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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夏衍的长篇小说《春寒》以南粤抗战知识分子与青年群体为主角，生动地展现了热血青年在抗战大熔炉中的坎坷遭遇与思想历程，着力揭露了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罪恶行径。随着文化语境的变迁，作品对抗战烽火中故土家园的感伤观照，对投笔从戎的青年知识分子情感关系与情爱心理的细腻剖露，愈加成为后人肯定该作具有较高文学价值的艺术亮点。
关键词： 夏衍；《春寒》；现实主义；抗战流亡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3）03-0052-04
长篇小说《春寒》是现代著名作家夏衍于抗战期间在港岛“避难”时的文学斩获。它是应《大众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的邀约，精心结撰的一部抗战流亡小说，同时也是作者小说生涯中唯一的一部长篇作品。小说连载伊始，即“受到香港和南洋一带人士的注目，被看做是继茅盾《腐蚀》之后，在港澳读者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1]这部近13万字的短篇幅长篇小说于1947年由香港人间书屋列为《人间文丛》的第一部作品出版。出版后的一年间又多次重印，可见当时读者对《春寒》的共鸣与推崇。1948年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曾举行《春寒》讨论会，从三个方面肯定了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1.充分地揭开了真伪抗战之谜，打击了所谓领导抗战的骗人伎俩，粉碎了有些人对所谓‘民族英雄’的盲目崇拜，在教育意义上获得了很大成功；2.新写实主义手法，使读者有真实亲切之感；3.文字洗练、优美。”[2]尽管如此，作为长篇（也包括短篇）小说家的夏衍，还是被身为剧作家、电影艺术家、报告文学家、新闻工作者、翻译家的夏衍所遮盖，除周斌、陈坚、陈抗等少数独具慧眼的研究者对《春寒》有中肯评价外，《春寒》独特的现实主义艺术魅力一直为研究界所忽略，这对深化夏衍研究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一、史诗片断与谱写战歌
1938年秋，日本入侵我国华南沿海地区，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对广东防务过分寄托于英美列强的庇护，思想麻痹，兵力部署缺乏战略眼光，仓促应战又指挥无能，致使敌主力突袭得手，长驱直入，“从日军登陆大亚湾至广州失守，仅10天时间，战局发展之快，出人意料。”[3]这令广州会战成为全面抗战以来打得最糟的一次战役。《春寒》就是夏衍在时隔3年之后以这次广州大溃退为背景，以自身在“羊城—桂林”（1938年1月～1941年1月）之间复刊《救亡日报》的抗战经历为素材，痛悼华南战火下人民死难、国土沦丧的悲愤之作。
整体上看，夏衍以剧本为主体的创作可分为两大系列：一是以《上海屋檐下》、《水乡吟》、《芳草天涯》为代表，透过“大时代里小儿女们的精神悲欢”[4]来缩写时代的“市民-小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系列；一是以《包身工》、《赛金花》、《秋瑾传》、《心防》、《离离草》、《法西斯细菌》为代表，以社会变革、民族前途、意识形态为叙述重心的“主题型”创作。无疑，就意义重大与画面恢宏而言，长篇小说《春寒》当属后者——“主题型”创作。正是时代巨变对这位左翼文化骁将的感召与磨砺，激发了他对社会——历史美学的不懈探索与追求。夏衍自1937年“八·一三”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后，人文意识与创作视野随之发生了一次转型期的磨砺，此后的创作更具有写实精神、人道精神，更追求广阔的社会历史画面。《春寒》之所以能走向坚实，与作家人文意识不断深化密不可分。1941年《于伶小论》的发表，宣告了夏衍艺术成熟期、丰硕期的到来。因而，1941年秋开始连载的《春寒》，是作家凭借个人在剧本、电影脚本、报告文学、杂文创作等方面的文学经验，立于较高的思想与艺术起点而形成的一部具有独特美学风格与思想个性的优秀作品。
《春寒》以民族主义为旗帜，对置身战火浮生中的“城与人”沉痛一瞥，堪称一部速写南粤浩劫的“烽烟图”。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时任《救亡日报》总编辑的夏衍，以报人身份针砭现实、匡正时弊，写了许多反映沪、穗、港、桂斗争生活的战地通讯、报告文学以及杂文实录。《春寒》中的社会历史画面就寄寓了作家的这一批判旨向。《春寒》再现了1938年9月下旬到1940年春南粤抗敌御侮的历史一角，沿着广州、三水、芦苞、猫儿坑、四会、曲江的溃败路线，作家掠过日寇铁蹄践踏下的天空、城市与难民，怒斥了政府当局丢城弃地、丝毫未组织民众抗敌疏散的腐败无能；沉痛再现了命如草芥的广州民众在烽火狼烟中仓皇出逃的厄运与混乱，以及广大难民滞留、拥塞在每个渡口、车站、市镇的彷徨与困顿；见证了毛泽东《论持久战》对肃清南粤后方抗战悲观情绪所发挥的深远影响，并围绕“动委会”与“抗先队”的工作活动，反映了全广东积极建立救亡团体、奔赴战地与农村、激励抗战的壮举；愤怒地谴责了在对民众动员活跃开展之际，广东国民党顽固派放弃“联共抗日”的正确国策、扼杀各救亡团体、走向反共反人民的阴谋与罪行……通过这一幅幅或惨烈、或沉郁、或激越、或压抑的凝重画面，小说以无可反驳的血的事实，为华南救亡御侮与社会民心向背留下了可歌可叹的史诗片断，至今仍灼痛并鼓荡着每一个炎黄子孙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赤子之心。
除了主题重大、时空浑阔外，《春寒》的史诗性还偏于其为历史正义与民族生命画像的崇高使命。作品的主调是愤懑与压抑的，但作家却立于一个更高的生命角度，透过日寇的铁蹄与国民政府的腐败，窥见了躁动在南中国农村的广大民众、浴血疆场的将士与无数热血青年身上的元气与活力。夏衍看到，劫后的南粤乡村不只是剩下了尸丛焦土，还涌动着战火熬炼下的强悍民性，这片热土上的“每个农民都有一颗随时可以爆炸的热烈的心，都有一双深深地蕴藏着反抗性的眼，也都有一个剽悍到不计成败的个性”，[5]这股可怕的地下烈火就在广大农民中间熊熊燃烧，壮大着怒焰咆哮的救亡声浪。在将士方面，虽然执政当局指挥无能，几十万剽悍的南国健儿与经营两年的“国防工事”，于广州会战连遭挫败，但这并不能抹杀他们誓死雪耻的斗志与豪情。钟团长及其部下就是坚挺的中国脊梁，他们在恶劣的战事中淬砺奋发、奋勇歼敌。正如钟团长所感慨的：“中国的老百姓、兵，我能担保，世界第一。你瞧，我的弟兄们，上火线的时候，哪一个不拼命？……”[6]而以小说主角出现的抗日知识分子与热血青年，他们为抗战所付出的流血牺牲更是书不胜书，他们的血流得太多，尸骸堆积得太厚，翻开广东的地图来看，每一次战争、每一个县镇、每一个村墟，都留下了某一个或者某一群青年人的殉难！他们集中体现了革命战士的人格理想与牺牲精神，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大写的人，是人类一切真、善、美的理想典范”。[7]所以，《春寒》不仅是实录南粤溃败、人民流亡的历史悲剧，更是一曲壮写民气、颂扬民魂的昂扬战歌。 二、青年热血与黑色救亡
正是在负载上述史诗容量的诗学建构中，《春寒》完成了为南粤抗战知识分子与青年群体树碑立传的创作意图，生动地展现了热血青年在抗战大熔炉中的坎坷遭遇与思想历程，着力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的荒淫腐败、倒行逆施。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青年知识分子一直都站在中国革命与解放的最前列，从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一二·九运动、八年抗日战争到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青年运动作为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富有生气的一部分，始终推动着、配合着人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充分发挥了自身的先导性作用。《春寒》中从事抗日文化宣传工作的一群男女知识分子就折射出这种感人的青春魅力与战斗激情。广州沦陷前夕，他们开会，贴标语，发传单，街头演讲，联合公演，火炬游行，扩大宣传，“一个人被派定了两个乃至三个人的工作”，[8]而与此同时，军政当局却在被动挨打，不战而退，封锁消息。广州陷落后，几千名战时进步青年跟随国民党“动委会”一路流亡，风餐露宿，饱经疾患，麇集西江，“动委会”的领导者及骨干萧琛、黄子瑜、蔡洁等人努力扫除抗日悲观情绪，寻求救亡真理，能够以抗战为大局，采纳《论持久战》高屋建瓴的战略纲领，放手发动民众，工作突飞猛进。然而，正当青年们忙于组织前线慰劳队、乡村自卫队、妇女识字班、儿童歌咏队等民运团体时，“‘抗先’，这个在全广东拥有三四千个队员的青年救亡团体，首先成了一切攻击、造谣、诬告的目标”，[9]惧怕中共控制民运的广东军政当局由此拉开扼杀抗宣团体的罗网，正直的干部遭监视、逼迫而出逃，“动委会”被迫解散，战时后方的曲江沦为丑恶荒淫之都……这就是知识分子满腔热忱投身抗战洪流的坎坷遭遇，他们不畏流血牺牲，却被黑暗独裁所吞噬。
一面是庄严的工作，一面是荒淫与无耻。从政治角度看，国民党民众动员工作最终走向反动与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是抗战时期国共两党不同政见、不同阶级矛盾激化的产物。在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民众动员指导思想都以伪三民主义为号召，以片面抗战为国策，始终坚持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一贯路线。抗战全面爆发，使国民党的“安内”大计一度让位于“联共攘外”，出现了抗战初期国共两党一度合作，全面开展民众社会动员的可喜局面。据资料显示，到1939年5月，广东全省“已有30多个县建立起‘抗先’队部或支队，队员达1.8万多人。通过‘抗先’去组织的妇女团体约有7000人，农民抗敌同志会约有3000人，农民自卫团有2000人，和‘抗先’保持密切联系的民众达5.63万多人。”[10]但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由于日本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及英美对日本侵略采取绥靖主义政策，以及畏惧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因而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反共倾向和对日妥协倾向明显增长，并于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11]排斥和打击中共与进步分子，限制、破坏进步群众抗日团体，严重阻碍了民众运动的发展。这就是《春寒》中“动委会”、“抗先队”被解散的深层政治原因，也是执行片面抗战路线的国民党当局不愿真正坚持全面抗战路线、不能容忍中共领导民众抗日团体、而走向反共反人民歧途的必然逻辑。
三、诗意家园与三角恋情
《春寒》对社会历史的逼视与再现，心系祖国和人民，呼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具有不言而喻的历史政治价值，这构成了作品的宏观视野。另一方面，小说又以主人公吴佩兰与徐璞在战乱中若合若离的情感变迁为主线，将社会外圈与爱情内圈、大我与小我有机交融，形成了作品饱满丰盈的艺术质感。特别是随着文化语境的变迁，这种对抗战烽火中故土家园的感伤观照，对投笔从戎的青年知识分子情感关系与情爱心理的细腻剖露，愈加成为后人肯定该作具有较高文学价值的艺术亮点。
《春寒》中的家园意象贯穿全篇，正如作家剧作中的“黄梅天气”（《上海屋檐下》）荡漾的忧郁情调、芳草意象（《芳草天涯》）混合的哀愁与憧憬、《春寒》中凄美多彩的家园图景同样为作品涂上了一层特有的抒情气氛与象征意味，使小说呈现出葱茏的诗化韵致。《春寒》的整个故事源自“我”对吴佩兰留下的书简札记的整理，文中不仅借大量札记日记直陈女主人公敏悟多情的心曲，而且就连叙述笔调也充分地散文化、情绪化了。如果说历代的文人都喜欢从自然的和精神的家园汲取灵感，通过家园意象表达心中的“桃源”乡土、离乱乡土、家族乡土、启蒙乡土、理想乡土……在时光流转中寄寓个人对普遍人性与精神依归的永恒眷恋与复杂心态，那么夏衍笔下的抗战家园尽管血泪横流，却是一片永远散发着明媚、生机的娴静大地，并在向社会与人性的敞开中，凝聚为乱离者的高歌当哭与温情咏叹。沦陷的广州依旧美丽，带着露珠的凤凰木依旧妩媚，但可怕的战火却将这个少女般美好的城市推向了濒死的命运；逃亡路上，北江的孤帆、两岸的红叶与随风摇曳的芦花，仍一如既往地令眼前的过客赏心悦目；粤北春季的冷雨中，油菜花漫野的清香冲淡着人们心灵的阴霾，弦歌画舫重临曲江河面，而女主人公的前方则是一片黑暗，“只在遥远的天边点缀着一两颗闪亮的星星。”[12]在此，家园意象既是对战争的无声控诉，又是安置人们疲惫心灵的精神港湾，同时也是见证国民党腐败堕落的人间地狱。
《春寒》还是一曲充盈着青春气息、渗透着浓郁情味的爱情恋歌。该作最耀眼的部分即是通过三角情恋的精细描绘，丰满传神地塑造了吴佩兰这一“既带着生活的露珠，清新自然，又具有独特的艺术个性”[13]的小资产阶级青年女性形象。女主人公吴佩兰虽带有“知识人的纤巧、小有产者的犹移”，[14]但倔强向上的性格“使她决心穿上‘紧鞋子’跟随大家一起投身到人民事业的海洋中去。”[15]因共同的救亡志向与工作交往，吴佩兰与救亡青年徐璞感情逐步加深，在接触对方时，她一方面敏感于是美貌还是心灵吸引了对方的好感，一方面又因自己已有远在武汉的恋人T，而压抑情感与徐璞保持一定距离。在二人珠江边散步与泛舟江水的谈心中，作者深入女性复杂微妙的心曲，呈现了她如何利用暗示巧妙设防、竭力不令对方因爱碰伤的美好情愫。为了斩断搅动自己的情思，吴佩兰用忘我工作，用努力回到T的身边来抵御来自徐璞的爱恋。随后，仓促发生的战事冲散了她和徐璞，在不幸的流亡中又传来T与芳同居的消息。面对打击，面对理智与灵魂的多轮肉搏，吴佩兰终于挣出了自戕的精神漩涡。当救亡运动重新将她和徐璞聚在一起时，心与心的距离缩短，使她听从徐璞建议留在了艺宣队。当徐璞关切她的工作、相信她的能力时，吴佩兰“深深地垂下了头，有一点羞，有一点感动，也未始没有一点骄傲。”[16]但因T的牵连、爱的残破以及同事们善意的饶舌与搬弄，她还是极力警戒自己对徐璞的情愫。但当二人长时间不见，见面时也不见徐璞明确表白时，她又暗暗惊奇，甚至纳罕起来，以为是自己以前的过于矜持伤害了对方。当然，随着抗宣团体的解体，二人相继陷入生命安危之中，客观环境使二人各奔东西，已不容许这对青年男女再次搅动爱的心潮、互诉心曲了。小说没有给吴佩兰与徐璞的爱情画上圆满的结局，“这样的处理既留下了悬念，也折射出动乱年代对个人幸福的摧残。”[17]
参考文献：
[1][2]陈坚，陈抗.夏衍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337；337.
[3]张晓辉.论抗日战争中的广东国民党战场[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18（04）：82.
[4]夏卫东.夏衍剧作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新解——夏衍剧作人物论[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1（4）：56.
[5][6][8][9][12][14][17]袁鹰，姜德明.夏衍全集·文学（上）（第八卷）[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159；166；112；161；212；212；185.
[7]黄大军.化作长歌万古留——付军凯“伟人戏”的创作特色及意义诠释[J].克拉玛依学刊，2012，（04）：67.
[10]周国祥.知识分子与广东的抗日救亡运动[J].广州医学院学报，1995，23（03）：15.
[11]张丽梅.抗战时期国民党社会动员指导思想研究[J].前沿，2010，276（22）：147.
[13][16]周斌.融合中的创造——夏衍与中外文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253-254；253.
[15]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12.
关键词： 夏衍；《春寒》；现实主义；抗战流亡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3）03-0052-04
长篇小说《春寒》是现代著名作家夏衍于抗战期间在港岛“避难”时的文学斩获。它是应《大众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的邀约，精心结撰的一部抗战流亡小说，同时也是作者小说生涯中唯一的一部长篇作品。小说连载伊始，即“受到香港和南洋一带人士的注目，被看做是继茅盾《腐蚀》之后，在港澳读者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1]这部近13万字的短篇幅长篇小说于1947年由香港人间书屋列为《人间文丛》的第一部作品出版。出版后的一年间又多次重印，可见当时读者对《春寒》的共鸣与推崇。1948年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曾举行《春寒》讨论会，从三个方面肯定了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1.充分地揭开了真伪抗战之谜，打击了所谓领导抗战的骗人伎俩，粉碎了有些人对所谓‘民族英雄’的盲目崇拜，在教育意义上获得了很大成功；2.新写实主义手法，使读者有真实亲切之感；3.文字洗练、优美。”[2]尽管如此，作为长篇（也包括短篇）小说家的夏衍，还是被身为剧作家、电影艺术家、报告文学家、新闻工作者、翻译家的夏衍所遮盖，除周斌、陈坚、陈抗等少数独具慧眼的研究者对《春寒》有中肯评价外，《春寒》独特的现实主义艺术魅力一直为研究界所忽略，这对深化夏衍研究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一、史诗片断与谱写战歌
1938年秋，日本入侵我国华南沿海地区，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对广东防务过分寄托于英美列强的庇护，思想麻痹，兵力部署缺乏战略眼光，仓促应战又指挥无能，致使敌主力突袭得手，长驱直入，“从日军登陆大亚湾至广州失守，仅10天时间，战局发展之快，出人意料。”[3]这令广州会战成为全面抗战以来打得最糟的一次战役。《春寒》就是夏衍在时隔3年之后以这次广州大溃退为背景，以自身在“羊城—桂林”（1938年1月～1941年1月）之间复刊《救亡日报》的抗战经历为素材，痛悼华南战火下人民死难、国土沦丧的悲愤之作。
整体上看，夏衍以剧本为主体的创作可分为两大系列：一是以《上海屋檐下》、《水乡吟》、《芳草天涯》为代表，透过“大时代里小儿女们的精神悲欢”[4]来缩写时代的“市民-小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系列；一是以《包身工》、《赛金花》、《秋瑾传》、《心防》、《离离草》、《法西斯细菌》为代表，以社会变革、民族前途、意识形态为叙述重心的“主题型”创作。无疑，就意义重大与画面恢宏而言，长篇小说《春寒》当属后者——“主题型”创作。正是时代巨变对这位左翼文化骁将的感召与磨砺，激发了他对社会——历史美学的不懈探索与追求。夏衍自1937年“八·一三”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后，人文意识与创作视野随之发生了一次转型期的磨砺，此后的创作更具有写实精神、人道精神，更追求广阔的社会历史画面。《春寒》之所以能走向坚实，与作家人文意识不断深化密不可分。1941年《于伶小论》的发表，宣告了夏衍艺术成熟期、丰硕期的到来。因而，1941年秋开始连载的《春寒》，是作家凭借个人在剧本、电影脚本、报告文学、杂文创作等方面的文学经验，立于较高的思想与艺术起点而形成的一部具有独特美学风格与思想个性的优秀作品。
《春寒》以民族主义为旗帜，对置身战火浮生中的“城与人”沉痛一瞥，堪称一部速写南粤浩劫的“烽烟图”。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时任《救亡日报》总编辑的夏衍，以报人身份针砭现实、匡正时弊，写了许多反映沪、穗、港、桂斗争生活的战地通讯、报告文学以及杂文实录。《春寒》中的社会历史画面就寄寓了作家的这一批判旨向。《春寒》再现了1938年9月下旬到1940年春南粤抗敌御侮的历史一角，沿着广州、三水、芦苞、猫儿坑、四会、曲江的溃败路线，作家掠过日寇铁蹄践踏下的天空、城市与难民，怒斥了政府当局丢城弃地、丝毫未组织民众抗敌疏散的腐败无能；沉痛再现了命如草芥的广州民众在烽火狼烟中仓皇出逃的厄运与混乱，以及广大难民滞留、拥塞在每个渡口、车站、市镇的彷徨与困顿；见证了毛泽东《论持久战》对肃清南粤后方抗战悲观情绪所发挥的深远影响，并围绕“动委会”与“抗先队”的工作活动，反映了全广东积极建立救亡团体、奔赴战地与农村、激励抗战的壮举；愤怒地谴责了在对民众动员活跃开展之际，广东国民党顽固派放弃“联共抗日”的正确国策、扼杀各救亡团体、走向反共反人民的阴谋与罪行……通过这一幅幅或惨烈、或沉郁、或激越、或压抑的凝重画面，小说以无可反驳的血的事实，为华南救亡御侮与社会民心向背留下了可歌可叹的史诗片断，至今仍灼痛并鼓荡着每一个炎黄子孙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赤子之心。
除了主题重大、时空浑阔外，《春寒》的史诗性还偏于其为历史正义与民族生命画像的崇高使命。作品的主调是愤懑与压抑的，但作家却立于一个更高的生命角度，透过日寇的铁蹄与国民政府的腐败，窥见了躁动在南中国农村的广大民众、浴血疆场的将士与无数热血青年身上的元气与活力。夏衍看到，劫后的南粤乡村不只是剩下了尸丛焦土，还涌动着战火熬炼下的强悍民性，这片热土上的“每个农民都有一颗随时可以爆炸的热烈的心，都有一双深深地蕴藏着反抗性的眼，也都有一个剽悍到不计成败的个性”，[5]这股可怕的地下烈火就在广大农民中间熊熊燃烧，壮大着怒焰咆哮的救亡声浪。在将士方面，虽然执政当局指挥无能，几十万剽悍的南国健儿与经营两年的“国防工事”，于广州会战连遭挫败，但这并不能抹杀他们誓死雪耻的斗志与豪情。钟团长及其部下就是坚挺的中国脊梁，他们在恶劣的战事中淬砺奋发、奋勇歼敌。正如钟团长所感慨的：“中国的老百姓、兵，我能担保，世界第一。你瞧，我的弟兄们，上火线的时候，哪一个不拼命？……”[6]而以小说主角出现的抗日知识分子与热血青年，他们为抗战所付出的流血牺牲更是书不胜书，他们的血流得太多，尸骸堆积得太厚，翻开广东的地图来看，每一次战争、每一个县镇、每一个村墟，都留下了某一个或者某一群青年人的殉难！他们集中体现了革命战士的人格理想与牺牲精神，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大写的人，是人类一切真、善、美的理想典范”。[7]所以，《春寒》不仅是实录南粤溃败、人民流亡的历史悲剧，更是一曲壮写民气、颂扬民魂的昂扬战歌。 二、青年热血与黑色救亡
正是在负载上述史诗容量的诗学建构中，《春寒》完成了为南粤抗战知识分子与青年群体树碑立传的创作意图，生动地展现了热血青年在抗战大熔炉中的坎坷遭遇与思想历程，着力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的荒淫腐败、倒行逆施。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青年知识分子一直都站在中国革命与解放的最前列，从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一二·九运动、八年抗日战争到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青年运动作为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富有生气的一部分，始终推动着、配合着人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充分发挥了自身的先导性作用。《春寒》中从事抗日文化宣传工作的一群男女知识分子就折射出这种感人的青春魅力与战斗激情。广州沦陷前夕，他们开会，贴标语，发传单，街头演讲，联合公演，火炬游行，扩大宣传，“一个人被派定了两个乃至三个人的工作”，[8]而与此同时，军政当局却在被动挨打，不战而退，封锁消息。广州陷落后，几千名战时进步青年跟随国民党“动委会”一路流亡，风餐露宿，饱经疾患，麇集西江，“动委会”的领导者及骨干萧琛、黄子瑜、蔡洁等人努力扫除抗日悲观情绪，寻求救亡真理，能够以抗战为大局，采纳《论持久战》高屋建瓴的战略纲领，放手发动民众，工作突飞猛进。然而，正当青年们忙于组织前线慰劳队、乡村自卫队、妇女识字班、儿童歌咏队等民运团体时，“‘抗先’，这个在全广东拥有三四千个队员的青年救亡团体，首先成了一切攻击、造谣、诬告的目标”，[9]惧怕中共控制民运的广东军政当局由此拉开扼杀抗宣团体的罗网，正直的干部遭监视、逼迫而出逃，“动委会”被迫解散，战时后方的曲江沦为丑恶荒淫之都……这就是知识分子满腔热忱投身抗战洪流的坎坷遭遇，他们不畏流血牺牲，却被黑暗独裁所吞噬。
一面是庄严的工作，一面是荒淫与无耻。从政治角度看，国民党民众动员工作最终走向反动与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是抗战时期国共两党不同政见、不同阶级矛盾激化的产物。在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民众动员指导思想都以伪三民主义为号召，以片面抗战为国策，始终坚持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一贯路线。抗战全面爆发，使国民党的“安内”大计一度让位于“联共攘外”，出现了抗战初期国共两党一度合作，全面开展民众社会动员的可喜局面。据资料显示，到1939年5月，广东全省“已有30多个县建立起‘抗先’队部或支队，队员达1.8万多人。通过‘抗先’去组织的妇女团体约有7000人，农民抗敌同志会约有3000人，农民自卫团有2000人，和‘抗先’保持密切联系的民众达5.63万多人。”[10]但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由于日本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及英美对日本侵略采取绥靖主义政策，以及畏惧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因而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反共倾向和对日妥协倾向明显增长，并于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11]排斥和打击中共与进步分子，限制、破坏进步群众抗日团体，严重阻碍了民众运动的发展。这就是《春寒》中“动委会”、“抗先队”被解散的深层政治原因，也是执行片面抗战路线的国民党当局不愿真正坚持全面抗战路线、不能容忍中共领导民众抗日团体、而走向反共反人民歧途的必然逻辑。
三、诗意家园与三角恋情
《春寒》对社会历史的逼视与再现，心系祖国和人民，呼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具有不言而喻的历史政治价值，这构成了作品的宏观视野。另一方面，小说又以主人公吴佩兰与徐璞在战乱中若合若离的情感变迁为主线，将社会外圈与爱情内圈、大我与小我有机交融，形成了作品饱满丰盈的艺术质感。特别是随着文化语境的变迁，这种对抗战烽火中故土家园的感伤观照，对投笔从戎的青年知识分子情感关系与情爱心理的细腻剖露，愈加成为后人肯定该作具有较高文学价值的艺术亮点。
《春寒》中的家园意象贯穿全篇，正如作家剧作中的“黄梅天气”（《上海屋檐下》）荡漾的忧郁情调、芳草意象（《芳草天涯》）混合的哀愁与憧憬、《春寒》中凄美多彩的家园图景同样为作品涂上了一层特有的抒情气氛与象征意味，使小说呈现出葱茏的诗化韵致。《春寒》的整个故事源自“我”对吴佩兰留下的书简札记的整理，文中不仅借大量札记日记直陈女主人公敏悟多情的心曲，而且就连叙述笔调也充分地散文化、情绪化了。如果说历代的文人都喜欢从自然的和精神的家园汲取灵感，通过家园意象表达心中的“桃源”乡土、离乱乡土、家族乡土、启蒙乡土、理想乡土……在时光流转中寄寓个人对普遍人性与精神依归的永恒眷恋与复杂心态，那么夏衍笔下的抗战家园尽管血泪横流，却是一片永远散发着明媚、生机的娴静大地，并在向社会与人性的敞开中，凝聚为乱离者的高歌当哭与温情咏叹。沦陷的广州依旧美丽，带着露珠的凤凰木依旧妩媚，但可怕的战火却将这个少女般美好的城市推向了濒死的命运；逃亡路上，北江的孤帆、两岸的红叶与随风摇曳的芦花，仍一如既往地令眼前的过客赏心悦目；粤北春季的冷雨中，油菜花漫野的清香冲淡着人们心灵的阴霾，弦歌画舫重临曲江河面，而女主人公的前方则是一片黑暗，“只在遥远的天边点缀着一两颗闪亮的星星。”[12]在此，家园意象既是对战争的无声控诉，又是安置人们疲惫心灵的精神港湾，同时也是见证国民党腐败堕落的人间地狱。
《春寒》还是一曲充盈着青春气息、渗透着浓郁情味的爱情恋歌。该作最耀眼的部分即是通过三角情恋的精细描绘，丰满传神地塑造了吴佩兰这一“既带着生活的露珠，清新自然，又具有独特的艺术个性”[13]的小资产阶级青年女性形象。女主人公吴佩兰虽带有“知识人的纤巧、小有产者的犹移”，[14]但倔强向上的性格“使她决心穿上‘紧鞋子’跟随大家一起投身到人民事业的海洋中去。”[15]因共同的救亡志向与工作交往，吴佩兰与救亡青年徐璞感情逐步加深，在接触对方时，她一方面敏感于是美貌还是心灵吸引了对方的好感，一方面又因自己已有远在武汉的恋人T，而压抑情感与徐璞保持一定距离。在二人珠江边散步与泛舟江水的谈心中，作者深入女性复杂微妙的心曲，呈现了她如何利用暗示巧妙设防、竭力不令对方因爱碰伤的美好情愫。为了斩断搅动自己的情思，吴佩兰用忘我工作，用努力回到T的身边来抵御来自徐璞的爱恋。随后，仓促发生的战事冲散了她和徐璞，在不幸的流亡中又传来T与芳同居的消息。面对打击，面对理智与灵魂的多轮肉搏，吴佩兰终于挣出了自戕的精神漩涡。当救亡运动重新将她和徐璞聚在一起时，心与心的距离缩短，使她听从徐璞建议留在了艺宣队。当徐璞关切她的工作、相信她的能力时，吴佩兰“深深地垂下了头，有一点羞，有一点感动，也未始没有一点骄傲。”[16]但因T的牵连、爱的残破以及同事们善意的饶舌与搬弄，她还是极力警戒自己对徐璞的情愫。但当二人长时间不见，见面时也不见徐璞明确表白时，她又暗暗惊奇，甚至纳罕起来，以为是自己以前的过于矜持伤害了对方。当然，随着抗宣团体的解体，二人相继陷入生命安危之中，客观环境使二人各奔东西，已不容许这对青年男女再次搅动爱的心潮、互诉心曲了。小说没有给吴佩兰与徐璞的爱情画上圆满的结局，“这样的处理既留下了悬念，也折射出动乱年代对个人幸福的摧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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