,它取代了印刷文字里的线性逻辑,也让精英话语权边缘化现象在某些场合发生。电视模糊了成人与儿童的界限。每个人都有机会观看电视。正是电视所具有的这种“没有分别的可接近性”,彻底腐蚀了儿童与成人之间的分界线。电视不要求它的观众通过学习来掌握这种观看的技能,也不要求读者具备复杂的心智技能,这导致其结果就像心理学家说的那样:儿童难以成长为成熟的成人,而成人则开始儿童化。
如果说电视会让我们的个性消失,难以提供理性思维供我们的思考慢慢成熟,笔者认为网络就加剧了这一特点。首先,什么是个性?个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人们对问题思考所得出的不同答案,包括对人生、对世界的思考。“网络民意”,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进步的象征,是人们在现实社会中试图达到民主诉求的一种路径。可是“网络民意”就是个褒义词吗?首先我们来谈谈最近几年轰动一时的“人肉搜索”事件。虽然在“华南虎”等事件中,人肉搜索显示了强大的积极作用,但是同时,“人肉搜索”也被称为最恐怖的社会搜索。“铜须门”以及“死亡博客”等事件在人们的怨愤中违背了道德甚至是法律准则。
在网络事件中,“沉默的螺旋”显现得更为明了。纵观各大新闻论坛,可以保持清醒的发言者往往湮没于谩骂中。网络的非实名制让人们的发言肆无忌惮,缺乏理性的思考,而是以发泄为主要目的。在这种环境中,一个人能够理性思考问题慢慢成熟吗?而现在的净化网络环境,还孩子一个健康的网络空间,主要针对的是黄色网站,并没有照顾到那些并不受限制的BBS能否给儿童一个理性的思维发展空间。
笔者对波茨曼的《童年的消逝》与我国学者卜卫《大众媒介对儿童的影响》作一对比分析。
卜卫在《大众媒介对儿童的影响》一书中写道:“儿童作为人这种生物体的一个发展阶段,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着。但这只是物理上的存在,与观念上的存在无关。”她对儿童概念的认识和波茨曼是大体相同的,因为波茨曼认为儿童这个概念不是一个生物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或者说,是文化的演变造成的概念。
在对儿童这个概念明晰了之后,我们来看看波茨曼和卜卫在文化教育和电视这两方面的不同意见。波茨曼认为,电视新媒介改变了我们的文化,在这之中也同时改变了我们的教育,电视是主动者,而教育文化是被动者。而卜卫则认为,我们应该反思的是教育和文化,是它们导致了儿童天真个性的改变,努力成为“小大人”,电视只是顺应了这一趋势。其中,文化教育是主动者,电视则是被动者。
从这种不同的想法出发,波茨曼认为因为电视缺乏印刷媒介所能给予的逻辑性和理性的学习,无论如何制作,都不能给予儿童精神食粮,而会导致童年的消逝。而卜卫则认为,电视制作商才是导致童年消失的罪魁祸首,他们已经脱离童年生活,但却是儿童节目的主要制作者,他们很容易忽略儿童的真正需求,导致儿童节目的成人化。所以电视还是可以给儿童带来精神食粮的。
笔者想把这两人的观点推及到网络上,提出一个问题,究竟是谁在操控着网络?人?还是网络本身?笔者个人偏向波茨曼的观点,所以认为是网络媒介本身的特点导致了网络媒介的存在形式,以及它的存在方式。虽然网络媒介一再声称自己优于电视媒介以及印刷媒介,认为它结合了印刷媒体和广播电视媒体的优点,并产生了新的优点。但本质上网络媒体并不能解决广播电视媒体在诞生之初就有的特点,就是感性思维远远大于理性思维。我们虽然能在网络上读到文字新闻,能看到网络小说,但是我们还能回归到以理性思维思考新闻带给我们的意义,以及能够让优秀的小说对我们人生观、价值观产生影响吗?尤其是对儿童而言,我们是否能用网络的优势弥补广播电视的缺憾,挽留童年?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笔者认为很难改善。网络新闻虽然能够改变电视新闻那种转瞬即逝的特点,而且具有了类似于报纸一样的延展性阅读的能力,但是就像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你根本不知道它的链接会把你带到哪里,链接到的是否就是你所需要的背景资料。而且阅读者的目光极易被所链接的其他新闻吸引,会以很快的速度把刚刚关注过的新闻抛之脑后。而网络小说,已经不再是个别文学家、作家的专利,而成了文字工作者挣钱的方式。谁都有可能是文学作品的制造者,浮躁的环境已经很难产生真正能震撼人心灵的作品。这样的文字能给儿童的成长带来什么精神食粮呢?
如果说电视还有把关人,起码家长能选择看或者不看,网络就实在难以企及了。儿童在上网的时候有几个家长可以守候在他(她)身边为他选择该看什么不该看什么出谋划策?
波茨曼在《娱乐至死》一书的最后提出,如果有希望改变这种现状,改变人类文明覆灭的命运,最终只能由已经娱乐化的教育改变。或许,这也正是能改变网络时代现状的途径。■
参考文献
①[美]波茨曼:《娱乐至死》[J].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②[美]波茨曼:《童年的消逝》[J].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③卜卫:《大众媒介对儿童的影响》 [J].新华出版社,2002
④卜卫,《捍卫童年》[J].《读书》,2000(03)
⑤马宁,《捍卫童年:大众传媒对儿童的消极影响刍议》[J].《今传媒》,2009(12)
(作者: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08级新闻系研究生)
责编:周蕾
【关键词】隐喻 人肉搜索 成人化
波茨曼在《娱乐至死》一书的开始,就根据两部小说提出了两种可以摧毁人类文明的方法,一种是禁锢文化,让人们难以接触到真正的文明,另一种就是让文化转变为一种会让人类娱乐至死的舞台。正如作者在前言部分所说“奥威尔(《一九八四年》作者)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美丽新世界》作者)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
波茨曼认为,最终摧毁人类文明的,正是赫胥黎所担心的“在《一九八四年》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娱乐至死》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地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电视的一般表达方式是娱乐。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在书的第一章,作者谈到了“媒体即隐喻”。波兹曼认为媒体能够以一种隐蔽却强大的暗示力量来“定义现实世界”,其中媒体的形式极为重要。因为特定的形式会偏好某种特殊的内容最终会塑造整个文化的特征,“某个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对于这个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就是所谓“媒体即隐喻”的主要涵义。
如果说波茨曼生活的年代正是电视事业从开始到繁荣到盛极一时之时,笔者认为,我们的时代,则是一个电视的光芒逐渐被电子计算机及网络所遮蔽,以致慢慢退却的时代。近几年频频爆发的网络事件,对抽天价香烟的局长周久耕的人肉搜索,以及对艾滋女事件由被误导到真相大白等的报道,无不显示出网络的强大力量,直接促成“网络民意”这一词汇的产生。而各路传统媒体面对这种状况也不敢懈怠,合作与如何合作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现在,各种媒体从报纸到电视台,都纷纷推出了自己的网络版(频道)。拿今年的春晚来说,首先是全程网络直播,然后是网络投票选举最佳节目。而网民们在刘谦魔术表演10分钟后就在网络上进行了揭秘,之后又在各大主要门户网以及网络媒体上对春晚进行评价,反其道而行之,票选虎年春晚最差的节目。网络发展的火爆,可略见一斑。
但是,如果从“娱乐至死”这个角度来说,网络是否能改变电视带给人类文明的消极意义?
笔者从《娱乐至死》所提到的教育方面方面来谈谈自己的看法。说到教育,《娱乐至死》和波茨曼的另一部著作《童年的消逝》是同出一脉,用的基本是一个观点,那就是电视的存在导致教育成为了娱乐,从而进一步使儿童的童年消失。波茨曼认为,童年理念能否存在主要取决于当时社会的大众媒介形式。他提出了两个相应的命题:印刷媒介有效地将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相隔离,印刷术创造了成年人的新定义,成人指有能力阅读的人,相应的,儿童指欠缺阅读能力的人,儿童必须接受教育,以达到成熟的成人,这就产生了关于儿童的概念。而且阅读行为是极具个性的。再者,印刷术起了隔离成人与儿童的作用,使儿童无法了解社会的秘密。对儿童来说,最大的秘密是性,其次是金钱、暴力、疾病、死亡、社会关系等等。印刷术大大限制了儿童了解社会秘密的可能性。当儿童渐渐长大,成人将按其发展阶段逐步透露这些秘密。但是,首先是收音机广播,然后是电影以及电视,开始动摇了童年观念和理想。与文字符号相比,图画、图像是认知上的退化。它要求我们去感觉,而非去思考。电视提供了一种相当原始、又难以拒绝的选择,它取代了印刷文字里的线性逻辑,也让精英话语权边缘化现象在某些场合发生。电视模糊了成人与儿童的界限。每个人都有机会观看电视。正是电视所具有的这种“没有分别的可接近性”,彻底腐蚀了儿童与成人之间的分界线。电视不要求它的观众通过学习来掌握这种观看的技能,也不要求读者具备复杂的心智技能,这导致其结果就像心理学家说的那样:儿童难以成长为成熟的成人,而成人则开始儿童化。
如果说电视会让我们的个性消失,难以提供理性思维供我们的思考慢慢成熟,笔者认为网络就加剧了这一特点。首先,什么是个性?个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人们对问题思考所得出的不同答案,包括对人生、对世界的思考。“网络民意”,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进步的象征,是人们在现实社会中试图达到民主诉求的一种路径。可是“网络民意”就是个褒义词吗?首先我们来谈谈最近几年轰动一时的“人肉搜索”事件。虽然在“华南虎”等事件中,人肉搜索显示了强大的积极作用,但是同时,“人肉搜索”也被称为最恐怖的社会搜索。“铜须门”以及“死亡博客”等事件在人们的怨愤中违背了道德甚至是法律准则。
在网络事件中,“沉默的螺旋”显现得更为明了。纵观各大新闻论坛,可以保持清醒的发言者往往湮没于谩骂中。网络的非实名制让人们的发言肆无忌惮,缺乏理性的思考,而是以发泄为主要目的。在这种环境中,一个人能够理性思考问题慢慢成熟吗?而现在的净化网络环境,还孩子一个健康的网络空间,主要针对的是黄色网站,并没有照顾到那些并不受限制的BBS能否给儿童一个理性的思维发展空间。
笔者对波茨曼的《童年的消逝》与我国学者卜卫《大众媒介对儿童的影响》作一对比分析。
卜卫在《大众媒介对儿童的影响》一书中写道:“儿童作为人这种生物体的一个发展阶段,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着。但这只是物理上的存在,与观念上的存在无关。”她对儿童概念的认识和波茨曼是大体相同的,因为波茨曼认为儿童这个概念不是一个生物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或者说,是文化的演变造成的概念。
在对儿童这个概念明晰了之后,我们来看看波茨曼和卜卫在文化教育和电视这两方面的不同意见。波茨曼认为,电视新媒介改变了我们的文化,在这之中也同时改变了我们的教育,电视是主动者,而教育文化是被动者。而卜卫则认为,我们应该反思的是教育和文化,是它们导致了儿童天真个性的改变,努力成为“小大人”,电视只是顺应了这一趋势。其中,文化教育是主动者,电视则是被动者。
从这种不同的想法出发,波茨曼认为因为电视缺乏印刷媒介所能给予的逻辑性和理性的学习,无论如何制作,都不能给予儿童精神食粮,而会导致童年的消逝。而卜卫则认为,电视制作商才是导致童年消失的罪魁祸首,他们已经脱离童年生活,但却是儿童节目的主要制作者,他们很容易忽略儿童的真正需求,导致儿童节目的成人化。所以电视还是可以给儿童带来精神食粮的。
笔者想把这两人的观点推及到网络上,提出一个问题,究竟是谁在操控着网络?人?还是网络本身?笔者个人偏向波茨曼的观点,所以认为是网络媒介本身的特点导致了网络媒介的存在形式,以及它的存在方式。虽然网络媒介一再声称自己优于电视媒介以及印刷媒介,认为它结合了印刷媒体和广播电视媒体的优点,并产生了新的优点。但本质上网络媒体并不能解决广播电视媒体在诞生之初就有的特点,就是感性思维远远大于理性思维。我们虽然能在网络上读到文字新闻,能看到网络小说,但是我们还能回归到以理性思维思考新闻带给我们的意义,以及能够让优秀的小说对我们人生观、价值观产生影响吗?尤其是对儿童而言,我们是否能用网络的优势弥补广播电视的缺憾,挽留童年?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笔者认为很难改善。网络新闻虽然能够改变电视新闻那种转瞬即逝的特点,而且具有了类似于报纸一样的延展性阅读的能力,但是就像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你根本不知道它的链接会把你带到哪里,链接到的是否就是你所需要的背景资料。而且阅读者的目光极易被所链接的其他新闻吸引,会以很快的速度把刚刚关注过的新闻抛之脑后。而网络小说,已经不再是个别文学家、作家的专利,而成了文字工作者挣钱的方式。谁都有可能是文学作品的制造者,浮躁的环境已经很难产生真正能震撼人心灵的作品。这样的文字能给儿童的成长带来什么精神食粮呢?
如果说电视还有把关人,起码家长能选择看或者不看,网络就实在难以企及了。儿童在上网的时候有几个家长可以守候在他(她)身边为他选择该看什么不该看什么出谋划策?
波茨曼在《娱乐至死》一书的最后提出,如果有希望改变这种现状,改变人类文明覆灭的命运,最终只能由已经娱乐化的教育改变。或许,这也正是能改变网络时代现状的途径。■
参考文献
①[美]波茨曼:《娱乐至死》[J].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②[美]波茨曼:《童年的消逝》[J].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③卜卫:《大众媒介对儿童的影响》 [J].新华出版社,2002
④卜卫,《捍卫童年》[J].《读书》,2000(03)
⑤马宁,《捍卫童年:大众传媒对儿童的消极影响刍议》[J].《今传媒》,2009(12)
(作者: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08级新闻系研究生)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