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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一虎,凤凰卫视主持人。以他名字打造的《一虎一席谈》以其独特风格独树一帜,节目选取每周在社会、文化等方面发生的重大事件、焦点或热门话题,请来当事人、各界学者、名人担任嘉宾发表意见或精辟见解
几年前我与胡一虎曾有过一面之缘。当时我为香港书展某位作家做助理,胡一虎则是那场作家讲座的主持人,讲座开始之前,我要交给他一些资料。在约定的会场里,我等在一条走廊尽头,此时胡一虎戴着墨镜出现了,从走廊另一头的黑暗处慢慢走过来,步伐很稳,那一瞬间像极了黑帮电影里的镜头,他显得很酷,好似大有来头。
及至几周前我作为《留学生》记者打电话向他约采访,听到的仍然是那个非常有活力的声音,简直声如洪钟。这声音透着台湾人特有的礼貌与谦和,他答应了采访,并解释自己需要定期在北京与香港之间飞来飞去,见缝插针的面访都稍有困难,因此选择了电话采访。
对于胡一虎40年的经历,我们可以这样概括:在台湾长大,在美国念书,在香港的电视台工作,却做着关于大陆的节目。而在胡一虎自己撰写的自传中写道:我是一名在高雄出生的孩子,平民之子,文科胚子,教养与情义兼修;我是一名从纽约出发的战士,不与人同,保持激情,打人性牌,做实力派。
胡一虎1967年生于台湾高雄眷村,1989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大众传播学系,两年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华视新闻。在华视,他最重要的经历是与崔慈芬及庄开文轮流主持《华视新闻杂志》,而因其出色的表现,获得了华视100万元新台币的拨款,得以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进修。
2001年,从美国归国的胡一虎做出了他人生中的最重要的一个决定:离开华视,加盟凤凰台。关于这点,他说:“如果没有飞入凤凰,我不敢想象我的人生能如此幸运与丰富。如果没有离开台湾到香港,我不会有今天的思维与说话方式。”
在加入凤凰卫视后,胡一虎先后主持《媒体大拼盘》、《纵横中国》、《凤凰全球连线》等节目。他认为,主持《纵横中国》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正是这个节目,让他得以行遍中国的各省各市与自治区,“飘荡在华人世界的不同角落,对中国有了全新的认识”。
然而,真正让胡一虎这个名字著名的是《一虎一席谈》——这个以他名字命名的周末黄金档节目。
而在这个节目中,胡一虎几乎展现了所有他作为一个主持人的特点:机敏、博识、反应迅疾、把控力强。每一期节目现场都显得很紧张,甚至剑拔弩张,选题尖锐,嘉宾间针锋相对,辩论激烈,“唇枪舌剑之间你不知道会激出怎样的火花甚至火焰”。
《留学生》记者在采访中问胡一虎:“tiger,你觉得主持《一虎一席谈》最难的一点是什么?”他这样回答:“把握节目的节奏。主持这个节目的每一秒,我都绷紧了全身的神经,不敢丝毫的大意与放松。”这一点,他确实做到了,并充分地展现了一个更为真实的胡一虎。如他自己所说:“我比主持其他节目更为接近‘本我’的状态。”毫无疑问,观众们喜欢那个更为真实的主持。
胡一虎用了一个很别致的词来形容他与节目的关系——“甜蜜点”。记者初听时觉得太过台湾人的小清新了,但在与他交谈的过程中,发现他对工作有自内而外,深沉的热情,他才能在工作中捕捉“甜蜜点”。
开播9年来,这个节目在国内几乎无人不知,连续5年都是凤凰台收视率前5名,并获得了尽可能的好评与赞许。国内一份著名刊物曾在对《一虎一席谈》的颁奖词里这样评价:它首度将选秀的PK精神和板砖引入电视节目,演绎问题的多重视角,并展现社会多元的现实图景。
而生活中的胡一虎呢?
胡一虎说他喜欢慢跑,尤其喜欢看海。但是他说:“我太忙了,没太多时间做这么奢侈的事。”事实上,由于要录制多档节目,他必须在香港与北京之间穿梭。事业上的忙碌,胡一虎甚至对于家庭有一定的愧疚感。他在自己的自传中写道:为人子,无暇与父亲共同走过他生命中的最后岁月;为人父,女儿一出生我就离开台湾,几乎错失她的成长……很多时候,我从主播台上回归现实生活,都发现拼凑不齐自己完整的人生版图。
当然,如他所说,人生总有得失,不甚完整。
对于未来,胡一虎却用了台湾人特有的,带有一定诗意的回答:命运的走向是全无章法的,我不知道未来如何,我们只能尽全力地做好自己,“谨守分寸,Be yourself”。
寻找“甜蜜点”
留学生:最开始你对内地的事务并不是那么熟悉。为什么有胆量做这样一档与内地事务息息相关的节目?
胡一虎: 2003年到2005年我做了凤凰中国,三年内走遍中国各个地方,为我对内地了解打了很好的底色。现在做《一虎一席谈》,现场所有人都是我的老师。节目中我会寻找“甜蜜点”,让我特别感动的是武村正义,这个前官房长官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说至少在他那个年代那个历史,他说安倍,他的确有很多看法跟安倍是不一样的。他说不能只看一个人对历史不道歉,其实日本的老百姓也在反思。然后这个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将军跳出来了,那个将军正好跟武村正义是一样大,下个礼拜的,一时忘记了。他就讲说在他的脑海里记忆,日本人是怎么样对待我们中国,就讲,讲讲讲。他讲完我记得我那时候也是马上想到奇怪了,我就跟武村正义说:官房长官我想问你一个问题,现在全场当中这么多人只有他的年岁跟你一样大,他所记忆的历史跟你所记忆的历史是共同那个时代的东西,但是你们有不同角度的记忆,而我们这些后辈根本不知道,没有参与那些情况。我就问他说:那你觉得这个差别点是在哪里,你会不会希望中国下一代的记忆跟它是不一样的。这些东西就是在,我觉得做这些话题是很沉重的国际议题的时候,我一直努力去找那种,你刚才讲的你的平衡点在哪里,平衡点就是连接点,平衡点就是将心比心的那一点,平衡点就是设身处地的那一点。
留学生:你主持的这档节目大多数时候与内地话题相关,怎样才能去平衡各方不同观点?为什么可以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来处理这些问题呢?
胡一虎:我家里的背景就是冲突性比较大,我父亲从大陆到台湾,母亲是闽南人,本身就有冲突点,在这个过程中,我慢慢了解到适应冲突就像适应一个陌生的地方,到一座新的城市适应它的文化。我觉得需要几个本领,第一就是百变的适应力,这是在生活中磨砺出来的;第二就是将心比心。比如说既要体会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带来的震撼,也要习惯这座城市百年来积淀的尘埃,才能真正对这座城市心生崇敬。在不同文化转换的过程中,这点帮助我非常多,因为《一虎一席谈》这档节目里冲突太多,文化背景差异太大。让对方阐释背后的东西,这很重要。因为我们之所以看不起,或看不惯对方的语言表达,往往是不懂他身处的文化语境积淀出来的东西,而这个平台就是去搭台。 留学生:你的性格里面有容易质疑的部分吗?
胡一虎:很多上节目的观众事后会被大家骂:“那种观众怎么也让他讲。”我觉得这是误读,因为通过对热门话题的充分讨论,会看到众生相的缩影。过去很多嘉宾会说如果有观众我就不参加。他可能觉得观众跟他身处不同层次,对事实上理解会不同。可是我们一直在强调有话大家谈。那“大家”指的是社会各个不同利益团体的缩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一虎一席谈》中很强调这点,这里面有精英知识分子的观点,也有草根最朴素的表达。你可以责怪草根讲某些没道理的话,但别忘了他的情绪背后的原因。让最基层的人能够跟知识精英对接,其实我们就在打造这个平台,它是一定有冲突的。在冲突当中你怎么去强调,怎么去起承转合,这也是我喜欢的原因。
留学生:《一虎一席谈》开播有9年,会不会感到疲惫?
胡一虎:我的状态还一直保持着,怎么看我的状态呢?看我的说话速度就知道了。我做这档节目永远像是在坐过山车,你根本不知道谁会冒出什么话,感觉很爽,但也很伤。谈话性节目最重要的是掷地有声,如果你真的想了解内地对一个事件的看法,想了解为什么北京人口才这么好,看这一档节目就学到了。观众却是让我感觉很伤的部分,这档节目实际上每次大概录80分钟,中间没有停顿,我需要全神贯注控场,高度关注观众的反应,因为你不知道观众会冒出什么火花,每次主持完就会掉很多头发。一次讨论“废除伪科学”时,台下有清华和北大的学生,但居然因激烈言辞显些变成武斗。另外甚至还有重量级的外国嘉宾自费来到现场,近期就有原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武村正义先生。
留学生:自费来参加节目的嘉宾有很多吗?
胡一虎:有关乌克兰事件的节目,我们请到乌克兰公使、俄罗斯人,还有美国人都来到现场,这样的组合就会有不一样的声音。我们请更贴近核心利益的人很难得,因为经费根本就不够,凤凰是有名的没钱。很有趣的是,俄罗斯公使还有秘书帮忙开车来,乌克兰公使自己开车来,开到一半的时候还出车祸,我们致歉,但他说没有关系,至少他把声音发出来了。
留学生:虽然真理是越辩越明,但也有上过节目的嘉宾曾说激发辩论是电视台追求收视率的做法。你怎么看?如何平衡?
胡一虎:PK本身就富有戏剧性,初来乍到希望用戏剧性强一点来做冲突,早期的确会有遗憾,强调收视率,这个我们该检讨,这几年也在修正。早期有的嘉宾会习惯扮演某个角色,我会打断他,告诉他去表达自己的观点,捍卫这个观点跟价值。我们发现很多议题根本不存在天然对立,反而是透过PK的形式慢慢延伸出不同角度,它提供看问题的多元角度。
收视率?收思率!
留学生:《一虎一席谈》这些年的收视率怎样?
胡一虎:这档节目开播9年到现在,收视率一直是凤凰的前5位。非常幸运的是拥有这个团队,我们默契非常好,更重要的是幕前跟幕后我们都有共同点。凤凰不是拿广告费来支付节目经费,我们人少钱也少,在这样的环境下,能不能壮大自己的品牌是需要考虑的。我的团队里有拼命三郎和拼命三娘,每一个都可以是all in one。如果没有这个团队,说实话我也不会做这么久。
留学生:除了收视率之外,什么是你希望影响公众的?
胡一虎:任何一档节目能够长久持续的原因都不是收视率,而是收思率。我每次看完节目后会总结,哪几段内容刺激了我的思考。电视版《一虎一席谈》是第一个阶段,它更大的影响力是在网络上炸成锅,其他人的持续辩论。社会在不断思考,尤其公共议题就会更有价值。有时节目又会演变为一堂文化课、美学课。也有人会反应说为什么我们要用恶毒的话来攻击,外国嘉宾讲话又为什么彬彬有礼。谦恭的态度也是一种学习。
留学生:审选题是怎样的节奏?
胡一虎:我每隔一周飞一次北京,一周之后再回香港。人在香港就做《凤凰全球连线》,在这期间,团队在北京开会碰题目,往往是一飞过去全都推翻了,有时是嘉宾找不到,或者没有更好的组合,只能撤换。更多是新闻热度的突然转变,或者是选题没有新的火花就宁愿不要,这样做很冒险,甚至有时前一天晚上才找嘉宾。
留学生:选取话题最注重哪些方面?
胡一虎:以前坦白讲,选话题就是热度,但热度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因为人人都能做。如果来总结选择话题的组合,第一叫滚烫的水,最热的话题一定要选。像朝鲜局势经常是突然爆发,那就把其他国际话题通通拿掉,嘉宾通通撤掉。第二种叫炒冷饭,文化议题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比如京剧该不该走进课堂?我记得当期收视率好得不得了,意料之外。所以那时外界说内地不重视中华文化,简直是鬼扯的,看收视率就知道。怎么重新唤醒内心对文化的眷恋,重新包装,重新来谈,这些东西润物于无声。
留学生:作为《一虎一席谈》这类论争类节目的主持人,你希望达到什么目的?
胡一虎:一个节目最重要不仅是它所传达的讯息,而是它的态度。好多人希望从我嘴里听出来,我到底是站在哪一方,大部分人习惯主持人这样。我做新闻至今,认为节目主持人不能这样。我每次的结论倾向于什么,其实可以听得出弦外之意,促使大家都体会正反方背后的思考,这才是我的目的。其实我曾经快要动摇了,最明显就是“范跑跑”那一集。我当然有我的立场,但我绝对不能在这个平台上说,我这么一说了之后,因为我只能听到一种声音了嘛。
留学生:节目中嘉宾会进行激烈辩论,你怎么掌握“度”的问题?这是否很重要?
胡一虎:是的。这里头“度”的把握最痛苦,比如专家与场下观众PK时,两人的知识层次或许不在同一个平台,你要让场下观众尊重专家表达的完整,让专家包容场下的无的放矢。让大家放下预存立场,放下偏见,来听听看。还有一次任志强一个人足足讲了十几分钟,我必须要打断他,当时他刚从美国飞回来,直接来到节目现场,如果生硬打断,他可能掉头就走,任志强问“你干嘛打断我,那请我过来干嘛。”当时有点尴尬,那我就说“任大炮,体谅你刚从美国回北京,我让你先喘口气。”然后立刻问与他PK人的意见。“度”的把握有时是时间的掌握。电视是永不完美的,受限于时间空间,受限于手上脚上所戴的东西,还受限于嘉宾,很多元素观众没办法体会,但没有关系,有心人会体会到,无心的人慢慢解释就好。 留学生:印象最深刻的嘉宾有哪些?
胡一虎:坦白讲这里有几个嘉宾非常优秀,比如罗援将军他的强硬态度、语言能力、对历史的娴熟度,以及对数据的掌握;你可以不欣赏任志强说话的高声,“大炮”的气势,但你永远没法反驳他在节目中带来的完整逻辑;你可能讨厌范跑跑在最关键的时刻说了不该说的话,但是他所表达出来的真实也让你反思。我所有的结束语几乎都是现场编出来,因为我必须要听到嘉宾的表达。所以我之前说过山车的快感也就在这儿。假设我们的节目是录制的话,我也许会松懈,说错重新再来,但我们一直都是现场。
游刃有余?NO,要保持紧张
留学生:近几年有没有受到自媒体、新媒体和网络媒体的冲击呢?
胡一虎:坦白讲是势必的。但我一直觉得不管是自媒体也好,传统媒体也罢,我坚信“内容为王,形式为后”。这两者都要兼顾,到哪里去看都是看内容,形式上,我们怎么在技术上与新媒体结合,那是最好的。我也希望能够走出去,但是要有先决条件。
留学生:你如何看待新闻记者到底应该是专,还是应该是万精油。
胡一虎:现在新闻学都强调辅系,能够弥补知识结构。传统新闻系的优势越来越少,在哥伦比亚大学游学三个月对我影响很大,你要学完政治、经济、科学,人文。我个人觉得实践才是真道理,永远是实践才是真道理。
留学生:你现在做得到游刃有余吗?
胡一虎:这个平台让我知道当一个艺术家是不容易的事。它让你发现新闻是一门艺术。我做到现在也一直没有办法做到游刃有余。如果游刃有余,我就不会永远保持着紧张。因为紧张,我就会见证恐惧,我才会做准备。我希望保持这样的状态。一到游刃有余的时候,我就要开始做退休的打算了。
留学生:与团队合作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胡一虎:这个团队就是信任和默契。刚开始我会问剪辑师为什么把我的话都剪了,他们会回答说“你的话最多”。后来慢慢意识到,我的话多不多根本一点都不重要,重点是嘉宾能充分地说出在其他频道不会说的话,而且是他的真心话,还有你激出了他跟其他人的碰撞。
留学生:作为一名主持人,你如何去看待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胡一虎:永远提醒自己不要忘了我是谁。做新闻已经花了你太多时间,如果私生活不再过得平淡一点,工作是不会做好的。
留学生:一档节目总会经历高低起落,你的节目有没有采取一些新的发展模式?
胡一虎:有新的发展模式,我就要拜托首先换布景,但现在经费不够。另外想换新的棚,但凤凰国际大楼望眼欲穿还没盖好,听说明年可以进驻,希望有崭新的形象。电视节目要让观众思考之际,至少要让人家赏心悦目。我印象中人家批评《一虎一席谈》最多的就是说布景像乡村电视台。
几年前我与胡一虎曾有过一面之缘。当时我为香港书展某位作家做助理,胡一虎则是那场作家讲座的主持人,讲座开始之前,我要交给他一些资料。在约定的会场里,我等在一条走廊尽头,此时胡一虎戴着墨镜出现了,从走廊另一头的黑暗处慢慢走过来,步伐很稳,那一瞬间像极了黑帮电影里的镜头,他显得很酷,好似大有来头。
及至几周前我作为《留学生》记者打电话向他约采访,听到的仍然是那个非常有活力的声音,简直声如洪钟。这声音透着台湾人特有的礼貌与谦和,他答应了采访,并解释自己需要定期在北京与香港之间飞来飞去,见缝插针的面访都稍有困难,因此选择了电话采访。
对于胡一虎40年的经历,我们可以这样概括:在台湾长大,在美国念书,在香港的电视台工作,却做着关于大陆的节目。而在胡一虎自己撰写的自传中写道:我是一名在高雄出生的孩子,平民之子,文科胚子,教养与情义兼修;我是一名从纽约出发的战士,不与人同,保持激情,打人性牌,做实力派。
胡一虎1967年生于台湾高雄眷村,1989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大众传播学系,两年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华视新闻。在华视,他最重要的经历是与崔慈芬及庄开文轮流主持《华视新闻杂志》,而因其出色的表现,获得了华视100万元新台币的拨款,得以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进修。
2001年,从美国归国的胡一虎做出了他人生中的最重要的一个决定:离开华视,加盟凤凰台。关于这点,他说:“如果没有飞入凤凰,我不敢想象我的人生能如此幸运与丰富。如果没有离开台湾到香港,我不会有今天的思维与说话方式。”
在加入凤凰卫视后,胡一虎先后主持《媒体大拼盘》、《纵横中国》、《凤凰全球连线》等节目。他认为,主持《纵横中国》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正是这个节目,让他得以行遍中国的各省各市与自治区,“飘荡在华人世界的不同角落,对中国有了全新的认识”。
然而,真正让胡一虎这个名字著名的是《一虎一席谈》——这个以他名字命名的周末黄金档节目。
而在这个节目中,胡一虎几乎展现了所有他作为一个主持人的特点:机敏、博识、反应迅疾、把控力强。每一期节目现场都显得很紧张,甚至剑拔弩张,选题尖锐,嘉宾间针锋相对,辩论激烈,“唇枪舌剑之间你不知道会激出怎样的火花甚至火焰”。
《留学生》记者在采访中问胡一虎:“tiger,你觉得主持《一虎一席谈》最难的一点是什么?”他这样回答:“把握节目的节奏。主持这个节目的每一秒,我都绷紧了全身的神经,不敢丝毫的大意与放松。”这一点,他确实做到了,并充分地展现了一个更为真实的胡一虎。如他自己所说:“我比主持其他节目更为接近‘本我’的状态。”毫无疑问,观众们喜欢那个更为真实的主持。
胡一虎用了一个很别致的词来形容他与节目的关系——“甜蜜点”。记者初听时觉得太过台湾人的小清新了,但在与他交谈的过程中,发现他对工作有自内而外,深沉的热情,他才能在工作中捕捉“甜蜜点”。
开播9年来,这个节目在国内几乎无人不知,连续5年都是凤凰台收视率前5名,并获得了尽可能的好评与赞许。国内一份著名刊物曾在对《一虎一席谈》的颁奖词里这样评价:它首度将选秀的PK精神和板砖引入电视节目,演绎问题的多重视角,并展现社会多元的现实图景。
而生活中的胡一虎呢?
胡一虎说他喜欢慢跑,尤其喜欢看海。但是他说:“我太忙了,没太多时间做这么奢侈的事。”事实上,由于要录制多档节目,他必须在香港与北京之间穿梭。事业上的忙碌,胡一虎甚至对于家庭有一定的愧疚感。他在自己的自传中写道:为人子,无暇与父亲共同走过他生命中的最后岁月;为人父,女儿一出生我就离开台湾,几乎错失她的成长……很多时候,我从主播台上回归现实生活,都发现拼凑不齐自己完整的人生版图。
当然,如他所说,人生总有得失,不甚完整。
对于未来,胡一虎却用了台湾人特有的,带有一定诗意的回答:命运的走向是全无章法的,我不知道未来如何,我们只能尽全力地做好自己,“谨守分寸,Be yourself”。
寻找“甜蜜点”
留学生:最开始你对内地的事务并不是那么熟悉。为什么有胆量做这样一档与内地事务息息相关的节目?
胡一虎: 2003年到2005年我做了凤凰中国,三年内走遍中国各个地方,为我对内地了解打了很好的底色。现在做《一虎一席谈》,现场所有人都是我的老师。节目中我会寻找“甜蜜点”,让我特别感动的是武村正义,这个前官房长官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说至少在他那个年代那个历史,他说安倍,他的确有很多看法跟安倍是不一样的。他说不能只看一个人对历史不道歉,其实日本的老百姓也在反思。然后这个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将军跳出来了,那个将军正好跟武村正义是一样大,下个礼拜的,一时忘记了。他就讲说在他的脑海里记忆,日本人是怎么样对待我们中国,就讲,讲讲讲。他讲完我记得我那时候也是马上想到奇怪了,我就跟武村正义说:官房长官我想问你一个问题,现在全场当中这么多人只有他的年岁跟你一样大,他所记忆的历史跟你所记忆的历史是共同那个时代的东西,但是你们有不同角度的记忆,而我们这些后辈根本不知道,没有参与那些情况。我就问他说:那你觉得这个差别点是在哪里,你会不会希望中国下一代的记忆跟它是不一样的。这些东西就是在,我觉得做这些话题是很沉重的国际议题的时候,我一直努力去找那种,你刚才讲的你的平衡点在哪里,平衡点就是连接点,平衡点就是将心比心的那一点,平衡点就是设身处地的那一点。
留学生:你主持的这档节目大多数时候与内地话题相关,怎样才能去平衡各方不同观点?为什么可以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来处理这些问题呢?
胡一虎:我家里的背景就是冲突性比较大,我父亲从大陆到台湾,母亲是闽南人,本身就有冲突点,在这个过程中,我慢慢了解到适应冲突就像适应一个陌生的地方,到一座新的城市适应它的文化。我觉得需要几个本领,第一就是百变的适应力,这是在生活中磨砺出来的;第二就是将心比心。比如说既要体会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带来的震撼,也要习惯这座城市百年来积淀的尘埃,才能真正对这座城市心生崇敬。在不同文化转换的过程中,这点帮助我非常多,因为《一虎一席谈》这档节目里冲突太多,文化背景差异太大。让对方阐释背后的东西,这很重要。因为我们之所以看不起,或看不惯对方的语言表达,往往是不懂他身处的文化语境积淀出来的东西,而这个平台就是去搭台。 留学生:你的性格里面有容易质疑的部分吗?
胡一虎:很多上节目的观众事后会被大家骂:“那种观众怎么也让他讲。”我觉得这是误读,因为通过对热门话题的充分讨论,会看到众生相的缩影。过去很多嘉宾会说如果有观众我就不参加。他可能觉得观众跟他身处不同层次,对事实上理解会不同。可是我们一直在强调有话大家谈。那“大家”指的是社会各个不同利益团体的缩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一虎一席谈》中很强调这点,这里面有精英知识分子的观点,也有草根最朴素的表达。你可以责怪草根讲某些没道理的话,但别忘了他的情绪背后的原因。让最基层的人能够跟知识精英对接,其实我们就在打造这个平台,它是一定有冲突的。在冲突当中你怎么去强调,怎么去起承转合,这也是我喜欢的原因。
留学生:《一虎一席谈》开播有9年,会不会感到疲惫?
胡一虎:我的状态还一直保持着,怎么看我的状态呢?看我的说话速度就知道了。我做这档节目永远像是在坐过山车,你根本不知道谁会冒出什么话,感觉很爽,但也很伤。谈话性节目最重要的是掷地有声,如果你真的想了解内地对一个事件的看法,想了解为什么北京人口才这么好,看这一档节目就学到了。观众却是让我感觉很伤的部分,这档节目实际上每次大概录80分钟,中间没有停顿,我需要全神贯注控场,高度关注观众的反应,因为你不知道观众会冒出什么火花,每次主持完就会掉很多头发。一次讨论“废除伪科学”时,台下有清华和北大的学生,但居然因激烈言辞显些变成武斗。另外甚至还有重量级的外国嘉宾自费来到现场,近期就有原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武村正义先生。
留学生:自费来参加节目的嘉宾有很多吗?
胡一虎:有关乌克兰事件的节目,我们请到乌克兰公使、俄罗斯人,还有美国人都来到现场,这样的组合就会有不一样的声音。我们请更贴近核心利益的人很难得,因为经费根本就不够,凤凰是有名的没钱。很有趣的是,俄罗斯公使还有秘书帮忙开车来,乌克兰公使自己开车来,开到一半的时候还出车祸,我们致歉,但他说没有关系,至少他把声音发出来了。
留学生:虽然真理是越辩越明,但也有上过节目的嘉宾曾说激发辩论是电视台追求收视率的做法。你怎么看?如何平衡?
胡一虎:PK本身就富有戏剧性,初来乍到希望用戏剧性强一点来做冲突,早期的确会有遗憾,强调收视率,这个我们该检讨,这几年也在修正。早期有的嘉宾会习惯扮演某个角色,我会打断他,告诉他去表达自己的观点,捍卫这个观点跟价值。我们发现很多议题根本不存在天然对立,反而是透过PK的形式慢慢延伸出不同角度,它提供看问题的多元角度。
收视率?收思率!
留学生:《一虎一席谈》这些年的收视率怎样?
胡一虎:这档节目开播9年到现在,收视率一直是凤凰的前5位。非常幸运的是拥有这个团队,我们默契非常好,更重要的是幕前跟幕后我们都有共同点。凤凰不是拿广告费来支付节目经费,我们人少钱也少,在这样的环境下,能不能壮大自己的品牌是需要考虑的。我的团队里有拼命三郎和拼命三娘,每一个都可以是all in one。如果没有这个团队,说实话我也不会做这么久。
留学生:除了收视率之外,什么是你希望影响公众的?
胡一虎:任何一档节目能够长久持续的原因都不是收视率,而是收思率。我每次看完节目后会总结,哪几段内容刺激了我的思考。电视版《一虎一席谈》是第一个阶段,它更大的影响力是在网络上炸成锅,其他人的持续辩论。社会在不断思考,尤其公共议题就会更有价值。有时节目又会演变为一堂文化课、美学课。也有人会反应说为什么我们要用恶毒的话来攻击,外国嘉宾讲话又为什么彬彬有礼。谦恭的态度也是一种学习。
留学生:审选题是怎样的节奏?
胡一虎:我每隔一周飞一次北京,一周之后再回香港。人在香港就做《凤凰全球连线》,在这期间,团队在北京开会碰题目,往往是一飞过去全都推翻了,有时是嘉宾找不到,或者没有更好的组合,只能撤换。更多是新闻热度的突然转变,或者是选题没有新的火花就宁愿不要,这样做很冒险,甚至有时前一天晚上才找嘉宾。
留学生:选取话题最注重哪些方面?
胡一虎:以前坦白讲,选话题就是热度,但热度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因为人人都能做。如果来总结选择话题的组合,第一叫滚烫的水,最热的话题一定要选。像朝鲜局势经常是突然爆发,那就把其他国际话题通通拿掉,嘉宾通通撤掉。第二种叫炒冷饭,文化议题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比如京剧该不该走进课堂?我记得当期收视率好得不得了,意料之外。所以那时外界说内地不重视中华文化,简直是鬼扯的,看收视率就知道。怎么重新唤醒内心对文化的眷恋,重新包装,重新来谈,这些东西润物于无声。
留学生:作为《一虎一席谈》这类论争类节目的主持人,你希望达到什么目的?
胡一虎:一个节目最重要不仅是它所传达的讯息,而是它的态度。好多人希望从我嘴里听出来,我到底是站在哪一方,大部分人习惯主持人这样。我做新闻至今,认为节目主持人不能这样。我每次的结论倾向于什么,其实可以听得出弦外之意,促使大家都体会正反方背后的思考,这才是我的目的。其实我曾经快要动摇了,最明显就是“范跑跑”那一集。我当然有我的立场,但我绝对不能在这个平台上说,我这么一说了之后,因为我只能听到一种声音了嘛。
留学生:节目中嘉宾会进行激烈辩论,你怎么掌握“度”的问题?这是否很重要?
胡一虎:是的。这里头“度”的把握最痛苦,比如专家与场下观众PK时,两人的知识层次或许不在同一个平台,你要让场下观众尊重专家表达的完整,让专家包容场下的无的放矢。让大家放下预存立场,放下偏见,来听听看。还有一次任志强一个人足足讲了十几分钟,我必须要打断他,当时他刚从美国飞回来,直接来到节目现场,如果生硬打断,他可能掉头就走,任志强问“你干嘛打断我,那请我过来干嘛。”当时有点尴尬,那我就说“任大炮,体谅你刚从美国回北京,我让你先喘口气。”然后立刻问与他PK人的意见。“度”的把握有时是时间的掌握。电视是永不完美的,受限于时间空间,受限于手上脚上所戴的东西,还受限于嘉宾,很多元素观众没办法体会,但没有关系,有心人会体会到,无心的人慢慢解释就好。 留学生:印象最深刻的嘉宾有哪些?
胡一虎:坦白讲这里有几个嘉宾非常优秀,比如罗援将军他的强硬态度、语言能力、对历史的娴熟度,以及对数据的掌握;你可以不欣赏任志强说话的高声,“大炮”的气势,但你永远没法反驳他在节目中带来的完整逻辑;你可能讨厌范跑跑在最关键的时刻说了不该说的话,但是他所表达出来的真实也让你反思。我所有的结束语几乎都是现场编出来,因为我必须要听到嘉宾的表达。所以我之前说过山车的快感也就在这儿。假设我们的节目是录制的话,我也许会松懈,说错重新再来,但我们一直都是现场。
游刃有余?NO,要保持紧张
留学生:近几年有没有受到自媒体、新媒体和网络媒体的冲击呢?
胡一虎:坦白讲是势必的。但我一直觉得不管是自媒体也好,传统媒体也罢,我坚信“内容为王,形式为后”。这两者都要兼顾,到哪里去看都是看内容,形式上,我们怎么在技术上与新媒体结合,那是最好的。我也希望能够走出去,但是要有先决条件。
留学生:你如何看待新闻记者到底应该是专,还是应该是万精油。
胡一虎:现在新闻学都强调辅系,能够弥补知识结构。传统新闻系的优势越来越少,在哥伦比亚大学游学三个月对我影响很大,你要学完政治、经济、科学,人文。我个人觉得实践才是真道理,永远是实践才是真道理。
留学生:你现在做得到游刃有余吗?
胡一虎:这个平台让我知道当一个艺术家是不容易的事。它让你发现新闻是一门艺术。我做到现在也一直没有办法做到游刃有余。如果游刃有余,我就不会永远保持着紧张。因为紧张,我就会见证恐惧,我才会做准备。我希望保持这样的状态。一到游刃有余的时候,我就要开始做退休的打算了。
留学生:与团队合作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胡一虎:这个团队就是信任和默契。刚开始我会问剪辑师为什么把我的话都剪了,他们会回答说“你的话最多”。后来慢慢意识到,我的话多不多根本一点都不重要,重点是嘉宾能充分地说出在其他频道不会说的话,而且是他的真心话,还有你激出了他跟其他人的碰撞。
留学生:作为一名主持人,你如何去看待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胡一虎:永远提醒自己不要忘了我是谁。做新闻已经花了你太多时间,如果私生活不再过得平淡一点,工作是不会做好的。
留学生:一档节目总会经历高低起落,你的节目有没有采取一些新的发展模式?
胡一虎:有新的发展模式,我就要拜托首先换布景,但现在经费不够。另外想换新的棚,但凤凰国际大楼望眼欲穿还没盖好,听说明年可以进驻,希望有崭新的形象。电视节目要让观众思考之际,至少要让人家赏心悦目。我印象中人家批评《一虎一席谈》最多的就是说布景像乡村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