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上演是宿命,抑或是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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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离—— 狂燥的追寻
  《厨房》在开篇时写道“厨房是一个女人的出发点和停泊地”,对这一句的解读,众多研究者将之归纳为女人的宿命。诚然,在传统文化的桎梏下,中国古代妇女们确背负了历史宿命的重压。鲁迅先生对此也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无论守寡的单四嫂子(《明天》),抑或再嫁的祥林嫂(《祝福》),甚至是表面看来颇具反抗精神的爱姑(《离婚》),如鲁迅先生所说:“古代的社会,女子多当做男人的物品,或杀或吃都无不可。男人死后,和他喜欢的宝贝,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无不可。”
  由此看来,在那个时代,女性不要说争取经济的独立,地位的平等,连自主的人格都是不具备的,仅仅作为物的存在依附于男性。然而我们看徐坤在《厨房》中对女主人公枝子的介绍,说她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女才子”,则说明她是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保障自身经济独立的能力的。她的婚姻生活却淹没了她的才华:
  “她受够了!实在是受够了!她受够了简单乏味的婚姻生活。她受够了家里毫无新意的厨房。……她绝不甘心做一辈子的灶下碑。无论如何她得冲出家门,她得向那冥想当中的新生活奔跑。”
  从这一段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枝子当初想要逃离的心情是多么的迫切!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女才子,在真正踏入这个社会生活之前必定是有着自己对未来生活的构想的。这种构想自然会包括事业和婚姻,显然女主人公在对这两方面进行选择时向婚姻这一边做了倾斜,然而最后她却“受够了”。而这样的“受够了”只是一个年轻女性对完满婚姻生活的不成熟的幻想在遭遇了两性双方在实际婚姻生活中必然会出现的种种矛盾,是在理想得不到现实的满足时所迸发出的强烈的反弹性心理。然而枝子似乎没有正视这种矛盾,没有更成熟的思考更好地处理这种矛盾的办法,以为只有“逃离围城”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
  枝子为何会有这样的困惑?就在于她对自己的定位不准确。在她的幻想中,婚姻生活必定是有着足以让她放弃自己的才华而甘心进入厨房的魅力。仅凭那丝幻想,她陷入了锅碗瓢盆油盐酱醋之中,渐渐的,她便将对自己现在的婚姻生活的理解概括为一个词--灶下婢了,她再也不能忍受这样的生活方式,所以“她得冲出家门,她得向那冥想中的新生活奔跑。”然而这样的奔跑是否就能真正解决她的生活困境,她没有做过多的思考,“义无反顾,抛雏别夫,逃离围城,走了。” 决绝如战场前驱的勇士。
  回归——草率的抉择
  我们将枝子的逃离厨房理解为自我定位的不准确,那么当她走出厨房,并且取得了事业上的巨大成功之后,却不由自主地怀念那个遥远的家中厨房,并最终回来了,心甘情愿,毫无顾虑。是否就能说明她已经成长和成熟起来,对自己的处境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了呢?
  康德认为女性对于自己魅力的权威非常之有把握,就会回答说:“即使是你们内心里并不高度评价我们,我们也要迫使你不得不爱我们。”然而枝子却似乎并未认识到这点,她费尽心力拼搏摔打,将早年柔弱、驯顺、缺乏主见的自己磨成了商界里远近闻名的一名新秀,然后又发现这同样不是她所向往的生活。她忍受不了外面酒桌应酬的虚伪与污浊,离家的失落与痛苦使她疲惫不堪。此刻的她宁愿整天整天的待在厨房,摸摸这儿,碰碰那儿,也不会觉得是在浪费光阴。
  这样的心理与她逃离之前对厨房那种厌恶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反差,在处理家庭与社会的关系时,往往使生活因失衡而始终不能尽如人意。然而女性的解放应该是使得女人能够本着以自身性情的发展,追求自由独立的生活状态,摆脱传统预设的伦理禁锢的原则进行自主选择,因为我们的生活总是包含家庭和社会两个方面的,缺失其中任何一种都是不完整的,那么我们在兼顾双方时必然有所舍弃,而非落入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陷阱中。
  枝子在经历从家庭逃向社会的这一过程时就是如此,她并没有得到在逃离前所幻想的新生活的乐趣,也没有思考这其中的缘由,又试图展开一次新的逃亡。其迫切的心情也一如前次,单纯地认为仅凭这一次精心策划的生日晚宴就能够为自己的爱情找到依靠,却没有注意到那个思想中仅剩功利与虚无的男人从心底里就抵制为这个厨房安排一个女主人。当最后那一袋垃圾还紧紧提在女人手里时,她再次陷入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所带来的困惑之中。
  女人不应该守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只将厨房作为自己的生活中心,抛弃追求自己社会价值的权利。也不应该为了反叛而反叛,陷入了一种狂躁和虚无的挣脱中,失掉了自身宝贵的个体性情。在处理两性关系的时候,应该把握性别差异的特性,顺着天性去发展,各司其职。在扮演社会角色时,充分发挥各自的性别优势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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