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文艺批评家,阵容强大,放在全国范围内,都非常“拿得出手”。本刊粗粗整理了一份“具有影响力的文艺批评家不完全名单”,立即发现队伍齐整——老一辈的徐中玉、钱谷融先生都已进入鲐背之年,然而身体依旧矍铄硬朗,思想依然敏锐深刻;而其他老中青三代批评家也个个睿智深邃,可谓人才济济,几乎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一种态度一种立场:徐俊西、白桦、王纪人、王晓明、陈思和、吴中杰、郜元宝、张新颖、李天纲、王宏图、汪涌豪、顾晓鸣、严锋、许纪霖、杨扬、殷国明、罗岗、倪文尖、吴俊、刘擎、吴欢章、朱学勤、蔡翔、葛红兵、石川、朱大可、张闳、黄昌勇、王鸿生、江晓原、夏中义、谢天振、杨剑龙、吴亮、程德培、毛时安、邹平、刘绪源、林明杰、杨斌华、陈惠芬、魏心宏、朱小如、陈云发、孙惠柱……省略号后面还有一长串知名度甚高的新锐批评家,也是雄姿英发,如日中天。
　　如果要说哪里是中国的“文艺原创者重镇”,今日的上海或许有点犯怯;但说上海是“文艺批评家重镇”,似乎还是可以理直气壮,豪气干云的。但,“批评家重镇”,是否就是“批评重镇”呢?
　　带着这个问号,本刊采访了名单中的绝大部分批评家,请他们就以下的问题各抒己见,讨论一二。限于篇幅,本期刊载部分批评家的观点,以飨读者。
　　
　　壹
　　
　　作家对批评家的态度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作家当然知道,他在世时的那点可怜的名声有赖于批评家的成全;另一方面,他却永远不知道,批评家端给自己的下一杯酒是否有毒。—— 格非
　　
　　本刊:就上海文坛在中国文坛的地位而言,上海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队伍的现状是否令人满意?文艺创作者和文艺批评者之间微妙而和谐的关系是否建立?上海批评家整体队伍在中国文坛应占怎样的地位?我们现在最缺的是什么?
　　
　　钱谷融:文化批评这块,上海本来肯定是重镇,曾经许多问题的提出和讨论都是开风气的。至于现状,我以为批评的繁荣是建立在创作的繁荣之上的,没有一个很好的创作氛围、很好的创作成果,批评是很难做好的。而且批评的水准和创作的水平息息相关,创作的水平不高,批评也高不起来。虽然批评有时候是可以促进和带动创作的,但总的来说还是以创作为基础和对象——肯定是先有作品才有批评,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顺序关系。
　　现在的批评好像总喜欢宏观去谈“某某现象”“某某主义”,我自己是并不喜欢的——我总是喜欢针对具体作品的具体批评。从自己喜欢的、关注的、有兴趣的角度做批评,才能落到实处。这也可算是现在的很多批评所欠缺的。
　　徐中玉:不满意。无论南面北面都不满意,空话多,废话多,套话多。上海的批评文章现在很多,可能有关部门也花了时间精力来抓这块,但总体不痛不痒,不够实。这既有作者的原因,也有大环境的原因。虽然现在的环境好多了,但是不是大家都敢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呢?也不一定。从文艺理论来说,批评应该是根据求真务实的思想,按照文艺本身的规律来做的。做到这点虽然不容易,但应该要努力做到。
　　至于创作者和批评者的关系,我觉得批评者一定要不光讲毛病,还要讲建议,建议怎么改好,不要只骂人,或者说别人讲空话的时候,自己说的也全是空话。提出批评是为了作者做得更好,以这样的初衷来做批评,相信作者也是愿意接受的。作者当然很希望别人对自己的作品说好话,但如果你既看到他的优点,也说他的毛病,积极提出建议,这样与人为善的话,我觉得作者即使不同意你的批评观点,也会因为你真诚的态度和你成为朋友的。真正希望写出好文章的人,他是希望得到这样的批评的。
　　倪文尖:文坛地位的问题是个颇微妙的事情,你不能说不存在,但是,这个存在又不是只靠宣称或者自居就管用的。虽然在这个时代,体制的力量以及媒体的力量,可以“造势”甚至“成事”。何况对于上海来说,还一直有个不可替代的地缘优势,仿佛因为是个“龙头”,就应该在什么方面都是“龙头”,不是老大也是老二似的。在这个意义上,确乎应该这么说:对于上海文坛在中国文坛的想象性的理想型的地位而言,上海的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是再怎么努力也难以让人满意的。因此,其现状是否令人满意?答案,是不言而喻。固然,这又并不意味着,对于现状的追问是个伪问题:第一,现状本身就是个问题,第二,对于现状的焦虑,就更说明了问题。
　　我的意思也仅仅是,如果不怕挨骂而借用冯小刚电影里的两句台词来说的话:“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二十一世纪最缺的是什么,是人才”。当然,同时还须补充几句自己的话:作家也罢,批评家也罢,他们中间说到底是没有团体比赛的,因而,比起“人心”在不在的大问题,队伍有没有“整体”这一问题之前,其实,不如先问要不要“整体”、是个怎样的“整体”之类的问题,换句话说,上海批评家整体队伍在中国文坛的地位,靠的是一个个的“人”及其“心”;而“人心”或许正是我们现在最缺的那个“什么”,没有“人心”何来“人才”?
　　杨扬:上海还没有“批评家整体队伍”,从上世纪9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上海已经没有像样的文化组织机构和真正富有感召力的文化人来组织文学批评家、作家交流意见了。作为个人的文学批评活动,上海的文学批评家始终活跃;但从城市文化布局看,这种文化平台和文化空间已经丧失殆尽。当今上海,是谁在维持着上海文学批评的尊严和声誉?是一个个具体的批评家个人,而不是哪个文化部门。
　　刘擎:上海文艺界在中国现代文化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今仍然有许多作家、艺术家和批评家相当活跃,受人注目。但就原创性和影响力而言,作为整体的上海文艺界似乎已经失去了曾经有过的历史地位。这有许多方面的原因可以探究,很难说清究竟。
　　葛红兵:上海文坛是中国文坛的异数。中国是一个乡土本位的社会,中国文学对现代都市的表现能力、理解能力还有限,上海在这个格局的地位可想而知。很难被真正认识和评判。我们缺的是对现代都市的“现代都市眼光”。
　　朱大可:上海文坛在中国文坛没有任何地位,所以有无批评家无所谓。我们现在最缺的不是批评家,而是合格的作家。
　　张闳:当下上海文艺,尤其是在文艺批评方面,处于前所未有的萧条时期。1980年代成长起来的批评家基本上已经腐朽了,1990年代的批评家则集体堕落为学院学术的寄生虫和无聊的“表扬家”。新世纪以来,则几乎没有任何新生的批评家出现。如果说缺什么的话,最缺的是宽松的文化精神氛围和自由、活跃的媒体。
　　吴欢章:上海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历来是文艺批评的重镇,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现在上海的文艺批评在全国的地位有所衰落。最根本的原因,是当下上海许多文艺批评家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有所减弱,缺乏急切介入文艺发展的心态,缺乏引领文艺新潮流的眼光。上海的文艺批评家要增强国际意识和全国意识,从大的文艺潮流中来观照和推动上海文艺的发展。要坚持正确的批评标准,敢褒敢贬,要讲一针见血的真话而不要讲不痛不痒的套话。
　　刘绪源:其实上海本来还是有一支很强的文艺批评队伍的,新生代的批评家也曾十分活跃,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显示过自己整体的实力。
　　陈云发:上海文艺创作与批评队伍的现状,与上海作为中国大陆最大的国际性发达大都市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在上世纪50年代前,上海文艺界享有中国文坛“半壁江山”的美誉,但现在这一美誉不存在了。在上海文学界,若以创作队伍的阵容来衡量,我们现在就无法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那时有巴金、于伶、柯灵、吴强、峻青、闻捷等,现在这样的重量级文学巨匠没有了,再往前的三、四十年,上海有鲁迅、郭沫若、茅盾、夏衍、巴金等人,那时上海作为中国文化半壁江山是名副其实的,今天上海在文化方面的地位,也就是中国的一个比较发达的省市,它已不再拥有昔日的荣耀,最主要的原因是,过去上海能吸引一大批全国各地的强势文化人来“闯世界”,现在的上海已不再拥有这样的魅力,全国各地、尤其是江、浙、川等地的最高水平的文化人不来了,所以,上海在中国文坛的地位今非昔比,上海的文艺创作要想提高地位,只能靠自己出人才了。
　　上海文艺创作和批评队伍的现状当然不令人满意,创作的情况比较复杂,如果以小说作为标志的话,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缺乏当代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也就是说,没有反映人民的心愿和呼声,与当前的时代和大众的关注脱离了;即使歌功颂德的作品现在也写不好。文艺批评更差强人意,批评变成了媒体记者的“红包炒作”。对作品,现在谁敢发表尖锐的批评真话?一是被批评的作者不满意,认为批评就是否定,成绩被否定了,书就卖不动,字画没人要,戏没人看了,会引发人际风波,造成不安定。二是文艺单位领导不满意,现在有些作品,成为领导的政绩,被批评了,政绩就没了,领导位置就不稳。例如花二、三百万元排一台大制作的戏,这是院团领导的政绩,批评了怎会不与你急?三是批评性的文章没有媒体愿刊登,报刊上发了批评文章,常常会受到压力,被批评方会告状,弄不好还会带来诉讼,媒体领导为了少些麻烦,干脆不发批评文章,文艺批评便被实际取消了。
　　还有,今天有相当多的作家、艺术家都把批评家看作“洪水猛兽”,有的人甚至希望封杀批评家。其实,好的、优秀的批评家就是一盏明灯,他是为作家、艺术家照亮前进道路的。建国前后,再往前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文艺创作出现了一些优秀作品,那时没有“炒作”的概念,也没有“红包新闻”,主要是靠正常的、高水平的文艺批评来制约和规范创作,批评家的作用很大。现在批评家没有了话语权,创作就常常是盲人瞎马,光靠炒作,有的记者戏都没看完整过,就能写长篇报道,而讲真话的批评文章却无处发表,上海的文艺创作岂能重占中国的“半壁江山”?
　　当然,我这里讲的文艺批评家,是指有真正文化水平的、有一定生活阅历的、有真知灼见的学问家,这样的批评家,是我们现在最缺的。
　　
　　贰
　　
　　在80年代初期以前,《文艺报》在文坛占据非常强势的地位,《文艺报》的领导一定是最有影响力的批评家。80年代后半期开始逐渐转变,主要的批评家几乎是清一色的高校学者,这跟以前批评家居高临下的姿态就不一样了,在作家眼里失去了权力效应。
　　——陈思和
　　
　　本刊:上海在打造“批评家重镇”上可以有哪些作为?你认为应如何形成合力,扬长补短?你认为一个什么样的批评刊物更能促进文艺批评的发展?
　　
　　徐中玉:现在上海的文艺批评偏于“说好话”,出版社希望说好话,它可以多卖;刊物也希望说好话,不得罪人。这对于刊物来说是不好的,只说好的不说坏的,这样的刊物是没有任何阅读价值的。
　　罗岗:上海在1980年代成为批评的重镇,最重要的是能够发出“独立”的声音,但今天这种“独立的声音”正淹没在学院体制、文坛习气和商业炒作的汪洋大海中,如何破除“恶声”,重新发出“真正的声音”,是是否能够重建上海批评尊严的关键所在。
　　吴欢章:上海的文艺批评要加强整体意识,不要各自为政,应形成合力。老、中、青三代文艺批评家要加强沟通和团结,不要畸轻畸重。文艺批评刊物要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吸引各方面的力量来办好刊物。文艺批评刊物视野要宽广,文学类举凡小说、诗歌、散文、戏剧都要关照,艺术类绘画、书法、篆刻、音乐、舞蹈、工艺美术都应涉及,这样才能花团锦簇,触类旁通。要提倡高雅文艺,也要关注通俗文艺,使提高和普及相互促进。
　　文艺批评刊物要倡导健康的批评风气,批评自由,互相尊重。文艺批评刊物,既应有宏观的评论,也应有微观的解析,着眼于各类读者的需要。
　　杨剑龙:上海历来就是中国文学批评的重镇,与北京相比有着不同的风貌。北京文学批评的厚重有余敏锐不足,与上海文学批评的敏锐有余厚重不足,大致形成了两个文学批评重镇的不同特点。新时期以来,上海的文学批评仍然承继着敏锐、机智的传统,无论是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提出,还是人文精神的讨论;无论是先锋文学的探究,还是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海仍然在某些方面敏捷的关注并引领着中国文学发展的某些潮流。但如果从整体上观照上海的文学批评现状,我认为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上海,其文学批评应该有着更大的声誉和更为重要的影响。
　　首先,上海的文学批评应该加强创新意识,不要惧怕奇谈怪论,不要怪罪奇思怪想,海纳百川的上海应该容忍文学艺术上的创新追求,文学批评尤其应该关注文学创作中的创新倾向与作品;其次,上海的文学批评应该加强群体力量,与其他省市文学批评的群体化相比,上海表现为众说纷纭、自说自话、单枪匹马、各自为战,上海应该有意识地组织群体性的文学批评活动;最后,上海的文学批评应该加强新军培养,从目前情况看,活跃在批评界的三十岁以下的学者几乎难觅踪影,这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
　　陈云发:我认为打造上海“批评家重镇”这个口号很好,上海传媒发达,出版社林立,文艺界人士多,创作的作品数量多;同时,上海的媒体多,而且都有一定的份量,上海报刊的批评文章,外地的文化界一般会很重视,很当一回事。但上海的创作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在全国已不再占很大优势,所以,只能提出建上海“批评家重镇”作为目标,是很准确的。
　　上海打造“批评家重镇”,应该大有作为,但它要有几个步骤:一是可以先有一家核心的文艺批评阵地,然后去带动其他媒体开展批评,逐步形成一种风气。其次,要不断地组织、发表大批质量高、言之有物并有真知灼见的批评文章。批评文章质量是第一位的,一般的空对空、无病呻吟的文章坚决不发。正面的、褒扬式的批评文章更要讲究说理分析,不要搞成捧场,我认为这里坚决要注意一条,就是褒扬作品的意见不能是来自创作者。所谓独立的批评家,就是在作品分析上要割断与创作者的联系,在批评前不与创作者进行作品的交流(不是拒绝人际交往),凭自己直感或听取周围人意见所形成的见解说话;同时还要有一定的量,才能形成气候,形成批评的风气。再次,上海批评家应该形成一支队伍,形成一种合力,有时可以对某些文艺倾向进行“集束性的批评”,这样,上海的批评家才会有力量,才会取得在全国文艺界有影响的或权威的话语权。
　　批评性的刊物要能促进文艺批评的发展,刊物编辑部要有胆识,敢于发批评性的文章。胆识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文章要有锋芒,敢指名道姓,击中要害。在当前,最好能够向有关上级领导争取到一个“特区”政策,就是允许刊物说话,进行批评,不接受上级或有关领导、权威人士的干预;当然刊物也要有底线,就是将批评的话题纯粹限定在文艺创作上、学术上,遭纪守法,不搞人身攻击。另一方面批评要讲究准,讲究科学、说理,令人信服,如果批评文章不讲究科学、说理,就是打横炮。前些时,《戏剧艺术》发表了南京大学一位教授批评京剧《廉吏于成龙》的文章,是否定这个戏的,作者否定的论据,说《廉》剧的理念、结构不符合西方古典悲剧的理念,所以这个戏很失败,这就是打横炮了。中国京剧及其他戏曲剧种,并不是从希腊悲剧发展而来,有自己的一整套理念、规律,怎么能用西方悲剧现念来套?若这么说,用中国戏曲去衡量西方悲剧,那西方悲剧不也是一无是处吗?所以,这样的批评就失败了。同时,促进批评发展还要靠争鸣,允许不同意见进行辩论,使刊物热闹起来,这是批评性刊物的生命,有了批评和反批评、再批评,刊物就活起来了,也新鲜生动了。如果一个刊物光是一种声音在说话,那这个刊物要引起人们兴趣也很难,活跃文艺批评也很难。
　　张闳:上海曾经就是“批评家重镇”,而且不是通过“打造”出来的。批评家不需要形成什么合力,也没有什么长短可以互补,这些是“表扬家”们所需要的。真正的批评家永远是单打独斗的。需要一种能够使任何单打独斗的批评家的言论得以自由表达的和有独特个性的刊物。
　　刘擎:上海文坛的特征是难以界定的“海派”风格。“海派”或许意味着开放、自由和包容的品格,但也可能成为浮光掠影的“逍遥派”。“海派”要成为大格局,可能需要在思想深度和力度上有所突破。而一个批评性的刊物要激发思想的原创性和活力,形成一种“自由的凝聚力”,能将批评家们从狭隘的学科意识和专业体制的制约中解放出来,形成开阔的思想共同体。
　　朱大可:打造“批评家重镇”基本没有可能。除非韩寒能够被政府请为上宾。有批评刊物当然比没有好,但假如它只是一个“上海人的东西”,那么它就不可能产生多少积极意义。
　　葛红兵:批评就是说真话,说直话。批评刊物要做这个工作,要制造这样的气氛。
　　孙惠柱:就批评刊物这种主流媒体来说,目前在这个载体上公开发表的批评能不能代表整个社会的文艺批评呢?我以为不能。事实上,不少更重要的批评并没有能够发表在主流媒体上,它们或者是“评委”、审片者和文化领导部门会议室里的口头评语,甚至包括某些关键性专家、领导的电话指示——那是最具权威性的批评;或者是流传于弄堂茶社、棋牌桌上、录象厅里的赞誉或嘲讽、牢骚和怪话——那似乎是无足轻重的民间闲话。与大多数无关痛痒的媒体批评相比,权威批评可以决定不少文艺作品的终极命运,而草根批评则可以反映广大老百姓的真实心理。可惜的是,这两类批评都极少在主流媒体上露面。应该说还有一种来自民间的批评已经形成了不小的力量,且时不时会引起主流媒体的关注,那就是网络批评。前些年胡戈用《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恶搞”了陈凯歌的大片《无极》之后,网民对二人的种种评论很快溢出了网络世界,进入了主流媒体。这是一个不错的例子,但这样的例子相当少。一个批评刊物,只有当它能够全面反映以上不同形态的批评——权威批评、网络批评、草根批评的时候,我们的文艺批评才会真正有希望。
　　刘绪源:本来,上海有着很好的文艺理论与批评的传统。在文学概论的研究上,叶以群先生是首屈一指的。在文艺鉴赏方面,钱谷融先生是至今仍未有谁超过的一座高峰。在文学理论和文艺哲学的造诣上,王元化先生是很少有人能够企及的。在文学批评上,李子云、欧阳文彬、周介人等,都是文坛公认的大家。在古典文学研究上,章培恒先生的成就谁也无法否认。在西方文学研究上,王道乾先生的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这在全国都是第一流的!可惜,这样一种盛况,现在已经不再。上述的大家有的现在仍健在,有的还在写文章,但毕竟年事已高。继起的一代,没有他们那样的气势,更没有他们那样的后劲。有些年轻学人,还不能在理论和批评的岗位上长期坚持,所以作不出太大的成绩。这大概也是时代使然吧。
　　另外,上海文艺批评的整体实力的下降,批评队伍的溃散,和上海没有一本真正的批评刊物也有很大的关系。虽然上海也有文学刊物,甚至还有不止一种的文学理论的刊物,但它们都不注重批评。所谓批评,是联系具体作品的,联系当下的,以艺术分析为基础的,而不是凭空乱发议论,更不是一般的抽象的理论探讨。可以有对过去作品的批评,可以有现代文学或古代文学的研究,但重点,应该放在当代,放在当下。一本好的批评刊物,我以为,有三分之二的篇幅应该是对当下作品的批评。另外三分之一,针对现代的与古典的作品,但话题也应与当下有关。这样的刊物,将是有生气的,有活力的,能吸引人的,也是决不会缺鲜活的话题的。这样的刊物一旦造成影响,就会聚集起一支批评的队伍,就会与创作形成互动,这样,新的批评力量也就形成了。
　　
　　
　　叁
　　
　　“批评”要穿越不同文化圈层的隔阂,消除心灵上的误解,不仅需要宽广的艺术胸怀,还需要各种各样活生生的文化知识,包括多种多样的文化体验和生活经验。而“批评”沟通各种不同文化间隔的过程,同时也是自我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 ——殷国明
　　
　　本刊:文艺批评领域宽广,批评家自身的视野也会影响到批评事业的发展,你认为批评家应如何突破自我局限、拓展批评的视野?批评家的触角是否应涉及除文学批评之外的其他艺术领域?
　　
　　葛红兵:一是要有中西兼容的方法和视野;二是要有古今兼备的知识和度量。文学和艺术不分,文学批评家应该同时至少精通另外一种艺术样式。
　　张闳:批评家应如何拓展批评的视野?我不知道。有一些人仿佛天生就鼠目寸光,钻地打洞、嘁嘁喳喳是他的特长,再怎么拓宽视野也不可能让他变成猫头鹰。批评家的触角涉及其他艺术领域则不是“是否应该”的问题,而是“是否能够”的问题。大多数所谓的“批评家”,本身就不一定有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禀赋,趣味粗鄙、言辞乏味,连作为本行的文学批评都做不好,还要去触及其他艺术领域,这对其他艺术和他本人,都将是一场灾难。
　　朱大可:文艺批评家首先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有足够的智慧面对所有公共领域发生的公共事件,只有这样的批评家才能做好文艺行业的观察者。
　　刘擎:文学批评早已不是一个单一的“学科”,而是内在地具有跨学科、跨专业的性质。批评家自身的文本分析等能力仍然重要,但哲学思维的品质,对历史的敏感,跨文化的视野等也都是一个优秀批评家所需要的素养和功力。这需要个人的潜心阅读研究来养成,也需要在一个自由的思想共同体中的彼此激发和相互锤炼。
　　殷国明:任何圈子的批评家都是站在不同圈子的互相感应氛围中的。所以,批评家必须面向圈外之圈,把自己的感情感觉传达给他人,用别样的方式让他人也乐意接受同样的事实,使艺术的信息通过批评的渠道流向各个方向。其实各个圈子的批评家都在建造着一种共体文化与普世价值,不论他是否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批评活动的这种意义往往又是十分内在的,在很多情况下批评家似乎在维护着某个圈子的文学文化,其内在的运动却是外向的,向着其他文化及文学圈层渗透。
　　吴欢章:文艺批评家的知识结构越宽广越好,不过重要的是,要对国情有深刻的了解,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有所掌握,对文艺学科的新知识和新方法要有所认识。
　　陈云发:批评家的视野决不能光局限于文学界,这是毫无疑问的。文艺批评也不是一味否定地“批”,最重要的是“评”,评就是对作品的一种解读,该否定的否定,该褒扬的褒扬,是讲道理的,道理中还要讲究文采,像中国古代的曹丕、刘勰、钟嵘、李渔,外国的莱辛、车尔尼雪夫斯基等那样,像茅盾、戴不凡等那样。造就一位批评家不容易,他首先需要有知识,文艺方面的,古典文献方面的,国外文艺方面,甚至是文艺圈以外的,要博览群书,是“杂家”;二是生活阅历,有生活底蕴的积累;三是会思考,有独特见解,不人云亦云;四是有怀疑、否定的勇气;五是会写,有文采,等等。我一直认为,造就一位真正的批评家不容易,现在大多数批评家都是跟在作品后面评功摆好,是诠释作品而不是批评作品,这是不对的,诠释作品是语文老师的事,不是批评家该干的事。
　　
　　肆
　　
　　他们近期还关注着……
　　
　　徐中玉:过去有些批评家因为写一些文章闯了些祸,现在可以对这些过去的问题作一些反思了,应该讲讲清楚了。讲清楚不是为了向谁报复——那些当事人负责人很多都作古了——只是为了以后再不要犯这些毛病。
　　杨扬:上海的文学批评人才,从原来分布在高校、社科院、作协、文联、报社和出版社,到今天几乎全部集中在高校一家,这一文化事实是否提醒人们应该思考一下,为什么文学批评人才在都市中会从原有的广阔的空间退缩到高校一家?为什么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上海的高校可以继续承载和容纳诸多的文学批评人才,形成一代又一代新的批评家的衔接,而上海的其他文化机构却跟不上这种变化节奏呢?
　　葛红兵:在文学与创意写作学科的建设问题上,我们应如何改革我们的文学教育格局、培养具有写作才能的作家?批评家、文学家在其中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们现在的文学教育观念需要彻底改革:西方的文学系以教文学创作为主,是创意产业的发动机,而我们的文学系却和语言系混在一起,还处于未开化的阶段,我们需要新的文学系。
　　刘擎:比如,当代中国人的自我理解;时代精神与文艺精神;城市人的精神困境,等等。
　　陈云发:我主张对王蒙、莫言、王安忆的小说进行有说服力的、客观的批评,当然开展这些批评很难。至于电影界,首先是要开展对张艺谋、谢晋、陈凯歌的批评,可能更有意义。当然,我这里讲的对以上艺术家作品的批评,是一种理性的深入研究,并不是为否定而进行批评。前面已讲过,文艺批评是包含了褒扬和否定两个方面内容的。
　　吴欢章:例如诗歌的发展方向问题;散文的现状和经验教训的理论概括;文艺批评如何重振雄风;怎样医治文学的思想缺血症;通俗文艺的娱乐化问题。
　　张闳:“批评”这个话题本身就值得关注。它应该怎样?曾经怎样?现在怎样?“批评家”是如何堕落为“表扬家”的?……
　　林明杰:我们的文艺评论,应该思考这样的问题——究竟怎样的文艺创作能推动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