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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是开着的，看到有人来，汤姆·亨特（Tom Hunter）出来跟我们打招呼。
夹脚拖，五分裤，黑T恤，一身随意穿着的汤姆引领我们进了客厅，随即忙着他刚才没忙完的事情——把院子里的花盆搬进搬出。他的两个小孩各玩各的，看到有客人来，露出善意和调皮的眼神。
小女孩Iris今年五岁半，一脸兴奋地告诉我们，他们全家正在为出门过暑假做准备。更小一点的男孩Alfie则躲在房间的角落，偷偷看着我们，几秒钟之后，也跑过来，以小主人的姿态跟我们微笑。
汤姆的妻子从院子外进来打招呼，她个子不高，瘦小的瓜子脸，带着甜甜的笑容，而那一头嘻哈风格的脏辫，散发出哈克尼区（Hackney，伦敦市一个地区）的气息。汤姆泡了两杯热茶，一手端一杯，领着我们到了二楼他的工作室。
自21岁从英格西南部靠近英吉利海峡的小村庄多塞特（Dorset）搬到伦敦以来，汤姆就一直住在哈克尼区，已有近30年。
对“外省小镇青年”汤姆来讲，伦敦东区的哈克尼区是他的第二故乡。作为摄影师，他对自己生活的社区，表现出极大的
耐心与爱意。多年以来，他一直根植于哈克尼的现实进行创作。
首位国家美术馆办个展的摄影师
40岁那年，汤姆成为第一个在英国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办个展的摄影师。
位于伦敦市中心特拉法加广场北侧的英国国家美术馆，以展示沿历史脉络发展而来的英国及欧陆各国的经典油画为主，之所以破天荒地做摄影个展，并不是因为汤姆曾毕业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不是因为他是英国艺术大学传播学院的摄影教授，也不是因为他的作品被世界艺术机构、美术馆、博物馆所广泛收藏，归根结底，是因为汤姆的摄影作品与油画之间的深沉关系。
每次进入英国国家美术馆，我都会在二楼咖啡馆门口不远处的观展路线交叉口，看到一幅显眼的、整馆少有的摄影作品，那就是汤姆的作品《谋杀两名通缉犯》（Murder Two Men Wanted），这幅已被英国国家美术馆永久收藏且陈列出来的作品，就是2005年他在这里举办个展《生活在地狱和其他故事里》 （Living in hell and other stories）中的作品之一。作品旁边还特别贴有一个标签，标出与这幅作品相关的油画作品及其陈列在具体哪个展厅。这个展览，是汤姆用影像对位于伦敦东部的哈克尼区及其居民，进行的一场纪实建构。
自摄影术诞生近180年间，摄影花了很长时间，逐渐从绘画的阴影下努力挣脱出来，终与其分道扬镳，在艺术门类中自成一体。汤姆则试图让两者的联系更为紧密，这种有意为之的联系，成了汤姆摄影语言的独特呈现方式。
“正因为在我之前有这么多人试图把摄影和绘画分开，他们让摄影彻底地独立于绘画，才给了我创作空间。现在，摄影在呈现方式上变得有些重复，因此，我可以自信地用我的方式。这种自信来自前人的努力，如马丁·帕尔、南·戈尔丁等等，或许，我对他们的作品有不同的态度，但他们的作品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每个人的作品都应该推进摄影这个艺术形式的发展，哪怕只是做出一点小小的改变。”
在推进摄影语言发展上，汤姆所做的贡献，就是对绘画的自信模仿。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研究生经历，无疑给了他深厚的艺术史给养，绘画自然包括其中。汤姆欣赏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Caravaggio）、荷兰画家扬·维梅尔（Jan Vermeer）等，无论是美国当代画家安德鲁·怀斯（Andrew Wyeth）、英国前拉斐尔派画家约翰·米莱斯（John Millais），还是法国浪漫主义画派的典型代表欧仁·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他们作品的风格和样式，都不难在汤姆的摄影作品中看到。
画家扬·维梅尔的影响
对汤姆最重要的一位画家，是扬·维梅尔（Jan Verm-
eer）。作为17世纪荷兰绘画黄金时期最伟大的画家之一，维梅尔的作品以其对光影的考究把握和严谨构图著称。不仅如此，对他所生活的荷兰代尔夫特（Delft）小镇上的平凡个体及其生活细节，维梅尔用画宗教人物和王公贵族的光线和色彩进行描绘，给了普通人尊严，提高他们在艺术上的地位。打动汤姆的，不仅是维梅尔的精湛光线和色彩，最重要的是其在创作中的革命精神。
受到维梅尔的影响，汤姆将这种革命性植入自己的创作中。二十几岁以来，他便一直通过摄影来反映哈克尼区的生存状态。不仅如此，作为生活在贫民、外来者和移民聚居的贫民区哈克尼的一员，汤姆更将摄影作为他所在群体的宣言武器，通过摄影有尊严地呈现这个群体的同时，更与废墟般的惨淡现实、政府当局的拆迁和驱逐等进行长期的抗争。
汤姆第一次研究扬·维梅尔，是在1994年，他在伦敦印刷学院摄影专业的本科毕业论文里，就开始对其光影和色彩进行研究和引用。而他的本科毕业作品，便与哈克尼有关，更重要地说，与他自身的命运有关。
当时，汤姆 “占屋”的街区面临着政府的拆迁，他和同街区的一百多位“占屋者”（squatter）面临被驱逐。正在念大学的汤姆制作了一个3D装置《贫民窟》（The Ghetto），
是他当时所住街区的微型翻版。他在模型的每个窗户、门上贴了他拍的占屋者，这是一个内置灯光的灯箱装置，当灯亮起来时，那光线和色彩，让汤姆觉得整个模型仿佛是一个被光照亮的大教堂，那时，他开始思考在作品中给予占屋者以尊严。
从一开始，光线与色彩就成了汤姆作品的重要元素，在导师的介绍下，他开始到图书馆翻阅荷兰黄金时代绘画大师们的作品，直到被扬·维梅尔的作品及创作背景所深深吸引。
《贫民窟》3D装置作为汤姆的大学毕业作品，被伦敦博物馆收藏，这也使得哈克尼区占屋者的生存状态，得到了极大的关注。
资深占屋者
1997年完成的《身份不明者》（ Persons Unkown）系列，是汤姆就读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摄影硕士研究生期间创作的作品。当时，作为占屋者之一的汤姆，和他同在哈克尼区的占屋者朋友们，都收到了地方法院的一封给“身份不明者”的信，内容是要收回他们所占领的住房。 “占屋者”指住进别人弃置房子里的无家可归的人，这并非英国特有，而是一个世界普遍的现象。通常，有两种人会成为占屋者：真正流离失所的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在英国，只要不是通过武力打开弃屋的门，占屋者的行为就不违法。如果没有法院的驱逐令，他们就不能被任何人赶出去。即使是房子主人回来，只要里面住着人，也不能强行进入。即便现在占屋者的合法性保障越来越弱，常常遭到警察的驱逐，但在当时，占屋者很大程度上受到法律的保护。
“如果你住过那样的空置房子，窗子是破的，没有热水，随时担心有人来把你赶走，这绝不是愉快的经历。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够用比较低的价格租一个房间，可以有一种安全感。”
作为一位资深占屋者，汤姆有过15年的占屋经历，交不起房租时，他曾被房东赶了出去，“而那条街上隔两个门的地方，就是一个空置的房子，所以我就直接搬了进去。”
汤姆15岁时便离开学校，之后开始靠体力活维生，进过农场，去过建筑工地，最后做起林业师。21岁时，因为当时的女友考取了伦敦的一所大学，汤姆便和她一起来到伦敦，开始在哈克尼落脚。在伦敦，他继续做林业师，也在哈克尼的集市上摆过卖旧货的小摊。直到25岁进入大学念书，没了工作后，才开始他的占屋生涯，“我当时去上大学，没有工资，于是，找空房子住是个省钱的好途径。”
一般来讲，占屋者群体为年轻工人、失业者、流浪汉、原住居民、大学生、外来移民者以及艺术家。他们常会形成一个圈子，汤姆便遇到一群占屋朋友，“占屋之后，我遇到其他的占屋者，我们形成一个圈子，不断遇到新的朋友，这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对于占屋者所处的社会阶层及其所呈现的蓬勃亚文化，如摇滚以及大型户外电子音乐节、仓库电音节，瑞舞（rave）文化
等，外界对他们印象并不好，媒体也常夸大他们的不堪。而占屋实则是一种带政治意味的权力主张，主张政府应对资源进行合理、正义的分配。
摄影，作为抗争的武器
当收到法院的驱逐令时，汤姆觉得那是对他们生活方式以及文化的一种挑战。为了和地方政府进行抗争，维护自身群体的权利，汤姆觉得有必要在作品中呈现占屋者的尊严，让外界对其予以必要的正视。因此，他开始认真研究“人民画家”扬·维梅尔，并在创作中进行体现。
《身份不明者》系列的作品之一，是《正在念驱逐信的女子》（ Woman reading a possession Order），这幅汤姆的代表作品，便是模仿扬·维梅尔在1657年画的《在窗边读信的女孩》而作。
汤姆将他在维梅尔那儿得到的灵感，运用到他当时的邻居Filipa身上。当时，Filipa生下第一个小孩不久，也接到了驱逐令。汤姆架起了三脚架，用4×5画幅相机，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来等待如维梅尔油画中完美的光线出现。当伦敦晚冬的太阳透过窗户低低射进屋子的时候，汤姆花了一秒钟的时间曝光，将在完美光线和静谧氛围中读驱逐信的女子形象，有尊严地进行了演绎。
这幅作品体现了贫民个体命运的关键一刻，它是一个有力量的作品，也是很好地宣传和对抗武器，最后这幅作品在法庭上出现，和当局进行对话。其结果是令人欣慰的，占屋者们居住的房子最终得以保住。无疑地，这幅作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身份不明者》系列，后来被哈克尼博物馆作为永久馆藏。
根植于现实的摄影
汤姆的作品并非对油画进行简单模仿，而是遵循其形式和精神，进行“当代式”的挪用。
之所以采用摄影作为表现形式，在汤姆看来，是因为它是一种深深根植于现实的媒介。摄影和现实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它不仅如镜子般反映现实，而且与现实有着含蓄、暧昧的诗意关系。
摄影与现实的强烈联系，体现在《哈克尼生与死》（ Life and Death in Hackney）系列中。这个系列里，汤姆展现了一个被外界持有刻板印象的遗弃地区，在后工业化时代里逐渐消退萎缩，呈现出忧郁美感。这个系列对1990年代哈克尼区蓬勃的亚文化进行了影射。作为这个文化中的一分子，汤姆经历了它的多元文化，也见证了在音乐和毒品中活在当下的一代人青春幻灭。
接下来，《生活在地狱和其他故事里》系列，依旧延续着强烈的现实性。汤姆将多年来出现在哈克尼社区报纸上耸人听闻的社会消息，进行视觉再现。自从搬到哈克尼以来，汤姆便养成看当地报纸的习惯，一来看看是否有什么在大减价，二来也是熟悉这个社区的方方面面，以免自己成为社会新闻。
“最早来这里的时候，到处都是弃置的房屋，失业率很高。这是英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连杯像样的咖啡都买不到，只有速溶咖啡、茶还有薯条，大多数人都不愿意住在这里，甚至出租车都不来。当时也没有轻轨和地铁，公交车非常慢，整个地区感觉好像跟伦敦隔绝了。”
就在这个被隔绝的贫民区，常常见诸媒体的社会新闻如：《好莱坞恐怖片》，报道的是一个女人在自家门口被打劫；《黑社会死刑》，报道一具在河边的弃尸；《生活在地狱里》，报道了一个被家人、社会、政府遗弃的老妇人，腐烂在爬满蟑螂的沙发上，等等。汤姆无法想象，这些事情，怎么可能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发生？
他找来自己的邻里、朋友，来扮演新闻中的社会事件，汤姆是在用虚构呈现现实，“我始终认为我的作品是纪实的，这些都是真实的地方，真正住在这里的居民，真正发生过的事，我只是用一种更诗意的方式去呈现，用一种大家都可以理解的语言去讲述。但我同时也提醒人们，这是摄影中的现实，而不是我们肉眼直接看到的现实。”
这之后，从《名不见经传的故事》（Unheralded stories）系列开始，汤姆开始由现实转向更为个人化和诗意的呈现。
如《Coltelli之死》（the Death of Coltelli），便是对哈克尼区的多元文化进行探讨，开始进行更宏大的背景叙述。哈克尼是一个不断由外来者和移民驻扎的地方，而同时形成了其多元文化。他拍摄了一个经营咖啡馆的意大利老妇人的孙女，画面模仿法国浪漫主义画派欧仁·德拉克洛瓦挂在巴黎卢浮宫的作品《萨达那培拉斯之死 1827年》（ La Mort de Sardanapale）。这一次，他不仅借鉴了德拉克洛瓦的构图，同时也借鉴了其作品中忧郁的异国情调。相对于富人居住的伦敦西区，位于伦敦东区的哈克尼，一直与贫民和外来移民联系在一起。在外界眼里，哈克尼总是跟犯罪和贫穷划上等号。自从搬到哈克尼区，汤姆就一直将其作为拍摄创作的主题，用艺术为自己所在的群体发声。他通过对传统油画构图和光影美感的借鉴，使作品产生历史和现实重叠的厚度，让哈克尼区的普通人和王宫贵族一样庄严，这是以展示油画为主的英国国家美术馆为汤姆做个展的重要原因。 但是，如果要为汤姆向油画借鉴找一条更为直接的原因，那便是有着更为悠久历史的油画，是使观者进行视觉理解的一条捷径。
“我一直对经典的构图很感兴趣，因为其中的审美是每个人都可以理解的，几百年来我们都习惯去感受这些绘画中的审美，所以那更容易让观者接受。我觉得美感是让人走进作品的通道，然后你再向他们传达讯息。”
在感受到美感之后，汤姆则希望观者能从他的作品中领会到更多，“我希望人们可以同时去思考摄影的呈现、历史、政治、革命，等等。”
你对哈克尼的感情非常深厚，这里可以算你的第二故乡了吧？
是的。我出生在一个很小的村庄，而哈克尼也是城市里的一个小村庄，所以我一直对这样的小村庄、小社区有感情，大家都住得很近。在哈克尼，对抗政府的清理行为把我们团聚在一起。
而你把摄影当作一种对抗的宣言？
是的。在我15年侵占空屋的生涯中，确实有当局想要清空房屋的情况，但我们很好地运用了法律，运用了我的作品，还有宣传、媒体，运用这些手段来抵抗政府的清理行为，我们用合法的手段反击，最后保住了我们住的地方。
所以，你的作品有政治倾向性？
是的，我的作品是有政治倾向性的，关于谁是房屋的主人，谁是土地的主人，也关于人民的话语权。我的作品不支持富人，不支持国王贵族，所以这个意义上说，我的作品是有革命性的，是我们反抗权威的工具。占屋本身也是一个具有政治含义的行为，你把别人多余的房产拿过来，可以让有需要的人去住，我们认为把这些房子拿来分给社区里没地方住的人是我们的权利。这是一种选择，你不用等着政府给你分配廉租房，你不用露宿街头，你可以在行动中传达出力量。
你拍摄占屋者是以局内人的角度，却用了一种正式肖像的拍摄方式。而其他很多拍摄特定人群的局内人故事，比如南·戈尔丁的作品，则更多用快照的方式，你选择参考经典油画的风格，应该说也是具有革命性的？
没错。我必须承认，我觉得南·戈尔丁的作品看起来很刺激，但对我个人来说，会感觉受到冒犯。你会那样去拍别人，但不会想要那样去拍你自己的姐妹、母亲以及家人。同样，像理查德·比林汉姆和马丁·帕尔的作品，会去拍一些敏感场景，但如果是你的好朋友或者家人在那样的场景中，你一定不会去拍。所以，我的作品中革命性的一点是，我希望给我的拍摄对象尊严，希望呈现他们的美，去表彰他们的生活，我不希望把我拍的人当笑话来看。对我来说，我所拍摄的人就跟我一样，某种程度上这是我的自画像，而不是冷眼旁观甚至是嘲笑拍摄对象。
你在画册的前言里说的，哈克尼地区是“多重世界”（worlds within worlds）？
没错，确实存在多重世界。比如这里的犹太人社区还是和二战之前一样，他们都穿传统的服饰，犹太圆帽、胡须和发型。还有其他的社区，他们都按照传统的方式生活，也不太和其他民族混在一起，而新搬来的那些年轻的潮人们也不去理睬这些传统的外来社区。所以这里是一个多重的世界。
现在哈克尼已经是伦敦文化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
哈克尼和伦敦其他地区的差距在缩小，现在有人愿意来这里住了，这是最显著的变化。但总有些角落被遗忘，所以这里的贫富差距变大了，也让气氛变得有些紧张，街上会有很多抢劫、贩毒，各种街头斗殴甚至枪击，就犯罪这个问题我觉得没多大改善，不同的流氓团伙互相抢劫打斗，所以现在的哈克尼不是只有光鲜亮丽的一面。
你觉得有没有“哈克尼精神”？
当然有。就像我一开始说的，这个地区总是有很多新能量，所以一直在改变，人们带着新的能量过来。哈克尼就像一只凤凰，不断地在重生，来这里的人总是非常勇敢，在思想和行动上具有革新精神，不管是开一间新咖啡馆，还是做艺术家、作家，在这里可以自由去尝试。这里在宗教上也很自由，犹太人啊、共产主义者，各种人都可以自由地来这里。
那么会不会有一种“哈克尼梦”，就像“美国梦“那样？
有，但也不一样。“美国梦”更多关于赚钱，然后买房子过美国的生活方式，而在哈克尼，则是去做一些疯狂的事。在哈克尼，你可以尽情做傻事、做疯事，尝试不同的想法。
近几年，你的作品好像越来越少有人出现，更多的是
空间。
某种程度上是这样，最近拍的很多空间都没有人。拍人是一件微妙的事，有时候单拍空间会很有趣，你可以想象人们在里面是怎样的，某种程度上给了你一种自由。在拍人之前，你需要清楚自己要拍什么、拍谁，所以有时候退一步，给自己一点空间，是很有益的。这些间隔对我来说很重要，摄影不能总急冲冲的。
你的人生哲学是什么？
或许是要尊重别人吧，去做自己所想，不要被别人的看法妨碍。不要太在意政治，试着让生活变得更有趣，不要让自己掉进日常生活的重复乏味之中，最好每天都有新的冒险。梦想不断，灵感不断，不被一种生活束缚住，不害怕改变。
夹脚拖，五分裤，黑T恤，一身随意穿着的汤姆引领我们进了客厅，随即忙着他刚才没忙完的事情——把院子里的花盆搬进搬出。他的两个小孩各玩各的，看到有客人来，露出善意和调皮的眼神。
小女孩Iris今年五岁半，一脸兴奋地告诉我们，他们全家正在为出门过暑假做准备。更小一点的男孩Alfie则躲在房间的角落，偷偷看着我们，几秒钟之后，也跑过来，以小主人的姿态跟我们微笑。
汤姆的妻子从院子外进来打招呼，她个子不高，瘦小的瓜子脸，带着甜甜的笑容，而那一头嘻哈风格的脏辫，散发出哈克尼区（Hackney，伦敦市一个地区）的气息。汤姆泡了两杯热茶，一手端一杯，领着我们到了二楼他的工作室。
自21岁从英格西南部靠近英吉利海峡的小村庄多塞特（Dorset）搬到伦敦以来，汤姆就一直住在哈克尼区，已有近30年。
对“外省小镇青年”汤姆来讲，伦敦东区的哈克尼区是他的第二故乡。作为摄影师，他对自己生活的社区，表现出极大的
耐心与爱意。多年以来，他一直根植于哈克尼的现实进行创作。
首位国家美术馆办个展的摄影师
40岁那年，汤姆成为第一个在英国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办个展的摄影师。
位于伦敦市中心特拉法加广场北侧的英国国家美术馆，以展示沿历史脉络发展而来的英国及欧陆各国的经典油画为主，之所以破天荒地做摄影个展，并不是因为汤姆曾毕业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不是因为他是英国艺术大学传播学院的摄影教授，也不是因为他的作品被世界艺术机构、美术馆、博物馆所广泛收藏，归根结底，是因为汤姆的摄影作品与油画之间的深沉关系。
每次进入英国国家美术馆，我都会在二楼咖啡馆门口不远处的观展路线交叉口，看到一幅显眼的、整馆少有的摄影作品，那就是汤姆的作品《谋杀两名通缉犯》（Murder Two Men Wanted），这幅已被英国国家美术馆永久收藏且陈列出来的作品，就是2005年他在这里举办个展《生活在地狱和其他故事里》 （Living in hell and other stories）中的作品之一。作品旁边还特别贴有一个标签，标出与这幅作品相关的油画作品及其陈列在具体哪个展厅。这个展览，是汤姆用影像对位于伦敦东部的哈克尼区及其居民，进行的一场纪实建构。
自摄影术诞生近180年间，摄影花了很长时间，逐渐从绘画的阴影下努力挣脱出来，终与其分道扬镳，在艺术门类中自成一体。汤姆则试图让两者的联系更为紧密，这种有意为之的联系，成了汤姆摄影语言的独特呈现方式。
“正因为在我之前有这么多人试图把摄影和绘画分开，他们让摄影彻底地独立于绘画，才给了我创作空间。现在，摄影在呈现方式上变得有些重复，因此，我可以自信地用我的方式。这种自信来自前人的努力，如马丁·帕尔、南·戈尔丁等等，或许，我对他们的作品有不同的态度，但他们的作品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每个人的作品都应该推进摄影这个艺术形式的发展，哪怕只是做出一点小小的改变。”
在推进摄影语言发展上，汤姆所做的贡献，就是对绘画的自信模仿。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研究生经历，无疑给了他深厚的艺术史给养，绘画自然包括其中。汤姆欣赏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Caravaggio）、荷兰画家扬·维梅尔（Jan Vermeer）等，无论是美国当代画家安德鲁·怀斯（Andrew Wyeth）、英国前拉斐尔派画家约翰·米莱斯（John Millais），还是法国浪漫主义画派的典型代表欧仁·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他们作品的风格和样式，都不难在汤姆的摄影作品中看到。
画家扬·维梅尔的影响
对汤姆最重要的一位画家，是扬·维梅尔（Jan Verm-
eer）。作为17世纪荷兰绘画黄金时期最伟大的画家之一，维梅尔的作品以其对光影的考究把握和严谨构图著称。不仅如此，对他所生活的荷兰代尔夫特（Delft）小镇上的平凡个体及其生活细节，维梅尔用画宗教人物和王公贵族的光线和色彩进行描绘，给了普通人尊严，提高他们在艺术上的地位。打动汤姆的，不仅是维梅尔的精湛光线和色彩，最重要的是其在创作中的革命精神。
受到维梅尔的影响，汤姆将这种革命性植入自己的创作中。二十几岁以来，他便一直通过摄影来反映哈克尼区的生存状态。不仅如此，作为生活在贫民、外来者和移民聚居的贫民区哈克尼的一员，汤姆更将摄影作为他所在群体的宣言武器，通过摄影有尊严地呈现这个群体的同时，更与废墟般的惨淡现实、政府当局的拆迁和驱逐等进行长期的抗争。
汤姆第一次研究扬·维梅尔，是在1994年，他在伦敦印刷学院摄影专业的本科毕业论文里，就开始对其光影和色彩进行研究和引用。而他的本科毕业作品，便与哈克尼有关，更重要地说，与他自身的命运有关。
当时，汤姆 “占屋”的街区面临着政府的拆迁，他和同街区的一百多位“占屋者”（squatter）面临被驱逐。正在念大学的汤姆制作了一个3D装置《贫民窟》（The Ghetto），
是他当时所住街区的微型翻版。他在模型的每个窗户、门上贴了他拍的占屋者，这是一个内置灯光的灯箱装置，当灯亮起来时，那光线和色彩，让汤姆觉得整个模型仿佛是一个被光照亮的大教堂，那时，他开始思考在作品中给予占屋者以尊严。
从一开始，光线与色彩就成了汤姆作品的重要元素，在导师的介绍下，他开始到图书馆翻阅荷兰黄金时代绘画大师们的作品，直到被扬·维梅尔的作品及创作背景所深深吸引。
《贫民窟》3D装置作为汤姆的大学毕业作品，被伦敦博物馆收藏，这也使得哈克尼区占屋者的生存状态，得到了极大的关注。
资深占屋者
1997年完成的《身份不明者》（ Persons Unkown）系列，是汤姆就读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摄影硕士研究生期间创作的作品。当时，作为占屋者之一的汤姆，和他同在哈克尼区的占屋者朋友们，都收到了地方法院的一封给“身份不明者”的信，内容是要收回他们所占领的住房。 “占屋者”指住进别人弃置房子里的无家可归的人，这并非英国特有，而是一个世界普遍的现象。通常，有两种人会成为占屋者：真正流离失所的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在英国，只要不是通过武力打开弃屋的门，占屋者的行为就不违法。如果没有法院的驱逐令，他们就不能被任何人赶出去。即使是房子主人回来，只要里面住着人，也不能强行进入。即便现在占屋者的合法性保障越来越弱，常常遭到警察的驱逐，但在当时，占屋者很大程度上受到法律的保护。
“如果你住过那样的空置房子，窗子是破的，没有热水，随时担心有人来把你赶走，这绝不是愉快的经历。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够用比较低的价格租一个房间，可以有一种安全感。”
作为一位资深占屋者，汤姆有过15年的占屋经历，交不起房租时，他曾被房东赶了出去，“而那条街上隔两个门的地方，就是一个空置的房子，所以我就直接搬了进去。”
汤姆15岁时便离开学校，之后开始靠体力活维生，进过农场，去过建筑工地，最后做起林业师。21岁时，因为当时的女友考取了伦敦的一所大学，汤姆便和她一起来到伦敦，开始在哈克尼落脚。在伦敦，他继续做林业师，也在哈克尼的集市上摆过卖旧货的小摊。直到25岁进入大学念书，没了工作后，才开始他的占屋生涯，“我当时去上大学，没有工资，于是，找空房子住是个省钱的好途径。”
一般来讲，占屋者群体为年轻工人、失业者、流浪汉、原住居民、大学生、外来移民者以及艺术家。他们常会形成一个圈子，汤姆便遇到一群占屋朋友，“占屋之后，我遇到其他的占屋者，我们形成一个圈子，不断遇到新的朋友，这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对于占屋者所处的社会阶层及其所呈现的蓬勃亚文化，如摇滚以及大型户外电子音乐节、仓库电音节，瑞舞（rave）文化
等，外界对他们印象并不好，媒体也常夸大他们的不堪。而占屋实则是一种带政治意味的权力主张，主张政府应对资源进行合理、正义的分配。
摄影，作为抗争的武器
当收到法院的驱逐令时，汤姆觉得那是对他们生活方式以及文化的一种挑战。为了和地方政府进行抗争，维护自身群体的权利，汤姆觉得有必要在作品中呈现占屋者的尊严，让外界对其予以必要的正视。因此，他开始认真研究“人民画家”扬·维梅尔，并在创作中进行体现。
《身份不明者》系列的作品之一，是《正在念驱逐信的女子》（ Woman reading a possession Order），这幅汤姆的代表作品，便是模仿扬·维梅尔在1657年画的《在窗边读信的女孩》而作。
汤姆将他在维梅尔那儿得到的灵感，运用到他当时的邻居Filipa身上。当时，Filipa生下第一个小孩不久，也接到了驱逐令。汤姆架起了三脚架，用4×5画幅相机，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来等待如维梅尔油画中完美的光线出现。当伦敦晚冬的太阳透过窗户低低射进屋子的时候，汤姆花了一秒钟的时间曝光，将在完美光线和静谧氛围中读驱逐信的女子形象，有尊严地进行了演绎。
这幅作品体现了贫民个体命运的关键一刻，它是一个有力量的作品，也是很好地宣传和对抗武器，最后这幅作品在法庭上出现，和当局进行对话。其结果是令人欣慰的，占屋者们居住的房子最终得以保住。无疑地，这幅作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身份不明者》系列，后来被哈克尼博物馆作为永久馆藏。
根植于现实的摄影
汤姆的作品并非对油画进行简单模仿，而是遵循其形式和精神，进行“当代式”的挪用。
之所以采用摄影作为表现形式，在汤姆看来，是因为它是一种深深根植于现实的媒介。摄影和现实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它不仅如镜子般反映现实，而且与现实有着含蓄、暧昧的诗意关系。
摄影与现实的强烈联系，体现在《哈克尼生与死》（ Life and Death in Hackney）系列中。这个系列里，汤姆展现了一个被外界持有刻板印象的遗弃地区，在后工业化时代里逐渐消退萎缩，呈现出忧郁美感。这个系列对1990年代哈克尼区蓬勃的亚文化进行了影射。作为这个文化中的一分子，汤姆经历了它的多元文化，也见证了在音乐和毒品中活在当下的一代人青春幻灭。
接下来，《生活在地狱和其他故事里》系列，依旧延续着强烈的现实性。汤姆将多年来出现在哈克尼社区报纸上耸人听闻的社会消息，进行视觉再现。自从搬到哈克尼以来，汤姆便养成看当地报纸的习惯，一来看看是否有什么在大减价，二来也是熟悉这个社区的方方面面，以免自己成为社会新闻。
“最早来这里的时候，到处都是弃置的房屋，失业率很高。这是英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连杯像样的咖啡都买不到，只有速溶咖啡、茶还有薯条，大多数人都不愿意住在这里，甚至出租车都不来。当时也没有轻轨和地铁，公交车非常慢，整个地区感觉好像跟伦敦隔绝了。”
就在这个被隔绝的贫民区，常常见诸媒体的社会新闻如：《好莱坞恐怖片》，报道的是一个女人在自家门口被打劫；《黑社会死刑》，报道一具在河边的弃尸；《生活在地狱里》，报道了一个被家人、社会、政府遗弃的老妇人，腐烂在爬满蟑螂的沙发上，等等。汤姆无法想象，这些事情，怎么可能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发生？
他找来自己的邻里、朋友，来扮演新闻中的社会事件，汤姆是在用虚构呈现现实，“我始终认为我的作品是纪实的，这些都是真实的地方，真正住在这里的居民，真正发生过的事，我只是用一种更诗意的方式去呈现，用一种大家都可以理解的语言去讲述。但我同时也提醒人们，这是摄影中的现实，而不是我们肉眼直接看到的现实。”
这之后，从《名不见经传的故事》（Unheralded stories）系列开始，汤姆开始由现实转向更为个人化和诗意的呈现。
如《Coltelli之死》（the Death of Coltelli），便是对哈克尼区的多元文化进行探讨，开始进行更宏大的背景叙述。哈克尼是一个不断由外来者和移民驻扎的地方，而同时形成了其多元文化。他拍摄了一个经营咖啡馆的意大利老妇人的孙女，画面模仿法国浪漫主义画派欧仁·德拉克洛瓦挂在巴黎卢浮宫的作品《萨达那培拉斯之死 1827年》（ La Mort de Sardanapale）。这一次，他不仅借鉴了德拉克洛瓦的构图，同时也借鉴了其作品中忧郁的异国情调。相对于富人居住的伦敦西区，位于伦敦东区的哈克尼，一直与贫民和外来移民联系在一起。在外界眼里，哈克尼总是跟犯罪和贫穷划上等号。自从搬到哈克尼区，汤姆就一直将其作为拍摄创作的主题，用艺术为自己所在的群体发声。他通过对传统油画构图和光影美感的借鉴，使作品产生历史和现实重叠的厚度，让哈克尼区的普通人和王宫贵族一样庄严，这是以展示油画为主的英国国家美术馆为汤姆做个展的重要原因。 但是，如果要为汤姆向油画借鉴找一条更为直接的原因，那便是有着更为悠久历史的油画，是使观者进行视觉理解的一条捷径。
“我一直对经典的构图很感兴趣，因为其中的审美是每个人都可以理解的，几百年来我们都习惯去感受这些绘画中的审美，所以那更容易让观者接受。我觉得美感是让人走进作品的通道，然后你再向他们传达讯息。”
在感受到美感之后，汤姆则希望观者能从他的作品中领会到更多，“我希望人们可以同时去思考摄影的呈现、历史、政治、革命，等等。”
你对哈克尼的感情非常深厚，这里可以算你的第二故乡了吧？
是的。我出生在一个很小的村庄，而哈克尼也是城市里的一个小村庄，所以我一直对这样的小村庄、小社区有感情，大家都住得很近。在哈克尼，对抗政府的清理行为把我们团聚在一起。
而你把摄影当作一种对抗的宣言？
是的。在我15年侵占空屋的生涯中，确实有当局想要清空房屋的情况，但我们很好地运用了法律，运用了我的作品，还有宣传、媒体，运用这些手段来抵抗政府的清理行为，我们用合法的手段反击，最后保住了我们住的地方。
所以，你的作品有政治倾向性？
是的，我的作品是有政治倾向性的，关于谁是房屋的主人，谁是土地的主人，也关于人民的话语权。我的作品不支持富人，不支持国王贵族，所以这个意义上说，我的作品是有革命性的，是我们反抗权威的工具。占屋本身也是一个具有政治含义的行为，你把别人多余的房产拿过来，可以让有需要的人去住，我们认为把这些房子拿来分给社区里没地方住的人是我们的权利。这是一种选择，你不用等着政府给你分配廉租房，你不用露宿街头，你可以在行动中传达出力量。
你拍摄占屋者是以局内人的角度，却用了一种正式肖像的拍摄方式。而其他很多拍摄特定人群的局内人故事，比如南·戈尔丁的作品，则更多用快照的方式，你选择参考经典油画的风格，应该说也是具有革命性的？
没错。我必须承认，我觉得南·戈尔丁的作品看起来很刺激，但对我个人来说，会感觉受到冒犯。你会那样去拍别人，但不会想要那样去拍你自己的姐妹、母亲以及家人。同样，像理查德·比林汉姆和马丁·帕尔的作品，会去拍一些敏感场景，但如果是你的好朋友或者家人在那样的场景中，你一定不会去拍。所以，我的作品中革命性的一点是，我希望给我的拍摄对象尊严，希望呈现他们的美，去表彰他们的生活，我不希望把我拍的人当笑话来看。对我来说，我所拍摄的人就跟我一样，某种程度上这是我的自画像，而不是冷眼旁观甚至是嘲笑拍摄对象。
你在画册的前言里说的，哈克尼地区是“多重世界”（worlds within worlds）？
没错，确实存在多重世界。比如这里的犹太人社区还是和二战之前一样，他们都穿传统的服饰，犹太圆帽、胡须和发型。还有其他的社区，他们都按照传统的方式生活，也不太和其他民族混在一起，而新搬来的那些年轻的潮人们也不去理睬这些传统的外来社区。所以这里是一个多重的世界。
现在哈克尼已经是伦敦文化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
哈克尼和伦敦其他地区的差距在缩小，现在有人愿意来这里住了，这是最显著的变化。但总有些角落被遗忘，所以这里的贫富差距变大了，也让气氛变得有些紧张，街上会有很多抢劫、贩毒，各种街头斗殴甚至枪击，就犯罪这个问题我觉得没多大改善，不同的流氓团伙互相抢劫打斗，所以现在的哈克尼不是只有光鲜亮丽的一面。
你觉得有没有“哈克尼精神”？
当然有。就像我一开始说的，这个地区总是有很多新能量，所以一直在改变，人们带着新的能量过来。哈克尼就像一只凤凰，不断地在重生，来这里的人总是非常勇敢，在思想和行动上具有革新精神，不管是开一间新咖啡馆，还是做艺术家、作家，在这里可以自由去尝试。这里在宗教上也很自由，犹太人啊、共产主义者，各种人都可以自由地来这里。
那么会不会有一种“哈克尼梦”，就像“美国梦“那样？
有，但也不一样。“美国梦”更多关于赚钱，然后买房子过美国的生活方式，而在哈克尼，则是去做一些疯狂的事。在哈克尼，你可以尽情做傻事、做疯事，尝试不同的想法。
近几年，你的作品好像越来越少有人出现，更多的是
空间。
某种程度上是这样，最近拍的很多空间都没有人。拍人是一件微妙的事，有时候单拍空间会很有趣，你可以想象人们在里面是怎样的，某种程度上给了你一种自由。在拍人之前，你需要清楚自己要拍什么、拍谁，所以有时候退一步，给自己一点空间，是很有益的。这些间隔对我来说很重要，摄影不能总急冲冲的。
你的人生哲学是什么？
或许是要尊重别人吧，去做自己所想，不要被别人的看法妨碍。不要太在意政治，试着让生活变得更有趣，不要让自己掉进日常生活的重复乏味之中，最好每天都有新的冒险。梦想不断，灵感不断，不被一种生活束缚住，不害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