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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照片湮没在盒子里，与湮没在网上是一样的。”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如是说。早在1990年代末，杜克大学图书馆就开始数字化图片馆藏，并紧随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不断更新，其中的广告收藏居于全美前列。东亚方向的中国馆藏，则主要致力于保存与整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中国影像资料。
在杜克大学的图书馆网站上，任何浏览者可以直接下载那些已经进入公有领域的照片作为己用。经图书馆工作人员周珞介绍，在这些照片中，一种是有明确记录发表过，且已超出保护期限（作品发表后50年），为进入公有领域的照片，可供浏览者下载并自由使用；而另一部分，则没有明确发表纪录，则需要将版权保护延伸至作者去世后70年。
“如何界定照片属于公有领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以馆藏西德尼·D·甘博（Sidney David Gamble，1890～1968）的照片为例，如果他拍摄的照片在1923年以前出版过，比如甘博于1921年出版了一本 《北京：社会调查》（Peking： A Social Survey），里面引用过的照片属于出版过的照片，那么属于公有领域范畴。根据美国著作权法律，那些未发表过的照片受保护的期限为作者过世后70年，甘博1968年去世，那么他的其他作品到2039年1月1日才能进入公有领域。制作具体时间不明的照片也仍属于未发表作品，受保护到2038年12月31日。”
来源：十年功行满
在数字化馆藏的在线页面上，资源专辑按流量排名显示，外国专题名列第一的，正是一位与中国息息相关的摄影师：西德尼·D·甘博。甘博的祖父詹姆斯·甘博是著名宝洁公司的创始人之一。1908年西德尼与父亲第一次前往杭州，从此开始了与中国的不解之缘。之后，他身兼社会经济学家与教育志愿者双重身份，于上世纪20至30年代曾三次考察中国，旧时代的城乡社会生活在他的镜头中走马灯般掠过。不同于传统西方视角的猎奇，作为一名社会学研究者，他以耐心的平实方式进行记录，不吝捕捉同一对象的远景、中景、近景，一步步地走近中国平民的鲜活日常。
杜克大学的图片馆藏来源主要有二：捐赠与购买。后者主要收购私人或机构有代表性意义与学术价值的藏品。而常人不易想到的是，为前者付出的时间与精力往往更加漫长繁杂。捐赠对象需要全方位地了解馆藏条件、收藏整理的目的及其具体使用、传播方式。
1984年，甘博的女儿在家中阁楼上发现了他保存完好的底片。彼时已经是他故去后15年。以甘博命名的中国研究基金会随之成立，多方联络，旨在保存并推广这批照片。而杜克大学历时十年之久，终于在2006年签署了正式收藏协议，将这部关于中国的图像档案纳入了馆藏，并把底片全面数字化，建立了在线资源库。
在这一过程中，除了负责联络与基础工作的是中国方向的学科专题馆员，同时还由杜克大学大卫·M·鲁宾斯坦珍本与手稿特藏图书馆（David M. Rubenstein Rare Book & Manuscript Library）的专门负责人提供技术支持，包括测量记录成片与幻灯尺寸、鉴别描述材质等等。其中首要的任务，是保证正确地标记照片的内容。
据在线统计，甘博专题的藏品共5188件，以中国为对象有4674件，除黑白照片以外，还包括数百幅手工上色的玻璃幻灯片与30卷16毫米电影胶片。在如此纷繁的卷帙中，甘博本人记录下照片的基本信息，又经由甘博中国研究基金会的成员识读打印成了标签。在整理过程中，对于甘博自命名的题目，基本使用原题。无题或信息模糊的作品，杜克大学的研究员也尽量使用简短而事实性的描述，不加主观判断。至于地点标注，则尽量在可判断的范围内缩小定位。
值得注意的是，照片信息的统计与记录，首先建立在内容范畴的整体把握和对作者的基本认知基础上，在操作中均按照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统一标准。
上线：抛砖引玉
而将进入公有领域的照片进行数字化，除了能够将文化成果向公众展示之外，还可以通过与观者的互动交流，完善对这些照片的收集整理。
在杜克大学的网络平台上，甘博专题特藏的最大特点是保留了作者手书的标签内容，并提供了中文翻译。除此之外，还建立了完善的浏览者互动板块。每一幅照片下，都可以留言评论，并可分享到社交网站。这不仅是一种新颖的传播途径，还有助于专业与非专业的浏览者协助互动，发现细节。
在甘博专题的总评论区，包括中英双语的数条评论中，署名“Hynuza Xu”的网友指出，甘博误将摄于山西汾阳的数张照片标注为“定县”，并详细列出了编号。杜克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称，这种互动十分常见。在某些不知名的人像或日常摄影作品下方，有网友甚至指认出了自己的祖辈家庭成员，以及具体人物的姓名。这对作者、其他浏览者乃至工作人员来说，都是莫大的帮助与惊喜。
此外，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经过处理的图像分辨率已经超出传统肉眼与仪器能辨认的范围，有助于欣赏者与研究者确认更多的信息。除了甘博以外，杜克大学馆藏的另一组中国影像，德国军官弗雷德里奇·皮茨（Friedrich Carl Peetz ）拍摄的“1900年的中国”也是一组社会历史研究的独特资料。其中保存了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之前，天津大沽炮台的历史风貌。这组图片以剪贴相簿的形态保存下来，作者撰写了详细的批注，工作人员根据相簿的原貌，进行了精细的数字化扫描，铅笔标注的原文皆清晰可见。这组照片已经顺利完成数字化，由于年代太过久远，译读作者所使用的古德文还是一个难题，因此依然存在进一步完善空间。而这组作品因目前无法确定摄影师是否于1944年之前去世，所以暂列为“有条件可供下载”类别。
数字化时代的网络检索，大大缩减了资源查询与调用的工作量与难度。而数字化过程本身的艰辛与缓慢，往往导致可供上线的案例少之又少。
版权的意义：在保护中推广
申请数字化原作的首要标准是版权清晰，这看似理所当然，在国内却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议题。考虑到这一点，杜克大学图书馆的中国专题图片馆藏，因版权考虑原则上聚焦于1949年之前的作品。而甘博创作于1930年代的这些照片，版权界定工作仍然十分复杂。
1921年，甘博出版了《北京：社会调查》（Peking： A Social Survey）。作为一部社会学专著，其中却收录了大量拍摄于北京的摄影作品，其中大部分已包括在杜克大学数字化甘博专题所统计的1733幅标签为“北京”的藏品中。这些在1923年之前业已公开出版的图像，便成为了公有领域照片（public domain photos）；而其余未发表的作品，包括各种底片和具体制作时间不明的玻璃幻灯等作品，仍然处在版权保护（copyright protected）范围内。杜克大学图书馆作为接受捐赠的版权持有者，收藏与展示的同时，也为公众提供了一种合理使用（fair use）或者申请使用的途径。而批准使用申请的标准，仍须取决于对方的具体使用目的、性质、数量与可能产生的效应。
“一个摄影师的照片，是否进入公有领域，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case by case）。”杜克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称。在世界范围内版权意识日益加深的今日，杜克大学的版权意识也一如既往地一丝不苟。在严格的定义下，公有领域照片多数年代久远，原件的质量往往较模糊，在版权保护机制下有效地集中资源，通过严谨的筛选程序完成数字化，反而成了一个“巩固”或曰“增强”（enhance）的重要手段。“在保护的过程中推广”，才是版权问题超越利益、建立秩序的应有之义。
在杜克大学的图书馆网站上，任何浏览者可以直接下载那些已经进入公有领域的照片作为己用。经图书馆工作人员周珞介绍，在这些照片中，一种是有明确记录发表过，且已超出保护期限（作品发表后50年），为进入公有领域的照片，可供浏览者下载并自由使用；而另一部分，则没有明确发表纪录，则需要将版权保护延伸至作者去世后70年。
“如何界定照片属于公有领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以馆藏西德尼·D·甘博（Sidney David Gamble，1890～1968）的照片为例，如果他拍摄的照片在1923年以前出版过，比如甘博于1921年出版了一本 《北京：社会调查》（Peking： A Social Survey），里面引用过的照片属于出版过的照片，那么属于公有领域范畴。根据美国著作权法律，那些未发表过的照片受保护的期限为作者过世后70年，甘博1968年去世，那么他的其他作品到2039年1月1日才能进入公有领域。制作具体时间不明的照片也仍属于未发表作品，受保护到2038年12月31日。”
来源：十年功行满
在数字化馆藏的在线页面上，资源专辑按流量排名显示，外国专题名列第一的，正是一位与中国息息相关的摄影师：西德尼·D·甘博。甘博的祖父詹姆斯·甘博是著名宝洁公司的创始人之一。1908年西德尼与父亲第一次前往杭州，从此开始了与中国的不解之缘。之后，他身兼社会经济学家与教育志愿者双重身份，于上世纪20至30年代曾三次考察中国，旧时代的城乡社会生活在他的镜头中走马灯般掠过。不同于传统西方视角的猎奇，作为一名社会学研究者，他以耐心的平实方式进行记录，不吝捕捉同一对象的远景、中景、近景，一步步地走近中国平民的鲜活日常。
杜克大学的图片馆藏来源主要有二：捐赠与购买。后者主要收购私人或机构有代表性意义与学术价值的藏品。而常人不易想到的是，为前者付出的时间与精力往往更加漫长繁杂。捐赠对象需要全方位地了解馆藏条件、收藏整理的目的及其具体使用、传播方式。
1984年，甘博的女儿在家中阁楼上发现了他保存完好的底片。彼时已经是他故去后15年。以甘博命名的中国研究基金会随之成立，多方联络，旨在保存并推广这批照片。而杜克大学历时十年之久，终于在2006年签署了正式收藏协议，将这部关于中国的图像档案纳入了馆藏，并把底片全面数字化，建立了在线资源库。
在这一过程中，除了负责联络与基础工作的是中国方向的学科专题馆员，同时还由杜克大学大卫·M·鲁宾斯坦珍本与手稿特藏图书馆（David M. Rubenstein Rare Book & Manuscript Library）的专门负责人提供技术支持，包括测量记录成片与幻灯尺寸、鉴别描述材质等等。其中首要的任务，是保证正确地标记照片的内容。
据在线统计，甘博专题的藏品共5188件，以中国为对象有4674件，除黑白照片以外，还包括数百幅手工上色的玻璃幻灯片与30卷16毫米电影胶片。在如此纷繁的卷帙中，甘博本人记录下照片的基本信息，又经由甘博中国研究基金会的成员识读打印成了标签。在整理过程中，对于甘博自命名的题目，基本使用原题。无题或信息模糊的作品，杜克大学的研究员也尽量使用简短而事实性的描述，不加主观判断。至于地点标注，则尽量在可判断的范围内缩小定位。
值得注意的是，照片信息的统计与记录，首先建立在内容范畴的整体把握和对作者的基本认知基础上，在操作中均按照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统一标准。
上线：抛砖引玉
而将进入公有领域的照片进行数字化，除了能够将文化成果向公众展示之外，还可以通过与观者的互动交流，完善对这些照片的收集整理。
在杜克大学的网络平台上，甘博专题特藏的最大特点是保留了作者手书的标签内容，并提供了中文翻译。除此之外，还建立了完善的浏览者互动板块。每一幅照片下，都可以留言评论，并可分享到社交网站。这不仅是一种新颖的传播途径，还有助于专业与非专业的浏览者协助互动，发现细节。
在甘博专题的总评论区，包括中英双语的数条评论中，署名“Hynuza Xu”的网友指出，甘博误将摄于山西汾阳的数张照片标注为“定县”，并详细列出了编号。杜克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称，这种互动十分常见。在某些不知名的人像或日常摄影作品下方，有网友甚至指认出了自己的祖辈家庭成员，以及具体人物的姓名。这对作者、其他浏览者乃至工作人员来说，都是莫大的帮助与惊喜。
此外，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经过处理的图像分辨率已经超出传统肉眼与仪器能辨认的范围，有助于欣赏者与研究者确认更多的信息。除了甘博以外，杜克大学馆藏的另一组中国影像，德国军官弗雷德里奇·皮茨（Friedrich Carl Peetz ）拍摄的“1900年的中国”也是一组社会历史研究的独特资料。其中保存了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之前，天津大沽炮台的历史风貌。这组图片以剪贴相簿的形态保存下来，作者撰写了详细的批注，工作人员根据相簿的原貌，进行了精细的数字化扫描，铅笔标注的原文皆清晰可见。这组照片已经顺利完成数字化，由于年代太过久远，译读作者所使用的古德文还是一个难题，因此依然存在进一步完善空间。而这组作品因目前无法确定摄影师是否于1944年之前去世，所以暂列为“有条件可供下载”类别。
数字化时代的网络检索，大大缩减了资源查询与调用的工作量与难度。而数字化过程本身的艰辛与缓慢，往往导致可供上线的案例少之又少。
版权的意义：在保护中推广
申请数字化原作的首要标准是版权清晰，这看似理所当然，在国内却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议题。考虑到这一点，杜克大学图书馆的中国专题图片馆藏，因版权考虑原则上聚焦于1949年之前的作品。而甘博创作于1930年代的这些照片，版权界定工作仍然十分复杂。
1921年，甘博出版了《北京：社会调查》（Peking： A Social Survey）。作为一部社会学专著，其中却收录了大量拍摄于北京的摄影作品，其中大部分已包括在杜克大学数字化甘博专题所统计的1733幅标签为“北京”的藏品中。这些在1923年之前业已公开出版的图像，便成为了公有领域照片（public domain photos）；而其余未发表的作品，包括各种底片和具体制作时间不明的玻璃幻灯等作品，仍然处在版权保护（copyright protected）范围内。杜克大学图书馆作为接受捐赠的版权持有者，收藏与展示的同时，也为公众提供了一种合理使用（fair use）或者申请使用的途径。而批准使用申请的标准，仍须取决于对方的具体使用目的、性质、数量与可能产生的效应。
“一个摄影师的照片，是否进入公有领域，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case by case）。”杜克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称。在世界范围内版权意识日益加深的今日，杜克大学的版权意识也一如既往地一丝不苟。在严格的定义下，公有领域照片多数年代久远，原件的质量往往较模糊，在版权保护机制下有效地集中资源，通过严谨的筛选程序完成数字化，反而成了一个“巩固”或曰“增强”（enhance）的重要手段。“在保护的过程中推广”，才是版权问题超越利益、建立秩序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