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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星是70后，年纪不大，但是蓄着的胡须让他充满了沧桑感，说话简洁，直戳人心，完备新闻媒体人真实、深邃的特点，是云南媒体界的大咖。很多媒体将温星形容为“大侠”，是有一定道理的。在我看来，这个称呼也十分贴切，先不说他的打扮自有那么几分“大侠风范”，光是看他的行事作风就知他具有“赤子之心”以及大侠们那种“义薄云天”的情怀。
如今的网络快餐时代让一部分人悄然走红，他们的一言一行也得到大众的关注。大众也更倾向于在借助微博、微信来了解社会动态，对时事加以评论。回顾当下中国，每个人心中的都有解读的关键词，而就目前来说普遍被提的网络大V、李天一案件、鲁迅退出语文课本、读书是否有用、网络造谣、中国梦等是我们读懂现在中国的关键。有教授就曾经说过：“网络时代，更要好好说话”，如今的网络是到处有风险，随时有陷阱，就连我们崇拜的网络大V们也会深陷丑闻，令人惋惜。事件一旦被网络媒体曝光，那么它的影响力将会无限扩大，一个全民批判的时代就會到来。如果做事不遵循法律的话，世界必将陷入混乱。纵观当下中国发生的这些事件，我们不得不说“网络时代，更要法制”。
K=《昆明航空》 W= 温星
K：提起当下中国您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关键词？为什么？W：法治。任何一个社会，最需要的都是法治。
K：从薛蛮子到李开复到潘石屹最近的接受央视采访，您对一系列大V事件如何看？
W：网络是现在最大的公共场域，大V基本就等同于公众人物，因其具有在某种程度上影响舆论和引领公众认知的作用，大V们的一言一行应该更加守法，在道德层面上也应该更加严于律己，高出一般公众的水准。
K：您微博粉丝量多少？
W：腾讯微博粉丝十几万，数量不算多。不过，在云南媒体人微博影响力排行榜上，我一直居于前三。
K：您平时比较关注和转发什么类型的微博？
W：时政和文史类。
K：出现了这些事情，您认为会不会影响到人们对敏感事件的关注度？
W：越“敏感”，越关注，不管这个所谓的“敏感”究竟该如何界定。表面看，这仅仅只是人最基本的好奇心，从深层次说，这其实体现了民众对公共事务乃至政府事务的参与，还有监督。
K：您认为作为一个大V应该如何来管理自己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W：首先，哪怕仅仅是在云南，我也算不上大V。我觉得，我所具有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主要是基于媒体身份，因此，于我而言，这个问题就是做一个更加职业化、更加优秀的记者。
K：其实同样的事情在国外也发生过，马丁-路德-金的妻子曾将丈夫的一系列性爱录像带送交法庭，但是法庭觉得这是马丁-路德-金的私事，和他所从事的事业无关；而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也曾发生类似的事情，他嫖妓、背叛妻子的一系列事情被曝光，但是这也没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对文学所作出的贡献，但是在中国却成为遏制一个人的法码，您对此怎么评价？
W：如何处置一个人，须用法律标准；如何评价一个人，当用道德标准。二者不应该混淆。许多堪称伟大的历史性人物，都有某方面的缺陷甚至是致命的弱点，但显然，这并不影响其在历史上和某个特殊领定内的伟大。
K： 唐慧和梦鸽，两个都是“上访妈妈”，您怎么看待这两位上访妈妈以及她们背后的事件？
W： 即便是打上引号，梦鸽也不能说是一个“上访”的妈妈。上访是绝对弱势或在某个特定事件相对弱势的一方，因合法权益遭受损害时自我维权不得，而“向上”告状的努力。你仔细想想，就明白梦鸽根本就不配来玷污“上访”这个弱势群体“专用”的词汇——她和丈夫李双江一直都那么强势，强势到了可以无视法律、乃至操控法律，强势到了即便儿子违法犯罪了，夫妇俩依然可以帮儿子伪装成一副无辜受害的模样。
K： 有一条微博前阵子很火，是写给梦鸽的，是说其实把李天一送上法庭的是梦鸽自己，您对此怎么看的？
W： 没错，把李天一送上法庭、并将最终葬送李天一的，正是李双江和梦鸽夫妇，但他们并不自知，或者说，即便他们明白了，但永远也不会去直面这个问题。他们是因为爱而丧失理性、践踏公义并以身试法的父母的代表。在官二代、富二代越来越多的当下中国，这样的父母，并不在少数。
K：今年，有媒体报道称鲁迅的文章又退出中学语文教材，您如何看待这件事情？这对人们会带来怎么样的影响？对鲁迅退出中学语文教材，您是持支持还是反对态度？
W： 教材中适当保留鲁迅作品，我认为是应该的，甚至是必须的。鲁迅的作品，不该被视为仅仅只是“文学作品”，在更大程度上，它还是一种精神的载体和历史的载体。因此，在当代，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批判家和特殊历史见证者的鲁迅。鲁迅所处的是近现代中国文化复兴、思想最活跃的年代，我们不能忘记历史，更加缺乏那个年代的思想和精神。
K：成都一女孩考上大学，而其父亲却不让她上大学，理由是读书无用，您如何看待这件事情？读书无用论，对于这样的观点，您持什么样的态度？为什么？您认为读书最大、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
W： 书、上大学、接受教育，我必须强调这是三个不同的概念。“读书无用论”一点都不奇怪，那是因为这个特定的人是在读死书、死读书，读了之后依然丝毫没能提高自己的智慧和生存能力。悲哀在于，许多大学生可能都属于这种情况，只知道被动地读书和接受填鸭式的教育，这就相当于输进自己体内的血液无法融会贯通为我所用。读书最大的作用本应该是借助先哲前贤的智慧来提升自己的智慧，为自己打开通向其他知识领域的大门，甚至打通“任督二脉”，但在积弊重重的教育体制之下，读书和接受教育，却往往成了扭曲人性、禁锢思想的一种方式。
K： 人们说，又是一年开学季，又是一年送礼时，各大商场各大品牌更是打出“谢师礼”这样的口号来号召家长、学生给老师送礼，促进消费，您对此怎样看？ W： 社会风气如此，“逆风”而行可能面临的处境，将会由自己的孩子来承受——当局面是这样的时候，谁敢不主动跟孩子的老师搞好关系？不过，“搞好关系”不一定非要送礼。送礼这事儿也应该区分来看，是逢年过节礼节性的串门走访呢，还是因为具体某件事情上需要求老师而去送？前者是人之常情，再正常不过；后者，则不可取，甚至有点“行贿”的意思了，因为目的性太明显。
K： 您和您的孩子会给老师送礼吗？如果会，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如果不会，又是因为什么？
W： 单纯的送礼我肯定不会，和老师成为朋友后的礼尚往来则难以避免。以后我有了孩子，会跟老师交朋友，努力就教育问题达成共识和思想上的共鸣，这样，相信我和老师之间彼此都会有更多的尊敬、理解、支持。
K： 有代表提议把教师节从10号改为28号，孔子诞生日，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比如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就不赞成，您对此怎么看？
W： 教师节若改成孔子诞辰日，其象征意义将更加强烈，我并不反对。但需要注意的是，改之后，切忌对孔子进行进一步的神话。
K： 您觉得把教师节改到孔子诞生日，对教师队伍的一个自身言行素养能不能起到一些熏陶作用？
W： 从理论层面来说，做任何事情，如果能有一个具体具象的参照目标，总比只有一个概念化、模糊的参照系要好。但就实际而言，我觉得这对当下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不可能产生任何影响，因为教师的素质及师德的问题，只决定于教育制度和师者内心的力量。
K： 您觉得如何避免或杜绝家长学生送礼教师收礼的问题？
W： 中国是人情社会，这个问题无法避免。
K：就在近段时间，一些打击“造谣”事件和一些人的新闻，几乎在所有玩微博的人或者关注时事的人都变成了惊弓之鸟，您对此如何评价？
W： 为人坦荡、守法，不做亏心事，何惧“鬼敲门”？
K： 您觉得造谣的成本是什么？
W： 若查证了确实是造谣，那就理当有成本，理当付出代价——但在以前，這几乎为零。这方面，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一些法院在尝试的对付“老赖”的思路：经过法院认定的债务你老是赖着不还，就把你或你企业的相关信息放到一个曝光的网上，这个网是法院和银行、工商、机场、高级酒店等单位联动联合的，这样一曝光，你的信誉就完蛋了，你的商业行为甚至许多个人行为，都将在这个社会上处处碰壁。
K： 于坚老师最近在《南方周末》撰文说“这是一个怀疑主义蔓延的时代”，身边的一切都变得不可信起来，您觉得这根源是什么？呈现在尼采面前的是一个价值奔溃的时代，所以尼采提出重估一切价值，而摆在米兰-昆德拉面前的是一个价值贬值的时代，国家、母亲、革命、朋友、爱、朋友、艺术，所有的一切都变得不可信起来，您对此怎么理解？
W： 新周刊曾经有个专题报道，认为当下中国已经“滑向互害型社会的边缘”。于坚的看法，和这个观点其实是一种指向。要说原因，一言以蔽之，便是社会经济和物质文明过快膨胀的过程中，精神和道德层面有些走样了、变形了，没能很好的同步发展，这便形成了一种错位，从这个角度说，这确实是一个“贬值的时代”，许多价值需要被重估，价值观也需要被重构。
K：现在，举国上下都在谈中国梦，您对此怎么看？
您理解的中国梦是什么？为什么？
W： 中国在努力走向法治的道路上，但很像当年小平同志所言，是“摸着石头过河”，所以，难免会有磕绊，难免会付出一些代价，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这些都是合理的。中国梦，依然是两个字：法治。
如今的网络快餐时代让一部分人悄然走红，他们的一言一行也得到大众的关注。大众也更倾向于在借助微博、微信来了解社会动态，对时事加以评论。回顾当下中国，每个人心中的都有解读的关键词，而就目前来说普遍被提的网络大V、李天一案件、鲁迅退出语文课本、读书是否有用、网络造谣、中国梦等是我们读懂现在中国的关键。有教授就曾经说过：“网络时代，更要好好说话”，如今的网络是到处有风险，随时有陷阱，就连我们崇拜的网络大V们也会深陷丑闻，令人惋惜。事件一旦被网络媒体曝光，那么它的影响力将会无限扩大，一个全民批判的时代就會到来。如果做事不遵循法律的话，世界必将陷入混乱。纵观当下中国发生的这些事件，我们不得不说“网络时代，更要法制”。
K=《昆明航空》 W= 温星
K：提起当下中国您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关键词？为什么？W：法治。任何一个社会，最需要的都是法治。
K：从薛蛮子到李开复到潘石屹最近的接受央视采访，您对一系列大V事件如何看？
W：网络是现在最大的公共场域，大V基本就等同于公众人物，因其具有在某种程度上影响舆论和引领公众认知的作用，大V们的一言一行应该更加守法，在道德层面上也应该更加严于律己，高出一般公众的水准。
K：您微博粉丝量多少？
W：腾讯微博粉丝十几万，数量不算多。不过，在云南媒体人微博影响力排行榜上，我一直居于前三。
K：您平时比较关注和转发什么类型的微博？
W：时政和文史类。
K：出现了这些事情，您认为会不会影响到人们对敏感事件的关注度？
W：越“敏感”，越关注，不管这个所谓的“敏感”究竟该如何界定。表面看，这仅仅只是人最基本的好奇心，从深层次说，这其实体现了民众对公共事务乃至政府事务的参与，还有监督。
K：您认为作为一个大V应该如何来管理自己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W：首先，哪怕仅仅是在云南，我也算不上大V。我觉得，我所具有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主要是基于媒体身份，因此，于我而言，这个问题就是做一个更加职业化、更加优秀的记者。
K：其实同样的事情在国外也发生过，马丁-路德-金的妻子曾将丈夫的一系列性爱录像带送交法庭，但是法庭觉得这是马丁-路德-金的私事，和他所从事的事业无关；而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也曾发生类似的事情，他嫖妓、背叛妻子的一系列事情被曝光，但是这也没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对文学所作出的贡献，但是在中国却成为遏制一个人的法码，您对此怎么评价？
W：如何处置一个人，须用法律标准；如何评价一个人，当用道德标准。二者不应该混淆。许多堪称伟大的历史性人物，都有某方面的缺陷甚至是致命的弱点，但显然，这并不影响其在历史上和某个特殊领定内的伟大。
K： 唐慧和梦鸽，两个都是“上访妈妈”，您怎么看待这两位上访妈妈以及她们背后的事件？
W： 即便是打上引号，梦鸽也不能说是一个“上访”的妈妈。上访是绝对弱势或在某个特定事件相对弱势的一方，因合法权益遭受损害时自我维权不得，而“向上”告状的努力。你仔细想想，就明白梦鸽根本就不配来玷污“上访”这个弱势群体“专用”的词汇——她和丈夫李双江一直都那么强势，强势到了可以无视法律、乃至操控法律，强势到了即便儿子违法犯罪了，夫妇俩依然可以帮儿子伪装成一副无辜受害的模样。
K： 有一条微博前阵子很火，是写给梦鸽的，是说其实把李天一送上法庭的是梦鸽自己，您对此怎么看的？
W： 没错，把李天一送上法庭、并将最终葬送李天一的，正是李双江和梦鸽夫妇，但他们并不自知，或者说，即便他们明白了，但永远也不会去直面这个问题。他们是因为爱而丧失理性、践踏公义并以身试法的父母的代表。在官二代、富二代越来越多的当下中国，这样的父母，并不在少数。
K：今年，有媒体报道称鲁迅的文章又退出中学语文教材，您如何看待这件事情？这对人们会带来怎么样的影响？对鲁迅退出中学语文教材，您是持支持还是反对态度？
W： 教材中适当保留鲁迅作品，我认为是应该的，甚至是必须的。鲁迅的作品，不该被视为仅仅只是“文学作品”，在更大程度上，它还是一种精神的载体和历史的载体。因此，在当代，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批判家和特殊历史见证者的鲁迅。鲁迅所处的是近现代中国文化复兴、思想最活跃的年代，我们不能忘记历史，更加缺乏那个年代的思想和精神。
K：成都一女孩考上大学，而其父亲却不让她上大学，理由是读书无用，您如何看待这件事情？读书无用论，对于这样的观点，您持什么样的态度？为什么？您认为读书最大、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
W： 书、上大学、接受教育，我必须强调这是三个不同的概念。“读书无用论”一点都不奇怪，那是因为这个特定的人是在读死书、死读书，读了之后依然丝毫没能提高自己的智慧和生存能力。悲哀在于，许多大学生可能都属于这种情况，只知道被动地读书和接受填鸭式的教育，这就相当于输进自己体内的血液无法融会贯通为我所用。读书最大的作用本应该是借助先哲前贤的智慧来提升自己的智慧，为自己打开通向其他知识领域的大门，甚至打通“任督二脉”，但在积弊重重的教育体制之下，读书和接受教育，却往往成了扭曲人性、禁锢思想的一种方式。
K： 人们说，又是一年开学季，又是一年送礼时，各大商场各大品牌更是打出“谢师礼”这样的口号来号召家长、学生给老师送礼，促进消费，您对此怎样看？ W： 社会风气如此，“逆风”而行可能面临的处境，将会由自己的孩子来承受——当局面是这样的时候，谁敢不主动跟孩子的老师搞好关系？不过，“搞好关系”不一定非要送礼。送礼这事儿也应该区分来看，是逢年过节礼节性的串门走访呢，还是因为具体某件事情上需要求老师而去送？前者是人之常情，再正常不过；后者，则不可取，甚至有点“行贿”的意思了，因为目的性太明显。
K： 您和您的孩子会给老师送礼吗？如果会，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如果不会，又是因为什么？
W： 单纯的送礼我肯定不会，和老师成为朋友后的礼尚往来则难以避免。以后我有了孩子，会跟老师交朋友，努力就教育问题达成共识和思想上的共鸣，这样，相信我和老师之间彼此都会有更多的尊敬、理解、支持。
K： 有代表提议把教师节从10号改为28号，孔子诞生日，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比如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就不赞成，您对此怎么看？
W： 教师节若改成孔子诞辰日，其象征意义将更加强烈，我并不反对。但需要注意的是，改之后，切忌对孔子进行进一步的神话。
K： 您觉得把教师节改到孔子诞生日，对教师队伍的一个自身言行素养能不能起到一些熏陶作用？
W： 从理论层面来说，做任何事情，如果能有一个具体具象的参照目标，总比只有一个概念化、模糊的参照系要好。但就实际而言，我觉得这对当下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不可能产生任何影响，因为教师的素质及师德的问题，只决定于教育制度和师者内心的力量。
K： 您觉得如何避免或杜绝家长学生送礼教师收礼的问题？
W： 中国是人情社会，这个问题无法避免。
K：就在近段时间，一些打击“造谣”事件和一些人的新闻，几乎在所有玩微博的人或者关注时事的人都变成了惊弓之鸟，您对此如何评价？
W： 为人坦荡、守法，不做亏心事，何惧“鬼敲门”？
K： 您觉得造谣的成本是什么？
W： 若查证了确实是造谣，那就理当有成本，理当付出代价——但在以前，這几乎为零。这方面，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一些法院在尝试的对付“老赖”的思路：经过法院认定的债务你老是赖着不还，就把你或你企业的相关信息放到一个曝光的网上，这个网是法院和银行、工商、机场、高级酒店等单位联动联合的，这样一曝光，你的信誉就完蛋了，你的商业行为甚至许多个人行为，都将在这个社会上处处碰壁。
K： 于坚老师最近在《南方周末》撰文说“这是一个怀疑主义蔓延的时代”，身边的一切都变得不可信起来，您觉得这根源是什么？呈现在尼采面前的是一个价值奔溃的时代，所以尼采提出重估一切价值，而摆在米兰-昆德拉面前的是一个价值贬值的时代，国家、母亲、革命、朋友、爱、朋友、艺术，所有的一切都变得不可信起来，您对此怎么理解？
W： 新周刊曾经有个专题报道，认为当下中国已经“滑向互害型社会的边缘”。于坚的看法，和这个观点其实是一种指向。要说原因，一言以蔽之，便是社会经济和物质文明过快膨胀的过程中，精神和道德层面有些走样了、变形了，没能很好的同步发展，这便形成了一种错位，从这个角度说，这确实是一个“贬值的时代”，许多价值需要被重估，价值观也需要被重构。
K：现在，举国上下都在谈中国梦，您对此怎么看？
您理解的中国梦是什么？为什么？
W： 中国在努力走向法治的道路上，但很像当年小平同志所言，是“摸着石头过河”，所以，难免会有磕绊，难免会付出一些代价，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这些都是合理的。中国梦，依然是两个字：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