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缝里的西畴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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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一、家园
  在云南,我发现走到任何一个地方,人们无条件地把自己的故土看作人类精神的源和心脏。在这里,我想说土地,凡是提着锄头与土地发生关系的人,都知道山脉的走向,劳动的姿态,农事的细节,生活的根基和家园的意义。
  我决定动身的目的地,多是各地州的一些村庄现场。在我所抵达之处,乡村的变化都令人动容。比如文山州的西畴,这是一个在石头缝里抠土的地方。它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奇异和動人。
  西畴县位于云南省东南部,国土面积1506平方公里。在西畴,那些山峰,那些石头,从远古就有,可至今也散发着新鲜的生命气息。这块土地少有平地,人们在近乎于百分之百的山区,又是四分之三以上的石漠化地方生活,需要怎样的耐力?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起,西畴人民面对恶劣的生存发展环境,在摆脱贫困的长期奋斗中,孕育形成了以“苦熬不如苦干,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希望”为内核的“西畴精神”。
  在这里,土地近乎于是他们的魔咒。群山裸露、怪石林立,是全省乃至滇黔桂石漠化程度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曾被外国地质专家断言为“基本失去人类生存条件的地方”。
  在我走过的地方,令人感动。感动于这里环境的变化,感动于他们的精神。曾经的西畴,不是我现在看见的样子。当地的农民说,他们这里有一首民谣,人人皆知:山大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只见石头不见土,玉米长在石窝窝,春种一大片,秋收一小箩。
  但是,他们所表现出的潜在的胆量和勇气,令人折服。他们用人类的气魄和智慧,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勇于向石漠化抗争、向贫困宣战,用干的行动、干的壮举,求生存、求脱贫、求发展,以“喊破嗓子,不如干出样子”的魄力,闯出一片生存发展的新天地;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不怨天尤人、不坐等受穷,前赴后继攻坚,一点一滴改变、一步一个脚印前行,坚持不懈探索石漠化治理的有效路径和成功模式。他们炸石造地10多万亩,累计改造田地24.4万亩,实现了从基本解决温饱到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历史跨越。一个如此石漠化严重的地方,26万西畴人民用挺直的脊梁托起一片精神高地,用艰苦奋斗点燃希望之光,他们以封山、以植树造林的方式,把嶙峋石漠变成了丰美绿洲。他们无论是种植粮食,还是中草药,或者水果。放眼望去,村庄的周围,他们都打造成了庄稼连片的家园。
  就这样,他们在石头之上,在缝隙里,在炸开石头的泥土中,为自己在自然那里争得了安宁与生存的权利。
  是的,苦熬不如苦干!他们开路,挖山,用一双双手,一双双肩膀,一双双坚定的眼睛,开辟出了一条西畴之路。比如被称之为埋头开山辟路的“愚公”、含辛茹苦的“独臂战士”、身患癌症带领村民苦干的“女强人”、一生在土地上劳作,带动周边村庄脱贫的自强不息的奋斗者等。他们,像是人间的传奇。因为2019年,全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0565元,实现了从基本解决温饱到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历史跨越,创造了基本丧失人类生存条件的石漠化地区发展的奇迹。这是凝聚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也是云南脱贫攻坚精神的集中体现,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工作重要论述的生动实践。西畴人民,高质量地打赢了脱贫攻坚总攻战。
  这是一片高原,也是一个精神高地。
  我去到岩头村采访时,他们说这个村庄只有十五户人家,因无路而近乎于与世隔绝。真是难以想象,因为我触目所见的一切,都充满着欣欣向荣。然而,曾经的岩头村,事实确实如此。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这里的人从外面或者在本村里讨了媳妇,十五家人的媳妇就跑了六个。
  那天很幸运,文山州文联韦治娜、钟薇老师和西畴县文联副主席王正一起,去到岩头村时,遇见他们说的“独臂英雄”。他叫李光祥,今年五十五岁了。问起他以前村庄的状况,他说一直没有路,喂头猪出来抬出去卖,猪掉下山去死了,人也掉下去受了伤。种庄稼也一样,田在八九公里外,拉着牛出去耕田,牛也滚死过。还有是老人生病,用滑竿来抬着出去,也滚下去;小孩读书要半夜三更就起来,大人打着火把送着他们去,要花去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当时他们就想,即使砸锅卖铁,也要把路干通。因为于岩头村来说,在悬崖峭壁上凿出一条出得去、进得来的公路是祖祖辈辈的梦想。
  李光祥猛吸了一口烟,他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忧伤。他说,一个村里十五户人家就跑掉了六个媳妇,跑了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如果再不把路干通,那岩头村就会变成光棍村,再往后,这里就是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
  但是,要个带头的人。
  当时,他主动去和村民小组长李华明商量,李华明就一个字,干。那天没有见到李华明。他很忙,有很多来参观学习他们精神的团队,李华明一直在忙着负责团队的讲解。李光祥说,当时李华明带头去动员大家,大家都同意了,但要钱。那咋办?只有去借贷款,人家不借,知道岩头村的人家穷,怕还不起。那就真是砸锅卖铁,卖鸡、卖狗、卖猪、卖牛。
  从开始决定修路,是2003年。村里通过各种方式,有的甚至卖了自己的老寿木,有的推延了孩子结婚的婚期,把彩礼钱和酒席钱拿出来,总共筹齐了20多万元作为修路资金。但是,对修路来说,这点钱还是杯水车薪。
  李光祥说起修路期间,儿子李大海考取了北京民族大学。接到通知时非常高兴,打电话告知了他这个消息。他听了激动当然很激动,但是,激动半天,他反倒难过起来。他沉默了很久,很艰难地对儿子说出了一句话:“我怕供不了你读书了。”没想到,儿子非常理解他,比他还平静地说:“只要路修通,供不起就算了。”
  那一刻,他真的想大哭一场。儿子放弃了去读北京民族大学的机会,李光祥说着还轻微地叹了一口气。
  我问他后来再没让孩子上学了吗?
  李光祥说没有,后来就一直修路。路修通了嘛,同村的一个女孩和他是小学同学,那女孩说:“你放弃读书来修路,我就不嫁外面了,就嫁给你。”现在,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小孩,日子过得很好。原本想见见他的儿子儿媳,但是那天不巧,他们进县城去了。   说起读书,以前整个村子只有村长识得几个字。他们那一代人,一个人也没上过学。小的这一代虽然有读书的了,但没有一个读出书来,全村没有一个参加工作。由此,他们就想着,在这一代人里,怎么也要把路修通了,不然,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孩子。
  我问那怎么不想着搬迁?
  李光祥说当时领导也动员过喊他们全村搬迁。可是,他们想着搬出去哪有土地种,一个农民不种土地还要出钱买粮食,咋个活?想想,还是不搬了,搬家不如搬石头!
  于是,他们凑钱买炮杆,买大锤。全村人上阵,从村头开始,一撮土一撮土地挖。到了吃饭的时候,每家轮流供一顿饭。他说在修路过程中,遇到最大的阻力是,岩石多、工程量大、工价高,群众自筹的资金少得可怜,沿途又有其他村子,不能使用炸药,道路只能依靠人工开凿。更麻烦的是,路挖到了别个村的地界。他们去商量时,被外村人放狗咬,还有人提着板凳打。总之,就是连村庄都不要他们进入。
  那后来呢?
  李光祥说,后来,后来领导来帮助协调了,补偿钱嘛!
  补偿了多少钱?
  七万八千块啊!在当时,全村所有人的家当都变卖了凑足这点钱。凑够钱,外村人让他们继续修路了。这条路,如果算到他的儿子这一代,应该是修了八代人了。他说老人在世时,修路也被外村人羞辱过,用暴力打过。当时打了就打了,人家不管,直到自己家里的一头老母猪卖掉了,才去治疗老人的伤。那时自己还小,看着父亲被人打,他就提着锄头冲上去打,结果人家人多势众,他也被推了滚下山昏迷不醒。
  是的,照他所说,他们真是用尽了一生的精力,开山凿石,打通一条通向远方的路。他们不离开,是因为祖先们在这块土地上,历经沧桑,留下牧谣、牛羊和子孙。老辈人一凿子一凿子地錾,一个石头一个石头地炸。当时没炸药,用火来烧,路终究没有干通。
  所以,到了李光祥这一代,想着怎么也得把路修通。当时没有钱了,他就出去安徽合肥打工。在合肥,他进了一家厂子,帮人做塑料薄膜。干了一年多时间,他的手臂被机器绞断了。当时赔偿了他十五万块钱,回来后,一个人多拿出了一万多块钱来修路。
  后来,政府被他们的精神感动,拨了四十多万元给他们。他们把毛路修好后,又给了十多万元浇灌成水泥路面。路修通了,全是一点点地凿出来的。全村人很高兴,又借钱买牛来杀了,请人来搞路的开通典礼。
  在一道悬崖峭壁上,他们辟出了4米宽的进村路。进村时,我看见路旁的一块石壁上,刻着两个字:实干。的确令人震撼,这是他们的付出,是他们雄风凛凛勇往直前的精神凝结的两个字。
  在脱贫攻坚以后,这里的房屋全是新的。在村庄对面,还有一个养鸡场,养猪场,属政府引进,老板来投资,然后由村民代养。李光祥说,已经养了一年了,现在每户人家一年可以分到七八千块的红利收入。因为这才是开始的第一年,往后就会更多。
  在村子里走,真看不出他讲述曾经村子的任何一点样子。
  李光祥说着现在的生活,一脸的灿烂。他说下一步的日子还会更好,他们合计着来参观的人多,就开办农家饭庄,让外来人有个就餐的地方。另外,村民想尝试中药材种植,因为苦参耐旱、抗虫的特点让它很适合在西畴这个荒漠化严重的地方大量种植,且苦参的种子、根茎等都具备经济价值,苦参种植能够有市场。到时候,他们要请西畴很有名的中草药种植的致富带头人程敦儒来指导。还有企业进来承包土地种三七,样样都有了路子,都有了希望。
  李光祥说的没错,他们的日子真正从贫穷走向了小康路。
  离开的时候,当我在车上看见山上生机勃勃的树木,我觉得西畴有种使一切复原的力量。它的绿色,照耀着所有的村寨,这里的人们对生活正满怀信心,处在最幸福的时光里。
  之二、卡羊脚路
  闭塞,导致的就是落后和贫穷,是人的生活的冷凉和沉重。只有路,才会让人看见希望。在西畴的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始终认为,祖先既然选择了这片土地,就一定有生路。所以,出现了一户人家,几年时间春夏秋冬不断地修通了一条路;出现了四户人家在不同的方向共同修通了六点六公里的路;出现了身患癌症的女初中毕业生带领全村把路修通的感人事迹。
  的确,石破天惊。
  为了修路,似乎每个故事听起来都是重复。都是群众披星戴月冒风寒、流热汗,开山辟路遍地红火,场面感人。没钱,群众卖牛卖马、卖猪卖鸡卖蛋,甚至卖掉老人的百年寿木,推延婚期彩礼。困难重重,艰难险阻。然后,男女老少齐上阵,硬是架着云梯吊绳打炮眼,还有人献出宝贵生命。
  实际当然不是。每一段路都不同,每一段路的修建,他们的付出都有不同的震撼,都令人肃然起敬。
  在西畴的董马乡芹菜塘村委会张家老箐,原来居住着4户人家17个人。我们去到这个地方时,是水泥的硬化路面,周边的山坡上植被很好,看不见一个石头。事实上,这里的土地都是石旮旯地,土少石多。
  多年前,这里重重叠叠的大山,将张家老箐与外界几乎完全隔开。村子通往外界的唯一出路,是像羊肠一样缠绕在悬崖峭壁上的一小条白带。他们说很像一根夺命绳索,令过往行人心惊肉跳。即使羊群走过,稍不注意,脚也就被卡在了石缝里。所以,他们叫它“卡羊脚路”。
  张家老箐这个地方,虽然石头多,可是草很丰茂。居住于张家老箐的张仁贵看重了这一点,买了羊来喂养。他从两只羊,发展到了几十只羊。这些羊都在山上吃草,肉质很好,出售也是好价钱。可是,外面来买羊的买主,一次给的价格比一次低。原因是买主每次到他家买了羊,待把羊赶到公路上去装车时,总会有几只羊的脚被卡伤,并且,出去的这段路非常艰难。
  因为我们进来时,路全都是通的,也就难以想象到当时的样子。我问這条路究竟艰难到什么程度?他们说,就讲一件事吧。当时路没有通时,政府给了每户人家一吨半水泥,用于修建小水窖,但是,老箐人一包也不敢要。
  为什么?
  因为要用人背,请人背一包水泥到村里,工钱的费用比一包水泥贵多了。还别说一包水泥,比水泥贵重的东西,他们想要也不敢要。就是他们自己养大的肥猪,一个也卖不出去,买主不会进去买,他们也难以背出去卖。孩子到上学的年龄,也难以出去上学,那条卡羊脚路太危险了。   我们去采访时,这里只剩下一户人家。当然,如果把张仁贵的两个儿子分了家,也分别算上,也就有三户人家了。
  张贵仁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一只眼睛是残疾。他说原来这里有四户人家,已经搬走了三家,都是因为路,当时喂一头猪也就卖五百多块钱,但是要到两公里外的杨家小湾,找到人帮忙才抬得出去。帮忙的人,一次要请十多个才够,虽然请的都是人情工,至少也要办两顿伙食招待人家。两顿饭,差不多也就花掉了一个猪一半的收入。反正里面的东西出不去,外面的商品进不来,有两户人家随着亲戚搬迁出去了,还有一户人家,外出打工已经十多年了,不再回来。
  你家为何不搬?
  张贵仁转了转好的右眼珠子说,住习惯了嘛!土地全在这里,也不想搬。一家四口人,三个人残疾,只有小儿子正常。
  他的小儿子叫张行武。这个年轻人对生活很乐观,脸上随时都布满笑容。但是他的父亲说,以前修路时,每天他都要哭一场。因为卖牛买了一台凿岩机,每天都是张行武扛着出去,收工了又要扛着回来,不扛回来怕被人偷走。他哭是扛凿岩机扛哭的,特别是收工扛回家时,又累又饿,扛着走不了多远,腿就软了,但又不得不硬撑着扛,每次扛到中途实在扛不动时,放下就哭了起来。
  我问凿岩机有多重?
  七十斤。张行武说着,笑嘻嘻去家里把凿岩机提了出来。他一边提起凿岩机比划着当时打石头的样子,一边说,当时就是这样用力按在凿岩机上打的石头。这也练就了他单薄的身子,臂力却是很大。
  见了他的家人,也就知道为什么扛凿岩机这个责任一直落在他肩上。他的父亲张仁贵左眼残疾;母亲右手扭曲,生活、勞动靠左手料理;30多岁的大哥,天生一只脚是跛脚,重体力劳动不能承担。
  张行武一直想修路,但没钱。在他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他想着挣了钱就回来修路。可是后来,挣是挣了几万块钱了,遇上了自己心意的女朋友,俩人商量结婚。可结了婚,他不敢回家了。他们都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却一直没有领着妻子回过家。张行武不是不想回家,是因为回家的路没有修通,他担心妻子跟着回来,看见那样的路吓跑了。而他的妻子和他说了很多回,都结婚有了孩子,怎么说也得回去看看他的父母。在妻子的劝说下,张行武领着一家人回到了家乡。一路上,他一脸愁容,妻子却很高兴。没想到,下了车,要进张家老箐时,妻子跟着他走了一段,坐在路上哭了起来,再也不往前走了。最后,他把妻子劝说回了家。张行武想去想来,决定不再外出打工非要挣了钱再修路了。万一打工挣不了更多的钱,如果回家的路不修通,妻子留不住,自家也没有出路,还是只有祖祖辈辈受穷受苦。
  就这样,他们一家人,买了钢钎、大锤,买了一台凿岩机,在2009年4月开始动工修路。由于张行武一家人回来后,手里还有一点钱,他请人来跟着修。但是,路还没修通一半,外出打工辛苦攒下的钱就分文没有了。为了继续修通这条从家可以走出外面的路,他们一家人,母亲和儿媳做饭做家务,放羊。父亲领着两个儿子,每天早出晚归地修。有的时候,月亮明了,晚上也在修。他们的消息传开以后,感动了很多人,乡党委政府给了他们修路的资金和炸药,一些单位和个人也给了他们修通路的一些资助。也就是两年的时间,曾经的卡羊脚路,终于修通了,成为了一条长2.1公里、宽4米的沙石路,结束了世世代代出行艰难的历史。
  脱贫攻坚以来,这条路又成为了硬化的水泥路。因为路通了,他的哥哥也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他们一家养了很多羊,又做起了自酿的烧酒,同时,还干起了仔猪繁殖的养殖业。
  我们去时,看见张行武三层楼的小洋房。他自己也买了一辆小轿车,孩子上学,他就直接用车接送。
  另一个地方的路,是一个女人带头修通的。因为封闭,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村子里都是重男轻女。村里常说的俗语是,女人当家,饿死全家。但是村里就出现一个女人当家的谢成芬,她是外村嫁到海子坝村来的人。谢成芬初中毕业,上了高中才一个月,由于家里没钱,不得不放弃读书回家。1989年,她才十八岁,嫁到了海子坝。海子坝村,隶属西畴县蚌谷乡,说是海子坝,实际上半点坝子都没有。甚至于地无三尺平、上山靠爬、下山靠溜。在当时,海子坝村的特点是,穷!路不通,电不通,田地少得可怜,春种一大片、秋收一小箩。
  谢成芬说,她结了婚后,就分家。她和老公当时连一片瓦片都没有,她下决心,要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她想着去贷款,贷了一万元,买了鸡、牛、羊来喂养。通过科学养殖种植,勤俭持家,短短几年,谢成芬一家的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家里盖起了全村最好的房子。村民们觉得这个读过书的女人不简单,吃得苦,很会过日子,摒弃了女人当家饿死全家的观念,推选了她来当村民小组长。
  谢成芬说,她当上小组长不久后就入了党,带领乡亲们实施了电改,修建了小水窖,种植了核桃。可是乡亲们过得还是很艰难,主要是公路不通制约了经济发展。村里人生活变化不大,有人对她不服气,还是说,女人当家,饿死全家。用谢成芬的话说,她从小骨子里就有一股不服输的劲,暗自发誓,闲话少说,用事实证明给他们看。
  一直困在大山里,要想富,希望就是修路。
  在2008年,谢成芬到乡上开会,听说县里制定了修路的补助政策。回到村里,她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村民,大家讨论投工投劳,修建走出去的路。在她的带动下,当年10月,他们扛着工具开始修路。
  谢成芬说,一些老人讲他们年纪大了,不可能等到走平坦的路了。她说因为海子坝村被人们称为长寿村,八九十岁的老人多。她希望他们在有生之年能够走上这样的路,她就成了村里的大忙人,资金争取、设备租借、劳力分配、购买物资。还有一部分资金,由村民自筹。令她感动的是,村里的一个先天性残疾人,她想着不要他的钱了,由她来为他承担他的部分。但令谢成芬没有想到的是,那个先天性残疾的人,却是第一个带头交钱的人。这给她极大的感动和鼓舞,所以,在修路时,谢成芬经常跟男人们比赛进度,总觉得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   公路修了不到半年,大家都干得热火朝天。谢成芬突然感到自己体力不支,一忙就累,提不起精气神,胸部总是疼痛,直到她无法坚持下去时,才去了医院检查。这个检查的结果出来后,令她大吃一惊:乳腺癌,中晚期。医生说,病情一直在恶化,如果接受手术治疗能活五年,不做手术随时可能倒下。这样的结论,对她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天真的塌了下来。她不相信,又辗转几家医院重新做了检查,结果都一样。开始她绝望过,后来想想,不做手术了。反正也活不了多久,干脆离开医院,回到村里接着修路。因为如果万一修路的资金到不了,工程就会前功尽弃。
  当时,她的家里还有一个九十六岁的爷爷。除了自己的老公知道,她封闭了对所有人的消息,继续领着群众修路。背着家人吃药,背着乡亲们吃药,谁也不知道她生了病。村里的一些男人还觉得女的劳力不如男的,就把路分开修,男的一段,女的一段。她学会了抽烟,原因是在一次要点导火索炸炮时,已超过了收班时间,点炮的人已经走了。由于点炮是专门分给几个男人去做的,有人站着看她的笑话,说缺了男人,有的活路女人就无法干。她不服气,自己点燃了烟,去把导火索点燃。这样的第一次,她有过很多,第一次使用凿岩机,第一次爬到屋顶上,因为有石头落在别人家的屋顶上,她都亲自带头去捡下来。
  当时,一些年轻人还要找她一起抬石头,她也硬扛着。但是,石头抬到了一边,她却晕倒了。他的老公才告知村民说她患了癌症,在场的人都傻了,一些人哭了起来。从那以后,村民才全部凝集了力量,从不攀扯谁,齐心协力地修路。她去治疗时,就和老人说要去开会。后来,她的爷爷和村民说起,她现在究竟是当了多大的官,怎么经常都去开会?村民才说她不是去开会,是去治病,她已经得了癌症。老人也没说什么,只是每天熬药,摸爬滚打地去给她送药。谢成芬说,她也劝不住老人,只得每次含着眼泪把老人送来的药一口喝下去。她的爷爷,活到了102岁。她说她最害怕的是夜晚,最高兴的是天亮,她害怕自己睡下去就再也醒不来。所以,每天她只要睁开眼睛,看着天亮,她就很高兴。去工地上,经常都是她最早一个人到,最晚回到家里。
  就这样,经过3年苦干,全长8.8公里的水泥路全线贯通。路通了,村民们笑出了泪花。那些当年说望不到平坦的路的老人们,拉着她的手激动地说:“要不是有你,我们不知道哪天才能走上这样平坦的水泥路。”
  路修通了,谢成芬惊奇地发现,自己的身体渐渐好了起来。她到医院复查,癌细胞竟然控制住了。医生说,谢成芬创造了生命奇迹;村里人说,真是好人有好报。尽管,在治病的过程中,她欠债四十多万元,当年家里最好的房子也成为了全村最差的。但是,海子坝路通了、电通了、核桃挂果了,乡亲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她说,连病魔都没有压倒她,暂时的生活困境更压不倒她。因为她挺住了。
  不仅是她欣慰,所有人都感到欣慰。现在,她在西畴展览馆里工作,或许正如展览馆里前言所写:“干”字当头的西畴人民,只争朝夕撸起袖子加油干,续写着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同圆“中国梦”的西畴新篇章。
  之三、六子登科
  西畴,似乎自古以来就有传奇。
  从村庄的现场回西畴县城的路上,文山州文联的韦治娜、钟薇老师和西畴县文联副主席、西畴县作家李才俊,我们一同路过了一座三元桥。桥的两侧是山峰,有一个垭口。据西畴作家李才俊说,三元桥是个传奇的地方。他说那个垭口既是进出口的风垭口,又是桥下流水的必经处。垭口下是自然岩石铺就的陡坡,陡坡底部是乱石旮旯,半山处有条石板路。过去,人们走着心惊胆战,现在被修成了公路。他小时候经常喜欢去桥上望河里的水花,听那些有关三元桥、仙人河、八块碑、观音伐伏击战等传奇故事。后来,他特地去搜集过这些故事。
  李才俊说,相传在很久以前,白岩脚下小團山旁,有一家姓唐的农户在那里居住。由于唐家没有儿子,有两个姑娘,一个异乡的韦姓年轻伙子就到了唐家当上门女婿。没想到,人丁兴旺。多年后,小团山旁韦姓家族从独门独户就成为了有十几户人家的村落。房屋全是吊脚楼,非常漂亮。后来,有商人、马帮与越南通商的古道绕村而过,这个村子就成为了过往客商歇脚、临时交易的地方。因为有商人,村中有了客栈、酒楼、马厩等。慢慢的,形成了一个小集市。
  但是,突然有一天,下了一场大暴雨。这个形成集市的村庄被水淹没,进出无路,商人们全被困在了团山。后来韦家主事人提出等洪水回落后,大家一同捐银两,请能工巧匠建一座桥。奇怪的是,能工巧匠来了,却一直建不好。头一天支起的桥体,第二天就垮掉,并且反反复复都这样。人们说,要找一对童男童女夜晚去那里才能知道原因。于是,在一个深夜里,韦氏家族选了两个没满十二岁的小孩,一男一女去桥边。在夜半三更时,两个孩子真就看见一群人捣毁桥墩,那些人打扮十分怪异,边捣毁边说,得罪什么人不行,偏要得罪土地老爷,除非他们用童男童女之血混合公母两条黑狗的血,浸泡两颗各三尺六寸长的铜钉七天后,钉在中间的两个桥墩下,方能建成此桥。否则,都是徒劳无益。
  两个孩子回去后,就把所见所闻全都说了出来。韦氏家族决定一试。但是,找黑狗血和铜钉容易,要童男童女之血却很难。没有办法,建桥之事又只得放下。后来是那对童男童女主动说,他们自己献血。的确,村民照此一做,石桥真就顺利建成。桥下留有三个圆孔,水流从中穿过,所以他们称作三元桥。但谁也没想到的是,童男童女同时诧异去世,化作两棵常青树,伫立在古桥商道旁。三元桥建好,山中集市繁荣,原住几十户人家的经济发展蒸蒸日上,家庭富裕生活幸福。然而,后来,集市又遭了一场大火,烧光了这里的一切。几起几落,民国时期,共产党在三元桥还打过一个漂亮的胜仗。
  现在桥的周围,的确除了两棵古老而沧桑的树木,再没有其它。光秃秃的河岸,只看见石头。
  就在这一路,都有着不同神奇的传说。只是一些地方,仅仅留下传说,未见实物。当然,曾经的故事不管是真是假,望着三元桥听着李才俊的讲述,的确有鼻子有眼。   这就是西畴,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不仅是传说,还有奇迹。
  在一个叫江龙的村庄,据当地人说,以前的山坡是光秃秃的山顶。近乎于是 “三光”片区,“树木砍光、水土流光、姑娘跑光”。而我抬眼望见的三光片区,是砖混结构的洋房,山是满山坡的绿。
  江龙村有六十八户人家,两百八十六口人。我们去了江龙村已经七十三岁的刘超仁家,家里没有人,门口是一个宽大的天井,有一假山和一个凉亭。大门上贴着一副对联,上联是:古稀建春齐家保国孺子牛。下联是:花甲入党兴村富民领头人。横批是:不忘初心。县文联副主席王正打了电话,刘超仁才背着一个背篓从山上回来,背篓里装着黄澄澄的橙子。他是一个退休老教师,在上个世纪的1999年退的休。坐在他家里,听他讲述了这个村庄的故事。
  江龙村的贫困是出名的,连饭都吃不饱,被称为口袋村。教育就更别提了。刘超仁当教师,当时也是一所乡村复式小学。他1964年初中毕业,1965年在村里的复式小学当民办教师,一个复式班,一二三年级。他说这样一师一校的学校不仅是他们村,在当地很多,他们村不过是几百所学校中的其中一所。他1991年民转公后,又教了五年,直到1996年才告别了一师一校,调入岔河小学。他一生教了三十四年的书,在江龙村算是一个知识分子。
  江龙村的穷,主要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农民为了有土地种,就烧岩,毁林开荒。但是,种庄稼的地有了,夏天却出现了洪水,淹没了庄稼,一泡就是五六天,到了秋天近乎于颗粒无收。土地本来就不多,再加之广种薄收,所以一年耕种的粮食,最多够吃半年。没有办法,全村的人只得提着口袋到处去借粮。借一斤苞谷来年还一斤大米,年年这样恶性循环,年年借,年年还。实在借不到了,就只有去讨饭。当时,这个地方人的生存环境已经非常恶劣了,按刘超仁的说法     是:山顶无帽子,全都光秃秃的;山腰拉肚子,大水常常冲下来;山下盖被子,水随时淹没着山下的村庄和土地。政府动员搬迁,搬迁去丘北,他们村里派了四五个人去考察,回来后说搬到哪里都一样。苦熬不如苦干,还是坚守老祖宗的根,发动群众植树造林。在八十年代末期,就封山育林一千五百多亩。决心是很大的,当时村里有个人去封山区放牛被发现,村里召开了群众会,按当时的村规民约罚款了六百元,个人也认错,从那以后,再没人敢去破坏林地。
  刘超仁退休以后,看着村子的贫穷,心里酸楚,希望发展产业给村民们带来点增收。可是,他说教群众比教学生难多了,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干给群众看。他为了带个头,自己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最后,自己入了党。他发现种橘子卖是致富的路子,就动员群众种橘子。但是,农民说路也不通,种了也卖不出去。在他的不断说服下,终于有八户人家同意种橘子,总共种了二十多亩。后来结果了,摘下橘子吃了才发现,汁又多又甜。拿出去一卖,还卖了一个好价钱。他们坐下来一算账,一年种橘子的收入,抵种十年的苞谷收入還划算。既然有了收入,就可以放开胆子干了。村委会决定,大规模种植橘子。刘超仁提出一个建议,让愿意种植的人家来报名,那一年是2006年,全村五十五户人家就有五十三人家报了名。于是,他们组织一些人去了建水参观考察,购苗,以八角一棵买回来种植。才种植了两年,就开始挂果见效益。他们的种植面积年年扩大,后来带动了周边的村庄也全都种植了起来。
  有了好货就不怕卖不出去。他们种植的橘子,被一个越南老板看见,非常喜欢,通过麻栗坡的一个中间商联系,从2008年到现在都一直来拉货。价格也随着市场增长,从当时的一元一斤到两元一斤。他说现在村内种植橘子一千一百多亩,前两年,还在外面去租土地来种植了两千多亩。每家人的收入都非常可观,一年可卖到十多二十万块钱。有了钱,啥事都好商量。群众讨论,把村庄道路全都硬化,集资建设小康村。
  教育也随着就跟了上去,在2004年以前,江龙村没有一个大学生。后来有了钱,村里成立了首个爱心小组,支部每年提出六百元来买奖品,给前三名的学生奖励,给考取的奖励,给读书的发笔发本子。现在,有了本科生和专科生二十多人。村里的男人女人,通过自己种植橘子的经验,又通过培训后,也去外面传授剪枝技术,增加了自己的收入。
  随着脱贫攻坚帮扶力度的加大,上海市虹口区为每家每户搞了庭院建设,最高人民检察院硬化了进村入户路。全面打造一个典型的小康村。
  几年时间,江龙村有了很大的改变。再没有人提着口袋去借粮,去讨。现在,有人去了文山租地种三七;有人上了昆明开公司,资产上千万。刘超仁在2019年12月12日,荣获了全国先进奖。刘超仁说起来还热泪盈眶。用他的原话说:“当习近平总书记魁梧的身材,迈着矫健的脚步,与获奖者代表握手,一双温暖的大手握着我的手时,我那一刻激动得流泪了。”
  谁也没有想到,现在的江龙村。周边的山顶戴了帽子,山腰系了带子,山脚搭了台子,平地铺了毯子,入户建了池子,村庄移了位子。现在一个村庄,仅是大小车辆都有六十多辆,成为了一个没有建档立卡户的村庄。走进江龙村,每家的房屋都是钢混楼房,高大漂亮。
  曾经的口袋村,成为了真正意义上远近闻名的生态村,富裕村,文明村。在石漠化综合治理中,这是真正意义上六子登科的典范。
  之四、一条从灰暗到闪光的路
  或许,石头真是一种顽强和坚硬。
  在云南文山,这个地方为什么叫西畴?在这块土地上,有晚期智人“西畴人”遗址、蚌谷狮子山崖画、老街牛羊都司遗址、西畴茶马古道、老街牛羊太平桥、兴街保兴桥、一代奇人林开武、程强将军、中国第一个壮族女县长侬惠莲故居。还有无数的山峦和石漠化,近乎于集“老、少、边、穷、山、战”为一体的革命老区贫困县。在150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不仅缺土又缺水,十分地,石头要占到七分。这种划分的准确,就是畴吧!
  在全国的版块上,西畴或许地方小。但是,山恶、土少、石头多、顽劣。当地的民谚俗语里已清楚地表现了出来,“山大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只见石头不见土,苞谷长在石窝窝。”但是,这个地方的名声,在上个世纪的1955年,就成了全国的典型。因为毛泽东主席对中共西畴县委上报的关于《一个混乱的合作社整顿好了》一文,亲写了“按语”。   是的,西畴很特别,北回归线直穿县城横贯县境。在这块土地上,有着植物界“国宝”华盖木、桫椤、水杉等多种珍贵保护树种和药中之王“金线莲”等野生名贵中药材,还有东南亚面积最大的珍稀木兰园,云南第一大名鱼“西畴金线鲃”等稀有濒危动物。
  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与自然相处得很好。在他们各自的民族里,保持着他们独特的民间文艺文化。比如彝族花倮葫芦笙舞,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壮族曲艺“渔鼓说唱”被列入首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西畴还有一项世界顶尖级神奇传统节日——女子太阳节。它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无论是历史的古老,还是艺术文化的熏陶,使得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有着自强不息的精神。
  当然,石头更是这块土地上最为平常又最为特别的东西。在这块土地上行走,我的脑海里冒出过疑问,一个人从出生到成长,是不是石头就在他们的生命里烙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采访一个中草药种植的老人程敦儒后,这种感受更为深刻。
  那天头顶上蔚蓝的天空晴朗无云。四周是一片宁静,幽美,抵达程敦儒所在的基地时,望见一群羊在山坡上走过。
  初见程敦儒,他一头浓黑的头发,一排整齐的大白牙,看上去不过六十岁左右,结果一问年龄,令人惊讶,已经七十有余。更惊讶的是,他一生走过来的路,近乎于传奇。
  西畴作家李才俊曾写过西畴人的性格。“他们的性格是通过顽石的锻打而成,再经过云贵高原七月流火的烧冶,十二月风霜的锻炼,肌肤和魂魄都注入石性,永不可变。正是这石性,西畴人像大山一样信念坚定、执着,像大山一样扎实苦干、根基牢固傲然耸立,像大山一样不断进取、攀高不止、生生不息,像大山一样不逃避电闪雷鸣、勇于担当,历经风霜雪雨而巍然。然而,在这环境里的西畴人,祖祖辈辈为了生存,崇拜大山,生就了大山性格。扎根大地,巍然屹立,雄视万物,顶天立地。无声中奋起,坚持中屹立,攀高不止。西畴人的精、气、神在大山中彰显。艰苦奋斗,改天换地,石缝中求生存的西畴人,凭借着大山精神,没有路从石岩峭壁上凿路,没有土把活石撬起,垒成石埂,让石头下的土裸露出来,能种一窝苞谷就种一窝苞谷,尽一切力量视土如金,人工造就土地,创造了土地的神话,创造了西畴人能生存下来的奇迹。”
  是的,我认为程敦儒也是一个奇迹。他现在为何看上去那么年轻,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他的头发是假的,牙齿是假的,只有手上的老茧是真的。他曾经跌入人生的低谷,爬了起来,用双手去开山、铺路。在求得生存后,他敢拼敢干去发展产业,去继续创造奇迹。他不仅自己苦得,最后在自己人生创造了辉煌时,还不忘感恩,不忘和自己一同生活在土地上还在挣扎着的村民们,用自己几十年种植中药材的经验,带领老百姓跟他一起富起来。他究竟有过怎样的苦?又是怎样苦尽甘来?对这块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有着如此大的情怀?
  这还得从他一生的经历来说。
  然而,他的人生幾乎可以用十年来划为一个阶段。二十多岁时,自己当了老板,打砖,身家挣了几十万元。随后去文山租土地种三七,三七刚收起来,烘干,堆起,还未出售,一场大火,不仅倾家荡产,还背负了一身外债。在一无所有的日子下,妻子绝望地喝下了农药,抢救了六天六夜抢救回来。孩子要两角钱买个作业本,他拿不出,自己也绝望过,想过自杀,可转念之间,自己不仅有外债,还有家,他走了,老婆孩子怎么办?老人怎么办?没有办法,又回到老家,从村里借了两块钱买了一把锄头,带着妻子上山。
  程敦儒和他的妻子,用了十年时间,挖出了一些农户无法耕种的四五百亩荒山,挖废了二十多把锄头。
  程敦儒的爷爷是一个草药医生。他在小时候,跟着爷爷认识了很多中草药。所以,他下了决心,从土地上去找自己的命。当时,他们用六根木杆叉子,在山地上搭建了一间茅草房,用三个石头,支起火塘。这就是当时的家,不仅是安放肉身的地方,也是安放灵魂的居所。他们生活的日子,就在这山里,随草木、庄稼一同呼吸。他和妻子挖地,种苞谷,种阳荷、重楼,卖一点,又扩一点。开始的时候,生活里只有盐没有油。油是靠着乡亲们给一点,就吃一点。一年到头,唯一吃过一碗肉,是村里一户人家在过年时给他们的。程敦儒说,当时边吃边淌眼泪。
  就这样,他和妻子挖了十年时间的山地,也在山上生活了十年时间。在这十年里,他几乎没有下过山。日复一日的生活所面对的,是大山、石头、土地、庄稼和草屋。当时的草房,没有重量,被风一吹,便倒了。没有办法,只得又重新搭建。下雨时,屋子是漏的,被子被雨淋湿,只有起来蹲在火塘边,找柴来烧火烘干被子;衣服烂了,妻子就用线直接串连起来;一双胶的拖鞋,补上了三十二个补丁。
  随着土地上带来的微薄收入,他的茅草屋,从一间变成了两间。然后,从茅草变成了塑料薄膜,又从塑料薄膜变成了油毛毡。再后来,这茅草屋,变成了土瓦房,砖房。当时,连他自己都没有想过的是,他从一间茅草屋,在时光中,像是变魔术一样,最后变成了一个西畴最高端的农家乐。
  回到他的另一个十年里,四十多岁的时候,日子渐渐好转。五十多岁时,他成立了合作社,把周边的土地流转了过来,干起了种植中草药的产业。六十多岁时,他开了公司。这个时候,他拥有的资产,达到了六百多万。基地再次扩大,从么沙梁子、八独村流转土地一千多亩,又发展了两个基地种植中草药。
  我采访他的时候,是2020年10月,他已七十有余。我问他,现在资产多少,他笑了笑说,现在有八千多万。他说想着自己的过去,别人帮助过自己,感激不尽。所以,他自己失败过无数次摸索出来的从育苗开始培养的中草药,发动周边的老百姓种植,种苗他都全部免费提供。
  我问他,是不是西畴人只要愿意种植中草药的,你都全部免费给?他说,也不是,有钱的人不免费,都是卖,并且价格还不低。这些年,他免费发放给一些开始没钱的村民种植的种苗,价值两百多万元,同时还免费给他们传授技术。这种生活中的帮助,令人温暖。
  不得不说,程敦儒个人的知冷知热,对他人的知冷知热,是一种可贵的情怀。也可以说,是可贵的良知。在人世间,它是一种永恒的温度。当然,还有他的踏实肯干和勇于改变,不仅是一个人的精神,也是一个地方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云南或者说中国脱贫攻坚的驱动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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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刘诚,男,汉族,1980年2月生,2003年12月参加工作,200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21年1月8日,刘诚带队到开远市开展案件调查工作,1月9日凌晨突发疾病,经连日抢救无效,于1月21日去世,生命定格在41岁。  刘诚同志生前一直从事反渎、反贪工作,战斗在反腐治贪第一线,留下了善攻破大案要案的“老猎手”,无冤假错案的 “铁包公”等生动形象,被称为“拼命三郎”,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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