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本文试图将Spence模型运用于硕士毕业生劳动力市场上，并从机会成本角度出发，分析当前本科毕业生“考研热”这个现象。试图得出对于能力低的劳动者而言，当机会成本变成沉没成本时，攻读硕士学位不是其最优选择的结论。也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矛盾导致的劳动者的激烈竞争中说明很多本科毕业生并不是“自愿”攻读硕士学位的。
【关键词】硕士研究生;Spence模型;劳动力市场;机会成本
0.引言
从经济学的角度，教育被看成一种投资。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而今对这个问题的大量的文献研究主要集中社会学、教育学的角度。但考研热这一现象归根到底应该是一个经济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近年来的国内相关理论情况如下: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叶建亮及其导师金祥荣教授共同发表了一篇题为《教育信号可寻租条件下的劳动力市场信息甄别—兼对“文凭热”和“文凭高消费”的一种解释》，即从大多数人可以通过寻租的投入获得特定的教育水平是，会造成教育信号的扭曲，结果导致教育水平对应的求职者能力水平会不断“缩水”，进而引发雇主对求职者受教育水平要求不断提高，结果导致分离均衡时的教育水平不断上升。[5]而经典的信号发送模型（Spence模型）是在不考虑信号本身是否存在扭曲的情况下讨论劳动力市场的分离均衡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熊倪娟、赵东辉及其导师施祖麟发表了一篇题为《经济人的理性选择与社会人的流动渠道—对“考研热”的经济学与社会学分析》，此文引用中华英才网的薪资调查数据，运用成本—收益的净现值、内部收益率、明瑟收益率等多个指标，衡量继续接受硕士教育相对于本科毕业后直接就业的比较优势。[4]北京理工大学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的骆珣、杨樨教授发表了一篇题为《劳动力市场的信息经济学解读》，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受教育程度成为个人能力信号的原因，按照斯彭斯对信号的定义出发，解释了雇主选择受教育程度作为衡量雇员能力的信号的原因；第二部分—基于能力信号的雇主与雇员收益博弈模型，给出一系列假定，得出雇员的最优战略依赖于雇主的战略；第三部分—发送能力信号的成本效应，得出若攻读学历职位获得优越的工作不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是造成教育资源浪费和社会福利损失。[6]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许佳君教授发表了一篇题为《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范式解读“考研热”》，文章主要从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为理论依据，采用“系统行动的内部分析”的个体主义方法，建构起社会学的一种解释范式，得出不管是从自身、拥有的资源、利益（目标）、社会规范取向的角度，考研都都是一种理性选择。[3]
关于劳动力市场的信号发送和信号甄别模型，Spence思路十分直观：具有不同生产能力的人获得教育的成本是不同的，高能力的人获得相同教育水平的成本要低于低能力的人。雇主不能直接识别求职者的能力，但利用其获得的教育水平来识别。只要制定一个合理的按照受教育程度支付的薪水差，就会自动促使高产出能力的人去获得一个教育水平以显示自己的能力，从而获得一个高的薪水，而低能力的人只能接受一个低教育而获得一个低薪水。[1]
本文主要是围绕目前国内出现的“考研热”的现象，利用Spence的模型来说明能力高的人和能力低的人在本科毕业时关于考研和就业怎样选择才是自身最优的选择的问题展开讨论的。
1.模型的建立与求解
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劳动力选择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这种教育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教育增加了个人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作为结果，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得以提高。第二，完成一定的学业本身也表明个人具有相应的能力，如相当的智力水平或学习能力，此时，教育更像是反映个人能力的一种信号。[8]
随着高校的扩招以及门槛的降低，当硕士学位越来越容易获得是，硕士生不在像以前那样吃香，用人单位也开始怀疑某些硕士的水平来。此时，受教育程度这一信号之所以能够起到区分不同能力的作用，关键的原因是高能力者能更轻松的获得文凭，也就是获得文凭的成本低。
s表示求职者接受的教育程度，劳动力个人承担接受教育的全部成本。企业根据受教育程度来推测求职者的能力（生产效率）并提供相应的工资?棕，工资被视作受教育程度的函数：
?棕＝?棕(s) (2.1)
这里的假定涉及两个决策主体。首先是个人，他选择受教育程度，其次是企业，企业决定工资方案。此时，需要找出这个劳动力市场上的信号发送的可能均衡，该均衡要求给定对方策略的情况下，双方的策略都是最优的。
假定1：对于本科毕业生来说，高能力本科毕业生给企业创造3.5单位的价值，占本科毕业生的比例为p；低能力本科毕业生给企业创造2单位价值，占本科生毕业生的比例为1-p。
假定2：本科毕业生的受硕士教育的成本由本人承担。这一成本包括物质成本，如机会成本，还有可能包括非物质成本，如学习本身可能带来的一种精神上的负担。假定低能力本科毕业生与高能力本科毕业生获得硕士学位的成本分别为：
cL=s (2.2)
cH=0.6s (2.3)
两类劳动力的效用分别如以下两式所示，都取决去工资和受教育成本：
uL=?棕-s (2.4)
uH=?棕-0.6s (2.5)
很明显，给定一个受教育程度（大于零）与工资的组合，即给定s,?棕，高能力的劳动力获得的效用必定大于低能力劳动力。
接下来我们考虑本科毕业生通过接受硕士教育而发送信号，使企业认为自己是高能力，从而得到较高的工资的情形。这就涉及到Spence的信号发送模型中的混同均衡的问题。
混同均衡是指在均衡状态下，不同类型的代理人所选择的可被观察到的指标的最优水平是相同的，因而委托人不能通过该指标来区分不同类型的代理人。在这里，混同均衡是指无论能力高低本科毕业生选择硕士教育的一种均衡状态。此时企业难以凭借硕士文凭来区分两类劳动力，只能按硕士生的平均生产效率提供工资。即： ?棕=3.5p+2(1-p)=1.5p+2 (2.6)
这里，?棕也代表了硕士毕业生的平均能力。此时低能力的本科毕业生则更愿意选择接受硕士教育便能够占到高能力劳动力的光，获得平均工资。
显然，当p较大，即硕士毕业生中高能力的人占的比例较大时，?棕也较大，反之，则相反。图2-1，分别给出了p较大和较小时的两种情况。
高能力和低能力劳动力获得的效用分别为：
uL=1.5P-s+2 (2.7)
uH=1.5p-0.6s+2 (2.8)
（a）p较大 （b）p较小
图2.1 不同高能力劳动力比例下的效用分析
当0.6s<1.5p+2 2.对模型的讨论
从2000年开始，国家教育部实行高校扩招，整个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更是空前扩大。招生人数从2005年的32.5万人上升到2010年的46.5万人。“考研热”成为近几年来教育市场的显著特征。表1为近几年研究生招生情况。
表1 近年研究生招生情况 万人
（资料来源于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http://yz.chsi.com.cn）
很多同学考研的主要原因是看到一般对于刚毕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研究生的待遇一般会好于本科生。虽然研究生刚毕业的待遇很可能并不会好于工作了三年的本科生，但再等三年，也许就会拉开差距。但是就像模型一开始所假定，教育是不能提高个人能力的，它只是一个信号作用。收入水平最终只会由能力的大小来决定。所以很多本科毕业生在选择工作还是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应该好好考虑：选择攻读硕士学位的机会成本是否会从获得研究生文凭中得到全部补偿？
读研是一种投资，三年中我们最基本的投资是时间。读研的机会成本大致可以列举以下几项：
一、就业机会。读研的三年中，别人都在不停地创造财富，而且也在不断填补着社会的就业岗位。三年中，工作的人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而读研过程做的课程研究与实践是不能同工作经验同日而语的。而且研究生刚毕业的待遇很可能并不好于工作了三年的本科生。
二、就业范围缩小。读研究生，知识更集中到某个专业领域，就业面窄。从整个角度来说，本科生“可塑性”强的优势便成为读研的又一个大的机会成本。
三、年龄的增加也是一个机会成本，大部分读研毕业后将更快面临婚姻与家庭的种种问题，用人单位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考虑，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尽管现在对大龄青年的态度还算宽容，但也毕竟是一种压力和现象。
读研是一种投资，在投入时间的过程中可能会错过很多发展机会，也可能为以后的人生道路提供很多本科生所难以得到的机会。机会的损失与机会性的收益同时存在，关键是判断两者几率的大小：对于能力高的本科毕业生和硕士毕业生，明显硕士毕业生的机会性收益将很大；对于能力高的本科毕业生和能力低的硕士毕业生，硕士毕业生的机会性收益不见得大。此时相对于能力低的硕士生而言，读研的成本只会变成沉没成本。
就业市场上的严重的供过于求的矛盾也是很多本科生选择读研的原因。促使很多职位需求不断趋向高学历，许多事实上只需一般本科生就能胜任的工作，在招聘时大都要求硕士毕业生，“文凭高消费”越来越明显。这也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美国和欧洲一些发达国家，教育均衡水平长期保持在一个相对固定的数值上，因为很少有人为日后的高新而不是学术目的去攻读博士学位。
【参考文献】
［１］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8.
［２］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1.
［３］许佳君,张华.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范式解读“考研热”[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2(1)：41-43.
［４］熊倪娟,赵东辉,施祖麟.经济人的理性选择与社会人的流动渠道—对“考研热”的经济学与社会学分析[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5,26(2):47-54.
［５］叶建亮,金祥荣.教育可寻租条件下的劳动力市场信息甄别[J].制度经济学研究,2007,6(12)：32-49.
［６］骆珣,杨樨.劳动力市场的信息经济学解读[J].商业时代,2006,(11):8-9.
［７］乌家培,谢康,肖静华.信息经济学（第二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4.
［８］陈钊.信息与激励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4.
［９］李锋亮,陈晓宇.保留工资与工作找寻结果:对全国高校毕业生的实证研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0,31(4):57-64.
［１０］贺亚兰.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的博弈分析[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版),2005,7(6)：67-69.
［１１］张蕾.运用信号传递理论分析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8,112:27-28.
［１２］帅之鹰.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逆向选择问题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07,6.
［１３］周琴.人力资源招聘中信息不对称的经济效应分析[D].东北财经大学,2007,11.
［１４］贺尊.高等教育文凭信号的经济学解析[J].比较教育研究,2006,4:16-20.
［１５］朱振伟.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谈高等教育的选择[J].现代管理科学,2003,9:91-92.
【关键词】硕士研究生;Spence模型;劳动力市场;机会成本
0.引言
从经济学的角度，教育被看成一种投资。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而今对这个问题的大量的文献研究主要集中社会学、教育学的角度。但考研热这一现象归根到底应该是一个经济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近年来的国内相关理论情况如下: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叶建亮及其导师金祥荣教授共同发表了一篇题为《教育信号可寻租条件下的劳动力市场信息甄别—兼对“文凭热”和“文凭高消费”的一种解释》，即从大多数人可以通过寻租的投入获得特定的教育水平是，会造成教育信号的扭曲，结果导致教育水平对应的求职者能力水平会不断“缩水”，进而引发雇主对求职者受教育水平要求不断提高，结果导致分离均衡时的教育水平不断上升。[5]而经典的信号发送模型（Spence模型）是在不考虑信号本身是否存在扭曲的情况下讨论劳动力市场的分离均衡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熊倪娟、赵东辉及其导师施祖麟发表了一篇题为《经济人的理性选择与社会人的流动渠道—对“考研热”的经济学与社会学分析》，此文引用中华英才网的薪资调查数据，运用成本—收益的净现值、内部收益率、明瑟收益率等多个指标，衡量继续接受硕士教育相对于本科毕业后直接就业的比较优势。[4]北京理工大学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的骆珣、杨樨教授发表了一篇题为《劳动力市场的信息经济学解读》，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受教育程度成为个人能力信号的原因，按照斯彭斯对信号的定义出发，解释了雇主选择受教育程度作为衡量雇员能力的信号的原因；第二部分—基于能力信号的雇主与雇员收益博弈模型，给出一系列假定，得出雇员的最优战略依赖于雇主的战略；第三部分—发送能力信号的成本效应，得出若攻读学历职位获得优越的工作不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是造成教育资源浪费和社会福利损失。[6]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许佳君教授发表了一篇题为《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范式解读“考研热”》，文章主要从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为理论依据，采用“系统行动的内部分析”的个体主义方法，建构起社会学的一种解释范式，得出不管是从自身、拥有的资源、利益（目标）、社会规范取向的角度，考研都都是一种理性选择。[3]
关于劳动力市场的信号发送和信号甄别模型，Spence思路十分直观：具有不同生产能力的人获得教育的成本是不同的，高能力的人获得相同教育水平的成本要低于低能力的人。雇主不能直接识别求职者的能力，但利用其获得的教育水平来识别。只要制定一个合理的按照受教育程度支付的薪水差，就会自动促使高产出能力的人去获得一个教育水平以显示自己的能力，从而获得一个高的薪水，而低能力的人只能接受一个低教育而获得一个低薪水。[1]
本文主要是围绕目前国内出现的“考研热”的现象，利用Spence的模型来说明能力高的人和能力低的人在本科毕业时关于考研和就业怎样选择才是自身最优的选择的问题展开讨论的。
1.模型的建立与求解
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劳动力选择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这种教育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教育增加了个人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作为结果，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得以提高。第二，完成一定的学业本身也表明个人具有相应的能力，如相当的智力水平或学习能力，此时，教育更像是反映个人能力的一种信号。[8]
随着高校的扩招以及门槛的降低，当硕士学位越来越容易获得是，硕士生不在像以前那样吃香，用人单位也开始怀疑某些硕士的水平来。此时，受教育程度这一信号之所以能够起到区分不同能力的作用，关键的原因是高能力者能更轻松的获得文凭，也就是获得文凭的成本低。
s表示求职者接受的教育程度，劳动力个人承担接受教育的全部成本。企业根据受教育程度来推测求职者的能力（生产效率）并提供相应的工资?棕，工资被视作受教育程度的函数：
?棕＝?棕(s) (2.1)
这里的假定涉及两个决策主体。首先是个人，他选择受教育程度，其次是企业，企业决定工资方案。此时，需要找出这个劳动力市场上的信号发送的可能均衡，该均衡要求给定对方策略的情况下，双方的策略都是最优的。
假定1：对于本科毕业生来说，高能力本科毕业生给企业创造3.5单位的价值，占本科毕业生的比例为p；低能力本科毕业生给企业创造2单位价值，占本科生毕业生的比例为1-p。
假定2：本科毕业生的受硕士教育的成本由本人承担。这一成本包括物质成本，如机会成本，还有可能包括非物质成本，如学习本身可能带来的一种精神上的负担。假定低能力本科毕业生与高能力本科毕业生获得硕士学位的成本分别为：
cL=s (2.2)
cH=0.6s (2.3)
两类劳动力的效用分别如以下两式所示，都取决去工资和受教育成本：
uL=?棕-s (2.4)
uH=?棕-0.6s (2.5)
很明显，给定一个受教育程度（大于零）与工资的组合，即给定s,?棕，高能力的劳动力获得的效用必定大于低能力劳动力。
接下来我们考虑本科毕业生通过接受硕士教育而发送信号，使企业认为自己是高能力，从而得到较高的工资的情形。这就涉及到Spence的信号发送模型中的混同均衡的问题。
混同均衡是指在均衡状态下，不同类型的代理人所选择的可被观察到的指标的最优水平是相同的，因而委托人不能通过该指标来区分不同类型的代理人。在这里，混同均衡是指无论能力高低本科毕业生选择硕士教育的一种均衡状态。此时企业难以凭借硕士文凭来区分两类劳动力，只能按硕士生的平均生产效率提供工资。即： ?棕=3.5p+2(1-p)=1.5p+2 (2.6)
这里，?棕也代表了硕士毕业生的平均能力。此时低能力的本科毕业生则更愿意选择接受硕士教育便能够占到高能力劳动力的光，获得平均工资。
显然，当p较大，即硕士毕业生中高能力的人占的比例较大时，?棕也较大，反之，则相反。图2-1，分别给出了p较大和较小时的两种情况。
高能力和低能力劳动力获得的效用分别为：
uL=1.5P-s+2 (2.7)
uH=1.5p-0.6s+2 (2.8)
（a）p较大 （b）p较小
图2.1 不同高能力劳动力比例下的效用分析
当0.6s<1.5p+2
从2000年开始，国家教育部实行高校扩招，整个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更是空前扩大。招生人数从2005年的32.5万人上升到2010年的46.5万人。“考研热”成为近几年来教育市场的显著特征。表1为近几年研究生招生情况。
表1 近年研究生招生情况 万人
（资料来源于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http://yz.chsi.com.cn）
很多同学考研的主要原因是看到一般对于刚毕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研究生的待遇一般会好于本科生。虽然研究生刚毕业的待遇很可能并不会好于工作了三年的本科生，但再等三年，也许就会拉开差距。但是就像模型一开始所假定，教育是不能提高个人能力的，它只是一个信号作用。收入水平最终只会由能力的大小来决定。所以很多本科毕业生在选择工作还是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应该好好考虑：选择攻读硕士学位的机会成本是否会从获得研究生文凭中得到全部补偿？
读研是一种投资，三年中我们最基本的投资是时间。读研的机会成本大致可以列举以下几项：
一、就业机会。读研的三年中，别人都在不停地创造财富，而且也在不断填补着社会的就业岗位。三年中，工作的人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而读研过程做的课程研究与实践是不能同工作经验同日而语的。而且研究生刚毕业的待遇很可能并不好于工作了三年的本科生。
二、就业范围缩小。读研究生，知识更集中到某个专业领域，就业面窄。从整个角度来说，本科生“可塑性”强的优势便成为读研的又一个大的机会成本。
三、年龄的增加也是一个机会成本，大部分读研毕业后将更快面临婚姻与家庭的种种问题，用人单位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考虑，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尽管现在对大龄青年的态度还算宽容，但也毕竟是一种压力和现象。
读研是一种投资，在投入时间的过程中可能会错过很多发展机会，也可能为以后的人生道路提供很多本科生所难以得到的机会。机会的损失与机会性的收益同时存在，关键是判断两者几率的大小：对于能力高的本科毕业生和硕士毕业生，明显硕士毕业生的机会性收益将很大；对于能力高的本科毕业生和能力低的硕士毕业生，硕士毕业生的机会性收益不见得大。此时相对于能力低的硕士生而言，读研的成本只会变成沉没成本。
就业市场上的严重的供过于求的矛盾也是很多本科生选择读研的原因。促使很多职位需求不断趋向高学历，许多事实上只需一般本科生就能胜任的工作，在招聘时大都要求硕士毕业生，“文凭高消费”越来越明显。这也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美国和欧洲一些发达国家，教育均衡水平长期保持在一个相对固定的数值上，因为很少有人为日后的高新而不是学术目的去攻读博士学位。
【参考文献】
［１］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8.
［２］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1.
［３］许佳君,张华.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范式解读“考研热”[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2(1)：41-43.
［４］熊倪娟,赵东辉,施祖麟.经济人的理性选择与社会人的流动渠道—对“考研热”的经济学与社会学分析[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5,26(2):47-54.
［５］叶建亮,金祥荣.教育可寻租条件下的劳动力市场信息甄别[J].制度经济学研究,2007,6(12)：32-49.
［６］骆珣,杨樨.劳动力市场的信息经济学解读[J].商业时代,2006,(11):8-9.
［７］乌家培,谢康,肖静华.信息经济学（第二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4.
［８］陈钊.信息与激励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4.
［９］李锋亮,陈晓宇.保留工资与工作找寻结果:对全国高校毕业生的实证研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0,31(4):57-64.
［１０］贺亚兰.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的博弈分析[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版),2005,7(6)：67-69.
［１１］张蕾.运用信号传递理论分析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8,112:27-28.
［１２］帅之鹰.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逆向选择问题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07,6.
［１３］周琴.人力资源招聘中信息不对称的经济效应分析[D].东北财经大学,2007,11.
［１４］贺尊.高等教育文凭信号的经济学解析[J].比较教育研究,2006,4:16-20.
［１５］朱振伟.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谈高等教育的选择[J].现代管理科学,2003,9:9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