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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绪珂走了进来，看不出她今年已90岁高龄。同来的张总工叫她“老太”，他告诉我，“老太”家两代从事上海的园林绿化，父亲程世抚为市工务局园场管理处的首任处长。祖父程德全更是赫赫有名，历任江苏巡抚、江苏都督和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内务部总长等要职。“老太”是个“老园林”了。早在1945年，毕业于金陵大学的程绪珂就随赴任的父亲来到上海。在新中国成立后，她还与父亲共事过一段日子；父亲是上海市工务局园场管理处的处长，时年29岁的她是副处长。1978年，市园林管理处升格为局，程绪珂为第一任局长，直到1983年退休……
把园林还给人民
程绪珂告诉笔者，1949年上海首任市长陈毅提出“城市建设要为生产和劳动人民服务”，还把园林绿化列为城市建设的任务之一。
“绿”在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是珍贵和稀罕的。把它比作城市的肺，这肺是娇小而羸弱的。不是上海人不爱绿，只是上海绿色的底子较薄。以往的绿化建设，多在远离市区的沿海沿江，植树于大堤、海塘用以保护堤坝安全，这一历史可上溯到840多年前的南宋乾道年间。
作为现代城市的绿化建设，上海始于开埠后。一是1865年（清同治四年），最早的行道树伫立外滩长3500米、宽80米那“高贵的江边大道”。二是外滩建起西式花园，奥地利人海司写道：“沿着河岸两公里长的外滩，有高大的落叶木撒下满地绿荫，还有整洁的大马路和两边漂亮的人行道。在马路与河岸之间有一带宽阔的草坪、树木，以及城市公园。”三是租界出现小块绿地，作为学校、公墓和医院等的配套。
但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上海城市绿化不仅无统一规划，且分布不均、结构失调，面积很小，多在租界，65.1％集中于城市的西部。加上“黎明”前，国民党军队构筑工事乱砍滥伐，更让上海可怜的绿化雪上加霜。那时，上海人的绿色资产是65.88万平方米的公园，3600万平方米的街道绿地，还有1.85万株行道树……
程绪珂说：“陈市长十分关心环境绿化建设。讲市区那么拥挤，外国人却搞了一个跑马厅，又在虹桥路搞了一个高尔夫球场。我们要把帝国主义残余打扫干净，跑马厅的改建一分为二，南部是人民广场，北部是人民公园。高尔夫球场要考虑建成大型的公园，就是现在的上海动物园。在城市当中，利用空地、荒地、墓地、垃圾场和一些老庭院去建公园。同时指出，江边、海边、港边应该都搞一些绿化地带。”
1952年，原400余亩土地跑马厅的南半部辟为人民广场，建9.3万平方米绿地；北半部改人民公园，陈毅题写园名，于当年国庆节开放。1954年，投资59.5万元建成占地1.6万平方米的上海第一条滨江绿带。是年，填肇嘉浜，改成上海长达三公里第一条林荫大道，种植树木15万株……
百废待兴的城市，国家财力很不充裕；绿化建设采取以恢复为主，兼有新建，实行“先求其有，后求其精”的发展方针。程绪珂回忆道：“上海的人口相当多，土地很缺，资金又不充足，市政府仍旧把园林绿化列入城市基本建设计划。园林部门在困难的情况下，勤俭办园林，努力挖出潜力而得到发展。”
说到这，程绪珂披露：“陈市长本来的意思尽量搞公园，我们跟他提了个意见：要建公园必须要有苗，有苗必须要有苗圃。陈市长马上就在第一個五年计划里，从1953年开始在苏州搞了一个苗圃；1954年搞了一个龙华苗圃，就是现在的植物园；又在北新泾搞了一个苗圃。”
1956年，又诞生了共青森林公园。程绪珂说：“共青森林公园以前是共青苗圃。为纪念团员青年在苗圃建设当中的贡献，所以叫‘共青苗圃’。1958年，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在上海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劳模大会，他把团员青年带到共青苗圃种下果树，在苗圃里面创建一个青年实验果园，这就是共青苗圃的名称的由来。1960年9月5日，胡耀邦亲自题名‘青年实验果园’。”
她认为城市绿化跟苗圃有很大关系，“苗圃是文明绿化的物质基础。有植物，就可以绿化了。要有植物，那必须要有苗圃。没有苗圃，你怎么来绿化呢？有了苗圃就有物质财富，没有苗圃就没有物质财富。”
花不语
走到上世纪60年代的上海绿化，艰难坎坷。一是天灾人祸致使国民经济三年困难，城建投资大量削减。二是根据“苗圃土地归还农田”指示，把苗圃的面积减至346.89万平方米，部分公共绿地和单位附属绿地改种蔬菜。
转机出现在1964年，但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上海园林遭受毁灭性破坏。园林、花卉、盆景、观赏树木和鱼鸟统统被视为剥削阶级的玩物。污蔑园林部门是为“封、资、修”服务。科研和设计机构被解散，专业学校停办，技术人员下放，大量公共绿地被占被毁，花农改种粮食蔬菜，许多花卉品种散失，花鸟商店停业。全市有62万平方米的绿地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17.3万平方米育苗地被砍，333万平方米庭院改建为工厂和住宅。
今天说来，程绪珂还是心情沉重：“‘文革’使人财物受到严重损失。十年期间，在大帽子的政治压力下面，没有新建过任何绿化。绿地面积没有增加，只有大规模的减少；这一场劫难使上海绿化大伤元气，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1978年，城市绿化重新回归《上海城市建设规划》，被市政府列为“为人民办实事”的内容之一，将其视为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一项重要内容予以切实推进。从1982年起，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提出“人人动手，年年植树”、“绿化上海，人人有责”。居住区绿地按比例迅增，街道里弄因地制宜见缝插绿，庭园绿化逐步恢复……
随之，《上海市植树造林绿化管理暂行办法》和《上海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规定》颁布。程绪珂非常看中这点，“国家法律跟政府法规确定了绿化在改善生态环境当中的作用，规定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规定在城市建设和一切公用民用建设当中，都要有一定面积比例规划建设，还规定国内的建设项目实施绿化的标准，形成投资主体的多元化。”
更叫她欣喜的是：党和政府尊重知识分子、尊重人才的政策回来了，“文革”中园林系统被下放的干部和高级工程师归队了，其中就有之后接她班的继任局长的胡运骅。园林技工学校恢复了，国外先进经验也引进了……
市花的诞生
1978年，上海市园林管理处改制为市园林管理局，程绪珂出任首任局长。此时，正是改革开放大幕拉开之际，尤其是体制改革，给上海园林带来新的历史机遇。
程绪珂说：“各个区县都成立相应的管理机构。市政府把权力的一部分下放到各个区县，除了几个专门的公园以外，小公园通通下放了。全市的绿化计划也分解到各个区县政府，这样，它们就发挥了主动性、积极性。”
在放权的同时，程绪珂指出：“有关的国家法律跟政府法规有一个控制作用。园林绿化的许多要素，资金、土地、人力、物力都受到国民经济的制约。国家法律跟政府法规确定了绿化在改善生态环境当中的作用，规定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规定在城市建设和一切公用民用建设当中，都要有一定面积比例规划建设，还规定国内的建设项目实施绿化的标准，形成投资主体的多元化。”
在她任职期间，发生了一件与千万上海人生活关系密切的大事——评出上海市花。之前，我们的城市与国内其他城市一样是没有市花的，而市花是能促进市民爱好自然和推动城市绿化工作的，又是城市的象征和城市交流与友好往来的礼物。
打开记忆的程绪珂，娓娓道来：“1983年，由我们好几个学会发起，建议上海要有市花。我们就列出了好几种花卉在公园里让人们选，一共有11个点。收到的票数有十万多张，最后是白玉兰的票最多。1986年9月9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常务委员会审议；1986年10月25日第八届市人大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决定：白玉兰为上海市花。”
其实，在上海人的身边，白玉兰是并不多见的。那么，为什么大家选了白玉兰呢？
程绪珂的看法是，“白玉兰原产自中国，上海栽培的历史比较长，3月下旬就开花了，是上海春天开花最早的一种花卉。它是先开花后发叶的，开的花大，而且香。”
说着，她激情满怀：“白花如玉，香玉似兰；象征一种开路先锋，奋发向上的精神。白玉兰而且是冒寒迎春开花早，敢于冒风险，敢为人先，具有一种敢于创新的精神。开花的时候，朵朵向上，象征人们意气风发、时代向上的风貌，有进取的精神。白玉兰是洁白清廉的象征，有反腐倡廉的警示意义。所以，我们选择白玉兰为市花。”
她喝了口水，续道：“白玉兰已经成为上海的标记，宣传海报啊，建设工程啊，文艺演出啊，体育比赛都设立了白玉兰杯、白玉兰奖等。”
在2003年实施“春景秋色”示范工程时，园林部门精心挑选了胸径20厘米左右的108棵白玉兰，伫立在人民广场。
兴建大观园
在中国古代，有把官家园林称为公园的，上海人把租界里老外建造的花园叫做公园，它来自外滩公园Public Park（今黄浦公园），这是上海乃至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公园。
上海的园子可分四类。第一类由原私人花园演变而来，名气最响的是豫园、露香园和日涉园，私人花园不对公众开放。第二类是租界外国人建的复兴（顾家宅）、中山（兆丰）公园等。那个名为Public Park（意为公共、公众、公立和公用）的外滩（黄浦）花园，1868年（清同治七年）8月8日开放后，惟洋人能进出。直到1928年，租界的所有公园才无条件对华人开放。第三类由墓地坟山改制，闸北公园本是宋教仁墓宅，淮海、静安和浦东公园的前身是外国坟山。第四类是新中国成立后新造，有人民和世纪公园等。到1949年，市区仅有公园14个。过了九年，增至50个。之后遭遇“文革”，公园发展受阻。
改革开放使上海公园重获新生。至1998年底，全市公园发展到108个；其中，东安公园获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优秀设计三等奖和上海市优秀设计二等奖，松江方塔园获世界建筑师大会园林设计奖。最有名气的，要数大观园了。
程绪珂细说大观园的来龙去脉：“1979年，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上海市委召开了发展旅游事业的会议。彭冲市长认为：上海今后国内国外的客人会增多，商贸旅游业会热起来，感觉上海的旅游景点太少；不论是为上海市民着想还是为国内外旅游者考虑，都应该趁早动手在市郊建立优美的景点。彭市长亲自跟我们一起找地，选中了淀山湖的1000多亩土地，是杨舍大队。经过多方面的讨论，后来确定的名称叫‘大观园’。那个时候，一大半人反对我们建大观园，但是我们这些人顶过去了。”
程绪珂的眼光是专业的，“这个大观园跟我们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很是接近。我们要继承发扬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小说里大观园的布置、它的描述，对我们建园林非常有帮助。1980年到1988年，我们花了八年的时间建设大观园。”
大觀园的设计，请了著名古建筑专家梁思成教授的高足等古建筑专家；获国家一等优秀设计银质奖，施工的上海园林公司获鲁班奖。“老太”说了几个细节：一是大观园“清风塔”的命名。大家取名不少，后采用陈从周提的“青云”。因这地处青浦，是陈云同志的故乡，“青云”又有蒸蒸日上之意。二是有关大观园的植物，有250多种。怡红院用海棠、芭蕉装点，喻“怡红快绿”。林黛玉的潇湘馆以各种竹子体现个性，薛宝钗的蘅芜院种藤蔓植物，而稻香村是一派田园风格。
程绪珂自豪地说：“大观园的建设为国家古建筑建设，古典园林的设计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创造了很好的成果，积累了新的经验，培养了新的设计人才，成为中国古典园林走向世界的一个活的广告，为传播中国园林艺术创造了声誉。”
缘起于1929年的上海总体规划
在程绪珂的印象里，上海城市总体规划起于1929年，那年成立的上海市中心区城建委员会已吸收欧美城市规划的思想，负责《大上海计划》。到抗战胜利后，市政府责成工务局筹备《都市计划》，并成立都市计划委员会制定《大上海区位规划》，其中就有《上海市绿地研究》。她说：“这时，就运用西方的有机疏散理念跟卫星城镇的理念来规划上海城镇布局的结构。”
程绪珂的观点是：“园林绿化是城市基础建设之一，它是既有物质生产又为人民生活提供一种公共的设施，是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所以，一个城市的园林、绿地的系统规划是关系到社会发展、环境保护以及子孙后代永远发展和安居乐业的事业，上海的绿地系统是指导绿化的一个龙头。”她强调，“这个绿地系统是一个综合性的科学，必须依靠城市规划，建筑，农业，林业，生态等部门共同努力才能完成，限制都市的无限发展，使城市，自然，乡村三者之间保持生态的平衡。”
目前，上海的人均公共绿地指数已从1949年0.132平方米的“一双鞋”发展到了2004年人均“一间房”的10.11平方米。2003年，上海又成功创建了“国家园林城市”。程绪珂认为，上海下一步目标是要从国家园林城市向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发展，成为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城市。
把园林还给人民
程绪珂告诉笔者，1949年上海首任市长陈毅提出“城市建设要为生产和劳动人民服务”，还把园林绿化列为城市建设的任务之一。
“绿”在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是珍贵和稀罕的。把它比作城市的肺，这肺是娇小而羸弱的。不是上海人不爱绿，只是上海绿色的底子较薄。以往的绿化建设，多在远离市区的沿海沿江，植树于大堤、海塘用以保护堤坝安全，这一历史可上溯到840多年前的南宋乾道年间。
作为现代城市的绿化建设，上海始于开埠后。一是1865年（清同治四年），最早的行道树伫立外滩长3500米、宽80米那“高贵的江边大道”。二是外滩建起西式花园，奥地利人海司写道：“沿着河岸两公里长的外滩，有高大的落叶木撒下满地绿荫，还有整洁的大马路和两边漂亮的人行道。在马路与河岸之间有一带宽阔的草坪、树木，以及城市公园。”三是租界出现小块绿地，作为学校、公墓和医院等的配套。
但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上海城市绿化不仅无统一规划，且分布不均、结构失调，面积很小，多在租界，65.1％集中于城市的西部。加上“黎明”前，国民党军队构筑工事乱砍滥伐，更让上海可怜的绿化雪上加霜。那时，上海人的绿色资产是65.88万平方米的公园，3600万平方米的街道绿地，还有1.85万株行道树……
程绪珂说：“陈市长十分关心环境绿化建设。讲市区那么拥挤，外国人却搞了一个跑马厅，又在虹桥路搞了一个高尔夫球场。我们要把帝国主义残余打扫干净，跑马厅的改建一分为二，南部是人民广场，北部是人民公园。高尔夫球场要考虑建成大型的公园，就是现在的上海动物园。在城市当中，利用空地、荒地、墓地、垃圾场和一些老庭院去建公园。同时指出，江边、海边、港边应该都搞一些绿化地带。”
1952年，原400余亩土地跑马厅的南半部辟为人民广场，建9.3万平方米绿地；北半部改人民公园，陈毅题写园名，于当年国庆节开放。1954年，投资59.5万元建成占地1.6万平方米的上海第一条滨江绿带。是年，填肇嘉浜，改成上海长达三公里第一条林荫大道，种植树木15万株……
百废待兴的城市，国家财力很不充裕；绿化建设采取以恢复为主，兼有新建，实行“先求其有，后求其精”的发展方针。程绪珂回忆道：“上海的人口相当多，土地很缺，资金又不充足，市政府仍旧把园林绿化列入城市基本建设计划。园林部门在困难的情况下，勤俭办园林，努力挖出潜力而得到发展。”
说到这，程绪珂披露：“陈市长本来的意思尽量搞公园，我们跟他提了个意见：要建公园必须要有苗，有苗必须要有苗圃。陈市长马上就在第一個五年计划里，从1953年开始在苏州搞了一个苗圃；1954年搞了一个龙华苗圃，就是现在的植物园；又在北新泾搞了一个苗圃。”
1956年，又诞生了共青森林公园。程绪珂说：“共青森林公园以前是共青苗圃。为纪念团员青年在苗圃建设当中的贡献，所以叫‘共青苗圃’。1958年，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在上海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劳模大会，他把团员青年带到共青苗圃种下果树，在苗圃里面创建一个青年实验果园，这就是共青苗圃的名称的由来。1960年9月5日，胡耀邦亲自题名‘青年实验果园’。”
她认为城市绿化跟苗圃有很大关系，“苗圃是文明绿化的物质基础。有植物，就可以绿化了。要有植物，那必须要有苗圃。没有苗圃，你怎么来绿化呢？有了苗圃就有物质财富，没有苗圃就没有物质财富。”
花不语
走到上世纪60年代的上海绿化，艰难坎坷。一是天灾人祸致使国民经济三年困难，城建投资大量削减。二是根据“苗圃土地归还农田”指示，把苗圃的面积减至346.89万平方米，部分公共绿地和单位附属绿地改种蔬菜。
转机出现在1964年，但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上海园林遭受毁灭性破坏。园林、花卉、盆景、观赏树木和鱼鸟统统被视为剥削阶级的玩物。污蔑园林部门是为“封、资、修”服务。科研和设计机构被解散，专业学校停办，技术人员下放，大量公共绿地被占被毁，花农改种粮食蔬菜，许多花卉品种散失，花鸟商店停业。全市有62万平方米的绿地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17.3万平方米育苗地被砍，333万平方米庭院改建为工厂和住宅。
今天说来，程绪珂还是心情沉重：“‘文革’使人财物受到严重损失。十年期间，在大帽子的政治压力下面，没有新建过任何绿化。绿地面积没有增加，只有大规模的减少；这一场劫难使上海绿化大伤元气，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1978年，城市绿化重新回归《上海城市建设规划》，被市政府列为“为人民办实事”的内容之一，将其视为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一项重要内容予以切实推进。从1982年起，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提出“人人动手，年年植树”、“绿化上海，人人有责”。居住区绿地按比例迅增，街道里弄因地制宜见缝插绿，庭园绿化逐步恢复……
随之，《上海市植树造林绿化管理暂行办法》和《上海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规定》颁布。程绪珂非常看中这点，“国家法律跟政府法规确定了绿化在改善生态环境当中的作用，规定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规定在城市建设和一切公用民用建设当中，都要有一定面积比例规划建设，还规定国内的建设项目实施绿化的标准，形成投资主体的多元化。”
更叫她欣喜的是：党和政府尊重知识分子、尊重人才的政策回来了，“文革”中园林系统被下放的干部和高级工程师归队了，其中就有之后接她班的继任局长的胡运骅。园林技工学校恢复了，国外先进经验也引进了……
市花的诞生
1978年，上海市园林管理处改制为市园林管理局，程绪珂出任首任局长。此时，正是改革开放大幕拉开之际，尤其是体制改革，给上海园林带来新的历史机遇。
程绪珂说：“各个区县都成立相应的管理机构。市政府把权力的一部分下放到各个区县，除了几个专门的公园以外，小公园通通下放了。全市的绿化计划也分解到各个区县政府，这样，它们就发挥了主动性、积极性。”
在放权的同时，程绪珂指出：“有关的国家法律跟政府法规有一个控制作用。园林绿化的许多要素，资金、土地、人力、物力都受到国民经济的制约。国家法律跟政府法规确定了绿化在改善生态环境当中的作用，规定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规定在城市建设和一切公用民用建设当中，都要有一定面积比例规划建设，还规定国内的建设项目实施绿化的标准，形成投资主体的多元化。”
在她任职期间，发生了一件与千万上海人生活关系密切的大事——评出上海市花。之前，我们的城市与国内其他城市一样是没有市花的，而市花是能促进市民爱好自然和推动城市绿化工作的，又是城市的象征和城市交流与友好往来的礼物。
打开记忆的程绪珂，娓娓道来：“1983年，由我们好几个学会发起，建议上海要有市花。我们就列出了好几种花卉在公园里让人们选，一共有11个点。收到的票数有十万多张，最后是白玉兰的票最多。1986年9月9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常务委员会审议；1986年10月25日第八届市人大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决定：白玉兰为上海市花。”
其实，在上海人的身边，白玉兰是并不多见的。那么，为什么大家选了白玉兰呢？
程绪珂的看法是，“白玉兰原产自中国，上海栽培的历史比较长，3月下旬就开花了，是上海春天开花最早的一种花卉。它是先开花后发叶的，开的花大，而且香。”
说着，她激情满怀：“白花如玉，香玉似兰；象征一种开路先锋，奋发向上的精神。白玉兰而且是冒寒迎春开花早，敢于冒风险，敢为人先，具有一种敢于创新的精神。开花的时候，朵朵向上，象征人们意气风发、时代向上的风貌，有进取的精神。白玉兰是洁白清廉的象征，有反腐倡廉的警示意义。所以，我们选择白玉兰为市花。”
她喝了口水，续道：“白玉兰已经成为上海的标记，宣传海报啊，建设工程啊，文艺演出啊，体育比赛都设立了白玉兰杯、白玉兰奖等。”
在2003年实施“春景秋色”示范工程时，园林部门精心挑选了胸径20厘米左右的108棵白玉兰，伫立在人民广场。
兴建大观园
在中国古代，有把官家园林称为公园的，上海人把租界里老外建造的花园叫做公园，它来自外滩公园Public Park（今黄浦公园），这是上海乃至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公园。
上海的园子可分四类。第一类由原私人花园演变而来，名气最响的是豫园、露香园和日涉园，私人花园不对公众开放。第二类是租界外国人建的复兴（顾家宅）、中山（兆丰）公园等。那个名为Public Park（意为公共、公众、公立和公用）的外滩（黄浦）花园，1868年（清同治七年）8月8日开放后，惟洋人能进出。直到1928年，租界的所有公园才无条件对华人开放。第三类由墓地坟山改制，闸北公园本是宋教仁墓宅，淮海、静安和浦东公园的前身是外国坟山。第四类是新中国成立后新造，有人民和世纪公园等。到1949年，市区仅有公园14个。过了九年，增至50个。之后遭遇“文革”，公园发展受阻。
改革开放使上海公园重获新生。至1998年底，全市公园发展到108个；其中，东安公园获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优秀设计三等奖和上海市优秀设计二等奖，松江方塔园获世界建筑师大会园林设计奖。最有名气的，要数大观园了。
程绪珂细说大观园的来龙去脉：“1979年，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上海市委召开了发展旅游事业的会议。彭冲市长认为：上海今后国内国外的客人会增多，商贸旅游业会热起来，感觉上海的旅游景点太少；不论是为上海市民着想还是为国内外旅游者考虑，都应该趁早动手在市郊建立优美的景点。彭市长亲自跟我们一起找地，选中了淀山湖的1000多亩土地，是杨舍大队。经过多方面的讨论，后来确定的名称叫‘大观园’。那个时候，一大半人反对我们建大观园，但是我们这些人顶过去了。”
程绪珂的眼光是专业的，“这个大观园跟我们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很是接近。我们要继承发扬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小说里大观园的布置、它的描述，对我们建园林非常有帮助。1980年到1988年，我们花了八年的时间建设大观园。”
大觀园的设计，请了著名古建筑专家梁思成教授的高足等古建筑专家；获国家一等优秀设计银质奖，施工的上海园林公司获鲁班奖。“老太”说了几个细节：一是大观园“清风塔”的命名。大家取名不少，后采用陈从周提的“青云”。因这地处青浦，是陈云同志的故乡，“青云”又有蒸蒸日上之意。二是有关大观园的植物，有250多种。怡红院用海棠、芭蕉装点，喻“怡红快绿”。林黛玉的潇湘馆以各种竹子体现个性，薛宝钗的蘅芜院种藤蔓植物，而稻香村是一派田园风格。
程绪珂自豪地说：“大观园的建设为国家古建筑建设，古典园林的设计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创造了很好的成果，积累了新的经验，培养了新的设计人才，成为中国古典园林走向世界的一个活的广告，为传播中国园林艺术创造了声誉。”
缘起于1929年的上海总体规划
在程绪珂的印象里，上海城市总体规划起于1929年，那年成立的上海市中心区城建委员会已吸收欧美城市规划的思想，负责《大上海计划》。到抗战胜利后，市政府责成工务局筹备《都市计划》，并成立都市计划委员会制定《大上海区位规划》，其中就有《上海市绿地研究》。她说：“这时，就运用西方的有机疏散理念跟卫星城镇的理念来规划上海城镇布局的结构。”
程绪珂的观点是：“园林绿化是城市基础建设之一，它是既有物质生产又为人民生活提供一种公共的设施，是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所以，一个城市的园林、绿地的系统规划是关系到社会发展、环境保护以及子孙后代永远发展和安居乐业的事业，上海的绿地系统是指导绿化的一个龙头。”她强调，“这个绿地系统是一个综合性的科学，必须依靠城市规划，建筑，农业，林业，生态等部门共同努力才能完成，限制都市的无限发展，使城市，自然，乡村三者之间保持生态的平衡。”
目前，上海的人均公共绿地指数已从1949年0.132平方米的“一双鞋”发展到了2004年人均“一间房”的10.11平方米。2003年，上海又成功创建了“国家园林城市”。程绪珂认为，上海下一步目标是要从国家园林城市向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发展，成为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