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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清时期，漕运为国家要政，而山东运河的水源管理为漕运要害。明清两代为解决山东运河水源问题，采取了行政管理和工程管等多项措施。同时此亦对该区域农业生态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运河用水与农业用水的时空一致性，济运优先造成了伤农害农的结果。然则，民众以对官方信拜的金龙四大王表现冷漠作为回应。明清时期山东运河水源管理问题是人、社会与自然关系问题的集中表现和反映。
关键词：明清；山东运河水源管理；农业生态；信仰崇拜；影响
一、对农业生态的影响
京杭运河的开通带动了区域内商品經济的发展，山东运河区域的临清、济宁、张秋等都是运河“运”来的城镇。然而运河对农业生态的影响则是弊端大于优利，山东运河用水与该地区农业用水具有超强的时空一致性，漕运与农业生态的矛盾的最大冲突点就是水源问题。
（1）与农争水。山东地区属温带季风性气候，雨热同期，降水多集中在夏秋季节，冬春季节则干旱少雨。漕运之际，亦是农田待溉之时。在漕运用水与农业用水的冲突之间，明清朝廷选择济运保漕用水优先，民众不得随意取水灌溉农田。从上文官方对泉、河、湖（水柜）的律令制度的严格管理中充分体现了政府的伤农保运政策。康熙六十年（1721年）四月，康熙帝发布谕令：“山东运河，全赖众泉灌注微山诸湖，以济漕运。今山东多开稻田，截湖水上流之泉，以资灌溉，上流既截，湖中自然水浅，安能济运？……地方官未知水之源流，一任民间截水灌田，以为爱恤百姓，不知漕运实因此而误也。若不许民间偷截泉水，则湖水易足，自能济运矣”。由此可见，统治者把保漕济运视为全局要政，其作用要远远大于百姓灌田之需。然而“民以食为天，断不能视田禾之枯槁，置之不问”，灌溉旱田亦是现实，鉴于此，清廷在很多运段制定了水量分配制度。如卫河济运，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定“每年至五月初一日起，将闸板封贮，尽启渠口，毋致旁泄，俟漕船过竣，再行分泄，以资民田”。康熙三十年（1691年）规定，雨水充足时，每年三月初一至五月十五日用竹络装石阻塞渠闸，使大流济运，余水灌田。若雨水不足时，“止令三日放水济漕，一日塞口灌田，以后听民便用”，此即“官三民一”之制。后来，又改为“官二民一”：“五月以后，民间插秧需水，二日济运，一日灌田，按期互相启闭。六七月间，听民自便。”道光年间又先后规定了“官八民二”、“官七民二”的分水比例。
（2）水裕沉田。夏秋之际，降水充足年份，运河水位涨溢，朝廷为防止溃运河堤坝，遂泄水于水柜，甚至直接泄入洼地民田之中，造成水涝灾害。微山湖为济运重要水柜，湖中设有水桩，以测水位。按照定制，收蓄湖水一丈二尺，即足够漕运用水之需。但因漕运为国计要政，法治严苛，管漕官员往往超多蓄水，害怕运道缺水而受惩处。这样就造成微山湖水位过高，湖面扩大，水患频发，淹没周边农田。
南阳湖区还出现了“沉粮地”的特殊历史现象，“沉粮地”即被水淹没的产粮田地。清张伯行在所著《居济一得》中提到：“济宁南乡一带，地势洼下，迩来叠罹水患，有地不尽耕种，县罄吁嗟，哀鸿甚悯，皆因杨家坝开通放水，不入马场（湖）济运，而径由运河转至南阳湖，南阳一湖不能容纳，遂漫入南乡一带，是以民田受淹。”原本产粮田地被水淹没成为“水深难涸地”，无法耕种。身处“沉粮地”的农民深受洪涝之灾，陷入无田而有税的困境。对于微山湖蓄水过多，济漕运而害农田的情形，清代思想家魏源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山东微山诸湖为济运水柜，例蓄水丈有一尺，后加至丈有四尺，河员唯恐误运，复例外蓄至丈有六七尺，于是环湖诸州县尽为泽国。而逾旱需水之年，则又尽括七十二泉源，涓滴不容灌溉。是以山东之水，惟许害民，不许利民，旱则益旱，涝则益涝，人事实然，天则何咎？”
（3）土壤盐碱。山东运河流域内的土地质量并非优良，一旱一涝，交替频仍，土地的盐碱化较为严重，而运河沿岸尤甚。山东运河水量季节较大，降水丰沛时节，运河水量较为充足，运河沿岸地下盐碱物质随水毛细上升，浸渍至地表。雨季过后，运河水位和地下水位均大幅度降低，地表水分亦旋即蒸发，但盐碱物质全部留在了地表，造成了盐碱化土壤。加之土壤春干夏燥，这样就降低了土壤肥力，不适宜作物的种植，致使农作物减产，甚至绝收。
二、对信仰崇拜的影响
山东运河水源管理对该区域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就该区域的民间信仰崇拜而言受其影响亦甚。如从对漕神（运河神）——金龙四大王的信仰崇拜就能看出运河水源管理对民间信仰的影响。在山东运河区域，民间对金龙四大王的信仰崇拜要远逊于土地神与龙王，土地庙与龙王庙遍及运河区域，而金龙四大王仅寥寥数座。金龙四大王的信仰崇拜的形成方式是由上及下，由官方及民间的，信奉人群主要是官方特别是管漕人员和往来于运河之上的商人，而非基层民众。这就与普遍的信仰崇拜的形成方式恰恰相反。因为金龙四大王主要泽佑的是安澜黄运两河，保障漕运通畅。而漕运与沿线民众的农业生产无益，为济运保漕，朝廷严管运河区域水源，严禁灌田，夺民之水，旱涝伤农。山东运河沿岸民众还是“靠天吃饭”，期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实现这一愿望民众只能向天神求雨，祈求有直接关系的土地神和龙王爷更加妥当。金龙四大王信仰缺乏雨泽广大民众的神威，难以形成上与下的互动，官方与民间的共鸣，所以沿岸民众信仰土地神之类，而非崇拜运河之神。随着漕运的衰败，金龙四大王的信仰崇拜也更会淡出民众的生活，只得留下残碑黄卷的寥寥记载。
因气候、地形等原因，官方对运河水源的管理与农业生态产生了激烈冲突，进而影响了区域的信仰崇拜。在以农为本、以农立国的国策之下，局部地区农业生产与漕运相比，显得是那么微不足道，反而商品经济的发展独树一帜，临清、济宁等商业重镇兴盛，与“重农抑商”的观念产生了巨大反差。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
关键词：明清；山东运河水源管理；农业生态；信仰崇拜；影响
一、对农业生态的影响
京杭运河的开通带动了区域内商品經济的发展，山东运河区域的临清、济宁、张秋等都是运河“运”来的城镇。然而运河对农业生态的影响则是弊端大于优利，山东运河用水与该地区农业用水具有超强的时空一致性，漕运与农业生态的矛盾的最大冲突点就是水源问题。
（1）与农争水。山东地区属温带季风性气候，雨热同期，降水多集中在夏秋季节，冬春季节则干旱少雨。漕运之际，亦是农田待溉之时。在漕运用水与农业用水的冲突之间，明清朝廷选择济运保漕用水优先，民众不得随意取水灌溉农田。从上文官方对泉、河、湖（水柜）的律令制度的严格管理中充分体现了政府的伤农保运政策。康熙六十年（1721年）四月，康熙帝发布谕令：“山东运河，全赖众泉灌注微山诸湖，以济漕运。今山东多开稻田，截湖水上流之泉，以资灌溉，上流既截，湖中自然水浅，安能济运？……地方官未知水之源流，一任民间截水灌田，以为爱恤百姓，不知漕运实因此而误也。若不许民间偷截泉水，则湖水易足，自能济运矣”。由此可见，统治者把保漕济运视为全局要政，其作用要远远大于百姓灌田之需。然而“民以食为天，断不能视田禾之枯槁，置之不问”，灌溉旱田亦是现实，鉴于此，清廷在很多运段制定了水量分配制度。如卫河济运，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定“每年至五月初一日起，将闸板封贮，尽启渠口，毋致旁泄，俟漕船过竣，再行分泄，以资民田”。康熙三十年（1691年）规定，雨水充足时，每年三月初一至五月十五日用竹络装石阻塞渠闸，使大流济运，余水灌田。若雨水不足时，“止令三日放水济漕，一日塞口灌田，以后听民便用”，此即“官三民一”之制。后来，又改为“官二民一”：“五月以后，民间插秧需水，二日济运，一日灌田，按期互相启闭。六七月间，听民自便。”道光年间又先后规定了“官八民二”、“官七民二”的分水比例。
（2）水裕沉田。夏秋之际，降水充足年份，运河水位涨溢，朝廷为防止溃运河堤坝，遂泄水于水柜，甚至直接泄入洼地民田之中，造成水涝灾害。微山湖为济运重要水柜，湖中设有水桩，以测水位。按照定制，收蓄湖水一丈二尺，即足够漕运用水之需。但因漕运为国计要政，法治严苛，管漕官员往往超多蓄水，害怕运道缺水而受惩处。这样就造成微山湖水位过高，湖面扩大，水患频发，淹没周边农田。
南阳湖区还出现了“沉粮地”的特殊历史现象，“沉粮地”即被水淹没的产粮田地。清张伯行在所著《居济一得》中提到：“济宁南乡一带，地势洼下，迩来叠罹水患，有地不尽耕种，县罄吁嗟，哀鸿甚悯，皆因杨家坝开通放水，不入马场（湖）济运，而径由运河转至南阳湖，南阳一湖不能容纳，遂漫入南乡一带，是以民田受淹。”原本产粮田地被水淹没成为“水深难涸地”，无法耕种。身处“沉粮地”的农民深受洪涝之灾，陷入无田而有税的困境。对于微山湖蓄水过多，济漕运而害农田的情形，清代思想家魏源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山东微山诸湖为济运水柜，例蓄水丈有一尺，后加至丈有四尺，河员唯恐误运，复例外蓄至丈有六七尺，于是环湖诸州县尽为泽国。而逾旱需水之年，则又尽括七十二泉源，涓滴不容灌溉。是以山东之水，惟许害民，不许利民，旱则益旱，涝则益涝，人事实然，天则何咎？”
（3）土壤盐碱。山东运河流域内的土地质量并非优良，一旱一涝，交替频仍，土地的盐碱化较为严重，而运河沿岸尤甚。山东运河水量季节较大，降水丰沛时节，运河水量较为充足，运河沿岸地下盐碱物质随水毛细上升，浸渍至地表。雨季过后，运河水位和地下水位均大幅度降低，地表水分亦旋即蒸发，但盐碱物质全部留在了地表，造成了盐碱化土壤。加之土壤春干夏燥，这样就降低了土壤肥力，不适宜作物的种植，致使农作物减产，甚至绝收。
二、对信仰崇拜的影响
山东运河水源管理对该区域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就该区域的民间信仰崇拜而言受其影响亦甚。如从对漕神（运河神）——金龙四大王的信仰崇拜就能看出运河水源管理对民间信仰的影响。在山东运河区域，民间对金龙四大王的信仰崇拜要远逊于土地神与龙王，土地庙与龙王庙遍及运河区域，而金龙四大王仅寥寥数座。金龙四大王的信仰崇拜的形成方式是由上及下，由官方及民间的，信奉人群主要是官方特别是管漕人员和往来于运河之上的商人，而非基层民众。这就与普遍的信仰崇拜的形成方式恰恰相反。因为金龙四大王主要泽佑的是安澜黄运两河，保障漕运通畅。而漕运与沿线民众的农业生产无益，为济运保漕，朝廷严管运河区域水源，严禁灌田，夺民之水，旱涝伤农。山东运河沿岸民众还是“靠天吃饭”，期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实现这一愿望民众只能向天神求雨，祈求有直接关系的土地神和龙王爷更加妥当。金龙四大王信仰缺乏雨泽广大民众的神威，难以形成上与下的互动，官方与民间的共鸣，所以沿岸民众信仰土地神之类，而非崇拜运河之神。随着漕运的衰败，金龙四大王的信仰崇拜也更会淡出民众的生活，只得留下残碑黄卷的寥寥记载。
因气候、地形等原因，官方对运河水源的管理与农业生态产生了激烈冲突，进而影响了区域的信仰崇拜。在以农为本、以农立国的国策之下，局部地区农业生产与漕运相比，显得是那么微不足道，反而商品经济的发展独树一帜，临清、济宁等商业重镇兴盛，与“重农抑商”的观念产生了巨大反差。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