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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还没有从资产泡沫怪圈真正走出来,迪拜危机不是最后一轮余波,以后可能还会有余波。2010年不会成为走向繁荣的年份,只能说是逐步走出危机阴影的年份
2009年岁末,由北京大学公共经济管理研究中心、中国证券报、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恒屹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以“2010•全球经济:‘后危机’还是‘危机后’”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资本成长论坛(CCGF),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
辨析全球经济危机的当前状态,揭示危机对全球资本市场尤其是中国证券市场的挑战,思考全球经济刺激政策的效能和退出时机,研究中国经济战略调整和经济刺激计划的成效和调整,探讨中国资本成长与实体经济发展相互依存、互相促进的策略,解读2010年中国证券市场的财富效应和机遇,为会议主题。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北京大学公共经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黄恒学、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易宪容等发表主旨演讲。是危机后还是后危机?是严寒还是暖春?学术各家直言其观点。
走出投资冲动的怪圈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以《资产泡沫和投资冲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思考》为题,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存在的一种资产泡沫怪圈导致了美国的次贷危机以及最近的迪拜危机,西方国家还没有从资产泡沫怪圈真正走出来,迪拜危机可能不是最后一轮余波,以后可能还会有余波。2010年至少不会成为走向繁荣的年份,只能说是逐步走出危机阴影的年份。
他说,中国是一个转型发展中国家,在转型发展阶段,地方政府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兴趣小于中央政府,由此产生了中国经济中的怪圈,这个怪圈就是投资冲动怪圈。具体来说是这样的,地方政府为了表现政绩也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为了缓解地方的就业压力,就极力增加投资,促使经济增长,于是就造成了投资膨胀,投资膨胀以后,信贷量就随之扩大了,因为要配套措施,这样一来,不仅全国范围内的投资量剧增,而且造成了新的规模的急剧扩大,产能过剩现象就会出现,通货膨胀也会随之而来。在内需还没有相应扩大的条件下,出口带动经济的作用就越来越明显,对出口的依赖性也就越来越大了,由于发生了产能过剩,同时又出现了通货膨胀,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经济下滑了,就业压力又增大了,不得以又转向刺激经济的做法,由此周而复始,形成了中国投资冲动怪圈。
其实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前,中国经济已经陷入了这种投资冲动的怪圈之中,而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中国经济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投资冲动怪圈的影响就比从前扩大了,加深了。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国哪一环呢,最重要冲击到我们的出口,使出口下降,影响到一批出口企业的生产和消费,从产业链的角度来讲,出口企业它是产业链的最后那一端,但是在产业链上面的企业它们不是出口企业,它们是内销企业,它们是向最后那一端出口企业供应原材料、供应机器设备和零配件,出口企业由于它是产业链条的最后一端,它出了问题就层层影响到上游一些企业,为它服务,为它供应原材料,零配件,机器设备的企业,无疑都受到了影响,不少企业陷入困难之中。产业链是靠资金链维持的,产业链断裂以后,迅速引起了资金链的断裂,流动性过大,一下子就变得流动性不足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资金链断裂或者面临断裂的情况下,每个企业为了自保,他就奉行了现金为王的策略,现金为王就是每个企业都保持超正常的资金储备。流动性不足正是由于企业保留了超正常的资金储备,货币流动速度大大放慢了,这样一下就引起了流动性过大转到流动性不足,这时间很短,转变就实现了,这就增加了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困难。
宏观经济调控中,起作用最大的是政府的投资,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开始见底了,第二季度反弹了,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继续回升,但问题在如果不破除投资冲动怪圈,即使经济增长率保持在8%到9%之间,能不能摆脱这个怪圈,假定摆脱不了这个怪圈,中国经济的继续增长是不是会重蹈覆辙呢?因此,中国当前面临的问题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面临的问题有相似之处,什么是相似之处?二者都有重蹈覆辙的危险,但有区别,中国需要摆脱投资冲动的怪圈,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需要摆脱是资产泡沫怪圈,两个怪圈是不一样的。
摆脱这种怪圈的途径何在?他说,首先我们从理论上讲清楚这个问题,这两种怪圈都受一种理论的影响,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流行西方的货币学派的影响,因为货币学派它论到经济增长过程中,波动过程中,强调的是货币流量分析,货币流量是最重要的。所以货币流量如果大了,流动性大了,于是就开始采取紧缩,货币流动性不足了,又开始执行宽松的政策,这种是有局限性的。为什么?因为与此相应的是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根据流动性偏大还是偏小的理论,由此出发,政府采取措施在货币政策上是总量调控,动不动就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或者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或者提高利率还是降低利率,都是货币流量问题,但是这个是不解决问题的。因为现实经济中的问题,先不谈中国经济在转型发展中,就西方经济,市场经济国家来说,同样结构问题大于总量问题,结构形成的问题大,提高银行准备金率是总量调控,降低利率或者提高利率是总量调控,总量调控是不解决具体问题的,它容易犯一刀切的问题,不根据地区的差别,不根据行业的差别,不根据企业规模的差别,采取一刀切,这就容易造成问题。所以说尽管有货币政策调控,但危机该发生还是会发生的,没有起到作用。这种政策如果调控了,往往容易矫枉过正,一调整过头了,所以西方国家在资产泡沫怪圈中徘徊,中国总在投资冲动怪圈中徘徊。
中国要摆脱投资冲动的怪圈,最重要是通过体制的改革,因为投资冲动怪圈的背后是经济体制的问题。第一,投资决策体制的改革,目前在中国仍然是政府主导型的投资体制,应当转变为市场主导型的投资决策体制。关键在于在投资决策方面,政府愿不愿意让权,放权,还权。第二,行业垄断体制改革,行业垄断在中国经济中往往带有行政垄断的市场,这就阻碍了结构优化,阻碍了企业的公平竞争,而且也容易引起垄断性的行业,或者半垄断性的企业产能过剩,因为产能过剩对它们来说损失仍然是有政府承担的。这样也就可以避免在投资扩大的过程中,因为关键性产品价格上涨而引起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第三,资源价格体制的改革,资源定价的不合理,不仅阻碍了结构调整,而且会浪费资源,结果技术落后的企业不可能被淘汰,技术进步整个会受到阻碍。第四点,民营企业准入政策的落实,非公经济36条尽管已经公布好几年了,但是民营经济准入仍然没有认真落实,应该贯彻非禁即入,法律没有禁止都可以进去,只要法律没有禁止,民营企业都可以进去,进入的门槛要根据行业的不同来制订,门槛应该放低一点,有利于竞争的开展。
中国经济是非均衡经济,非均衡经济的警戒线和理论上均衡经济的警戒线是不一样的,经济上均衡的警戒线是零通货膨胀,根据均衡理论是这样计算。但是中国是非均衡经济,根据中国历年的经验,3%的通货膨胀是可以承受的,而且可以使经济保持比较快的增长,失业问题解决比较好,收入水平上,机制要调整,给最困难的人持平的补贴就行了。假定说3%这个警戒线,那就过了4%我们就开始采取措施,但是过4%以后,难道就只有紧缩一个办法吗?
不是,即使到了4%以后,也不应该采取紧缩的办法,可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松紧搭配,一松一紧,财政政策松一点,货币政策紧一点,松紧搭配的方式,每一个政策当中又分成若干个政策,比如说财政政策,存款准备金等等,没有政策,这个松一点那个紧一点,经济调控是一门艺术,当然它有科学性,但是它是艺术,懂了这个艺术,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在2010年保持顺利的增长。
调整、改革变危机为机遇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2010年,中国经济依然严峻。
他说,狭义金融危机已经结束,中国进入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国际形势,比危机前、危机中都更加严峻,应当做好思想准备,做好政策准备,做好各种各样的企业的战略调整的准备。未来面临非常艰巨的发展模式的创新。2010年,不是简单恢复年,是调整年,关键词就是两个字,调整。
他认为现在的形势比危机前还要严峻,主要有以下三个基本理由:第一,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未来三到五年,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将会持续存在。因为在这一轮危机中,英国、美国、日本、欧洲,解救金融最基本的工具,最重要的武器就是非常宽松的国际货币的发行。大家手拉手一块发货币,欧元就不会对美元升值,彼此之间就能够维系一个微妙的均衡。但是这却造成了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后果。各种各样的热钱或者涌向印度,或者再往中国,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又重新面临升值的压力。这就是第一个难题,在金融危机爆发之中,暂时过去了。第二,全球经济再平衡。不要小看这个说法,这个说法已经获得了全球发达国家的认同,全球的政府共同努力帮助经济再平衡,那就要解决不平衡的问题。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背后是什么呢,是一个更为联动的思潮,那就是西方国家在重新思考全球化。第三,低碳的冲击。到现在证明我们管理体制优越性就靠一条,靠我们GDP增长速度,减排速度。人家说GDP增长速度不足为奇,你能不能在大家公认的全球治理问题上做个表态。中国没有理由做不好,因为减碳问题是需要强有力的政府推动的,他表示他个人的观点,印度根本不行。印度在环境问题上是民主政治,他没有暖气,还穿着短裤,那还愿意减碳吗?中国在减碳问题上进行减碳是有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如果我们处理好,把它作为国策来推,就能够在传统的意识形态里,把中国的传统管理体制树立起来,作为一个全球有普世意义的模式,树立起中国在全世界的尊重大国的国际地位。不管怎么讲,它是一个挑战,它的严峻性我们千万不能低估。
北京大学公共经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黄恒学认为,中国现在面临一个巨大的转折机会,面临着第二次改革开放,第二次大的发展。在经济危机之下,实现中国两个政策转移,以严重依赖外资转向以发展内资为主,现在国内资本没有被利用好。现在需要面对的问题是从以依赖全面引进和利用外资,转向如何开发和利用内资,这个转向能否实现会影响中国经济十年、二十年的发展。以出口导向转向以全面内需导向,中国经济发展最终是中国人受益,中国是最大的市场,所以要以内需为主,全面开拓国内市场,这就需要解决政策法律问题、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一系列的体制,而不简单的是政策资本市场的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认为,2009年,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V字形的走势,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相比货币政策而言,并不够积极。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处于两难的境地,如果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可能助长资产价格上涨,出现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在这种形势下,需要有新的思路。当前中国与其去刺激需求,不如改善供给;与其去振兴产业,不如搞活企业。面对调结构是依靠政府还是依靠市场的问题,他提到,2009年下半年以来,经济企稳以后,结构调整在升温,越来越多的人看到结构调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达成了空前的共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认为,经济的复苏从金融角度来说,需要解决筹集资本的问题。可以考虑的路径之一就是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完善A股,中小板,创业板,代办股份转让,进一步发展草根市场,发展那种最原始状态的一种股权互相交易的市场,满足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筹集资本的需求。他说,在这次危机过程中,金融机构投放了大量的贷款,对于这样一种行为,可以预见的是明年贷款的步调肯定会放缓。中央银行对于货币信贷的增长和收缩来说,它的控制能力非常有限,现在还有一个手段,资本的准备率,可以从监管层面通过要求银行满足某一个资本充足率的标准来对放贷行为实行控制,中国所有的这些银行都是几年上市,筹集了大量的资本,在这个资本的基础上,某一个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下可以大量放款,但是2009年已经做到了极限,2010年必须首先筹集资本。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易宪容提出,面对世界金融危机,在2008年,中国政府采取了比美国还要美国的救市政策。大量的信贷投放使得2009年股市、楼市出现快速增长。2010年股市所面临的风险并不高,随着整个经济的向好,随着股市信心的全面恢复,股市仍然会进一步逐渐上行,股市的上下波动也仍然会有。然而大量的资金不断的流入到房地产市场,面临的情况却有所不同。
易宪容表示,房地产是一个消费市场,没有投资的时候房地产的价格基本上由供求的关系来决定,如果说房地产市场是一个投资市场,这时房地产的价格是由投资者的利息来决定。我国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采取了世界上最优惠的房地产政策,银行的贷款利率很低,优惠政策又很好,投资者就在这样的政策下进入房地产市场,他们一定认为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价格会逐渐飙升,于是蜂拥而入,利用银行的金融杠杆,大量的抢购住房。最后的结果,投资者蜂拥而来,逐渐的把房价推高,这就是今年从4月份后,我国房地产市场发生的一系列不可想象的事。
他表示,高房价和经济通过住房来保证GDP增长平衡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要想把房价压下来,要想将住房作为一个快速增长的主要产业,只有房价全面的调整,只有把住房作为GDP增长的主要目标,才能够让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所以就目前所出台的政策而言,当然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如果现在的租金过分优惠政策没有调整,高房价的调整可能性很小。
还有就是高房价现在已经不是部分城市,而是全国最大多数城市,高房价的城市,在房地产的销售面积和销售总量占到80%以上的比重。80%以上的地方都是高房价,这说明房地产所面临的风险比我们所想到的,估计的要大。 他认为,总体来看,2010年,中国的股市会逐渐上行,中国的GDP增长没有太大问题,中国的CPI不会超过5%。而且在经济的发展这么快,速度这么好的情况下,我国房地产市场全面调整是一个很好的良机。否则每个次贷危机,迪拜的危机也会同样在中国发生。中国政府要谨慎对待才能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著名经济学家、金融学家和资本市场的著名学者云集,判断和分析经济发展过程以及态势,缜密的做好构建中国资本市场成长和刺激经济发展,以及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探讨、解读广大投资者所关心的2010年中国证券市场及资本市场所呈现的财富效应和公众面临的更多的问题。中国资本成长论坛已成为我国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交流平台。
2009年岁末,由北京大学公共经济管理研究中心、中国证券报、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恒屹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以“2010•全球经济:‘后危机’还是‘危机后’”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资本成长论坛(CCGF),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
辨析全球经济危机的当前状态,揭示危机对全球资本市场尤其是中国证券市场的挑战,思考全球经济刺激政策的效能和退出时机,研究中国经济战略调整和经济刺激计划的成效和调整,探讨中国资本成长与实体经济发展相互依存、互相促进的策略,解读2010年中国证券市场的财富效应和机遇,为会议主题。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北京大学公共经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黄恒学、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易宪容等发表主旨演讲。是危机后还是后危机?是严寒还是暖春?学术各家直言其观点。
走出投资冲动的怪圈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以《资产泡沫和投资冲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思考》为题,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存在的一种资产泡沫怪圈导致了美国的次贷危机以及最近的迪拜危机,西方国家还没有从资产泡沫怪圈真正走出来,迪拜危机可能不是最后一轮余波,以后可能还会有余波。2010年至少不会成为走向繁荣的年份,只能说是逐步走出危机阴影的年份。
他说,中国是一个转型发展中国家,在转型发展阶段,地方政府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兴趣小于中央政府,由此产生了中国经济中的怪圈,这个怪圈就是投资冲动怪圈。具体来说是这样的,地方政府为了表现政绩也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为了缓解地方的就业压力,就极力增加投资,促使经济增长,于是就造成了投资膨胀,投资膨胀以后,信贷量就随之扩大了,因为要配套措施,这样一来,不仅全国范围内的投资量剧增,而且造成了新的规模的急剧扩大,产能过剩现象就会出现,通货膨胀也会随之而来。在内需还没有相应扩大的条件下,出口带动经济的作用就越来越明显,对出口的依赖性也就越来越大了,由于发生了产能过剩,同时又出现了通货膨胀,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经济下滑了,就业压力又增大了,不得以又转向刺激经济的做法,由此周而复始,形成了中国投资冲动怪圈。
其实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前,中国经济已经陷入了这种投资冲动的怪圈之中,而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中国经济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投资冲动怪圈的影响就比从前扩大了,加深了。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国哪一环呢,最重要冲击到我们的出口,使出口下降,影响到一批出口企业的生产和消费,从产业链的角度来讲,出口企业它是产业链的最后那一端,但是在产业链上面的企业它们不是出口企业,它们是内销企业,它们是向最后那一端出口企业供应原材料、供应机器设备和零配件,出口企业由于它是产业链条的最后一端,它出了问题就层层影响到上游一些企业,为它服务,为它供应原材料,零配件,机器设备的企业,无疑都受到了影响,不少企业陷入困难之中。产业链是靠资金链维持的,产业链断裂以后,迅速引起了资金链的断裂,流动性过大,一下子就变得流动性不足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资金链断裂或者面临断裂的情况下,每个企业为了自保,他就奉行了现金为王的策略,现金为王就是每个企业都保持超正常的资金储备。流动性不足正是由于企业保留了超正常的资金储备,货币流动速度大大放慢了,这样一下就引起了流动性过大转到流动性不足,这时间很短,转变就实现了,这就增加了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困难。
宏观经济调控中,起作用最大的是政府的投资,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开始见底了,第二季度反弹了,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继续回升,但问题在如果不破除投资冲动怪圈,即使经济增长率保持在8%到9%之间,能不能摆脱这个怪圈,假定摆脱不了这个怪圈,中国经济的继续增长是不是会重蹈覆辙呢?因此,中国当前面临的问题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面临的问题有相似之处,什么是相似之处?二者都有重蹈覆辙的危险,但有区别,中国需要摆脱投资冲动的怪圈,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需要摆脱是资产泡沫怪圈,两个怪圈是不一样的。
摆脱这种怪圈的途径何在?他说,首先我们从理论上讲清楚这个问题,这两种怪圈都受一种理论的影响,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流行西方的货币学派的影响,因为货币学派它论到经济增长过程中,波动过程中,强调的是货币流量分析,货币流量是最重要的。所以货币流量如果大了,流动性大了,于是就开始采取紧缩,货币流动性不足了,又开始执行宽松的政策,这种是有局限性的。为什么?因为与此相应的是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根据流动性偏大还是偏小的理论,由此出发,政府采取措施在货币政策上是总量调控,动不动就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或者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或者提高利率还是降低利率,都是货币流量问题,但是这个是不解决问题的。因为现实经济中的问题,先不谈中国经济在转型发展中,就西方经济,市场经济国家来说,同样结构问题大于总量问题,结构形成的问题大,提高银行准备金率是总量调控,降低利率或者提高利率是总量调控,总量调控是不解决具体问题的,它容易犯一刀切的问题,不根据地区的差别,不根据行业的差别,不根据企业规模的差别,采取一刀切,这就容易造成问题。所以说尽管有货币政策调控,但危机该发生还是会发生的,没有起到作用。这种政策如果调控了,往往容易矫枉过正,一调整过头了,所以西方国家在资产泡沫怪圈中徘徊,中国总在投资冲动怪圈中徘徊。
中国要摆脱投资冲动的怪圈,最重要是通过体制的改革,因为投资冲动怪圈的背后是经济体制的问题。第一,投资决策体制的改革,目前在中国仍然是政府主导型的投资体制,应当转变为市场主导型的投资决策体制。关键在于在投资决策方面,政府愿不愿意让权,放权,还权。第二,行业垄断体制改革,行业垄断在中国经济中往往带有行政垄断的市场,这就阻碍了结构优化,阻碍了企业的公平竞争,而且也容易引起垄断性的行业,或者半垄断性的企业产能过剩,因为产能过剩对它们来说损失仍然是有政府承担的。这样也就可以避免在投资扩大的过程中,因为关键性产品价格上涨而引起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第三,资源价格体制的改革,资源定价的不合理,不仅阻碍了结构调整,而且会浪费资源,结果技术落后的企业不可能被淘汰,技术进步整个会受到阻碍。第四点,民营企业准入政策的落实,非公经济36条尽管已经公布好几年了,但是民营经济准入仍然没有认真落实,应该贯彻非禁即入,法律没有禁止都可以进去,只要法律没有禁止,民营企业都可以进去,进入的门槛要根据行业的不同来制订,门槛应该放低一点,有利于竞争的开展。
中国经济是非均衡经济,非均衡经济的警戒线和理论上均衡经济的警戒线是不一样的,经济上均衡的警戒线是零通货膨胀,根据均衡理论是这样计算。但是中国是非均衡经济,根据中国历年的经验,3%的通货膨胀是可以承受的,而且可以使经济保持比较快的增长,失业问题解决比较好,收入水平上,机制要调整,给最困难的人持平的补贴就行了。假定说3%这个警戒线,那就过了4%我们就开始采取措施,但是过4%以后,难道就只有紧缩一个办法吗?
不是,即使到了4%以后,也不应该采取紧缩的办法,可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松紧搭配,一松一紧,财政政策松一点,货币政策紧一点,松紧搭配的方式,每一个政策当中又分成若干个政策,比如说财政政策,存款准备金等等,没有政策,这个松一点那个紧一点,经济调控是一门艺术,当然它有科学性,但是它是艺术,懂了这个艺术,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在2010年保持顺利的增长。
调整、改革变危机为机遇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2010年,中国经济依然严峻。
他说,狭义金融危机已经结束,中国进入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国际形势,比危机前、危机中都更加严峻,应当做好思想准备,做好政策准备,做好各种各样的企业的战略调整的准备。未来面临非常艰巨的发展模式的创新。2010年,不是简单恢复年,是调整年,关键词就是两个字,调整。
他认为现在的形势比危机前还要严峻,主要有以下三个基本理由:第一,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未来三到五年,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将会持续存在。因为在这一轮危机中,英国、美国、日本、欧洲,解救金融最基本的工具,最重要的武器就是非常宽松的国际货币的发行。大家手拉手一块发货币,欧元就不会对美元升值,彼此之间就能够维系一个微妙的均衡。但是这却造成了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后果。各种各样的热钱或者涌向印度,或者再往中国,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又重新面临升值的压力。这就是第一个难题,在金融危机爆发之中,暂时过去了。第二,全球经济再平衡。不要小看这个说法,这个说法已经获得了全球发达国家的认同,全球的政府共同努力帮助经济再平衡,那就要解决不平衡的问题。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背后是什么呢,是一个更为联动的思潮,那就是西方国家在重新思考全球化。第三,低碳的冲击。到现在证明我们管理体制优越性就靠一条,靠我们GDP增长速度,减排速度。人家说GDP增长速度不足为奇,你能不能在大家公认的全球治理问题上做个表态。中国没有理由做不好,因为减碳问题是需要强有力的政府推动的,他表示他个人的观点,印度根本不行。印度在环境问题上是民主政治,他没有暖气,还穿着短裤,那还愿意减碳吗?中国在减碳问题上进行减碳是有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如果我们处理好,把它作为国策来推,就能够在传统的意识形态里,把中国的传统管理体制树立起来,作为一个全球有普世意义的模式,树立起中国在全世界的尊重大国的国际地位。不管怎么讲,它是一个挑战,它的严峻性我们千万不能低估。
北京大学公共经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黄恒学认为,中国现在面临一个巨大的转折机会,面临着第二次改革开放,第二次大的发展。在经济危机之下,实现中国两个政策转移,以严重依赖外资转向以发展内资为主,现在国内资本没有被利用好。现在需要面对的问题是从以依赖全面引进和利用外资,转向如何开发和利用内资,这个转向能否实现会影响中国经济十年、二十年的发展。以出口导向转向以全面内需导向,中国经济发展最终是中国人受益,中国是最大的市场,所以要以内需为主,全面开拓国内市场,这就需要解决政策法律问题、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一系列的体制,而不简单的是政策资本市场的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认为,2009年,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V字形的走势,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相比货币政策而言,并不够积极。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处于两难的境地,如果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可能助长资产价格上涨,出现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在这种形势下,需要有新的思路。当前中国与其去刺激需求,不如改善供给;与其去振兴产业,不如搞活企业。面对调结构是依靠政府还是依靠市场的问题,他提到,2009年下半年以来,经济企稳以后,结构调整在升温,越来越多的人看到结构调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达成了空前的共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认为,经济的复苏从金融角度来说,需要解决筹集资本的问题。可以考虑的路径之一就是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完善A股,中小板,创业板,代办股份转让,进一步发展草根市场,发展那种最原始状态的一种股权互相交易的市场,满足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筹集资本的需求。他说,在这次危机过程中,金融机构投放了大量的贷款,对于这样一种行为,可以预见的是明年贷款的步调肯定会放缓。中央银行对于货币信贷的增长和收缩来说,它的控制能力非常有限,现在还有一个手段,资本的准备率,可以从监管层面通过要求银行满足某一个资本充足率的标准来对放贷行为实行控制,中国所有的这些银行都是几年上市,筹集了大量的资本,在这个资本的基础上,某一个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下可以大量放款,但是2009年已经做到了极限,2010年必须首先筹集资本。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易宪容提出,面对世界金融危机,在2008年,中国政府采取了比美国还要美国的救市政策。大量的信贷投放使得2009年股市、楼市出现快速增长。2010年股市所面临的风险并不高,随着整个经济的向好,随着股市信心的全面恢复,股市仍然会进一步逐渐上行,股市的上下波动也仍然会有。然而大量的资金不断的流入到房地产市场,面临的情况却有所不同。
易宪容表示,房地产是一个消费市场,没有投资的时候房地产的价格基本上由供求的关系来决定,如果说房地产市场是一个投资市场,这时房地产的价格是由投资者的利息来决定。我国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采取了世界上最优惠的房地产政策,银行的贷款利率很低,优惠政策又很好,投资者就在这样的政策下进入房地产市场,他们一定认为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价格会逐渐飙升,于是蜂拥而入,利用银行的金融杠杆,大量的抢购住房。最后的结果,投资者蜂拥而来,逐渐的把房价推高,这就是今年从4月份后,我国房地产市场发生的一系列不可想象的事。
他表示,高房价和经济通过住房来保证GDP增长平衡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要想把房价压下来,要想将住房作为一个快速增长的主要产业,只有房价全面的调整,只有把住房作为GDP增长的主要目标,才能够让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所以就目前所出台的政策而言,当然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如果现在的租金过分优惠政策没有调整,高房价的调整可能性很小。
还有就是高房价现在已经不是部分城市,而是全国最大多数城市,高房价的城市,在房地产的销售面积和销售总量占到80%以上的比重。80%以上的地方都是高房价,这说明房地产所面临的风险比我们所想到的,估计的要大。 他认为,总体来看,2010年,中国的股市会逐渐上行,中国的GDP增长没有太大问题,中国的CPI不会超过5%。而且在经济的发展这么快,速度这么好的情况下,我国房地产市场全面调整是一个很好的良机。否则每个次贷危机,迪拜的危机也会同样在中国发生。中国政府要谨慎对待才能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著名经济学家、金融学家和资本市场的著名学者云集,判断和分析经济发展过程以及态势,缜密的做好构建中国资本市场成长和刺激经济发展,以及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探讨、解读广大投资者所关心的2010年中国证券市场及资本市场所呈现的财富效应和公众面临的更多的问题。中国资本成长论坛已成为我国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交流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