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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古代的“世说体”文献，塑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群像。《世说新语》《儿世说》等文献，呈现出了各具特色、范围广阔且年代前后相继的少年儿童形象。《世说新语》中的魏晋早慧儿童群像，能言善辩、雅好文才、角色意识强、气质出众且重情修德、富有个性。《儿世说》中后代神童，践行孝道、穷力学经、仁厚诚信。这两类儿童群体由于所处社会环境、教育环境的不同，呈现出了形象上的显著差异。此外，两部文献本身迥异的创作背景与相应的写作手法，也造成了文献中儿童形象的差别。
关键词：世说体;少年儿童;世说新语;儿世说;形象
《世说新语》文字简约，作为“名士底教科书”[1]，首次塑造了儿童这一特殊文化阶层的群像。本文题目中的“世说体”是对《世说新语》及效仿之作文体的定义，指以《世说新语》为代表，内容以记载文人轶事为主;体例以类相从，按类索事的作品[2]。这些文献以记言记行的方式，简练地点染人物形象[3]，并以不同门类整体塑造人物。在后世“世说体”文献中，儿童有着自己的一页。其中，明代赵瑜所作《儿世说》是一部罕见的专记儿童人物的文献①。它延续了《世说新语》简澹悠远的风格，汇集、撰写汉至明的儿童言行事迹②，塑造了形象鲜明的古代儿童群像。本文将以《世说新语》《儿世说》为研究中心，对这两部作品中的儿童形象进行简论，并由此走近古代儿童，察其性情，审视其处境。在父权如日中天的古代，为暗淡的少年儿童角落，点一盏烛照真实的灯。
一、芝兰玉树生庭阶：《世说新语》中的魏晋早慧儿童群像
《世说新语·言语》记载：“谢太傅问子侄：‘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车骑答曰：‘辟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4]173《世说新语》塑造了诸多早慧的少儿形象，这些孩子就像芝兰玉树一样珍贵，成为文学史上少见的风景。以下就其早慧的表现分别分析。
（一）智力上聪颖善悟、能言善辩。张玄之、顾敷，年并七岁，听到祖父与客人清谈。客人走后，二儿共叙客主之言，都无遗失[4]692。清谈内容富于哲理，主客双方相互辩驳，对话想落天外。仅仅七岁的年纪，两人能够将清谈场景还原。这样的事迹是魏晋儿童智力得到充分开发的表现。神童们的聪颖还体现在与人对话常生急智。钟毓、钟会面见皇帝汗流不止，问二人缘由，钟毓道：“战战惶惶，汗出如浆。”钟会说：“战战栗栗，汗不敢出。”[4]85在紧张的状态下，两兄弟不失身份地解释了自己的行为。清谈训练中对玄理佛理的学习有助于儿童建立逻辑思维。得益于充分的思维训练，魏晋门阀士族社交场上，涌现出大批能言善辩的儿童。
（二）知识文化学习，雅好文才、勤于思考。早慧儿童知识结构构建过程较常人更短。自我生活的智慧，容易移情到文学艺术之上。讲演文义的家庭集会在《世说新语》中就有多次出现。如谢氏家族讨论《毛诗》最佳之句，谢玄认为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讦谟定命，远猷辰告。”[4]278这些描写中，每人各抒己见，长辈并不愿意一锤定音，而是循循善诱。此外少儿的学习主要内容还包括经学、玄学。在这种学习环境里，少年儿童早早地认真观察生活。七岁的王戎認为“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4]414，有着自己独立审视问题的眼光，能透过现象分析事物的本质。王戎后来成为优秀的文学家，也就很自然了。
（三）社会性上，角色意识强[5]。在险恶的政治斗争环境中，门阀士族的子弟早早地学会了规避风险、适应环境。孔融被收，中外惶怖。孔融二儿“故琢钉戏，了无遽容”。孔融为二儿求情，二儿徐进，“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寻亦收至[4]69。在“年命如朝露”[6]的乱世，二儿明白自己与父亲生死相依。既然死亡是必然的，不如留下名士的风采。作为家族未来的执掌者，儿童在社交场也针锋相对地辩论。孙盛的孙子孙放面对庾园客言语中对自己父亲的不尊重，回复“未若诸庾之翼翼”[4]945。拿捏着合适的尺度，维护了父亲的名誉、家族的尊严。
（四）个人修养，重情重德、富有个性。汉末魏晋六朝是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7]。作为“准名士”[8]的魏晋少年儿童，培养了个性张扬、重情重德的修养。七八岁的谢安不忍心看老翁受罚，劝兄长：“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4]41以童真的眼看待世界，最容易触动、感伤。在动情的时代，个性得到充分张扬。魏武少时，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有偷儿贼！”青庐中人皆出观，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妇。与袁绍迷路，人坠棘中不能动弹，又大喊：“偷儿在此！”袁绍慌忙之下挣脱了出来，遂俱免[4]999。俗谚云“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曹操“尚通脱”[9]在儿时即展露端倪。
（五）外在仪容，气质出众。魏晋美与艺术自觉，其中最美的一道风景是人物。《世说新语》中的潇洒美少年，美由内散发，不愧是“芝兰玉树”一般的人物。王家诸郎年少时，郗太傅曾求王门的女婿。王家诸郎听闻来选婿，咸自矜持，只有逸少在东床上袒腹卧。郗公云：“正此好！”[4]428矜持拘谨有违名士风范，逸少以看似随意却率真自得的气质赢得认可。真正的艺术家，胸中有臆笔下有神，创作与生活，都以真实为上。
二、梅花香自苦寒来：《儿世说》中的隋唐至明代儿童群像
明代童蒙教材《增广贤文》有“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之句，颇能形容魏晋之后的少儿生活。这些勤学苦练的孩子，常被认为是神童。以下将对此进行多方面分析。
（一）践行孝道，孝得清苦。《儿世说》里常出现“孝经”意象，所记不同年代、不同身份的儿童，都读《孝经》、践行《孝经》。八岁的范宣挑菜误伤手指，啼哭非为痛，而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若疼痛都不足以成为悲伤的缘由，快乐也将不出于本心。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在这样的环境中，儿童遵循孝意味着声誉乃至物质的奖励。这造成极端事件的发生。后母想在王祥睡觉时砍他，正值王祥起夜，砍到了空被子。后母“憾之不已”，于是王祥竟然跪请死。后母感悟，“爱之如己子”[4]19。这则材料里，后母理所当然地狠毒、虚伪;儿童义无反顾地顺从、献身。看似结局平安无事，实际令人心悸。《儿世说》中儿童的行孝，少数也温情自然。如袁君正父亲病时，他昼夜专侍，不肯休息，“尊患未瘥，眠亦不安”[10]6。温情与刻意之差别，在于是否真心、是否真实。 （二）穷力读经，学得刻苦。儿童熟练记忆经书，能增加中举、光耀门楣的潜在概率。王硕以《礼记·月合》试长孙绍远，绍远“读数纸，只一遍，诵之若流”[10]6。但在学习上，最强调的是勤学苦练。因为再聪颖强记的儿童，不努力学习仍会泯然众人。不少天资一般但刻苦努力的儿童，在《儿世说》中被记录、称赞。贾黄中，七岁神童及第，他读的书“与其身等高”，是为等身书。祖莹看书入迷，父母禁止夜读，他就以衣被蔽窗户，恐漏火光。大家都称他圣小儿[10]3。神童们孜孜不倦的勤学精神令人敬佩。
（三）个人修养，仁厚诚信。中国社会讲究道德，基层的社会联系由道德要素维持[11]。儿童的品德修养在《儿世说》中得到重视，整体样貌符合儒家崇尚的温柔敦厚。王泰以“诚”行事待人，祖母将枣栗散在坐具上，王泰独不动。他认为“不取，自当得赐”[10]9，心中有一套诚信的规尺。四岁的孔融认为“小儿法当取小者”[10]10，成为“礼”的代表，传为佳话，千百年来受到赞赏喜爱。司马光有胆有识、有仁有义。在伙伴出现意外时，没有丢下不管，而是冷静地破瓮[10]8。
（四）立志甚高，幼年成功。《儿世说》中神童的志向明确，渴望建功立业。这些孩子对环境比较信任，相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事实确实如此。李宗諤七岁，耻以父任得官，自己参加考试举进士，三馆两，几年之后就升到了父亲的职位[10]10。《儿世说》中的神童，证明了一种上升的可能性，这对儿童能起到鼓励作用。
三、何以成其貌
两部文献中的少年儿童呈现以上风貌之缘由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儿童所处社会环境与教育环境
1.《世说新语》中儿童所处的魏晋六朝的环境分析
（1）悲苦的社会背景。《世说新语》中，不少人或幼年丧父，或历经辛苦。何晏幼小丧父，母亲改嫁曹操。七岁的他被养在宫内，就划地为庐，说是何家的房子，曹操听说后马上把他送了回去[4]692。除心态的早熟以外，少儿的气质也受到悲苦环境的影响。魏晋人处于孩提时代，就接触到活生生的人生痛苦，酿就了他们普遍悲情的气质。灵心善感的感受力、共情力，对《世说新语》里的儿童体悟玄学、学习艺术创作有特别的意义。
（2）率性的思想流行。汉末以来，礼教松弛，儒学一尊地位丧失。魏晋士人把对于大一统政权的向心力，转向了重视自我，崇拜圣人变为崇拜名士[12]。魏晋人开拓精神的高地，绽放了迷人绚烂思想自由之花。“早慧”正是魏晋风流人物强烈生命意识的特指“符号”之一[13]176。人生若飙尘，要尽早努力。正因如此，魏晋儿童加速地掌握知识技能。同时，魏晋崇尚特异，尊重独立人格。《世说新语》中，儿童常用犀利的言辞回答长辈、可以对自己认为错误的事情说不，获得了古代少见的尊重。
（3）玄学清谈的风尚。政治的高压环境催生了一项名士的活动——清谈。清谈者，需要学识渊博;反应快、表达能力强;通脱而不促狭的气质。这些在《世说新语》中的儿童举手投足间有充分的体现。父辈对清谈的热衷，潜移默化影响了儿童的素养。
（4）家庭教育的培育。魏晋门阀士族新道德价值标准的核心，是凸显人生的价值意义，维护以文化传家的门阀士族的根本利益，使家族的荣光发扬光大[13]152-153。士族子弟的家庭生活本身就是学习的课堂。谢安夫人教儿，问谢安：“那得初不见君教儿？”答道：“我常自教儿。”[4]46长辈们的言传身教是对儿童从人格到知识的沉浸式培养。魏晋士族家庭还重视教育方法，灵活引导。谢安在处理谢玄喜欢女性服饰的问题上，采用游戏的方式，委婉地表达了对孩子的规劝[4]1113。这样用心的教育环境，培育出具有极高素养的儿童也就不足为怪了。
2.影响《儿世说》文献中呈现的少年儿童形象的环境因素分析
（1）社会环境统一稳定。隋一统天下，这之后中国生产力不断提高，人口增加，经济状况改善。在澄明的天空下，少年儿童的抱负与梦想油然而生，他们“愿乘长风破万里浪”[10]10。同时，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组织形式的长期稳定，造成惟有读书高的价值观鲜有改变。这种稳定影响了文献中儿童的形象趋于类型化。《儿世说》中的儿童群像，呈现出榜样、模板的样态。这些有志求功名的孩子，无论出现在唐或明，他的生活状态——勤学苦练，似乎差别不大。
（2）科举制长期实施。从隋唐开始，科举考试深刻地影响着儿童。在学习儒家经典的过程中，少儿自觉地学习做一名儒生，为人处事向温柔敦厚的君子看齐。同时，忠孝的价值核心，为儿童所信服。很多悟性较高的孩子早早明了践行忠孝的必要性和意义所在。《儿世说》中的少年儿童孝得不遗余力、浮夸的表现就因此出现。当其长大成人，自然地要求下一代。于是，科举不匮，儿童样态不变。
（3）思想控制加强。中国的封建社会，呈现出中央集权愈来愈强的趋势。在一元独尊的思想环境下，儿童发展个性人格的空间被大大缩减。士人的人生只被承认进与退两种选择，其他维度上的努力被忽视。在此种思想环境中，儿童长期被认为是父亲的附属品和宗族的所有物。少年儿童的个性与自由成为被隐蔽压抑的话题。体现在《儿世说》中儿童社交的生态上，不再出现《世说新语》里平等的交流氛围，更多的是父辈对儿童的评价。儿童的每一次应答，都像参与以父辈满意为目标的考试。
（4）蒙学教育的普及。科举促进了蒙学的勃兴[14]。蒙学的普及，使得教育的场所由隐秘不外传的家学移向公开化的私塾、乡学等。这提供给家境一般的少年儿童竞争的机会。儿童旁听邻塾读书后诵之如流[10]4。教学体系的完善，有利于少儿学习的进步，对于儿童来说，这是实现梦想的载体。
（二）作者创作背景及写作手法
《世说新语》《儿世说》两部文献，虽然有着纪实记人的特点，仍不能忽视他们作为文学作品的本质，作者创作背景及写作手法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有重要的影响。
1.《世说新语》的创作背景与写作手法 （1）编撰者刘义庆的创作背景与风格意趣。刘义庆年少受职，十七岁就升任尚书左仆射，却面对南朝宋皇族的残杀无心为政。为了避祸，他“不复跨马”，转而投身文学。在《世说新语》的写作中，刘义庆寄寓了很强的自我意趣。也许是出于对自己童年与人生的感怀，他将历来受忽視的儿童群体置于笔尖。刘义庆本人与笔下的早慧儿童相类：自幼神异，却无力安排自己的命运。因此，他的笔法乐于展现在纷乱环境中儿童的个性，也记录了童年的不幸与不安。此外，刘义庆本身雅好文才，对有才的儿童青眼相加，选入甚多。
（2）对潜在读者期待视野的照顾。《世说新语》的潜在读者是对魏晋风流心向往之的南朝皇族。冯友兰称其为中国的《风流宝鉴》[15]。其书写对象是名士，书写目标是魏晋个性飞扬、潇洒风神、通脱自如的特异之美。少儿群体里最光彩夺目者，自然是“芝兰玉树”一般的早慧美少年。刘义庆将魏晋美少年光辉的剪影，用文学永恒地保留下来。
（3）文中并不刻意地去评论儿童。儿童无论机智勇敢、狡黠善变，都被展现出来。风格上“世说体”具有的“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16]的写作特点，使具有个性的儿童形象活灵活现。同时，幽默偶有夸张的笔调，增强了人物的感染力。
2.《儿世说》的创作背景与写作手法
（1）编撰者赵瑜的创作手法与风格意趣。赵瑜行文臧否儿童无一则恶评，语言延续了《世说新语》的简约隽永。在创作手法上，显著特点是隐含作者的出现。举一简例：“僧佑少便聪悟，叔父景玄抚其首，曰：‘兄神明意用，当不作率尔人。’”[10]13这里的儿童僧佑未与他人对话，“少便聪悟”是作者（隐藏的观看者）的讲述，另一句“兄神明意用，当不作率尔人”是叔父（作者在文中代言人）观看后的赞扬。这样的评论言行，背后潜藏着对读者的价值引导。
（2）潜在读者的期待视野。评价孩子的追求有益与否的基本尺度，是看它是否符合社会公众的利益。社会公众对儿童的期待，似可参照同时期《增广贤文》对勤奋、孝顺、仁义品质的强调。具备以上品质的神童符合公众的审美与道德期待，最合适作为榜样进入《世说新语》，达到鼓励教育儿童读者的目的。
（3）“世说体”的发展。“世说体”写作在明清大盛，《儿世说》是其中一朵美丽的浪花。唐以后的“世说体”小说，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对《世说新语》中结构内容的学习有越来越窄的趋势[17]。具体来说，对《世说新语》中体现儒家伦理的部分放大，对其他内容有所隐蔽。《儿世说》在结构门类上，略去了很多展现独特品质的门类，这影响了其呈现人物没有《世说新语》那么鲜亮。
四、结语
综上，“世说体”文献中的少年儿童形象不同时代各具特点。《世说新语》表现了“芝兰玉树”般的魏晋早慧儿童群像;《儿世说》表现了“苦寒梅花”般的后代神童群像。魏晋时期儿童虽面临遭际坎坷，短暂人生也放射出绚丽的人性之光。封建思想培育下的后代少年儿童，努力地为前途做准备，学习扮演社会性的角色，其中有志者，很早就踏上了人生的征途——年轻的战场。
注释：
①关于《儿世说》中儿童形象的研究，目前尚不足。安忆涵《〈儿世说〉考论》与中国台湾毛香懿《明清世说体著作之儿童写作析论》对此有涉及。本文研究重点与二者皆不同。
②《儿世说》辑录了6则《世说新语》出现过的少儿形象。这部分汉魏晋儿童形象，在《儿世说》部分不予主要讨论，以保证时间上两部文献儿童形象承继关系的清晰与本文分析的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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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史简，郑州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世说体;少年儿童;世说新语;儿世说;形象
《世说新语》文字简约，作为“名士底教科书”[1]，首次塑造了儿童这一特殊文化阶层的群像。本文题目中的“世说体”是对《世说新语》及效仿之作文体的定义，指以《世说新语》为代表，内容以记载文人轶事为主;体例以类相从，按类索事的作品[2]。这些文献以记言记行的方式，简练地点染人物形象[3]，并以不同门类整体塑造人物。在后世“世说体”文献中，儿童有着自己的一页。其中，明代赵瑜所作《儿世说》是一部罕见的专记儿童人物的文献①。它延续了《世说新语》简澹悠远的风格，汇集、撰写汉至明的儿童言行事迹②，塑造了形象鲜明的古代儿童群像。本文将以《世说新语》《儿世说》为研究中心，对这两部作品中的儿童形象进行简论，并由此走近古代儿童，察其性情，审视其处境。在父权如日中天的古代，为暗淡的少年儿童角落，点一盏烛照真实的灯。
一、芝兰玉树生庭阶：《世说新语》中的魏晋早慧儿童群像
《世说新语·言语》记载：“谢太傅问子侄：‘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车骑答曰：‘辟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4]173《世说新语》塑造了诸多早慧的少儿形象，这些孩子就像芝兰玉树一样珍贵，成为文学史上少见的风景。以下就其早慧的表现分别分析。
（一）智力上聪颖善悟、能言善辩。张玄之、顾敷，年并七岁，听到祖父与客人清谈。客人走后，二儿共叙客主之言，都无遗失[4]692。清谈内容富于哲理，主客双方相互辩驳，对话想落天外。仅仅七岁的年纪，两人能够将清谈场景还原。这样的事迹是魏晋儿童智力得到充分开发的表现。神童们的聪颖还体现在与人对话常生急智。钟毓、钟会面见皇帝汗流不止，问二人缘由，钟毓道：“战战惶惶，汗出如浆。”钟会说：“战战栗栗，汗不敢出。”[4]85在紧张的状态下，两兄弟不失身份地解释了自己的行为。清谈训练中对玄理佛理的学习有助于儿童建立逻辑思维。得益于充分的思维训练，魏晋门阀士族社交场上，涌现出大批能言善辩的儿童。
（二）知识文化学习，雅好文才、勤于思考。早慧儿童知识结构构建过程较常人更短。自我生活的智慧，容易移情到文学艺术之上。讲演文义的家庭集会在《世说新语》中就有多次出现。如谢氏家族讨论《毛诗》最佳之句，谢玄认为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讦谟定命，远猷辰告。”[4]278这些描写中，每人各抒己见，长辈并不愿意一锤定音，而是循循善诱。此外少儿的学习主要内容还包括经学、玄学。在这种学习环境里，少年儿童早早地认真观察生活。七岁的王戎認为“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4]414，有着自己独立审视问题的眼光，能透过现象分析事物的本质。王戎后来成为优秀的文学家，也就很自然了。
（三）社会性上，角色意识强[5]。在险恶的政治斗争环境中，门阀士族的子弟早早地学会了规避风险、适应环境。孔融被收，中外惶怖。孔融二儿“故琢钉戏，了无遽容”。孔融为二儿求情，二儿徐进，“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寻亦收至[4]69。在“年命如朝露”[6]的乱世，二儿明白自己与父亲生死相依。既然死亡是必然的，不如留下名士的风采。作为家族未来的执掌者，儿童在社交场也针锋相对地辩论。孙盛的孙子孙放面对庾园客言语中对自己父亲的不尊重，回复“未若诸庾之翼翼”[4]945。拿捏着合适的尺度，维护了父亲的名誉、家族的尊严。
（四）个人修养，重情重德、富有个性。汉末魏晋六朝是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7]。作为“准名士”[8]的魏晋少年儿童，培养了个性张扬、重情重德的修养。七八岁的谢安不忍心看老翁受罚，劝兄长：“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4]41以童真的眼看待世界，最容易触动、感伤。在动情的时代，个性得到充分张扬。魏武少时，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有偷儿贼！”青庐中人皆出观，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妇。与袁绍迷路，人坠棘中不能动弹，又大喊：“偷儿在此！”袁绍慌忙之下挣脱了出来，遂俱免[4]999。俗谚云“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曹操“尚通脱”[9]在儿时即展露端倪。
（五）外在仪容，气质出众。魏晋美与艺术自觉，其中最美的一道风景是人物。《世说新语》中的潇洒美少年，美由内散发，不愧是“芝兰玉树”一般的人物。王家诸郎年少时，郗太傅曾求王门的女婿。王家诸郎听闻来选婿，咸自矜持，只有逸少在东床上袒腹卧。郗公云：“正此好！”[4]428矜持拘谨有违名士风范，逸少以看似随意却率真自得的气质赢得认可。真正的艺术家，胸中有臆笔下有神，创作与生活，都以真实为上。
二、梅花香自苦寒来：《儿世说》中的隋唐至明代儿童群像
明代童蒙教材《增广贤文》有“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之句，颇能形容魏晋之后的少儿生活。这些勤学苦练的孩子，常被认为是神童。以下将对此进行多方面分析。
（一）践行孝道，孝得清苦。《儿世说》里常出现“孝经”意象，所记不同年代、不同身份的儿童，都读《孝经》、践行《孝经》。八岁的范宣挑菜误伤手指，啼哭非为痛，而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若疼痛都不足以成为悲伤的缘由，快乐也将不出于本心。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在这样的环境中，儿童遵循孝意味着声誉乃至物质的奖励。这造成极端事件的发生。后母想在王祥睡觉时砍他，正值王祥起夜，砍到了空被子。后母“憾之不已”，于是王祥竟然跪请死。后母感悟，“爱之如己子”[4]19。这则材料里，后母理所当然地狠毒、虚伪;儿童义无反顾地顺从、献身。看似结局平安无事，实际令人心悸。《儿世说》中儿童的行孝，少数也温情自然。如袁君正父亲病时，他昼夜专侍，不肯休息，“尊患未瘥，眠亦不安”[10]6。温情与刻意之差别，在于是否真心、是否真实。 （二）穷力读经，学得刻苦。儿童熟练记忆经书，能增加中举、光耀门楣的潜在概率。王硕以《礼记·月合》试长孙绍远，绍远“读数纸，只一遍，诵之若流”[10]6。但在学习上，最强调的是勤学苦练。因为再聪颖强记的儿童，不努力学习仍会泯然众人。不少天资一般但刻苦努力的儿童，在《儿世说》中被记录、称赞。贾黄中，七岁神童及第，他读的书“与其身等高”，是为等身书。祖莹看书入迷，父母禁止夜读，他就以衣被蔽窗户，恐漏火光。大家都称他圣小儿[10]3。神童们孜孜不倦的勤学精神令人敬佩。
（三）个人修养，仁厚诚信。中国社会讲究道德，基层的社会联系由道德要素维持[11]。儿童的品德修养在《儿世说》中得到重视，整体样貌符合儒家崇尚的温柔敦厚。王泰以“诚”行事待人，祖母将枣栗散在坐具上，王泰独不动。他认为“不取，自当得赐”[10]9，心中有一套诚信的规尺。四岁的孔融认为“小儿法当取小者”[10]10，成为“礼”的代表，传为佳话，千百年来受到赞赏喜爱。司马光有胆有识、有仁有义。在伙伴出现意外时，没有丢下不管，而是冷静地破瓮[10]8。
（四）立志甚高，幼年成功。《儿世说》中神童的志向明确，渴望建功立业。这些孩子对环境比较信任，相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事实确实如此。李宗諤七岁，耻以父任得官，自己参加考试举进士，三馆两，几年之后就升到了父亲的职位[10]10。《儿世说》中的神童，证明了一种上升的可能性，这对儿童能起到鼓励作用。
三、何以成其貌
两部文献中的少年儿童呈现以上风貌之缘由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儿童所处社会环境与教育环境
1.《世说新语》中儿童所处的魏晋六朝的环境分析
（1）悲苦的社会背景。《世说新语》中，不少人或幼年丧父，或历经辛苦。何晏幼小丧父，母亲改嫁曹操。七岁的他被养在宫内，就划地为庐，说是何家的房子，曹操听说后马上把他送了回去[4]692。除心态的早熟以外，少儿的气质也受到悲苦环境的影响。魏晋人处于孩提时代，就接触到活生生的人生痛苦，酿就了他们普遍悲情的气质。灵心善感的感受力、共情力，对《世说新语》里的儿童体悟玄学、学习艺术创作有特别的意义。
（2）率性的思想流行。汉末以来，礼教松弛，儒学一尊地位丧失。魏晋士人把对于大一统政权的向心力，转向了重视自我，崇拜圣人变为崇拜名士[12]。魏晋人开拓精神的高地，绽放了迷人绚烂思想自由之花。“早慧”正是魏晋风流人物强烈生命意识的特指“符号”之一[13]176。人生若飙尘，要尽早努力。正因如此，魏晋儿童加速地掌握知识技能。同时，魏晋崇尚特异，尊重独立人格。《世说新语》中，儿童常用犀利的言辞回答长辈、可以对自己认为错误的事情说不，获得了古代少见的尊重。
（3）玄学清谈的风尚。政治的高压环境催生了一项名士的活动——清谈。清谈者，需要学识渊博;反应快、表达能力强;通脱而不促狭的气质。这些在《世说新语》中的儿童举手投足间有充分的体现。父辈对清谈的热衷，潜移默化影响了儿童的素养。
（4）家庭教育的培育。魏晋门阀士族新道德价值标准的核心，是凸显人生的价值意义，维护以文化传家的门阀士族的根本利益，使家族的荣光发扬光大[13]152-153。士族子弟的家庭生活本身就是学习的课堂。谢安夫人教儿，问谢安：“那得初不见君教儿？”答道：“我常自教儿。”[4]46长辈们的言传身教是对儿童从人格到知识的沉浸式培养。魏晋士族家庭还重视教育方法，灵活引导。谢安在处理谢玄喜欢女性服饰的问题上，采用游戏的方式，委婉地表达了对孩子的规劝[4]1113。这样用心的教育环境，培育出具有极高素养的儿童也就不足为怪了。
2.影响《儿世说》文献中呈现的少年儿童形象的环境因素分析
（1）社会环境统一稳定。隋一统天下，这之后中国生产力不断提高，人口增加，经济状况改善。在澄明的天空下，少年儿童的抱负与梦想油然而生，他们“愿乘长风破万里浪”[10]10。同时，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组织形式的长期稳定，造成惟有读书高的价值观鲜有改变。这种稳定影响了文献中儿童的形象趋于类型化。《儿世说》中的儿童群像，呈现出榜样、模板的样态。这些有志求功名的孩子，无论出现在唐或明，他的生活状态——勤学苦练，似乎差别不大。
（2）科举制长期实施。从隋唐开始，科举考试深刻地影响着儿童。在学习儒家经典的过程中，少儿自觉地学习做一名儒生，为人处事向温柔敦厚的君子看齐。同时，忠孝的价值核心，为儿童所信服。很多悟性较高的孩子早早明了践行忠孝的必要性和意义所在。《儿世说》中的少年儿童孝得不遗余力、浮夸的表现就因此出现。当其长大成人，自然地要求下一代。于是，科举不匮，儿童样态不变。
（3）思想控制加强。中国的封建社会，呈现出中央集权愈来愈强的趋势。在一元独尊的思想环境下，儿童发展个性人格的空间被大大缩减。士人的人生只被承认进与退两种选择，其他维度上的努力被忽视。在此种思想环境中，儿童长期被认为是父亲的附属品和宗族的所有物。少年儿童的个性与自由成为被隐蔽压抑的话题。体现在《儿世说》中儿童社交的生态上，不再出现《世说新语》里平等的交流氛围，更多的是父辈对儿童的评价。儿童的每一次应答，都像参与以父辈满意为目标的考试。
（4）蒙学教育的普及。科举促进了蒙学的勃兴[14]。蒙学的普及，使得教育的场所由隐秘不外传的家学移向公开化的私塾、乡学等。这提供给家境一般的少年儿童竞争的机会。儿童旁听邻塾读书后诵之如流[10]4。教学体系的完善，有利于少儿学习的进步，对于儿童来说，这是实现梦想的载体。
（二）作者创作背景及写作手法
《世说新语》《儿世说》两部文献，虽然有着纪实记人的特点，仍不能忽视他们作为文学作品的本质，作者创作背景及写作手法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有重要的影响。
1.《世说新语》的创作背景与写作手法 （1）编撰者刘义庆的创作背景与风格意趣。刘义庆年少受职，十七岁就升任尚书左仆射，却面对南朝宋皇族的残杀无心为政。为了避祸，他“不复跨马”，转而投身文学。在《世说新语》的写作中，刘义庆寄寓了很强的自我意趣。也许是出于对自己童年与人生的感怀，他将历来受忽視的儿童群体置于笔尖。刘义庆本人与笔下的早慧儿童相类：自幼神异，却无力安排自己的命运。因此，他的笔法乐于展现在纷乱环境中儿童的个性，也记录了童年的不幸与不安。此外，刘义庆本身雅好文才，对有才的儿童青眼相加，选入甚多。
（2）对潜在读者期待视野的照顾。《世说新语》的潜在读者是对魏晋风流心向往之的南朝皇族。冯友兰称其为中国的《风流宝鉴》[15]。其书写对象是名士，书写目标是魏晋个性飞扬、潇洒风神、通脱自如的特异之美。少儿群体里最光彩夺目者，自然是“芝兰玉树”一般的早慧美少年。刘义庆将魏晋美少年光辉的剪影，用文学永恒地保留下来。
（3）文中并不刻意地去评论儿童。儿童无论机智勇敢、狡黠善变，都被展现出来。风格上“世说体”具有的“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16]的写作特点，使具有个性的儿童形象活灵活现。同时，幽默偶有夸张的笔调，增强了人物的感染力。
2.《儿世说》的创作背景与写作手法
（1）编撰者赵瑜的创作手法与风格意趣。赵瑜行文臧否儿童无一则恶评，语言延续了《世说新语》的简约隽永。在创作手法上，显著特点是隐含作者的出现。举一简例：“僧佑少便聪悟，叔父景玄抚其首，曰：‘兄神明意用，当不作率尔人。’”[10]13这里的儿童僧佑未与他人对话，“少便聪悟”是作者（隐藏的观看者）的讲述，另一句“兄神明意用，当不作率尔人”是叔父（作者在文中代言人）观看后的赞扬。这样的评论言行，背后潜藏着对读者的价值引导。
（2）潜在读者的期待视野。评价孩子的追求有益与否的基本尺度，是看它是否符合社会公众的利益。社会公众对儿童的期待，似可参照同时期《增广贤文》对勤奋、孝顺、仁义品质的强调。具备以上品质的神童符合公众的审美与道德期待，最合适作为榜样进入《世说新语》，达到鼓励教育儿童读者的目的。
（3）“世说体”的发展。“世说体”写作在明清大盛，《儿世说》是其中一朵美丽的浪花。唐以后的“世说体”小说，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对《世说新语》中结构内容的学习有越来越窄的趋势[17]。具体来说，对《世说新语》中体现儒家伦理的部分放大，对其他内容有所隐蔽。《儿世说》在结构门类上，略去了很多展现独特品质的门类，这影响了其呈现人物没有《世说新语》那么鲜亮。
四、结语
综上，“世说体”文献中的少年儿童形象不同时代各具特点。《世说新语》表现了“芝兰玉树”般的魏晋早慧儿童群像;《儿世说》表现了“苦寒梅花”般的后代神童群像。魏晋时期儿童虽面临遭际坎坷，短暂人生也放射出绚丽的人性之光。封建思想培育下的后代少年儿童，努力地为前途做准备，学习扮演社会性的角色，其中有志者，很早就踏上了人生的征途——年轻的战场。
注释：
①关于《儿世说》中儿童形象的研究，目前尚不足。安忆涵《〈儿世说〉考论》与中国台湾毛香懿《明清世说体著作之儿童写作析论》对此有涉及。本文研究重点与二者皆不同。
②《儿世说》辑录了6则《世说新语》出现过的少儿形象。这部分汉魏晋儿童形象，在《儿世说》部分不予主要讨论，以保证时间上两部文献儿童形象承继关系的清晰与本文分析的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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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史简，郑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